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斗争的重要论述核心要义分析

杨  俊

摘要：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和改造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为此需要开展“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的斗争“、跟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面貌加以改变”，以及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进行“自我斗争”。毛泽东强调，工作就是斗争，需要有一股“斗争精神”，这主要包括斗争意识、敢于斗争、斗争信心、英勇奋斗。毛泽东把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看作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指出正确的斗争政策策略关乎党的生命，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善于斗争的原则要求和方式方法。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被赋予“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1](p.533)的历史使命。党的奋斗历史证明了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2](p.6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通过总结党的奋斗历程，明确概括出党的鲜明政治品格：“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3](p.792)由此，正确认识“斗争”之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意义、独特价值，有利于准确把握进行斗争的原则和方式方法，形成敢于斗争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对“斗争”进行了较多论述，科学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这些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开展社会革命：“工作就是斗争”

毛泽东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工作的本质：“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4](p.1161)这是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强调工作即实践，而共产党人的实践需要斗争。“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而苦战到底。”[5](p.42)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它的历史使命及全部工作：团结带领人民群众通过社会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开展“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的斗争，同时“跟自然界作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把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实践活动称为“社会革命”。他们强调，社会革命解放发展生产力，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6](p.327)他们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7](pp.196、400)不同阶级的斗争，“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7](p.195)换言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存在着“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斗争。[8](p.257)他们着重强调：“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7](p.380)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归纳出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历史使命：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最完整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最近目的，以消灭阶级、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为最终目标。毛泽东正是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的科学理论即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的角度，概括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革命的科学”。[5](p.533)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9](p.152)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革命的贡献也在此，“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4](p.1496)

开展社会革命意味着要开展斗争，并且往往以开展政治革命斗争为先导。原因在于，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需要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但旧生产关系中的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正如毛泽东所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4](p.1131)社会主义革命是最彻底的革命，会带来一个“充满剧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10](p.551)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时，首先就把它概括为阶级斗争理论。在回忆自己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毛泽东说最初看到《共产党宣言》后，“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5](p.379)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起就明确规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11](p.1)后来，毛泽东把社会革命进一步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1](p.631)必须“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1](p.523)。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作用就是“为群众制定了符合他们利益的斗争纲领，并组织他们进行斗争”。[12](p.257)毛泽东特别强调：“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13](p.351)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生产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在取代了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人的能力都得到全面、充分、自由发展。异化的消除、人类的根本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要以社会生产的充分发展为前提。“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6](p.670)因此，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4](p.52)毛泽东发扬光大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唯物史观。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提出物质生产、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15](p.282)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他用“生产斗争”一词替代“物质生产”，提出社会实践包括“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13](p.320)毛泽东深刻指出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质是“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16](p.109)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必须团结带领人民扩大生产、提高效率、增进财富。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立足于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要求在各根据地和解放区“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15](p.119)毛泽东强调：“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唯此，“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5](pp.467-468)

在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发起“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各抗日根据地掀起军民大生产运动高潮。对大生产运动，毛泽东评价道：“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17](p.894)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18](p.495)他要求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开展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9](p.1)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的八大明确指出：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0](p.248)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一方面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13](p.133)因此仍需要革命；另一方面又指出此后革命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级消灭以后，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或革命，继续进行，但性质变了”。[21](p.25)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转变工作重心的要求：“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p.218)“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改变之后，必须要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22](pp.112-119)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了波澜壮阔建设社会主义的动人场面，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生产力迅速发展，各方面事业取得重大突破。

为什么社会生产也叫“生产斗争”？这首先在于，社会生产是“另外一场战争”，要通过斗争来改造自然、克服困难。对此，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革命搞了几十年，革命仅仅是为建设开辟道路，建设时间长得多。建设是另外一场战争。过去我们是跟阶级敌人作战，现在是团结人民向自然界作战，这是一场新的战争。”“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改变之后，必须要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22](pp.112-123)其次，进行社会生产也需要在社会关系层面开展斗争。1962年1月，毛泽东指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时间”“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13](p.302)

二、勇于自我革命：进行“自我斗争”以保持党的本质

“共产党及工农在政府中的优势与领导地位，不能依靠任何法律或强力去实现，而只能依靠真理，依靠政策的正确性，党员模范的工作，及人民对于它的拥护等来实现。”[23](p.119)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奋斗，关键在于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包括：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拥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党员能够模范地实践党的要求；等等。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需要通过党的自身建设来保持和发展。在毛泽东看来，党的自我斗争，包括党内思想斗争、反官僚主义、反蜕化变质斗争等，都是开展党的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团结统一是形成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的基础。实现党的团结是解决党的一切任务的关键。同时，党的思想一致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24](p.526)党的团结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因此为保证党的真正团结统一，就必须开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原则的党内思想斗争。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存在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受到“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17](p.1096)党内思想斗争是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保证党在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路线上行进、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毛泽东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1](p.359)在延安，毛泽东总结了历史上党内思想斗争过火的惨痛教训，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主要斗争方式。关于党内斗争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提出：第一，党内思想斗争是为了教育党内犯了错误的同志，斗争是一种教育，教育也是一种斗争，机械地把教育与斗争分开是不对的；第二，应该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及其责任人，“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17](p.938)第三，实行“团结—批评—团结”政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正确进行党内思想斗争,使党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第四，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关于党内思想斗争的主要方式，毛泽东认为，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及时清理“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所受到的“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他要求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秉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17](p.1096)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拿出敢于批评的勇气，拿出敢于自我批评的勇气。对此，他比喻道：“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们共产党人也要“长‘角’”，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18](p.406)

“政权是人民的，党是人民中前进部分，替全体人民争取政权的。”①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强调，民主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争取民主的历史实践是“走历史必由之路”。[1](p.559)不宁唯是，在毛泽东看来，实现民主也是保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强调，一方面需要进行党内教育和党内斗争，另一方面需要“打开大门”，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并让人民对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批评监督，“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②

在著名的“窑中对”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这一思想：“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9](p.611)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新形势下保持党的人民性、如何防止党员干部由“公仆”蜕变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主人”、如何防止以权谋私和贪污受贿等腐化堕落现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一项重要而严肃的斗争任务。为此，毛泽东总结和继承党的建设的经验和传统，对全国执政条件下的党的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包括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建立党内监督制度、把党的活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反对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一系列思想。毛泽东强调，权力必须坚定地依靠人民，接受人民的制约和监督，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要本着谨慎、真诚、谦逊的态度，学会听取不同意见，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毛泽东深恶痛绝脱离人民、“当官做老爷”和贪污腐化等官僚主义现象。他告诫全党，如果党员干部的蜕化变质严重到一定程度，党和人民政权就会丧失人民性这一最大本色，最终毁灭我们党和我们党的事业。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他领导进行了一系列反官僚主义、反腐败、反蜕化变质的斗争，其中就包括“整党”“整风”等群众性运动。毛泽东指出：“我们所以要整风，把我们身上的错误的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19](p.275)

三、始终保持斗争精神

在通过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斗争精神。立足毛泽东论述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的文本可知，毛泽东强调的“斗争精神”主要包括四方面：斗争意识、敢于斗争、斗争信心、英勇奋斗。

（一）斗争意识：“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斗争是主体与客体或主体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之间的对抗。矛盾是推动事物运动发展的动力，而矛盾是由矛盾的主要特性即斗争性决定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这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如此，“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15](p.302)

以前是“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16](p.316)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要团结带领被压迫人民与他们“斗”。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16](p.316)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有无斗争意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4](p.1484)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强调：“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19](p.164)“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9](p.214)“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13](p.133)既然有矛盾，就仍然需要斗争，这就是斗争意识！

（二）敢于斗争：有骨气、“不怕鬼”“不信邪”

敢于斗争首先是藐视困难，有战胜一切困难而不被其压倒的气概。对此，毛泽东总结道：“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19](p.117)敢于斗争，其次要有骨气，“不怕鬼”“不信邪”。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通过古代传说和故事表达过这一点。例如，他多次讽刺京剧《法门寺》中贾桂“站惯了不敢坐”的戏词，提出要打倒“奴隶气”。[21](p.195)他以《聊斋志异》中“狂生夜坐”的故事告诫大家要破除迷信，“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13](p.51)此外，毛泽东还委托专人编写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强调“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21](p.426)

（三）斗争信心：“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

首先是要有党的事业通过斗争就一定能够成功的信念。毛泽东深刻指出：“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18](p.393)从这个角度看，“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4](p.1195)正是有了这一“敢于胜利”的信念，在力量对比悬殊和国际形势不利的条件下，我们仅用了三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也是因为我们有“敢于胜利”的信念。正如毛泽东所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就充分证明，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的，而且可以将它打败”。[22](p.121)其次是要有“以斗止斗”的信念。在斗争中，对手不会因为我们忍让和退缩就放弃对我们的斗争和打击。只有通过实际而有效的斗争，对手才会有所忌惮，才不敢贸然发起打击。毛泽东强调：“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你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25](p.492)特别是在军事斗争中，止戈为武，能战方能止战。

（四）英勇奋斗：“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一是要“有一种拼命精神”，[22](p.121)不畏艰险，勇于拼搏，增强斗争本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开展革命，必定充满艰辛、困难和挑战。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开启了惊心动魄的革命伟业。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言：“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16](p.292)二是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通过艰苦奋斗改变中国、改造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奋斗，以“愚公移山”精神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的“大山”。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毛泽东又号召大家以“愚公移山”精神去改造大自然，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移山填海。

四、正确把握斗争策略

如果说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源于对客观世界是矛盾构成的哲学认识，是世界观层面的问题，那么善于斗争就是实现斗争目标的“政策和策略”，即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内在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因此，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既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生动体现，又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实践要求，二者本质上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对此，毛泽东一语道破：“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15](p.115)

第一，能否正确开展斗争，关乎党的路线是否正确。

中国共产党“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但是，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对斗争政策和策略的认识错误，导致中国革命遭受了几次大挫折。对此，毛泽东总结道：“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1](p.76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开展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日益丰富。在延安，毛泽东把能否正确开展斗争提到党的路线的高度，指出党内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能准确把握斗争的“度”，违背“‘中’或‘中庸’或‘时中’”，[26](p.146)出现了“过”和“不及”这两种脱离实际的错误。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实现领导权、最大范围内获得支持，就必须组织千千万万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毛泽东把这个历史经验总结为“统一战线”，称为党不断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自此，“广泛团结同盟军，明确相对有限的奋斗目标，尽可能地缩小敌人含义的界定范围”，成为毛泽东战略中一个“有代表性的特征。”[27](p.80)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18](p.403)

第二，把握斗争和团结的辩证关系，以斗争求团结，在团结中有斗争。

毛泽东深刻指出：“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19](p.332)他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p.745)这就是说，共产党人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斗争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团结，进而实现党的根本目标。

第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必须“善于斗争”。

必须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毛泽东对此有过很多精辟论述，提出了许多原则性要求：一是要划清界限，回答好是“西安还是延安”的问题，[4](p.1444)即分清楚斗争对象的性质，决定斗争的方法方式。譬如，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要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二是在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革命”的基础上，采取不同斗争策略。譬如，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实现斗争目的。三是“绝不可树敌太多”，“不要四面出击”，即“在一个时候，打击的敌人不能太多，要打少数，甚至对大地主也只打击少数最反动的。什么都打，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为害很大。”[19](p.135)因此，正确的方式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一个一个地打破，总有矛盾可以利用”。[25](p.490)四是即便对于反动势力，也要讲究斗争艺术和策略，不能不加区别地乱斗一气。譬如，对待抗日统一战线的国民党顽固派，就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五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18](p.393)

在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而进行“社会革命”“生产斗争”“党内斗争”的历史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和发扬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品质，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斗争本领，这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斗争”的思想，在进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8](p.143)并指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党和人民事业取得成就的制胜法宝，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可宝贵的精神品质，是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的重要依靠。习近平关于“斗争”的系列重要论述，赋予我们党的鲜明品格以新面向和新内容，为新征程上打开新发展局面提供了根本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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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 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4]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5—1976)(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7][美]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M].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8]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注释：

①参见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解放日报》1942年3月26日。

②参见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2日。

（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9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