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医道奇效：助“三农”专家王观澜多活37年

李克勤

　　李克勤题(jixuie)记：我们都知道毛主席这个人一生有无数个传奇故事，而对于他的医道却谈得不多。电视剧《沧海》里面，有一个细节，讲的是海军医院的墙上挂着一幅毛主席语录：“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延安时期1941年毛主席为我党最早的“三农”专家王观澜同志写的一幅题词中的一段话。1945年王观澜病危，由于毛主席的精心呵护，使得被医生确诊活不了多久的王观澜竟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并且多活了37年，不仅看到了新中国，而且一直为党工作到1982年76岁时才去世。毛主席到底用的什么医道，如此神奇，真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一下。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的作《论持久战》的报告。

　　就是这位朴素的人民领袖，他的勇气、自信焕发了中国人民无穷无尽的潜能，我们战胜的敌人，就包括饥饿和各种疾病，甚至于包括被医生认为的不治之症。毛主席的精神和意志品质让敌人闻风丧胆，一点都不假。

　　

一、王观澜以及他的病

 

　　王观澜(1906～1982)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原名金水，字克洪。浙江临海市城关镇人。出生于贫苦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在家乡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后到上海沪东从事工人运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历任中央苏区县委书记，闽粤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筹备并主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参与制定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对于苏区农民运动的深入、红军的扩大、农业生产互助运动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红军长征期间，王观澜机智勇敢地完成了长征中扩大红军和筹集军粮的任务。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历任接收延安中央工作团主任、中央土地部部长、农委主任、统战委员会常委、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等职，为发展农业生产、指导国统区的农民运动、培训抗日领导干部等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后，王观澜历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农业部顾问，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要按照现在的说法，王观澜熟悉农村农民，精通农业是名副其实的“三农”专家

　　王观澜自幼出身于贫苦农家，从青年时代起，便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到农村和农民当中搞调查研究，撰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多篇文章，为创建和实施中共土地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做出了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发展农业生产，培养农业科技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战争年代，王观澜身体不是很好。红军到陕北后，王观澜因长征途中患肠胃病埋下了病根，身体一直很虚弱，再加工作繁忙，过度操劳，经常犯病。他的夫人徐明清多次劝他住院好好治疗一下，可王观澜总说“一点小病用不着如此麻烦”，不顾病情不断加重，仍坚持工作。

　　徐明清见状焦急万分，担心他虚弱的身体会彻底被拖垮，无奈中只好向毛主席求援，请他出面帮助劝说王观澜。

　　王观澜的夫人为什么会去找毛主席呢?

　　

二、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和王观澜就很熟

 

　　他们都是搞新闻宣传的高手，也是同行。早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主席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宣传部代部长。而王观澜是新华通讯社的第一任负责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第一任总编辑。他到中央苏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从事新闻工作。

　　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在近两年的新闻实践中，王观澜求真务实，艰苦创业，坚持面向工农大众办报的正确方向，创造性地发挥新闻事业党和政府“喉舌”、“耳目”的职能，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斗争精神开展批评和斗争，为开创苏区新闻事业的新局面，为丰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涵，为苏区精神的形成，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王观澜从进入苏区到主持《红色中华》工作，亲历了苏区革命根据地新闻工作开创阶段的全过程，是苏区新闻事业的开创者和直接领导者之一。

　　1931年初，中共中央指派从苏联回国的王观澜担任组长，和王维之、许宏亮三人组成一组从上海市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他们经香港到闽粤赣苏区，中共闽粤赣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驻地——福建省永定县虎岗乡，王观澜被任命为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长，负责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同时还担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后又兼组织部长，又被选为军区一级党总支书记。王观澜上任后，没有马上埋头编报纸、写文章，而是带着问题下到虎岗搞调查研究。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又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成立，毛主席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朱德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大会期间，王观澜负责会议的宣传报道工作，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并主编《大会日刊》。会后即由他筹备和主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任总编辑)，同时还兼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县云集区的区委委员。

　　“红中社”是中共党在根据地创建的第一个通讯机构，是临时中央政府直属的通讯单位。内设编辑部、材料部和发行科，并组建了列宁室，后建立了《红色中华》编审委员会。“红中社”最初的两项任务就是充当“喉舌”和“耳目”，一是对外播发宣传中共党、苏区和红军的新闻，编印临时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二是将抄收的重要消息编印供领导决策的内部参考消息。1931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期间，《参考消息》先后以《无线电材料》、《无线电日讯》、《每日电讯》等名义在瑞金出版，每期油印四五十份。

　　1931年11月7日　，在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声中，“红中社”冲破敌人的封锁，首次向全国、全世界报道大会胜利召开的消息，播发了大会的重要文告、宣言，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诞生。“红中社”新闻广播的呼号是CSR(英文Chinese Soviet Radio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广播的缩写;1937年1月，“红中社”改名“新华社”后，仍旧使用这一呼号)。　1931年11月7日　这一天，就被定为“新华通讯社”诞生的纪念日。王观澜1931年11月至1932年8月任“红中社”负责人，是新华通讯社第一任负责人。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也是中国在人民政权下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它与苏维埃政权同时诞生，最直接地反映了苏区的革命进程。《红色中华》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和工具。《红色中华》还能直接聆听党和政府领导人领导和指挥苏区革命和建设的意见和想法，有许多的文章还是领导人的亲自写的。这就能直接反映他们对工农大众生产和生活问题的关心和思考。也是《红色中华》能充分发挥新闻工具的本质特点，直接传达苏维埃政府对苏区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视和关心。

　　当时，王观澜和毛主席的住处仅一墙之隔。一向重视宣传工作的毛泽东，经常到《红色中华》编辑部去看望大家，指导工作，同王观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两人成了知心朋友。毛泽东还常把到瑞金的重要客人介绍去参观、座谈。赵博生、董振堂等率国民党二十六军一万多人“宁都暴动”后，毛主席就陪同他们参观访问了“红中社”。

　　正是因为毛主席和王观澜如此熟悉，所以，王观澜夫人才会去找毛主席求援。

　　

三、毛主席得知王观澜的病情，立即想各种办法医治

 

　　当毛主席从王观澜夫人那里得知情况后，随即把王观澜找去，关切地问:“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做工作的呀?”王观澜实话实说:“每天无论工作怎样多，我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

　　毛主席听后劝道：

　　【“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像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要让懒人学勤快，让勤快人学巧干。”】

　　一席亲切的谈话，让王观澜和徐明清夫妇深受感动。

　　由于王观澜积劳成疾，患重感冒休克，复发十二指肠溃疡、神经衰弱等病症，不得不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

　　徐明清也听从组织安排，放下本职工作，全力照顾王观澜。

　　毛主席对老战友的病十分关心。一天早晨，他在军医傅连暲陪同下，徒步走了五六里山路，冒着深秋的寒冷，涉过一条河，从杨家岭来到中央医院看望王观澜。

　　长期严重的失眠，让王观澜连续几天几夜难以睡好觉，他面容憔悴，头疼难忍，痛苦无耐地躺在床上。

　　毛主席走到他的床边，坐在一张窄条硬木板凳上，亲切地安慰说：

　　【“观澜同志，不能睡就静静地躺着，不要着急，总会睡着的。”】

　　他还嘱咐医院领导要精心治疗，劝慰徐明清要放宽心。

　　那次探望后，毛主席仍惦念着王观澜的病情。不久，他又派秘书到医院送去一封信。

　　徐明清打开信一看，里面是毛主席用毛笔为王观澜写的一幅题词：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到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毛泽东

　　12月16日　(1941年)】

　　这幅题词，不仅对王观澜与疾病进行顽强抗争，给予了很大精神力量，后来还广为流传，成为许多革命同志对待疾病，始终保持坚强、乐观态度的一个座右铭。

　　经过三年多的治疗修养，王观澜的病情渐有好转。1945年初春，毛主席闻讯后赶来看望。他发现王观澜能下床走动了，极为高兴，热情鼓励王观澜坚持锻炼身体，争取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王观澜很受鼓舞，一心盼望能把身体养好，像毛主席希望的那样，参加“七大”。他天天坚持锻炼，从室内到室外，从平地到爬山，体力大有恢复。之后，他又开始拼命地看文件，读书学习，一心想弥补失去的时间。但由于体力、精力的消耗一下超过了负荷，就在“七大”召开前夕，王观澜的病症又一次复发，且比以前更为严重。

　　他的十二指肠溃疡，造成了血管破裂，血像喷泉似的从嘴里涌出来，一连吐了二十多天，坐都坐不起来。肠黏膜脱落造成了肠堵塞，使他近两个月不能进食，输液输血也很困难，只能靠滴肛维持生命。后来又引发了严重营养障碍，双目失明，周身神经发炎，疼痛不堪，彻夜呻吟。这时他身体的许多机能丧失，除了心脏尚在微弱跳动，生命危在旦夕。

　　一位苏联派驻边区医院的医生别洛夫，无奈地告诉徐明清，王观澜最多活不过一周了，让她准备后事。

　　苏联医生的话让徐明清万般伤心，黯然泪下。她含着泪水，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充满悲伤情绪的信。

　　此时，毛主席的工作相当繁忙，但接到徐明清的信后，他还是很快亲笔写了回信。

　　【明清同志：

　　你的信我们都看了，甚为感动。观澜同志的病情如此，当然使你难过到这种程度;但是一种事实到了面前，如果是无可如何时，再急再痛也无益，只好承认事实，而客观地对待之。何况观澜的病不一定是你所说的那样，不一定不能救。……请你代我们问候观澜同志。

　　毛泽东

　　4月14日　(1945年)】

　　毛主席的信，对王观澜产生了特殊的效果，在死亡边缘，他依然没有惊慌和急躁，始终保持了镇静和乐观。

　　据徐明清回忆，当时延安的物资十分匮乏，但党中央对王观澜的身体关怀备至，组织医务人员千方百计地抢救和精心治疗，又专门请来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老中医李鼎铭先生等专家共同会诊，用中药和针灸配合治疗，使他渐能进食少量流质食物，又给他服用肝汁和菠菜汁，使他的眼睛逐渐复明。

　　毛主席更是体贴入微，他知道王观澜的肠胃功能很弱，特地把自己平时土法烤馒头片的铁鏊(做煎饼的工具，现存延安历史博物馆)送去。因王观澜手脚发凉，头晕失眠，他又把自己用的热水袋、体温表、西药针剂和葡萄糖粉送给王观澜用。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医务人员尽心努力下，王观澜终于跨过了死亡的边缘，微弱的生命竟奇迹般地复生，并一天天好起来。到1946年秋高气爽之时，王观澜已经能练习走路，练习爬山了。

　　有一天，徐明清陪他登上了医院附近的黄土高坡，王观澜禁不住激动地高呼：

　　【“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

　　在王观澜晚年，1976年10月以后，他的妻子徐明清，因所谓江青问题遭捕入狱。王观澜忍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继续坚持工作。他多方设法反映农业大学在河北涿县办学的困难，争取各方面的支持，终于在1978年11月，经中央批准，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得以迁回北京原校址办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观澜退居二线，担任农业部的顾问组组长。他不顾年高体弱，先后到陕北老根据地，沪、浙、闽、赣、苏五省市和河北保定、安国等县农村调查。每次外出前他都要草拟调研大纲，回来后，认真撰写调查报告，不仅反映农村实情和问题，还为中央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政策性意见，充分发挥了为农村献计献策的作用。

　　作为一名数十年从事农民运动和农村发展工作的老战士，王观澜把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建设，对农村和农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当他退下来，心中首先思考的，仍是要系统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他请来北京农业大学的四位教师协助他工作，只要不外出视察和开会，他就把几位教师请到家中，一起商讨研究大纲，或回忆和讲述党领导的土地改革的发展过程和历史经验。他对搜集和整理原始资料非常重视，亲自与中央档案馆、新华社、农业部等部门联系，请他们帮助提供资料。

　　王观澜的夫人徐明清记得，当时新华社提供了一批当年老区办的《红色中华》等报刊资料，王观澜认为这批资料十分珍贵，因那时没有复印机，他就专门请了一位摄影师帮助翻拍，整整忙活了两天，才将这批报刊资料翻拍完成。王观澜到外省考察期间，也不忘请人专门收集各地农民运动的资料，以为系统研究打下基础。

　　1981年9月，王观澜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保定、安国、博野等地连续考察了两个多月，并亲自起草调查报告，11月底赶回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四次常委会议。会后，感到身体极度疲乏的王观澜便病倒了，12月23日，被送进北京医院，不幸于1982年1月19日在北京病逝。

　　虽然，王观澜最后心系的系统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事业未竟，但他的英名，却长久地留在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在了现代中国农业发展和研究的历史进程中。

　　这是真实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毛主席这个不是医生，却有着高超医道的人民领袖，他的医道就是既相信科学，又不迷信医生的话，也就是说他最厉害的一招是敢于向死神挑战，这种勇气和信心，恐怕只有毛主席这样的人才有，像王观澜这样的老革命，哪个不受毛主席的勇气影响，哪个不被毛主席大无畏英雄气慨所感染?有病的会增添无穷的力量，没病的也会增强革命意志。

　　毛主席医道的核心在于它具有一种功能，就是唤醒人内心深处的潜能，这是一种精神力量，但是那的的确确可以转换成神奇的物质力量。

　　此为毛主席的道器变通。

　　毛主席医道的作用在于，毛泽东本人有一颗金子般的心，那颗心温暖着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劳动人民，王观澜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从上面那些细节里看到，毛主席本人不就是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吗?

　　毛主席的动作不就是雷锋时刻想着别人的身影吗?

　　毛主席要别人做到的，他自己难道不是首先做到的吗?

　　他“为人民服务”，那“全心全意”的投入，那“完全彻底”的精神，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毛主席是党的宗旨的提出者、倡导者，他更是这一宗旨身体力行的楷模!

　　我们的任何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哪一个不是学习毛主席，不是学习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学出来的呢?

　　拥有如此境界的人，行其医道，医治身体的创伤，医治心灵创痛，不产生奇效，那才怪呢?!

　　王观澜同志在1945年病成那个样子，苏联医生不是说“王观澜最多活不过一周了”，是谁后来救了王观澜?

　　是谁让王观澜多活了37年?

　　是伟大领袖毛泽东!

　　“他是我们的大救星!”

　　李克勤后记：1946年秋，从死亡线边缘走过来的王观澜又开始练习走路，从室内走到室外。当他汗流浃背地登上一座黄土山坡，又一次呼吸到陕北山野的清新空气时，他禁不住高呼【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

　　这一点都不假，不过要注意的是，王观澜说的党，是毛主席领导的党，这是十分关键的。

　　毛主席的医道，严格意义上是思想层面的，医治的主要是思想疾病。要知道，思想不通，就会导致身体不适，血脉不通，病痛随之而来，也就是说通则不痛。

　　思想一通，通则不痛，道器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