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并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

这个“三位一体”方针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清醒判断和现实考虑。历史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的领导人，全面有序地推进这些方针，中国所寻求的主要外交目标基本上都得以实现。以此为基础的新中国的以和平为基调的外交事业在曲折中与时俱进，从而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

毛泽东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新中国成立后，以“一边倒”为重点的外交使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还先后和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但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且站稳了。

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又开始面临新的、日益上升的压力。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军事对抗的展开，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发展为全面的遏制政策。1951年1月1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备忘录，按照这个文件精神，美国继续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纠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企图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加强对台湾的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支持。

为了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搞建设，在抗美援朝胜利的大势已定的情况下，从1952年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着手推进对外“和平统一战线政策”，即外交着眼点不只局限于简单的两大阵营的划分，而是把创造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置于优先地位。1953年12月，中国首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相处中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它不仅包含了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原则，同时也包含了处理经济关系的内容。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结束“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努力创造条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出自于香港问题等实际利益的考虑，英国一直谋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由于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以及追随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和对华禁运，两国关系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英方主动向中方示好。从最大限度团结愿意和平的力量的愿望出发，周恩来也作出了相应的友好表示。1954年8月，以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

1954年8月24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代表团一行并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

◆1954年8月，毛泽东会见艾德礼(右二)时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艾德礼可以说是毛泽东的“老朋友”。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的协助下，致函时任英国工党领袖、后成为英国首相的艾德礼。信中写道“我们想代表中国向贵党寻求任何有可能来自英国的实际帮助。”“我们相信，当英国人民了解日本在中国所犯下的恶行后，就会选择和我们站在一起，选择以你们的名义帮助中国人民，并选择督促你们的政府来防范这个很有可能给英国带来同等、甚至更残酷威胁的敌人。”信件结尾还写道：“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和平民主战线永存！”贝特兰特意在信中附上一张字条，提醒艾德礼要妥善保管这封信。或许是贝特兰的字条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艾德礼已经意识到了毛泽东的重要性，这封信被悉心地保存了下来，直到2015年由艾德礼的亲属委托拍卖。据报道称，苏富比拍卖行的书籍和手稿专家加布里埃尔·希顿表示，毛泽东写信寻求英国对中国抗日的支持是其早期参与国际外交的卓越事迹之一。

毛泽东的谈话首先回顾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中英关系的发展。接下来客人问道：中国能不能和英国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毛泽东说：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毛泽东还说：让我们作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

毛泽东向客人们介绍中国的国情，以说明为什么中国那么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就让我们订一个条约，当然不是今天下午订，订个几十年不打仗的条约。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

◆周恩来在北京会见前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代表团。

毛泽东还特意提到了美国。他说：中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大国都靠拢些，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这个工作英国人好做，因为我们和美国人彼此骂得很厉害。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要发表长篇谈话，也是第一次向外界详细阐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此后，中英两国的贸易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加强。中国在走出国门、争取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方面，又迈出了踏踏实实的一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的1951-1952年，英国工商企业成立了48家集团，他们意识到中国将重新站起来成为世界领袖大国，因此在中英两国的贸易关系的恢复和加强的进程中起到领头羊的作用。毛泽东与艾德礼的谈话长期影响了他们，他们不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中国打破西方国家的禁运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即使在“文革”时期也稳定地扩大中英贸易，直至改革开放后对中国工业技术的引进形成显著的影响。2016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前夕，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由衷地赞叹：“从1949年至今，人们可以看到，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令人惊讶的方式重建了国家，现在中国已经步入现代化，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党派能达到中国共产党的成就。”

毛泽东的这次会见还有一个小插曲。工作人员见毛泽东穿着一条屁股上有罗纹补丁、膝盖等处磨得发白的深灰色裤子，便劝他换一条。毛泽东说：“不要紧，谁看我后面呢？”不管艾德礼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但艾德礼访华后在香港确实说，中国官员的清廉和干劲深深打动了他。

“炸破冷战坚冰的外交核弹”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国际舆论将其称之为“炸破冷战坚冰的外交核弹”，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

中国在1954年开始酝酿发展独立的战略核力量，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核弹。非常巧合的是，中法的建交酝酿过程也可以追溯到1954年，而且这颗外交“核弹”也在1964年爆炸成功。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图为1964年6月6日，中国驻法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黄镇（左）在法国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向法国总统戴高乐（中）递交国书。

在1954年7月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新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十一条意见，其中包括：“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护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于1957年5月和1963年9月，两次会见担任过两次法国总理的富尔先生，并与其深入交谈。富尔第二次访华实际上是担负建交谈判任务的，因此他回去后中法即宣布建交。

富尔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对中国友好，主张承认新中国，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5年4月，在富尔批示之下，在法国里昂举办的国际博览会，第一次向新中国发出邀请。中国馆展出10天，87万人蜂拥而至。

1957年5月，周恩来批示中国外交学会出面邀请富尔访华。富尔终于成为第一个穿过西方所称的“铁幕”到访中国的西方大国的政要。在从深圳到广州的火车上，他看到是尽管贫穷，但广袤田园透露出勃勃生机。此时的富尔迫切着能见到毛泽东。斯诺的《西行漫记》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月22日到达北京后不久，富尔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毛泽东诗词》，更是令他爱不释手。富尔后来是这样回忆毛泽东5月30日和他的会见：

“下午5时左右，我们回到旅馆，得到主席将在当晚接待我们的正式消息，我的同伴都为此欢欣雀跃……我们在晚上9时50分准时出发。”

“毛主席走上前来迎接我们。我发现自己突然之间和他挨得很近，不禁感到有些惊讶。”“他的举止极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会见就在这种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开始了。

当富尔向毛泽东夸赞中国取得的进步时，毛泽东真诚地向客人强调，新中国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比较起来成绩还很小，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毛泽东说：“你们亲眼看到我国的情形。看到我们是多么落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中国广大农民的生存状况，他特地请富尔介绍了法国的农业情况，作为借鉴。

中法关系是当然的中心话题。毛泽东没有直接说出这个话题，而是讲了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鹬蚌相争 渔翁得利》的寓言，以此来拨点中、美、法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

富尔还有意地提到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的事件，以此把话题扯到当时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问题上。他还有意无意地提出敏感词“共产集团”。

毛泽东对此作出极具寓意的回答：“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绝不依靠苏联。如果我们曾向苏联要求专家和机器，那是因为我们有这种需要，我们不能没有这一切。但是专家工作完毕后，还是要回去的，而且我们所取得的东西，全部是要付出代价的。”

需要提一下的是，毛泽东一直对与法国进行经济合作寄予热望。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杜洛克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时候，就问杜洛克：“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毛泽东进一步说明，我们想要与法国进行的交易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杜洛克回答：“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工作。”

富尔回国后，出版了主张改善中法关系的《蛇山与龟山》一书。书名体现了富尔的匠心：来自毛泽东的一句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当时在野的戴高乐看过这本书后，写了一封长信称，他完全赞同书中的观点。1958年年末，戴高乐当选总统。68岁的他开始正式考虑缓和与东方、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5年后，戴高乐仍然对《蛇山与龟山》一书记忆犹新。他在考虑与中国建交的具体步骤问题。

1963年8月20日，富尔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提出再次访华的要求，希望能再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并就当时国际局势及法中两国关系交换看法。不久，中方即同意邀请他10月份访问中国。富尔收到中国外交学会的正式邀请后，立即去巴黎见了戴高乐。戴高乐对他说:“您要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

◆1963年11月2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富尔夫妇。

为了使这次秘密使命不引起外界注意，特别是不引起美国的察觉，两人还当场制定了访问路线：去程先访问柬埔寨，然后经香港去北京。回程时访问缅甸后再回国。戴高乐还将一封亲笔的、实际带有授权性质的信件交给富尔，委托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建交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法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戴高乐不搞“两个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愿意接受中国立场，中国就应该不失时机。所以，自从富尔10月21日抵达北京后，毛泽东就高度关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与富尔的谈判进程。

11月2日，在中法建交的曙光已经明朗的情况下，毛泽东于下午5时，在周恩来、陈毅的陪同下，在上海会见了富尔。

毛泽东风趣地对富尔说：“我们做个朋友吧，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还是可以合作。”毛泽东还直言不讳地说：“你们两位（即富尔和一名随行的工作人员---笔者注）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关系建立起来……（要告诉戴高乐）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一套，搞了几十年，还是个代办（主要原因是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造成的——笔者注），不要钻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

毛泽东的话对富尔来说，可能听起来并不很舒服。但这恰恰表明了毛泽东超人的战略眼光。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国际舆论将中法建交称之为“炸破冷战坚冰的外交核弹”的主要原因。

这颗外交“核弹”的爆炸，成功地达到了毛泽东的战略目的。除了在打破西方封锁、捍卫了国家主权方面意义重大外，还对改变当时美苏主宰世界局势，实现国际格局新的战略平衡、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性影响。

“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

2018年1月31日，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发布消息称：有这样一本书，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发行量超过270万册，单本码洋过亿。这本书在面世80年之后，再度不可思议地火了起来。

这本书的书名叫《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作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斯诺于1928年来到中国从事新闻工作。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后，他作为第一个外国记者亲赴陕北红区采访共产党领袖人物，写了大量有影响的通讯报道。由于这些通讯报道都是出自于他亲自采访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不带政治偏见和党派色彩，因而得到中外读者的信任。

1936年7月至10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斯诺，与其畅谈。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还有斯诺同其他中共领导人谈话的内容，都通过斯诺的笔端，传到了西方世界，让美国人乃至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

◆毛泽东与斯诺在陕北。

斯诺根据他在红区采访的内容写成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于1937年10月在伦敦出版，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杰作，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进入一个新时代。1938年7月，美国出版了该书的修订版，美国人民争相传阅。时任美国内政部长的哈罗德·伊克斯读后即推荐给罗斯福总统。罗斯福也被这本书所吸引，他先后3次接见了回国的斯诺，向斯诺了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罗斯福对斯诺说：“我觉得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的！”

1960年6月28日至11月15日，斯诺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中国，这是他对新中国的第一次访问。当他亲眼目睹到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时，感慨万千。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会见了斯诺，并与之进行深入交谈。

话题由叙旧转向中美关系。毛泽东说：“……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正常。新闻记者和双方人员往来不是还没有解决吗？”毛泽东在这里指的是，此前中国一直希望中美两国的记者能够互相访问，但美方开始是既不许中国记者去，也不许美国记者来。后来又同意美国记者来，却使中国记者得不到互惠去美国。

◆1960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为埃德加·斯诺签名。

在谈完了台湾问题、新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问题和核武器等问题后，毛泽东说：“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负担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毛泽东以坚定的语气表示，“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

在谈话中斯诺还问：你还想到黄石公园和密西西比河游泳吗？毛泽东道：我当然还想去。我想你不会反对，但华盛顿方面不会同意。斯诺又问：如果他们同意呢？毛泽东高兴地说：如果那样，我可以在几天之后就去美国，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们不谈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泳，并且在河口游游而已。

毛泽东对美国的这种诚意，实际上在此前的周恩来与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表露出来。周恩来说：中美关系的解决办法最终会找到，它只是时间问题。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友谊则是长存的。

遗憾的是，当斯诺回国后将周恩来的谈话一字不漏地在美国著名杂志《展望》刊登出来后，竟然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丝毫的积极回应，得到的只是华盛顿某些人士的抨击。

这种结果或许已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他深知中国实力还不够，特别是代表工业和科技水平的原子弹，“没有它人家就说你不算数”。所以崇尚实力的美国可以对中国发出的和解信号不屑一顾。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被迫接受了一个新的核大国已经崛起的事实。美国朝野要求政府修改僵硬对华政策的呼声开始高涨。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再次访华的斯诺。此前斯诺的参观，看到中国已经基本走出了困难时期，各条战线上都呈现蓬勃旺盛的气象，特别是还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心情很激动。但他又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多年的分隔而感到遗憾。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埃德加·斯诺。

毛泽东在回答斯诺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时，充满信心地说，历史的各种力量最后也必然会把两国人民再拉到一起来；这个日子一定会到来。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只有美国军队入侵中国，才会发生战争。如果他们来，他们也确实不会得到很多便宜。美国领导人大概也会知道这一点……。

斯诺问：“您认为中美关系真的有改变的希望吗？”

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

在告别的时候，斯诺说他可能会见到约翰逊总统，问毛泽东有什么口信要捎给他。毛泽东回答：“不需。”

毛泽东知道在当时中美关系不可能马上得到改善。其中最主要原因是1964年8月约翰逊政府制造了所谓的“北部湾”事件，悍然扩大侵越战争，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争的硝烟直逼中国的南大门。所以在谈话中，毛泽东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含蓄地警告美方不得越雷池一步。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很清楚，改善中美关系的条件并没有成熟。

与5年前不同的是，会见过后斯诺被告知，毛泽东和他谈话的内容，“只要不是直接引用，大部分都可以发表”。斯诺后来回忆道：“这次谈话获得发表，又在政府和党的机关报上加以报道，这显然加重了这件事的份量，使它绝不仅是重叙旧谊。在我看来，毛泽东很可能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条件的看法，特别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通知美国。”斯诺于1月19日离开中国，2月17日在巴黎的《新直言》周刊、东京的《朝日新闻》上刊登了他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内容。汉堡的《明星报》、罗马的《欧罗巴》、伦敦的《泰晤士报》等西方国家报刊相继转载，而美国各大报刊对此却视而不见。

果然，这次斯诺回国后，尽管见到了约翰逊总统，但被简单的几句话就打发走了。

◆毛泽东与斯诺。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邀请第四次来华访问的斯诺登上了天安门，参加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12月18日，毛泽东又邀请斯诺到中南海，与其进行了5个小时的长谈，从“文革”谈到反对个人崇拜和形式主义，从中国建设谈到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这是毛泽东晚年与外国友人谈话最长的一次。

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中，可以使人感到，中美关系解冻的步子已经越走越近。毛泽东直接提到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他说：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我相信不会吵架的。但是，当然要向他提出批评，我们也将做自我批评，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毛泽东还赞赏美国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做法。

毛泽东还告诉斯诺，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在回答斯诺“您看中美会不会建交”时，毛泽东幽默地回答：“中美两国总要建交。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毛泽东上次不捎信给约翰逊，这次却请斯诺捎信给尼克松，都是基于国际局势和中美双方实际情况的准确判断。此时美国正陷入越战泥潭难以自拔。斯诺后来写道：“美国一旦决定了从越南撤出，显然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中国达成谅解。”当然中国当时处于苏联百万大军压在北部中苏边境，也有寻机同美国和解的意愿。这样，“双方愿意共处”，中美关系的改善的时机才开始成熟。但实事求是地说，美国的心情更加迫切一些。尼克松1969年1月上任后先后四次发出与中国和解的信号。其中特别明显的是，1970年10月初，尼克松在会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时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2月18日会见斯诺，进行了长谈。

斯诺这次捎信是成功的，尽管他并没有机会见到尼克松，但他的笔仍像1936年那样有力，出色地完成了“捎信”的重任。斯诺在回到定居地瑞士后，1971年4、5月间3次在意大利的《时代》周刊上发表了访华观感。4月30日，在美国著名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透露了毛泽东愿意与尼克松“面谈”的信息。但在这之前，美国几家通讯社已经抢先报道了斯诺这一文章的摘要。这一消息迅速成为美国各大报刊的头条新闻，甚至成为轰动世界的一个“重磅炸弹”。尼克松在读了4月18日意大利《时代》周刊上斯诺的《我同毛泽东谈了话》的文章后说：“他的文章证实了我所收到的有关中国兴趣所在的私下信号。”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给中美关系解冻带来了实质性的进展。1972年2月尼克松实现访华， 中美关系终于解冻。中美关系的解冻，再一次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对中国而言，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同时开启了与世界接轨进程的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