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战略领导

陈  晋

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近代以后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历次战争相比，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不分党派政见，团结对外 ；二是不分军队百姓，全民参与 ；三是不分国内国际，相互影响。这种局面，要求抗日战争必须有全局和局部相结合的战略领导 ；要维持和发展这样的抗战局面，更需要正确的战略领导。

所谓战略领导，简言之，就是立足于全局，对抗战的进程和方式做出高人一筹的预见、谋画、部署和推进。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实施了正确的战略领导，可谓是居窑洞之侧，观天下之变，谋战略之策，指抗战之路，取胜利之势，实际担负起了他自己在战前说的“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责。

一、统一战线：维系之难

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谋划抗日战争一切战略的根本依据和政治基础。在毛泽东看来，它本身就是争取和保证抗战胜利的政治大战略。1935年底，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定位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他经常用“政策”、“方针”、“原则”、“法宝”和“战略”这样一些概念来定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于战略定位，他是这样解释的：“从规定革命力量的相当布置计划，决定无产阶级的主要打击方向这一点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它规定战略任务，调动同盟军。”从“策略”上升到“战略”，一字之差，彰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大敌当前，民众呼吁，组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战一战线，势成必然。最难也最为关键的是，随着战局变化，在极端复杂的政治形势、异常诡谲的战争环境下，这个政治大战略怎样才能维系和巩固。

对这个棘手的难题，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前，似乎就有预感。1937年6月23日，他回答来访者的提问时明确讲：统一战线将呈现出一些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的详细情况，我们是难以预料的。统一战线的前途还会受到发生在国际舞台上的外部事件的影响。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最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估计：在将要到来的相持阶段，有可能出现如下三种情况：大部抗战、小部投降 ；大部投降、小部抗战 ；由小部再到大部的抗战。汪精卫集团的选择，印证了第一种情况中的“小部投降”。与此同时，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手段(如日方实施的寄予厚望的“桐工作”计划)，英美对日本实行袖手旁观的“绥靖”政策，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本来就深怀敌视和畏惧，于相持阶段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在国内外局势发生如此深刻变化的情况下，能不能和怎样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战略领导的头等大事，考验着战略领导者的智慧。

应对此番复杂局面，毛泽东高举的旗帜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设定的目标是，“我们要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 ；我方的根本原则是，“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 ；同顽固派的斗争策略是，“有理、有利、有节”，“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裂统一战线之口实”。皖南事变死伤那么多人，中国共产党的反击措施也只是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中国共产党尽了最大的努力和忍让，维持住了“磨而不裂”的局面。从战略领导角度讲，这就叫着战略定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政治大战略终究坚持下来，从而巩固了进步力量，拉住了中间势力，限制了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的一些消极和错误的政策。比如，蒋介石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说，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局面，这就意味着默认日本对东北、华北的侵占。毛泽东当时就顶了回去，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的口号是打到鸭绿江，收复一切失地”。由于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大的趋势上看，整个抗战不是按国民党的方针进行下去的，而是靠中国共产党的一套战略设想和方针政策才坚持到底的。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个定位,不仅指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力量在战场上抗击日伪军的实际作用，和对人民的有效动员，也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质量和战略领导地位。

二、持久战争：分析之透

国共双方早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前，都明确意识到抗日战争不可避免的是一场持久战争。毛泽东1936年7月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曾谈到持久抗战的诸多方针。明确把持久战作为抗日战争的总战略通令全国，是国民政府1937年8月召开的国防会议。与会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等还向会议提交了《确定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现在的问题是，确认这个背景，是不是就意味着要重新估量毛泽东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对抗战全局所发挥的战略指导作用呢?懂得历史的人，大抵不会这样做。

抗战初期，领导层虽然明确要持久作战，但因缺少科学论述和有效宣传，在打了10个月左右的时候，社会上对抗战前途依然莫衷一是。当时，一方面是日本军队节节取胜的进攻，一方面是全国军民慷慨奋起的抵抗，由此形成两种事实上已经影响持久战总战略的时流，这就是“亡国论”和“速胜论”。廓清迷雾，批驳这两种时流，全面阐述敌我双方力量消长的可能性和应该使用的战略战术，清晰而完整地描绘这场持久战争的大致进程，成为实施战略领导的当务之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发表在这个关键节点上，而且是唯一一部全面论述持久战的论著。即使如此，要让人们真正理解和坚持持久战总战略，仍非一蹴而就。一年后，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我手边收集了不少材料，撰写一篇纪念抗战两周年的论文，借以答复自《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出版以来从某些方面发出的责难、挑战和质疑，名之曰《再论持久战》。”《再论持久战》后来没有写成，但毛泽东想再做此事，不仅说明实施持久战和进行战略领导之重要和艰难，也意味着他对这个问题思考之深入，在当时确实无出其右。

什么是持久战，持久战的战争形态是什么，怎样才能坚持持久战，靠谁才能打赢持久战，这些问题，在当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国民党方面把持久战定名为“持久消耗”，论证逻辑也比较简单，即日方利在速战，我方应谋长期之抵抗，以待国际之变化及敌国自身之崩溃。具体打法是层层布防，第一线部队不行了，再上第二、第三线的部队去补充。毛泽东的论述，不仅指明了战争形态、战争进程、战略方针和战争结果，而且涉及军事与政治、战争与人民、中国与外国诸方面的战略论断，从而使持久战战略具有了操作性和说服力，标志着持久战从粗糙的战略构想，成为了可以实际运用的抗日战争指导理论。

作为战略领导者，毛泽东论述持久战最重要的贡献，是明确提出和深入分析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多数人包括蒋介石在内没有细想过的。国民党方面的持久消耗战略只有战略退却(守势)和战略反攻，没有中间相持变化，主要是等待英美等大国的参战带来形势逆转。毛泽东认为，相持阶段是整场战争的过渡阶段，“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他还讲，相持阶段是转变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战略相持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这个论断，是持久战战略理论最精彩之处。如果说，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在相持阶段虽然也打了几次保卫战，但基本的想法是“待”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和做法则都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熬”。正是靠这个“熬”字，中国人民坚持了持久战总战略，展示了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勇气，实现了敌我力量的相互转化。

值得一提的是，从1935年提出持久战到1938年，毛泽东没有说过这场战争要打多久。1939年7月，他第一次作出预见：“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能胜利的道理。”在这以后，除了受苏联1942年打败德国这个口号的鼓舞，毛泽东乐观估计过1943年打败日本外，其他时间都坚持抗战时间在八年左右。比如，1943年3月，他预测整个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还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这个预测基本符合后来的战争进程，属于毛泽东进行战略领导的应有之义。

三、敌后战场：布局之奇

开辟敌后战场，是毛泽东在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便确定的一个战略布局。这个布局，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如何坚持抗战，实现战略展开的根本方向。

所谓抗战，自然是敌人往哪里进攻，就在哪里抗击 ；阻击不了，便是退守。这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不言自明的战略布局。事实上，全民族抗战开始前，蒋介石即明确将逐步退守至黄河以南，粤汉线以西。这个战略布局，意味着华北、江南等广大国土将成为日军的后方基地。

毛泽东正是在这个看起来顺理成章的战略布局之外，发现了一片新天地。对进入战场时只有5万余兵力的八路军、新四军来说，如果不合理布局，非但不能发挥作用，而且会“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作为战略领导者，毛泽东谋划的新的战略方向是，向日军进攻的相反方向挺进，到敌后去开辟抗日根据地。这一全新的战略布局后来被概括为“敌进我进”。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在国民党军队基本丧失在华北抗击的决心和能力时，毛泽东明确要求八路军“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于是，八路军分兵向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区域挺进，并向外辐射，先后在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山东等地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对组建不久的新四军，毛泽东的部署是：“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此后又明确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布局。

战略布局如同一盘诡异多变的棋局。毛泽东之所以能打破常规做出新的战略布局，是因为他拥有这样的战略思维：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部中国 ；在敌后，看起来是日军围困我们，但我们建立的一块块根据地，就像下围棋做活的“眼”，反过来又围困着敌军。奥妙似乎一点就通，但占据谋划先机并不容易，把谋划落实成功就更难了。国民党曾邀请叶剑英等中共将领到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上讲课，也曾在敌后地区留置数十万兵力，但他们无法承受日军进攻和艰苦环境的煎熬，到1943年，除少量部队继续坚持外，基本上烟消云散。

反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广阔的敌占区开辟出18块根据地，创造出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同时并存，内线外线支撑配合的战略新格局。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最多时将其在华兵力的75%(不含关东军部队)和几乎全部伪军，投入敌后战场，进而使敌后战场上升为主战场。这就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盘活了中国抗战的大棋局。

四、游击战略：运用之功

开辟敌后战场这个战略布局，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运用游击作战的战略密切相关。在敌后作战，不可能摆开架势，集中本来有限的兵力去打阵地战、运动战。在八路军开赴战场前，毛泽东几次提出要把过去国内战争的正规战、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游击战，利用自己发动群众的特长和有利的地形，同敌人周旋。对此战略转变，意见并不统一。八路军开赴战场后，毛泽东又连续给前线发电报提醒，要以最大决心实现向抗日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因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1938年，他根据局势的变化，在《论持久战》中明确地把八路军的作战方针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后来把他的战法精髓概括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明显是立足于游击战争的经验。实践证明，没有游击战，就没有敌后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扩大。

没有游击战也不会有持久战。毛泽东在1938年5月同时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不是偶然的。两篇论著的观点相互支撑，互为印证，说明毛泽东一开始就是把游击战作为指导抗战全局的战略来定位的。日本研究战略理论的学者把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说成是“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这个理解，点出了游击战和持久战二者关系的要髓。敌后根据地因地制宜创造的破袭战、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各种游击战形式，既动员和依靠了人民，又寻得了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持久坚持下来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始终坚持游击战，在当时并不很容易。且不说领导正面战场的国民党方面视之为可有可无的辅助形式，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开始时前方的不少将领也比较倾向于打运动战，党内领导层也有人不接受这种作战形式。比如，胡绳曾回忆，1938年在武汉亲耳听博古在一个会上讲：你们不要相信游击战，我们是靠游击战起家的，但靠这个不能打胜日本。正是有这样的背景，朱德后来曾说到，“洛川会议，毛主席主张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以游击战争为主……在抗战中，我们的军队都有很大发展，这是由于毛主席抓得紧，我们有些错误，得到了及时纠正，这才使部队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当然，抗日战场的战争形式主要的还是运动战，因为它具有解决战争命运的作用。对此，毛泽东也是一再申明的。但他异于其他战略领导者的突出贡献是，明确提出游击战虽然是辅助的，但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却发挥着关键的枢纽作用。1938年春，他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对书中提到在两种实在可能性中进行选择时，要抓住能影响事物发展过程的枢纽一段，批注道：“西安事变时抓两党合作，七七事变后抓住游击战争。”可见，他是将游击战作为影响抗战全局进程的枢纽来把握、坚持和运用的。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战看起来是辅助的，但打到一定程度，随着兵力的增强和作战方式的逐渐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运动战了”，不可避免地“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游击战作为影响全局的战略地位，便这样树立起来。对此，日军大本营的一位参谋军官深有体会，他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

毫无疑问，开辟敌后战场，运用游击战略，是创新中国抗局面，改变中国抗战进程的关键两招。

五、国际战局：预见之切

毛泽东一开始就是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到整个世界格局变化中，放到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目标中，来进行战略思考和战略设计的。

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作出几个战略预见：一，日本帝国主义“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二，中国和上述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三，“日本有它潜在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

这些预见，内容毫不含糊，却都一一应验。作为战略领导者，毛泽东作出这些预见，目的是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早些建立。为推进这个战略目标，他跟进研判国际战局，及时作出更为具体的判断，以引导人们掌握中国抗战的主动权。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1942年12月8日(中国时间，下同)太平洋战争爆发，是国际战局影响中国抗战的两个关键环节。在这两大关键环节上，毛泽东作出的几个战略性判断，在战略领导上都占了先机，对克服和反对党内外滋生的抗战悲观情绪，提升抗战胜利的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德战争谁胜谁败?苏德战争爆发第六天，正是苏联红军节节败退之时，毛泽东让胡乔木为《解放日报》写一篇《苏必胜，德必败》的社论，并谈了四个方面的原因，当场要胡乔木写完后，稍作修改便送《解放日报》发表了。1942年夏天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在8、9月间攻势迅猛，到10月上旬，攻势稍稍减弱，毛泽东即敏锐预见，双方攻防地位开始发生变化，随即连发三篇文章论述苏德战争出现转折点。10月12日写的社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明确讲：斯大林一役，是希特勒“灭亡的决定点”。这时，许多人还持观望态度，觉得不大可能。结果，到11月19日，苏联红军对德开始发动凌厉反攻。从此，德军开始转入防御。

——德国入侵苏联后，日本将实施南进还是北进?当时，德国催促日本早些出兵北进，夹击苏联。苏联和英美两国以及国民党，均判断日本可能北进。斯大林担心两面作战，一再要求八路军对华北日军发动攻击，以拖住日本。蒋介石甚至判断日本会在1941年8月以前进攻苏联，还构想了一个“三北”方略，即日本军队、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三家北进，借此把战火引向苏联，乘机扩大国民党占领区域。毛泽东的判断没有被这种时流牵着走。他认为，日本下决心北进尚需两个条件：一是德军在苏德战场上迅速取胜，苏联列宁格勒、莫斯科两城不守 ；二是日美矛盾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7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的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10月2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日本有北进的危险，但尚未与英、美妥协还不敢北进 ；南下可能性较大”。当天又致电周恩来：“国民党正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后来的战局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他没有按斯大林要求让八路军展开大规模进攻行动，与日本不会冒然北进这个战略预见有关。

——怎样评估苏德战争爆发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进程?对此，毛泽东在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写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明确提出，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人们联合起来，组织国际统一战线。7月，英国与苏联决定对德作战采取联合行动，毛泽东随即判断：“英苏协定将成为世界政治的枢纽，美国在政治上只能跟着这条路线走”。果然，苏美英三国于9月在莫斯科宣告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采取共同行动。12月8日、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和第二天，毛泽东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国际局势，提出全世界划分为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提出“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时机已经成熟。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至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怎样评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的用兵战略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四个预见：一，日本将在近期内占领东南亚大部分地区 ；二，英美的总方针可能集中先打败德国，两三年后才会同日本决战(即“先欧后亚”) ；三，欧洲有建立第二个战场的可能 ；四，日本在中国将无大举增兵之可能，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国内外战局的发展，完全符合毛泽东这四个预见。

六、战略领导：启示之深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系列战略预见、判断、构想、部署和推进，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史上实施战略领导的成功典例，给我们留下很多启示。这里谈三个体会。

第一，战略领导要有“战略空气”。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重视并且能够正确实施战略领导，与当时党内特别提倡涵养“战略空气”有关。1936年渡河东征回到陕北后，中央便委托毛泽东研究战略问题。这年12月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深入总结了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战略的成败得失，为在抗日战争新局面中进行战略领导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这部论著还提升了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水平，强化了他实施战略领导的思想自觉。比如他在这篇论著中强调，“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在全民族抗战到来之前，便如此明确和强烈地提倡战略领导，进而营造“战略空气”的领导人，确属罕见。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党内外对抗日战略莫衷一是，存在分歧，理清战略思路迫在眉睫。毛泽东这期间读了不少哲学书籍和军事著作，还多次召集座谈会，决心“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与此同时，他在党内反复讲，要“讲大局大兵团的战略。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地安置小东西。”“我们提倡战略思想”，“提高战略空气”，“没有战略，战术也一定谈不好”。为此，中央组织部专门成立了抗日战争研究会，党内其他领导人张闻天、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都发表了有关抗日战争战略问题的文章或演讲。“战略空气”的空前聚集，是提升中国共产党战略领导水平的基础。

第二，战略领导要突出解决现实矛盾问题。

战略领导不是简单地着眼于长远和未来，着眼于全局和大势，而应该着重发现、分析、解决未来和全局中的主要矛盾问题。没有矛盾思维和问题意识，作出的构想、判断和预见，很可能是工作计划的罗列，而不是战略。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是从分析解决矛盾问题开始的 ；他作出的战略论断，是从矛盾双方的关系中得出来的。要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政治大战略，就离不开对国共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错综复杂关系的分析 ；要部署敌后开辟的战略布局和游击作战方式，就离不开对敌强我弱、包围和反包围这些矛盾转化的深刻认识 ；预见国际战局变化趋势，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就离不开对苏、美、英、德、日这些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力量转化的洞见掌握。最有意思的是《论持久战》，开篇便连续提出七个问题：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毛泽东从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全部基本特点入手，从政治、经济、人力、物力等方面回答了上述问题，由此论述的持久战，才可能是反映抗日战争规律的总战略。

第三，战略领导要有“以我为主”的立场。

对战略目标的期待决定着看待事物发展的立场，立场常常会影响战略判断，战略判断制约着处理大事件的方针政策，具体办法则总是跟着方针来的。这就是战略领导的内在逻辑链条。在这个链条上，立场最为重要。战略领导总是“以我为主”，立足于解决自己而非他人面临的矛盾问题，争取使自己而非他人在诡异多变的复杂局面中掌握主动权。毛泽东在促成和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始终强调抓住领导权，强调独立自主，原因就在这里。他论述持久战，贯穿始终的目的就一个：中国为什么能够胜利和怎样才能取得胜利。他部署开辟敌后和游击作战方式，立足点是根据我军的数量和特点，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因而不主张像国民党军队那样去跟日军打运动战，拼消耗。即使对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战局演变趋势作出预见，毛泽东也始终是以打好中国战场为主，明确讲“无论日本北进南进，其对华侵略决不放松，此点我们应加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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