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认为：“历史不是为写文章而存在的，而是提供一种智慧，《资治通鉴》就是一本提供智慧的著作;从曾国藩到毛泽东这些政治家都喜欢读《资治通鉴》;甚至作家金庸也说，当年他能为《明报月刊》写出精彩的社论文章，也是因为读了几十年的《资治通鉴》。”

　　毛泽东晚年曾对人讲，他将《资治通鉴》这部 300 多万字的史书读过“一十七遍”。据毛泽东的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住，这部书上不知留下了他多少次阅读的印迹。

　　《资治通鉴》是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北宋司马光等撰，记载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资治通鉴》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目的，以历代政治大事为主要内容，注重对治乱兴衰的原因分析与经验总结。该书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体例严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具有非常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北宋到清朝，《通鉴》一直是帝王经筵上经常使用的历史教材，因而被梁启超称为“皇帝教科书”。

　　毛泽东认为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么这是一件什么大事呢，它在历史上有什么重要影响，值得作为全书的开篇。

　　毛泽东说：“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 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对于《资治通鉴》全书只写到宋代开国前而不涉及本朝历史，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 我看这不是主要的。 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 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资治通鉴》全书侧重叙述政治军事，而对经济文化方面关注比较少，毛泽东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 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代，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 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 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 ”

　　毛泽东总结性地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毛泽东说过五句话，反映出他为什么如此酷爱读史，以及他读史的收获所在。一是 1920年 12 月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的，“读历史是智慧的事”;二是 1958 年 1 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三是 1961 年 6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四是 1964 年 1 月会见外宾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五是 1964 年 7 月会见外宾说的，“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这五句话，传达出毛泽东的读史理念，也反映了他一生的读史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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