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学：陈赓大将的儿子认为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哺育了他父亲。毛主席在党内从不被认可，到认可，直到被拥戴为无可替代的领袖，不是偶然的。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做法，他的道器变通，的的确确哺育了一大批像陈赓这样的牛人。毛主席的高明之处，在于始终相信群众。跟着他一起相信群众的牛人，很多都成了伟人，这批伟人在毛主席领导下，展开了波澜壮阔的道器变通。今天吴仁宝这批红色企业家，继承了陈永贵的创业创新精神，成就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成果，也成了新一代伟人。

　　

　　国庆十周年时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领导与将帅合影

　　

一、《毛主席是领导伟人造就伟人的伟人：有感于抗美援朝的胜利 》

 

　　李克勤(jixuie)题记：抗美援朝和朝鲜战争是两个概念，60年前朝鲜停战协定意味着朝鲜战争开始正式停战，但那却意味着毛主席指挥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完成了历史使命。抗美援朝被称作新中国的立国之战，我们打败了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打出了军威国威，这也是一个产生英雄的过程，也是一个造就伟人的过程，而这一切的最高统帅，最高领袖，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一个领导伟人，造就伟人的伟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军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一直打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毛主席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

　　必须指出的是，也只有毛主席才有这样的勇气，作出了谁也不敢作出的决定。

　　然而，一旦毛主席力排众议，果敢作出决定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就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共识的行动。

　　

　　当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协定正式签署时，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通过5次战役，让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尝到了我军的厉害，不得不和我们谈判停火。

　　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赵南起将军指出：“历史已经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所作出的抗美援朝战争决策无比正确。在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战争中，志愿军共歼敌71.8万余人，加上朝鲜人民军的战绩，中朝军队在朝鲜战场共歼敌109万余人，志愿军自身伤亡36万余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不仅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维护了东方和世界和平，打出了国威、军威，彻底粉碎了美国扩大侵略进而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阴谋，极大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全面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民族自尊心空前高涨，民族团结空前巩固。从此，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真正成为任何人都不敢小觑的重要政治和军事大国。正如毛泽东主席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经验时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很多、很大，但我始终认为，这一条最深刻、最伟大。”

　　赵将军这段话的末尾最关键，那是在说，经过抗美援朝的洗礼，中国人民不仅在国内站立起来，而且已经具备了抗击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的能力。

　　这样的人民，有一大批像彭德怀、陈赓、杨勇、杨得志、邓华、韩先楚等一批伟大的将帅，有一大批像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教的伟大战士，还有像魏巍这样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经典作品的伟大的军旅作家，还有像黄继光的母亲这样一大批伟大的母亲，一大批伟大的支前模范，等等，各行各业都产生了英雄，那是一个产生英雄的时代，是一个造就伟人的时代。

　　可是，一旦追根朔源，人们不得不说那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那就是毛泽东文化。

　　所以，一直到今天，美国军队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

　　中国军队能搞非毛化吗?

　　彭德怀伟大，周总理伟大，只能说明他们的领导毛主席更伟大，难道不是吗?

　　难道毛主席是领导伟人，造就伟人的伟人，这句话有错吗?

　　

二、《高人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毛泽东周恩来》

 

　　李克勤(jixuie)题记：毛泽东与周恩来，可以说是我党最重要的两位领袖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同志关系，在组织上又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位高人为什么就能够那么好的合作，而始终没有出现历史上很多高人之间互相瞧不起的局面呢?

　　

　　在中南海怀仁堂(1953年)

　　高人一般是指思想行为高尚，言论行动高明的人。毫无疑问，毛泽东周恩来都是高人。

　　高人之间作为直接的领导者，或者被领导者，往往会有很大问题。时至今日，在社会上依然司空见惯。为此，有必要研究解决办法。

　　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方面当然是典范。

　　尽管党的一大，周恩来没有参加，毛泽东是中央委员，但是毛泽东没有领导过周恩来，中央苏区建立时，周恩来是毛泽东的领导。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周恩来的领导，这种情况直到1976年两位高人去世。

　　第一，毛泽东周恩来都有极高的共产主义觉悟，这是他们思想行为高尚的根本前提条件。

　　自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就义无反顾将自己的一切投入到革命工作中，也就没有个人的私心杂念。无私，也就无畏，当然对于个人的利害得失，也就不会有什么计较了。

　　这就是“在思想上入党”的含义。共产党不是培养当官做老爷的，而是干革命的，革命就是从革自己私心杂念的命开始的。

　　第二，他们都善于区分思想政治意识，与组织工作的关系。这是他们言论行动的明智之举。

　　思想政治意识的要求是服从真理，而不是服从领导，这是“吾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必然表现。

　　而组织上则必须服从领导，这是原则。

　　在中央苏区时，周恩来组织上是领导，而毛泽东则在思想政治上代表着真理。从电视剧《红色摇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经历了一个不轻松的服从真理的过程。

　　而毛泽东则经历了他一生最痛苦的近乎是炼狱的过程，他承受的心理压力，就连他这样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都病倒几次。

　　可是，面对上级的错误决策，他始终没有突破“组织上服从”这个原则半步。

　　这两位高人在那个红色摇篮里，因为痛苦，因为承受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而无怨无悔，没有丝毫的怨天尤人，完全将个人的私利置之度外，一切以党的利益为前提，这种高风亮节，全党全军都看在眼里，他们两人互相之间，更是心知肚明。

　　这就为遵义会议后，全党确立正确的路线后，他们两位高人精诚团结，互相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基础是在共同的信仰、理想指引下，发自内心的的互相认同，互相信任，互相支持，这就是真正的革命同志的应有之义。

　　他们是真正懂得革命人的含义的人，他们是那种对道有着非同一般感悟力的革命人，他们作为高人的高，从共性上讲，也正好高在这里。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周恩来在认定毛泽东作为他的领导之前，他是怎样的?

　　在毛泽东成为周恩来的领导之后，又是怎样的?

　　这种比较是极其必要的。

　　毛泽东周恩来两位高人的高，从个性上讲，最突出的还是在于，毛泽东是能够领导周恩来这样高人的领导——领袖，而周恩来则是能够选择毛泽东这样的高人作为自己的领导的高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像周恩来这的一批中国共产党的高人，因为选择了毛泽东作为领主，才能够有机会使得中国共产党走上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康庄大道，她他们这批高人，也因为跟着毛泽东道器变通，成就一番伟业，自己才成为伟人。

　　而毛泽东，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内这批高人的领袖，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必然选择，他带领像周恩来这样的一批高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道器变通，让我们的党成为伟大的党，让我们的军队成为伟大的军队，让新中国成为伟大的国家，让我们的人民成为伟大的人民。

　　毛主席领导了一批伟人，也培养造就了一批伟人。

　　这一点都不是什么夸张。

　　

三、《1963年大寨人与老子对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李克勤(jixuie)题记：人在自然面前不是被动的，当自然灾害发生时，我们应当多思考那些过去人们抗击灾害的思路。大寨1963年遭遇特大洪水，他们当时为什么能够将祸，变成福，完全靠的是自己。

　　1963年8月，大寨村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暴雨。这场雨从8月2日开始，整整下了7天7夜。

　　这次的雨量相当于1962年全年的降雨量。

　　雨大风急，山洪暴发，除了狼窝掌，大寨人10来年经营起来的100多条大坝全被冲垮，层层梯田冲成了大沟壑，好端端的土地冲成了红石板，庄稼毁的毁了，倒的倒了，苹果树也斜过躯干，把树根高高地翘了起来。大寨村的每块耕地都受到了损伤，20%的土地、石坝、地堰，甚至连地基也冲得净光。全村有180亩土地被冲毁和淤没，540亩地被洪水冲刷过。在村里，全村140孔窑，塌了113孔;125间房子，塌了77间。

　　这真是一场的飞来横祸。

　　然而，此时的大寨人再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了。在狂风暴雨的7天7夜，大寨人在泥里、水里搏斗。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贾吉义领着一些年轻人，刚刚把23头大牲口从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见大队长贾承让喊：“抢救粮食呀，仓库快塌了!”他们又直奔仓库。夜色如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一片地塌下来，抢救粮食的工作十分危险。但是，贾承让毫不犹豫地冲进去了，贾吉义也随着冲了进去，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也冲进去抢救粮食。接着又有更多的年轻人、老年人冲了进去。他们冒着窑洞随时都可能倒塌的危险，虎口抢粮。扛的扛，担的担，只用两个小时就把1.5万公斤粮食运到安全的地方。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听轰隆一声响，窑顶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地塌下来。

　　7天7夜，大寨人很少合眼。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涌现出了许多感人事迹。村民贾货小房子塌了，全家五口人没有地方住，贾承禄就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还帮他们砌好火坑。陈永贵的儿媳刚生下娃娃，房子本来不宽余，但她宁肯自己吃些苦，也要把房子让给更加困难的人家。随着被冲毁的房子越来越多，大家就干脆挤在一块住。

　　天降大雨的时候，陈永贵正在县城开人代会。他是县委候补委员，县里的许多会都要去参加。在会议期间，暴雨自天而降，会议也就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讨论如何组织全县人民抗灾自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但陈永贵此时的心思实际上已经不在会场上。村里人把电话打到城里向他汇报灾情，但话刚说到半截就断了，原来洪水冲倒了线杆，大寨与县城的联系也中断了。

　　散会后，陈永贵心急如火地往回赶。但途中的松溪河正发洪水，滚滚洪流冲毁了小桥，冲得石头满河床乱滚。作为在山区长大的农家汉子，陈永贵不会游泳。再说像这样的河流，即使会游泳也无济于事。但是，人一旦坚定了意志，办法还总是能想出来的。结果在几个年轻人的帮助下，前拉后推的他总算过了河。

　　陈永贵回来了，大寨人又有了主心骨。

　　其实陈永贵也很难过，大寨的山山水水都凝聚着他的汗水与心血，11年的艰辛毁于一场大雨，他可能比谁都更难过。

　　他知道大家都在看着他，他是大寨人的主心骨，他的一言一行一个表情都会在他的村民中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自己表现出悲伤，大寨人就可能灰心丧气，那就真正是前功尽弃了;而如果自己能够挺住，大寨人就会信心不倒，大寨的山水就可以重新得到治理，大寨这个太行山区的先进典型就可以更放异彩。

　　陈永贵没有更多地谈论梯田、大坝、窑洞和房屋，因为谈论那些会使人越谈越泄气，而气可鼓不可泄是毛泽东教给他的一种最基本的领导方法。于是，他便向着没有受到损害的方面问了去：

　　“人怎么样?”

　　大家回答说：“人都在。”

　　“牲畜怎么样?”

　　“牲畜也都在。”

　　“那，粮食怎么样?”

　　“大部分都抢出来了。”

　　陈永贵于是开始给大家鼓气：“人在就是大喜!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了人，一切都会有!”这也是毛泽东的思想，毛主席说：世间万事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安排完村里的事，陈永贵又到虎头山上转了一圈。地里的损失确实是严重的，据陈永贵估计，有180亩地不仅当年收不了粮食，第二年的庄稼也不好种。其余的600多亩地里，庄稼倒的倒、歪的歪，还有的被埋在泥里。他走到一块玉米地里，蹲下身子把一颗倒伏在地上的玉米苗轻轻地扶起来，又用脚壅起一堆土，埋在苗的根部，轻轻地踩了踩，玉米苗还能够站住。这说明，只要抢救及时，粮食还不会绝收。

　　当时大寨遇到的灾害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地里的庄稼被冲毁严重，另一方面是村里的窑洞和房屋大多倒塌了。两方面都要及时抢救，但大寨的劳力只有那么多，外面的救济陈永贵又不要。那么就有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了，即救灾先从哪里入手。陈永贵的方针是六个字：先治坡，后治窝。也就是先集中力量把地里被冲倒、被埋起来的庄稼扶正、培直，保证当年的收成，然后再修整房屋和窑洞。陈永贵将村里的劳力兵分三路：一路是拿出60%的劳力去扶苗修地，准备种麦;二路是拿出20%的劳力去割蒿沤肥，准备明年的生产;其余的人烧砖、烧石灰、修窑、盖房。

　　把倒伏的青苗扶起来是生产自救的当务之急。大寨人紧急动员起来，在地里一株一株地扶起倒伏的庄稼，扶不起来的就几株合起来捆扎，他们戏称这是"组织起来"。大寨在大灾之年仍能夺得粮食丰收，扶苗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成了大寨人对付天灾的一个法宝。此后，每当遇到灾情，大寨人就要挨着苗走去走来，少了的补，长得不好的下肥，歪倒了的扶正还绑上一根棍子。这就是大寨人田间管理的独特方式--单株管理。

　　后来，在一次大寨村的社员大会上，有个叫赵小和的人又提出了一个改进意见。他提出，咱们白天干地里的活，晚上点上汽油灯给新房平地基、抬石头。他的这个主意获得了大家的赞成。于是，大家便在白天到地里去扶苗修地，晚上则集中在规划好了的宅基地上抬石头，垒砖头，为建设他们的新家园而加班苦干。赵小和提出的这个新方法，后来被大寨人概括为白天治坡，晚上治窝。

　　就在陈永贵带领乡亲们生产自救的时候，各级党组织和全国人民的援助也来了。

　　大寨遭了灾，中央和省、地、县各级领导派来了慰问团，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从四面八方寄到大寨。从各种渠道还先后有多批救灾钱物拨发下来，大寨人心想，能够自己渡过去的难关就不要伸手讨救济。此时大寨通往县城的电话线也修好了。头一天，公社打来电话，给他们拨下了80元的医药补助费。大寨的干部说：“把钱给别的兄弟队吧，我们没有伤病员。”

　　第二天，公社又打来电话，又给大寨拨下100元安置金。大寨的干部们又回答说：“我们能安置得了，把钱给别的队吧!”第三天，公社担心他们没房住，拨给大寨50领席。大寨的干部又说：“大寨有苇子，要用自己编，把公社的席子给别的队吧!”后来公社又打来电话说：“你们的灾情重，国家拨给你们1000元救灾费!”大寨的干部又说：能自己走过去的路，就不让人扶。能克服了的困难，就不能伸手向国家要钱!

　　在陈永贵的倡导下，大寨党支部就确定了“三不要”的原则。

　　即不要国家的救济款;

　　不要救济粮;

　　不要救济物资。

　　一句话，全凭自己的力量战胜灾害。

　　在这个基础上，陈永贵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不少”的口号。

　　即向国家卖粮不少;

　　社员口粮不少;

　　集体的库存粮不少。

　　“三不要”大寨人已经做到了，“三不少”要到秋收以后才能兑现。

　　公社党委书记卜鸿义对这个“三不少”也有些顾虑，主要是担心不减少些征购粮指标，会影响到大寨人的生活。卜鸿义为此还专门找陈永贵谈话，劝他说，今年遭了灾，哪一家也完成不了征购任务，给你减一减吧。陈永贵不领情，他很干脆地说：“不减，保证完成，而且口粮和储备都不少。”

　　陈永贵后来总结说，1963年遭灾后，社员们不分农忙和农闲，不分好天和坏天，一股劲地为集体干活。全大队从事农业生产的105个男女全半劳力，从遭灾到1964年秋天，除按季节保质保量地完成一般的农活外，每人平均恢复、整修和新修耕地4亩9分，修建房屋每一个劳动平均投工40多个。

　　灾后村里要大搞基本建设，需要的石头很多。开山打石头的工具，以往都是由集体购置的，现在遭灾了，要大量添置工具。为了减少集体的开支，党支部还没有号召，村民赵素小、李银良等人，就自动地购置了一套石匠家具，跟着贾进财学习开山凿石技术。随后又有28个村民自动打制了开山用的工具。

　　生产自救和重建家园都离不开钱。大寨党支部决定不向国家伸手，村民们也表现出无私忘我的高尚情操。村民李喜庆把自己的800元存款拿出来借给大队。他说：“集体是大家庭，别人的困难，也就是我的困难，我不能自己存着钱，让别人受难。”

　　在他的带动下，全村共83户人家，有57户借出了款，总额是12000多元。

　　这就是社员自发的为集体经济“集资”，这背后却体现着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

　　在救灾中由于不要国家的救济，大寨人便格外珍惜每一分钱。搞土地建设，原来计划得花3000多元，实际只开支了300多元。比如，开山抬石头需要12根铁绳、12根铁棍，买新的要花300多元。村民们说：不用买了，自己打吧。他们有一个铁匠，又带了个徒弟，村里只花了3元多钱，把各户的废铁收回来，不但够打铁绳、铁棍用，还打了些其他开山用的工具。

　　大寨人的血汗没有白流，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大灾之年，地里的庄稼仍长势很好，秋天收得了20万公斤粮食。除了口粮、种子和饲料，他们还向国家卖了许多余粮。

　　在村里，不到三个月就建成了40间人字架的瓦房，砌成了20孔石窑洞。

　　大寨党支部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5年恢复土地，10年建成新村。当时有人觉得难度太大，但后来他们仅用了2年时间就恢复了全部土地，到1964年大寨共恢复土地130亩，整修土地500多亩。一年来修补房屋、窑洞62间(孔)，新建瓦房72间，窑洞36孔。1964年，大寨的粮食亩产达到了404.5公斤，按当时的说法，是跨过了长江。到1965年，大寨新村建成。也就是说，他们只用了3年多时间，就让社员全都搬进了新居，永远结束了住土窑的历史。真正实现了陈永贵所说的，送走一个旧大寨，迎来了一个新大寨。

　　《老子·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的是说，祸与福，不是孤立存在的，祸与福互相依存，可以互相转化。祸可以转化成福，相反也成。

　　但是老子没有讲具体的过程，这要靠人们去悟了。

　　大寨人悟出了这里面的道理。

　　在最关键的时刻，陈永贵依靠党支部，依靠党的力量，依靠群众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决策完全正确。

　　还有一个细节，陈永贵从县里开会回来作出决策前，他特地和他的老伙计，也就举荐他当上党支部书记的老书记贾进才，进行了交心，每当重大决策前，陈永贵都要这样做。

　　陈永贵和党支部的决策，是在认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决策，从决策的制定到实施，整个过程始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

　　这就是科学决策，合理实施。

　　这也是祸，转化成福的保证。

　　

　　陈永贵读毛主席的书，真真切切做到了悟道，从而才有如此的道器变通。

　　

　　陈永贵，和大寨那批创业者无疑是伟大的。

　　铸造了大寨精神的人，难道不是伟人?

　　在今天，我们还必须感悟陈永贵的一个新的伟大之处，那就是他成为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成员后，依然保持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没有丝毫改变，这是多么难得，多么珍贵的品德啊!

　　

　　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副总理，也是一个副总理农民，这一点在今天显得格外伟大。

　　李克勤(jixuie)后记：要说周恩来、彭德怀、陈赓那批伟人，可以说是和毛泽东一起创业的，毛主席对他们以领导为主，培养为辅。而对陈永贵这样的伟人，毛主席则更多是文化哺育为主，这包括道层面的思想引导，器层面直接和间接的关心、关爱、点拨。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了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王杰、刘英俊......数不胜数的英雄模范，这些都是伟人。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陈永贵呢?

　　这和我研究的现实问题有关。

　　因为陈永贵的模范行为，影响了一大批像吴仁宝的这样的农村基层党员带头人，他们成为乡村红色企业家，一个新的特殊的英雄群体，成就了伟大的事业——在农村率先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在共产主义事业的探索中，大大迈进了一大步，难道他们不伟大吗?

　　这些乡村红色企业家，难道不是毛主席培养的吗?

　　他们个个都能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个个精通毛泽东文化，做起事来样样熟悉毛主席的道器变通，以至于他们在本村的想法、说法、做法，都有毛主席的影子。

　　他们神似陈永贵一样。

　　这怎么理解?

　　陈永贵带领大寨战天斗地取得辉煌成绩之后，在省农业劳模大会上介绍了大寨的经验。这一次，他不仅向人们介绍了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过程，更向与会人员展示了他绝佳的口才。他的讲话在全省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们听了情绪激昂，纷纷传诵。著名作家赵树理听了讲话后，马上跑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办公室说：【陶书记，我今天发现了一个人才!陶书记问：是谁?陈永贵!他没有一处讲到毛泽东，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人才啊!陈永贵了不起!】

　　毛泽东文化，至今依然在哺育新一代人，这还有假?

　　毛主席领导伟人，培养伟人，他是伟人的伟人，他是比伟人更伟大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