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到毛泽东思想时指出：毛泽东思想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由此可见，群众路线在毛泽东思想中具有很突出的地位。毛泽东本人既是群众路线的主要倡导者，也是模范执行者。这既体现在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艺术中，也体现在他在人际交往中的群众观。

众所周知，“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是毛泽东给自己定下的三条规矩。在念旧这个问题上，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他，从未为自己的亲朋好友谋过一官半职。但是，毛泽东对旧时的亲朋好友经常惦记，在生活上关心，在工作上鼓励，既能在细节上品味到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特点，又能在他的言行中感受到他深厚的群众观。

“爱国就是革命嘛”

被誉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的邓裕志，1900年出生在湖北沙市。解放前是国统区妇女界和宗教界的著名人士。解放后作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五、六届委员，并任全国妇联第一至五届执委、中国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理事、上海社会学会顾问等职。1996年10月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96岁。

邓裕志的父亲是长沙的一位小官吏。邓裕志8岁的时候，随父亲来到长沙。1915年进入长沙福湘女中读书，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很大。1920年初杨开慧也到了福湘女中读书。当时邓裕志担任福湘女中学生自治会会长，和杨开慧同住一幢宿舍楼，彼此很熟悉。虽然杨开慧在福湘女中就读时间不长，但与邓裕志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通过杨开慧，邓裕志结识了毛泽东，三人偶尔会在一起谈政治、说时事，毛泽东追求民主革命的新思想，带给了青年邓裕志全新的视野，也影响了她的一生。

1919年11月，长沙发生青年女子赵五贞争取婚姻自由、人格独立而愤慨自杀事件。毛泽东为此在报刊上连续撰写时评和杂感，影响广泛。邓裕志后来回忆，“长沙发生赵女士自杀事件，毛润之写了好几篇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登在长沙的报纸上，影响很大。毛润之在长沙点燃的革命之火，也引发了我的爱国热情，我走出闺门参加了爱国活动。从此我投身社会活动，投身妇女解放运动。”

◆女工们正在夜校上课。

为了表示她的志向，邓裕志在进大学前把原来有女性色彩的名字“邓裕芝”改为“邓裕志”。当时中国只有一所女子大学——由美国教会办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邓裕志考进了这所大学并成为了基督徒。1926年毕业后，她先后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干事、劳工部主任干事、民教部主任干事。1929 年，到伦敦经济学院留学，1939年到纽约大学研究院留学。回国后，邓裕志倾心于女工工作与民众教育工作，在上海创办了一批女青年会所属的女工夜校。她还和史良等妇女界人士一起参与了大量社会活动，成为了国统区活跃在宗教界和妇女界的著名人士。

虽然毛泽东和邓裕志交往的时间不长，但毛泽东始终记得这位热心妇女解放运动的友人。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邓颖超派人通知邓裕志，说毛泽东请她参加毛泽东与民主党派的见面会。邓裕志后来回忆：“毛主席在接见中给大家讲时事，讲共产党对国际国内问题的立场。毛主席的讲话幽默、在理，很有说服力。他关于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保证人民自由权利，联合各党派召开政治会议等问题的态度尤得大家拥护。毛主席的谈话使我增加了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了解，增加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真相的了解。从此以后，我人虽在国统区，却时常关心整个局势的变化，关心来自解放区的每一个信息。”

1949年3、4月间，邓裕志在参加北平举行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又见到了毛泽东。邓颖超特地向毛泽东介绍：“她就是女青年会劳工部主任干事邓裕志。她们办的女工夜校掩护了我们很多同志。”毛泽东说：“你不是叫邓裕芝吗？”邓忙说：“改了，改叫邓裕志了。”毛泽东边握住她的手边说：“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们不少同志。”邓忙说：“惭愧、惭愧，我们做得很少，很少。”毛泽东笑着说：“虽然少，救了很多人哪。”邓说：“我们只是出于爱国而搞女工夜校，当时也不懂什么革命。”毛泽东说：“爱国就是革命嘛。”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

“爱国就是革命嘛”这句话初听起来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对邓裕志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她在探索改变妇女地位的实践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认识到“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不推翻，广大妇女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的道理。所以她才有所愧疚地对毛泽东说“当时也不懂什么革命”。但毛泽东一句“爱国就是革命嘛”使她有了如释重负之感。她决心“今后一定要好好跟共产党、毛主席走，为国家、为人民多做点工作”。

此后，在全国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上，邓裕志还多次见到毛泽东。有一次开会期间，毛泽东来到代表们中间。代表们纷纷伸出手，希望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看到了后排的邓裕志，远远地越过人头向她伸过手来要和她握手，邓想把手伸过去，但人多拥挤，她怕够不到毛泽东的手，就避开了。后来毛泽东再见到她时问：“上次，你怎么逃走了？”邓只好如实告之：“我实在挤不过去，免得硬挤过去拉你的手，别人讨厌我。”毛泽东的这细心一问，使邓裕志深切地感受到：“主席是个平易近人的群众领袖。”

这个“握手”的故事，体现了毛泽东在念旧中的以诚待人。而“爱国就是革命嘛”，体现的是毛泽东的无时不刻的群众观。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邓裕志等人积极推动的基督教的“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截至到1952年底，在“三自”宣言上签名的基督教徒有三十七万多人，占当时中国基督教徒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毛泽东在谈到群众信教的问题时说：“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不应该受到干涉的，这是人们的情感问题。对精神生活的任何干涉都会造成很大的反感。”（《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二卷》第638页）因此，尊重宗教界人士，团结信教的人们，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

1949年10月25日，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毛泽东在百忙中给一位叫许志行的写复信：“志行兄：六月十日来信收读，甚为喜慰。迟复为歉！泽民于八年前被国民党杀害。谢觉哉在北平。我身体尚好，勿以为念。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不荒废课业，不要来京。如遇假期，可以来京一游，看一看仍回去教书。关于写有关我的事迹的文章，最好不写，免得引起有些人对你不满。暇时可来信。敬祝进步!”

毛泽东在信中称“志行兄”，还在信中谈及毛泽民、谢觉哉，可见交情匪浅。这要从1919年12月武汉的冬天讲起。许志行就是在那个冬天在武汉与毛泽东偶然相遇的。

◆刚忙完开国大典的毛泽东回复许志行的信。

许志行是江苏吴县人。因家境贫困，17岁时被家里人送到湖南长沙一家五金玻璃商店当学徒。1919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他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不愿意做小奴式的学徒，渴望继续读书。有一天，他偷偷从店里逃了出来，沿着长沙到武汉的铁路走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汉口。

毛泽东当时正率领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赴京公民代表团，途经武汉。在汉口的一家旅馆的门口，毛泽东看到衣衫单薄、一脸疲惫的许志行。对普通老百姓极富同情心的毛泽东，便十分关心地问起他的情况。许志行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以后深表同情，劝勉道，想读书是好的，但是年纪轻轻流落在外是不好的。同时，他表示愿意帮助许回浙江老家。许说，我不能回家了，最好帮助介绍一个自力更生的工作。毛泽东说，他在这里也是过路客，就要上北京去，没有熟人可以帮助介绍工作。毛泽东劝许要暂时忍耐，回家安心等一段时间，等他去北京办完事情回到湖南后，一定设法帮助他出来读书。许接受了毛泽东的劝告，把浙江家里的地址告诉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的资助下，许回到了浙江的家。

1921年春，身为湖南一师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在校内筹款办了一个“成年失学补习班”。毛泽东写信给许志行，叫他秋天到长沙来读这个补习班。谢觉哉当时是补习班的国文教员。

许志行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毛主席安插我在补习班高级部读书，一切费用全由他负担。毛主席的大弟毛泽民也在高级部上学，毛主席的小弟弟毛泽覃则在小学部六年级读书。他们两人对我一见如故，我和他们相处得好像兄弟一样。”“寒假，毛泽东邀请我到韶山他家里住。我在毛泽东家里的阁楼上同毛泽民、毛泽覃一起温习功课。”“一年以后，我在一师附小高级部毕业。我不愿意离开长沙，更不愿意离开毛泽东、毛泽民和毛泽覃，打算报考长沙的中学，但中学一切都要自费，这对于贫寒的我显然是不可能承受的。”“毛泽东看到我非常痛苦，就替我出主意……劝我回浙江投考省立师范学校，因为浙江的省立师范，学膳费都只缴半费，半年不到十块钱。毛泽东说，这几块钱，我是能够接济你的。”就这样，许志行回到浙江杭州，考取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青年许志行。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邀请许志行出任宣传部交通局助理。许于1926年春到任，后又随毛泽东到了武汉。

1927年大革命失败。许与毛泽东在武汉分手。许志行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统治，我与毛泽东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一直深深地想念着自己的恩师和兄长毛泽东。”

1949年以后的许志行，先后担任上海格致中学语文教师、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师、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这一时期，他几乎每年都要写信给毛泽东，汇报自己的工作与思想情况。毛泽东也在繁忙工作之余给他回过五封信。在1956年初的一封信中，毛泽东邀请他在有空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可以来北京一叙。

1957年6月，许志行开始北京之行。 6月22日晚，许志行按事先接到的通知，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在客厅里等了一会儿，毛泽东就进来了。毛泽东进来后立刻走上前，一把抱住许的肩膀，说：“志行兄，我们见面太晚了！太晚了！”毛泽东松开手后，注视着许志行，无限感慨地说：“接到信后，应该早点来嘛！等了你好长时间了，我多么想见见旧时的朋友啊！”

许志行回忆道：“毛主席谈兴甚浓。他侃侃而谈，谈在武昌时的相遇、相识，谈在广州、武汉时的战斗生活，以及在武汉分手后的经历。我感慨万千，眼含热泪，万万没有想到一位中国的领袖，能和自己促膝谈心，倾吐友情。”

五天后，毛泽东又约许志行晚上九点到他的办公室见面。毛泽东问他：“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提出来。”在得知许想去韶山看看时，很理解也很赞赏。毛泽东拿起毛笔，给韶山乡人民政府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许志行。毛泽东还送给许志行 500 元钱作为路费，并告诉他：“这是我的稿费，是我以个人名义送给你的。”

许志行回忆道：“回首往事，在汉口那段最困苦的日子里，我当时只有17 岁，幸亏遇到了毛主席。尽管素不相识，毛主席却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不仅接济处于贫困潦倒之中的我，而且还帮助我继续上学，教导我如何做人，甚至亲自替我介绍参加工作，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结交了很多像许志行这样有着不同经历，来自于不同行业的朋友。这些朋友的大部分后来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但毛泽东对他们始终是平等相待，以诚相待，经常挂记着他们。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革命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千千万万普通民众自己的事业。毛泽东的老朋友程潜的女儿程熙曾多次见过毛泽东，在她印象中，“毛泽东这个人对下层、对老百姓有一种爱，拿现在来讲，我们现在就是缺乏对普遍的爱，因为有爱才能有一个志向，要为大多数人再谋福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辑部编著：《走近领袖世界》重庆出版社 2011年6月第145页）

“你是一位爱国的民主人士”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并宴请全国知识分子代表。宴请时，湖南湘雅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坐在毛泽东旁边的主宾席。毛泽东对颜福庆说，30年前，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指湘雅医学专科学校）时我就认识你了。颜福庆惊讶之余，毛泽东说起了他建党初期在湘雅的活动和他接办湘雅《新湖南》周刊的事。

《新湖南》周刊的前身是湘雅医学专科学校学生张维、李振翩等人主办的《学生救国报》。后来在几乎办不下去的时候，请来了“救星”毛泽东。在主办《新湖南》过程中，毛泽东与张维、李振翩既是同道之人，也成了私人朋友。毛泽东和杨开慧第一个孩子毛岸英，就是李振翩在清水塘接生的。

◆1956年1月，毛泽东接见并宴请全国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为颜福庆）。

张维和李振翩后来都继续了他们的从医道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介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张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前夕，张维在上海任国民党市政府的卫生局长。官拜国民党中将和南京陆军医学院血清研究所所长的李振翩于1949年初离职后，去了美国并加入了美国籍。

1945年重庆谈判时，张维在重庆。毛泽东在繁忙中挤出时间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约见阔别了近 20 年的张维。老朋友久别重逢，格外高兴。他们回忆过去，互道别后思念，展望祖国的未来，交谈近一个小时。在谈话中，毛泽东曾征询张维，是否一起去延安？张维说：“这次恐难成行，但我会为着中国人民的卫生事业努力作自己的贡献的。我盼望着与你再重逢。”毛泽东说：“好！我们一定会再次重逢。你现在不能去，但同样可以为人民的卫生事业做些工作。”果然，在张维转赴上海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卫生业务委员会主任期间，以该总署章程中可利用的条款，组织了一批美国援华药品，亲自护送到新四军所在的江阴地区。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庆会面时，毛泽东还向张维打听李振翩的消息。当得知李在贵州时，毛泽东托张维给他捎了信，可惜李没有收到。这件事给张维留下了深刻印象。解放后张维经常念叨：“毛主席非常关心老朋友，他是很念旧的。”

毛泽东看重亲情，珍视旧谊，对亲朋好友的来信，他都亲自写复信。1950年9月，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卫生系主任的一级教授张维，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自己母亲八十寿辰。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无以为赠，写了几个字，借致庆贺之忱。”他将自己写的“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八个字，夹在复信中寄给了张维。

张维的夫人魏耀华后来回忆：“我们全家都为之欣幸，尤其张维母亲，收到毛泽东的贺信后，特别高兴和激动。她对张维和我说，‘毛主席国家大事那么忙，还写信给我祝寿。你们要告诉孙辈，时时都要记住毛主席的恩情，永远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张维母亲还说，‘今天又使我回想起过去毛主席在湖南时，冒着生命危险为革命、为救国四处奔忙的情景。’”

1957年，张维突患高血压中风。毛泽东得悉后即于4 月15日致电问候。1961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约见了张维。魏耀华回忆道：“张维虽行动不便，但在市委领导和我的搀扶下，使劲快步向前，边走边喊着：‘毛主席、毛主席！’张维右手不便，毛泽东伸出左手，与老朋友紧紧相握，亲切问候。坐定以后，两人用湖南家乡话拉起了家常。他们一起回忆了青年学生运动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事的情景，回忆了张维母亲当时对他的掩护，回忆在重庆分别后共同的思念。毛泽东赞扬张维过去为抗日活动积极奔走。毛泽东对张维说：‘你是一位爱国的民主人士。’毛泽东还对张维解放后不辞辛劳地培养新一代公共卫生人才，终致积劳成疾，再次表示亲切慰问。会见中，毛泽东还向张维询问了各个子女的姓名及所在单位。”后来，毛泽东又请上海有关方面的同志将他赠送的5000元钱送到张维家中，来人告诉说：“毛主席让我转达，这是他个人稿费中的钱，是表示对您养好病的心意。”张维在反复考虑后决定收下，存入银行。张维写信给当时都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你们要把毛主席的关怀当作前进的动力，更好地学习和工作。毛主席的赠款，给世世代代留作纪念，都不能去花它，永久存在银行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后来，张维的六个子女都入了党，并成为了各自岗位上的骨干。

◆毛泽东会见应邀回国访问的美籍华人李振翩教授夫妇。

1972年，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在访美期间，受毛泽东嘱托辗转找到了李振翩，告诉他：“毛主席希望你们去中国和他见面。”1973年8月，李振翩夫妇专程访华。毛泽东会见了他们，一起用湖南话聊天叙旧。在交谈中，毛泽东向李振翩谈到张维在上海养病，请李振翩访问上海时去看望张维，代为问候。李振翩在上海见到张维时转达了毛泽东“务必代我向张维问候”的口信。张维已有几年没有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在思念中听到这个口信，兴奋异常。他当即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积极养好病，并争取再干十年，还不时向毛泽东提供改进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议。魏耀华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我们全家的幸福。伟大领袖毛泽东，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李振翩在回忆录中写到一个细节：“我们到达目的地时，毛主席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等我们。他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好像问候一位失散多年的兄弟。”

在毛泽东早期革命生涯中结识的那批同道者，当年都是热血青年。在后来的日子里，有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的还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过要职。但在本质上，他们大都是还想为国家、为民族尽点力，做点事。对于这些旧交，毛泽东对他们怀有兄弟之情，这是出自于他对这些旧交的信任。这种来自于伟人的信任，又进一步激发起这些旧交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张维和他的家人就是如此。李振翩后来奔走于中美之间，为促进中美关系作出了特别的贡献。李振翩1984年去世后，他的后人继续从事促进中美友好关系的工作。

毛泽东念旧中的群众观，是他高尚人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他的高尚人格，不断升华着党的形象，感化和鼓舞着广大人民，成为了党的事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