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

萧绍良

　　在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中，有关科学技术现代化及其战略和政策方面的论述，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重新学习和重新认识，并加以继承和发扬。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及其巨大成就，同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毛泽东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理论及其政策论述为此起到开创性、奠基性的作用。毛泽东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理论和方针政策，是在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重温和研究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和政策，对于进一步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对于建设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一、毛泽东科学技术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基础

　　早在1937年7月，毛泽东就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这就告诉我们，制定正确的科学技术现代化政策，必须以正确的世界观，尤其科学技术观为理论根据和指导思想。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过程，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性质特点、社会功能和发展规律，做过许多理论分析和概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并以此作为科学技术政策与发展战略的哲学基础。毛泽东的科学技术现代化政策和发展战略理论主要建立在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基础上，即科学技术双重性质和科学技术双重功能辩证统一的哲学基础上。

　　关于科学技术的本质属性，马克思通过对生产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交换过程的深刻分析，认为科学技术本质上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都属于生产力范畴。不过，自然科学是这种能动关系的知识形态，反映了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属于潜在生产力;而技术则是这种能动关系的现实形态，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属于直接生产力。从这个角度看，科学技术具有自然属性。但是，科学技术又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适应社会需要经过社会劳动的一种社会产物，因此又具有社会属性。但具有社会属性的东西本身未必都有阶级性。毛泽东明确地指出：“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虽然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但不同于具有阶级性的一般社会意识形态，不属于上层建筑，而属于知识形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因而没有阶级性。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这种社会活动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本身，包括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研究和在生产劳动中的应用，各种实验技术、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都是没有阶级性的;只有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为某个阶级所控制，以其思想来支配，并用来为该阶级服务这个层面上，才表现出阶级性来。因此，随意给科学技术活动及其成果贴上阶级标签，并据以制定科技政策，对科技本身的学术活动与学派争论进行政治干预，必然妨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以科学技术本身无阶级性，来否定党对科技工作的政治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研究的思想指导，也不利于科学技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此外，毛泽东还分析了科学技术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其他一些性质特征。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基本原理具有世界普遍性或国际性。“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他认为，技术在形式上还具有某种民族的或地域的特殊性，而且有些独具民族性的技术可以国际化，可以技术出口。他说：“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制定科技政策，不独要依据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而且还要考虑科学技术多方面的性质特点。

　　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性质的科学分析，是其科学技术现代化理论和政策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如果说，毛泽东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百家争鸣”和“洋为中用”的方针，主要基于科学技术本身的无阶级性和世界普遍性，那么，关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的方针和科技队伍政策，则主要基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属性方面。毛泽东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革命运动并提到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高度，也是基于他对科学实验和生产斗争等实践形式不同性质的科学区分。

　　毛泽东科学技术现代化理论和政策的另一个哲学基础，是他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作用的深刻理解。关于自然科学的功能作用，毛泽东提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的理论，指出：“人们为着要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而“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他认为“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和改造两个过程的”。这里，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的充分发挥，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科学具有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双重功能。但是他特别强调马克思关于“改造世界”的观点，赋与“自由”这一哲学范畴以新内容，因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世界的哲学、更是改造世界的哲学观点看，更加突出自然科学改造自然的功能。一般认为，科学的主要功能是认识自然，而技术的主要功能是改造自然。的确，就科学和技术的直接目的而言，二者的主要功能有所区别。但就它们的最终目的来说，二者都履行着改造自然的相同功能。如果就人们把握必然、获取自由的过程看，科学和技术之间、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之间又是交叉渗透的。毛泽东曾举例说道，“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自然科学就是通过科学实验的技术手段从变革自然中认识自然，发现自然规律;当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规律进而转化为技术并应用于生产实践中，便达到改造自然的目的。这就是“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的辩证过程。这就是说，科学和技术都具有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双重功能，只是二者的主要功能各有侧重而已。这是毛泽东从哲学角度对科学技术的双重基本功能所做的精辟分析。

　　当然，科学技术还有更广泛的多种社会功能。毛泽东曾在许多论述中谈到科学技术对生产、经济、文化、军事、教育、思想和哲学等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例如，在延安时期他就说过“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解放后，他一再号召全党干部要学习自然科学、学习技术科学，主张在全国人民中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在全国蔚成尊重科学、重视科学、学习科学、运用科学、发展科学的社会风气。制定科学技术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广泛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作用，让科学技术造福于人民。可以说这样，重视和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是毛泽东科学技术政策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必须指出，在科学技术的多种功能中，最突出、最主要、最现实的功能是生产力功能。而制定科技政策的最根本目的，就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于使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政策理论的最根本的哲学基础就在于此。

　　我国在通过社会革命，改变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之后，就要通过科学技术政策手段，进一步调整科学技术工作方面的技术性生产关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挥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依靠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技术的落后状况，为新的社会制度奠立强大的经济技术基础，使我国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变为先进的工业社会。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从经济基础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从技术基础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时期，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他在这里明确强调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他还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沉痛事实，总结出“落后必然挨打”的历史教训，论证了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近代以来我国之所以多次挨打，他认为，“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因此，在社会制度改变之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和我们党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经济的方针政策，正是站在这样的哲学高度上提出来的。

二、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理论的形成

　　科学技术发展战略是制定科学技术方针政策的理论指南和行动总纲，而科学技术方针政策则是实现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措施和保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是关于科学技术领域全局性、长远性发展的指导原则与谋划，也可以说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总方针和总政策。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理论，是他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多次号召要“在技术上兴起一个革命”。1956年，当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党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团结起来向“自然开战”、“向现代科学进军”，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预备会议上，他提出：“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一个科学委员会了。” 1963年，毛泽东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把科学实验列为人类社会三大革命实践之一， 指明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从根本上确立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954年6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时写道：“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在1955年7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他又提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1956年他提出要走适合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并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要革技术落后的命，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1958年，他再次提出“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强调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完成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

　　根据技术革命进展情况，他及时指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1960年，他总结和批示了“鞍钢宪法”，提出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同时，他还提出“在企业不断进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技术的三大革命”。1963年，他第一次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革命运动，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从认识论的角度，把科学实验列为人类社会三大革命实践之一， 指明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从根本上确立了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伟大革命力量，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的理论。这些论述构画出以技术革命或经济技术革命运动和科学实验革命运动为主线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基本理论。

　　关于“技术革命”，毛泽东后来提出应当和技术革新加以区别，并对此作了明确的界定：一般小的技术改革，可以叫作技术革新;而在技术上带根本性的、有广泛影响的大的变化，叫作技术革命。他还举例说：蒸汽机的出现是一次技术革命，电力的出现是一次技术革命，当今世界的原子能(现在叫核能)的出现也是一次技术革命。至于“经济技术革命”，从他的上述解说和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看，既包含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又包括对技术手段和生产方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众所周知，发端于欧洲的近代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自发完成而事后追认的。而毛泽东提出在中国有领导有计划地自觉地开展技术革命或经济技术革命，的确是一个有创见的发展战略理论。

　　关于科学实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它是从生产实践分化出来的独立的实践活动，是导致现代自然科学达到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发展的实践前提。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第一次把科学实验作为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一样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1963年，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从哲学角度重申了这三项实践，并在同一年从战略高度把科学实验作为一项革命运动，提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战略理论(细微的差别是阶级斗争的次序放在首位)。应当说，把科学实验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实践形式和革命运动，提到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上来，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贡献。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战略家，他的发展战略理论总是以他的哲学理论为理论根据的。在他看来，在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不开展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经济技术革命和科学实验革命，落后面貌不可能根本改变。他特别强调技术革命，就在于它对改变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具有最直接的作用。

　　毛泽东关于以科学实验和经济技术的革命运动为主线的科技发展战略理论，不是孤立的，而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体发展战略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战略总格局中，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分别成为社会政治、生产经济和科学技术三个领域的子战略。三个领域的战略又是相互联系、相互结合，是发挥综合促进作用的。科学实验和生产斗争的革命，通过技术革命而联接起来，而技术方面的革命又同阶级斗争即社会制度方面的所有制革命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三项革命运动三位一体、环环相扣，以利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目标。而且，全社会的三大革命运动又同企业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技术三大革命相衔接，把宏观战略和微观战略贯通起来。可以说，这是我国在50年代至60年代的社会背景下，关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全面变革与发展的战略蓝图。这个总体战略构想的内容，从一般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看，同当今学术界、科技界广泛谈论的相互关联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更显得深刻。

　　以科学实验和技术革命为主线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是毛泽东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及其科学技术发展道路的一种努力。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设想，采取了两个方面的对策措施：一是制定全国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并加以实施;二是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周恩来和聂荣臻直接领导和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个“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一方面根据我国工业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提出57项重大科学技术课题;另一方面根据战后世界新技术发展趋势，在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无线电、核技术和喷气技术等新技术领域采取六大紧急措施。这个规划经过实施并提前完成，使我国一系列新技术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带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改变着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不断缩小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特别是在这个基础上“两弹一星”的成功，不仅是核技术和航天技术两大领域的重大突破，而且标志着我国在实施技术革命战略上迈出非常重要而可喜的一步。

　　同时，毛泽东倡导的群众性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在企业和农村也开展起来。这项群众性科学技术活动，在“大跃进”期间虽然受到大轰大嗡等“左”的形式主义的影响，但对于在工农群众中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技术水平，促进工农业生产技术进步，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还从中涌现出一批象倪志福、李瑞环、袁隆平、周开达等等那样的工农技术革新家和发明家。今天，这项群众性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活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生活中仍然蓬勃发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中，毛泽东对与此相关的技术发展道路也必然很关注。他高瞻远瞩第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这段加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文字，表示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给予了肯定，尤其对四个现代化关键的技术发展道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为了开辟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和技术发展道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后来的论著、批示和信件等文献中，提出了同经济技术密切相关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技术选择等方面的一些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理论。例如：

　　在产业结构方面，他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高度，提出要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投资比例，采取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多积累资金，促进重工业更多更快发展的新路子，改变过去照抄苏联模式、片面注重重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而失调的状况;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关系，提出了降低军政费用比重、多搞经济建设、再支持国防建设更大进步的战略方针;他还敏锐地觉察到合作化后刚刚萌发的农村产业结构变化情况，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副业的发展、特别是社队企业的初兴非常关注，认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

　　在产业布局方面，他认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在改变历史形成的国家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时候，不能低估沿海工业的老底子，提出要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来带动和支持内地工业发展的战略思路;同时在工业宏观布局中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既要处理好中央直属工业和地方所属工业的发展关系，又要处理好国家的工业体系和技术体系，只能在全国范围内而不是在各个地方各自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技术体系。

　　在技术选择方面，对于是采用先进技术，还是传统技术，发展天然石油还是走人造石油的技术道路，发展西医还是中医抑或是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是否发展人造卫星、原子弹、氢弹，如何发展现代通讯技术、交通技术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肥化，以及手工业半机械化、机械化技术和工艺美术品、民族工艺技术等一系列具体技术政策上，毛泽东都很注意，并依据我国实际和专家建议，做出了具有现实性或带有超前性的决策。其中，农业技术政策是毛泽东最为关注、也研究得最为细致的一个领域，农业“八字宪法”便是他提得最具体详细的一项技术政策典型。

三、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政策

　　为了保证科学技术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共产党能管科学，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政治领导，主要通过两个基本途径来实现的：一方面通过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来强有力地保证科学技术工作按照自身的规律不断发展，不断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持续多做贡献。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力求准确把握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来确定有关发展科学技术的各项具体方针政策。下面从政策理论角度来考察其中最基本的方针。

　　(一)关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的方针

　　这是毛泽东基于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提出来的。他通过对这一辩证关系的考察和概括，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理论。1940年2月，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他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他接着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进一步讲道：“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正是根据这一理论，毛泽东一再号召搞自然科学的，要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科学研究。这一方针的目的在于提倡科学家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去观察和分析自然现象，发现自然规律，避免错误的哲学世界观的误导和支配，在科学研究中少走弯路。但这种哲学指导作用并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研究，不能用抽象的哲学思辨和哲学语言的简单化、庸俗化作法去取代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科学分析，更不能以现成的哲学结论为标准去裁决科学上的是非。

　　毛泽东非常关注科学技术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一方面是为了进行哲学概括去丰富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是引导人们通过对科学技术问题的哲学分析，去指导科研工作更快地取得成果。例如，他对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模型研究的重视，对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积木式机床矛盾分析的关注，都是如此。我国许多重大科学技术成果的取得，都是同科学技术工作者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不开的。其中，我国科学家关于基本粒子结构的层子模型，就是用毛泽东哲学理论指导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例子。对科学研究的哲学指导作用，能否见成效，关键在于科学家和科研人员对唯物辩证法是否融会贯通，自觉不自觉，运用灵不灵活，方法得不得当。唯物辩证法提供的只是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而打开科学真理大门的钥匙则是艰苦的科学实践。

　　这就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研究的理论的真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方针并不是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政策规定，而只是一个弹性约束力的指导性方针。

　　(二)关于“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发展中国科学技术，要把立足点主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为辅。这一方针亦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对科学技术的自主研制与外援引进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惟有这样，我国在国防和经济建设上才能完全主动，而不至于受制于人。1956年5月，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酝酿成立时，聂荣臻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导弹研究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当即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予以批准。1958年6月，毛泽东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的报告上批示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根据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指示，我国在开创原子能事业的初期，对于苏联的援助，既不放松对其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又不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而是非常注重自力更生，充分发挥我国科技人员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培养自己的设备设计和制造能力，自己动手制造有关的精密设备、元器件。由于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当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关于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1960年8月撤走全部专家时，我国才得以不受制于人，完全主动地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发展原子能事业。

　　(三)关于集中力量协同攻关与重点突破赶超先进的方针

　　集中力量协同攻关，首先在关系到工业和国防现代化的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取得突破，以带动科技事业的全面振兴，实现中国科学技术的跨跃式发展。根据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力有限的客观实际，中共中央在谋划我国科技发展时，提出要瞄准新兴科学、新兴技术，重点发展，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避免力量分散，影响速度。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重大决策。1956年3月，中共中央又做出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重大决策。1956年2月，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经过787名科学家半年多的努力，在年底编成《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规划》本着“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提出有全局性意义的12项重点任务，在人力、财力、物力上优先予以保证。对某些特别重要而在我国却很薄弱、甚至还是空白的学科，采取了紧急措施，如发展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四项紧急措施，加上当时没有公开的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研究的两项绝密任务，共六项紧急措施，构成我国发展尖端科技的关键性措施。在毛泽东、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集中全国的科技力量协同攻关，经过10多年的奋斗，对原子能、航天器等尖端科技的研制相继取得突破。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24日成功地发射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这些重大的高科技领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取得了令西方发达国家叹为观止的重大成就。“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不仅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促进了新中国整体科技事业的发展，对核电、航空、航天、电子等众多的工业部门产生了关联、带动作用，促进了我国在这些领域科学技术的跨跃式发展。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只要发展战略得当、措施得力，科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分步骤地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逐渐积累起来，使自己由落后国家变为先进国家。

　　(四)关于解放思想与“百家争鸣”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

　　解放思想与“百家争鸣”方针是毛泽东总结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状况的过程中提出来的。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指出：“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认识自然界的自然科学，历史地看有不同的学派、不同理论的矛盾运动，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条内在规律。由于认识自然的复杂性，自然科学不同观点、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争论是经常发生的，是很正常的，科学上的是非真伪并不是可以轻易做出判断的。毛泽东指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

　　这样的事例在40年代的苏联和50年代的新中国又重新出现。苏联曾在遗传学上强制推行米丘林学派，压制和批判摩尔根学派，还给一些科学理论扣上“资产阶级”帽子大加批判。我国也曾跟着苏联去批摩尔根学派，甚至给它贴上“反动”的标签。我国还一度把中医当成“封建医学”，提出要加以取缔，把西医看作“资本主义医学”，提出要进行改造。这种做法严重妨碍了科学的发展。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于1956年提出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的方针，把它作为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必由之路。他提倡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反对用行政力量强制推动一种学派而压制另一种学派。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和不同科学实验去解决，通过科学的实践检验去解决。他还亲自关心遗传学的百家争鸣问题，对行政干预学派争论的错误进行批评，鼓励受压制的遗传学家坚持真理，从而推动了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

　　(五)关于“向外国学习”与“洋为中用”的方针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技能，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技术的一般原理在世界各国是相同的。毛泽东认为，“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因此，科学技术能够在世界各国各地进行传播与转移。历史表明，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在独立自主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学习和引进已经成熟的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加以消化吸收，往往是发展科学技术、振兴国民经济的一条捷径，花费的代价较少，而且是可以逐步缩短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的。

　　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他认为对外国的科学文化，一概排斥，或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同时也不能把洋为中用和自力更生两个方针对立起来，学习外国科技成果，可以增强自力更生的实力;而自主研究开发的能力越强，吸收外国先进成果的能力也越强。他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原理，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做到洋为中用。

　　他还依据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提供了钥匙”的观点和方法，并以学习西医用以研究中医为例，阐明“洋为中用”的含义和作用：“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六)关于造就“又红又专”科学技术宏大队伍的方针

　　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事业，没有庞大的科学技术人才队伍是不行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一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重视科学技术专家。1956年，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一文中讲到：“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后来，他进一步从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高度上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的重要任务。他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庞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从毛泽东的许多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造就工人阶级的技术队伍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工农业生产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及技术部门不断扩大，迫切需要大批技术人才，也是他提出的开展技术革命的战略理论的必然要求。但是他又是把技术队伍放在整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总体战略方针中，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为此，他提出了旨在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根据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始不久的社会背景，基于当时知识分子的现状和他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毛泽东提出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把知识分子作为团结对象，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他们的思想得到改造。其目的在于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毛泽东关于造就工人阶级科学技术队伍的方针政策同知识分子政策是相一致的。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一是强调把政治与技术统一起来，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二是提倡结合科学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研究;三是鼓励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用科学技术成果为工农服务、为生产服务。

　　今天来看，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仍占据着统治地位，包括小生产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习惯势力及其自私自利思想意识还广泛地影响着人们，无论共产党人，还是一般干部，无论职务高低，还是都需要不断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思想觉悟，因此，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并没有过时，不进则退，退无出路。毛泽东提出的造就工人阶级科学技术队伍的历史任务和关于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科学技术现代化理论和政策的贡献

　　前面我们力求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从散见于毛泽东著作中有关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论述，对毛泽东科学技术现代化理论和政策作出较为完整准确的概括整理。在开展这项学习和研究中，我们发现存在着一定的反差：一是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同毛泽东的大量著作相比，同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哲学、文艺和教育等方面的著述相比，相对少而分散，似乎不成比例;二是毛泽东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论述同全党有关科学技术政策的文献相比，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科学技术工作方面的具体著述相比，同样显得少而零散，似乎不成比例;三是毛泽东在科学技术方面虽然论述较少，但份量很重、观点鲜明、见解深刻、言简意赅，论述虽然分散在许多著作、批示和信件中，但涉及面却很广，有关科学技术与哲学、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政策和战略等许多方面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几乎都谈到了。正因为，毛泽东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统帅和导师，责任使然，论述的大多都是哲学性、根本性、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和重大方针政策，涉及面很广，统领各方面。在系统深入地学习、整理和研究毛泽东科学技术现代化理论政策及其实践的过程中，使我们深深领会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生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点之所在，也领会到他对科学技术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战略问题的理论，确实洋溢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智慧，散发着战略家的眼光，从中看到这位历史伟人在一定历史时代的条件下所能做出的伟大贡献。毛泽东科学技术现代化理论政策及其实践的主要贡献及特点，概括起来说，主要如下：

　　第一，他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基础上，从科学技术的本质观、价值观和发展观上，尤其是从科学技术政策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性的哲学基础上，来研究提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理论和政策，为我们指明了学习和研究科学技术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非常有力地推进了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快速发展。

　　第二，他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战略高度上，把科学技术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伟大革命力量，提出以科学实验和技术革命为主线的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理论，并倡导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活动，力求探索出一条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科学技术发展道路。

　　第三，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力更生”、“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又红又专”、“集中力量、协同攻关、重点赶超”等一系列发展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和造就宏大的科学技术干部队伍的重要原则，既体现了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正确领导，又符合科学技术工作的特殊规律，并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形式来表达其政策内涵，从而使之言简意赅，家喻户晓，深得民心，迅速普及。

　　总之，毛泽东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和政策理论的历史功绩集中到一点，就是他为我们党和国家科学技术政策与战略的形成，起到开创性、奠基性的作用，为我们建立完整的科学技术政策体系和科学技术发展战略，提供了正确的观点、思路和方法。他对一些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的正确决策，他对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如前所述，毛泽东科学技术现代化理论、战略决策，主要是在5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一开始他主张把社会制度方面的所有制革命同技术方面的生产力革命结合起来，由于调动和激发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公精神，以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在他的推动下原定15年实现的三大改造却只用3年时间就提前完成了，这必然使他认为可以加快技术革命的步伐，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尤其是1957年在政治思想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于1958年他提出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并领导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并运用赶超战略、“大跃进”的方法，以“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的群众运动方式高速度地完成技术革命。这力图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和赶超发展战略，使处在手工生产方式为主的落后中国，在较短时期内完成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二百多年的两次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实践证明，新中国的成立，全国各族人民获得解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调动和激发了高昂的社会主义主人公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在毛泽东两个“四个现代化”理论和党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只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就建立起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跨越了西方两百多年的发展路程，使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迈向世界先进行列。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彻底改变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状况、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为人类做出更伟大贡献的历史任务，无疑还需要做艰苦细致的努力，但光辉灿烂的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摘自《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辑要》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