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逝世后，世界各地对他的赞扬和哀悼之词如潮水般涌来。全球各大媒体迅速发表并转载了大量赞扬毛泽东、介绍毛泽东生平事迹的评论和文章。在这些评论和文章中，那些曾经与毛泽东见过面的人，从国家领导人、政要到作家、记者和普通人，发表的谈话和文章，使全球读者更加感受到一代伟人的魅力。毛泽东在他们眼中的印象，正如时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阿梅拉辛格所言：“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

1973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毛泽东逝世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都给予毛泽东以极高的评价。例如，美国总统福特在1976年9月9日的唁电中称赞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认为“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毛泽东也赞赏有加，称“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是给中国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日本外相福田赳夫则用带有崇拜的口吻评价说：“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在日本，毛泽东逝世后两天内就有1700多位各界人士到中国大使馆吊唁。时任日本政府大藏相的大平正芳说：“毛主席是一位胸怀宽广如海洋的大人物，对今后的中国人以及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坦率地说，是难以估量的。”他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回顾了他作为外相两次见到毛泽东的印象：“我对毛主席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无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日本众议院议员冈田春夫见过毛泽东三次，他发表了《缅怀毛泽东主席》一文。文章写道：“我这三次会见的感受，简单地说，就是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而且正在创造世界历史，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有人说见到了毛主席的人就像是被他那无限的伟大气魄迷住了一样，他的气魄之大是我们无法比拟的。表面上看来他非常温和而豪放，然而其中贯穿着在激烈的解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斗志和敏锐的高深的智慧。这样的人恐怕就是举世无双的人吧。”

美国除了时任总统的福特发表声明，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还有其他议员都发表了赞扬的话。前总统尼克松发表的声明称：“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对他本国人民的问题，而且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也有深刻了解，这一点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在那时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

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是新中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时期。各国政界重要人士纷纷来访，并把见到毛泽东视为最重要的事情。毛泽东逝世后，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在《毛泽东的影响将永世长存》一文中写道：“对于每一个访问中国的人来说，同毛泽东主席会见始终是一起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事件。”他回忆见到毛泽东时的印象：“他比他的大多数同胞高大得多。他矍铄的精神，永不衰减的勃勃兴致……我还记得他那有感染力的笑容和学者的优雅神态，好像他仍在思考着深奥的问题，虽说对他的客人优遇有加、礼貌周到。”“毛的存在和人格似乎永远铭刻在他的人民的生活和精神中。”惠特拉姆是首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总理，陪同他会见毛泽东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费思棻，在2023年初接受采访被问到接触过的令他印象最深的中国领导人时，他不假思索地说：“毛泽东肯定算一个。”他接着解释道，自己此前一直学习现代中国，所以会知道那些大人物。没想到自己得以亲眼见到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并和他交谈、握手，“我有点受宠若惊”。

施特劳斯是联邦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曾任基社盟主席20年，任巴伐利亚州州长10年。1975年，他首次访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成为首位受到毛泽东接见的联邦德国政治家。毛泽东逝世后，他在报纸上发表了《悼念毛泽东》一文，赞颂毛泽东的三大功绩：统一了中国、消灭了瘟疫和流行病、使8亿人民又获得独立自主思想基础上的对内对外的政治自信心。他回忆了见到毛泽东的印象：“在我们进行的谈话中，他精神集中的能力和机敏表现得很突出。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当代世界的变化。毛泽东对我讲的话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此后，他又四次访华，与邓小平等多位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会面，为中国与巴伐利亚开展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曾担任过法国国务秘书的安德烈·贝当古见过毛泽东两次。毛泽东逝世后，他在谈话中说：“毛泽东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才智横溢，思想很周密。”2009年，他作为中法建交唯一健在的见证者，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很早就爱上了中国。法中建交之后，我两次被毛泽东接见，有幸一睹伟人真容。早年得以近观中国，使我比大部分西方人更能体会中国的独立和坚忍，亦更能分享中国人成功的荣耀。在我这一代法国人心目中，毛泽东是伟大的人物，他让中国人民重新拥有了独立和尊严。”贝当古在向记者说这一番话的时候，显得非常动情。他翻出尘封多年的历史照片，因年事已高，已无法一一辨认出参加当年会谈的每个人，但看到那在他印象中“高大、魁梧”的中国人时，他突然指着照片对记者说：“你看，毛那时候一点都不显老。”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把东南亚确定为亚洲大陆遏制线的主要环节。1953年末，美国政府酝酿建立针对中国的东南亚军事同盟并于1954年9月8日缔结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有意将其发展成为东南亚版的“北约”。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美、英、法、澳、新、菲、泰、巴基斯坦8个国家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正式签字。为了加强对中国的遏制，美国政府还诬蔑中国对外输出革命，企图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但与此针锋相对的是，从1953年12月开始，新中国大力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稳步走向亚洲、走向世界。中国周边的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最后都成了新中国的朋友。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是毛泽东生前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国客人。1976年5月下旬，时任巴基斯坦总理的布托访问中国，提出要见毛泽东，但有关方面考虑到毛泽东身体状况欠佳，一直未作安排。5月27日，布托即将离开中国，再次提出要见毛泽东，毛泽东的秘书把他的这一要求报告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刚吃了安眠药，但依旧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安排接见。会见时间虽然只有几分钟，但布托用一句话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崇敬：“主席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你高举着人民革命的斗争旗帜。”三个多月后，毛泽东逝世。布托发表声明：“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中留下印记。”“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

菲律宾在1898年成为美国属地，1942年至1945年被日本侵占。二战结束后，菲律宾再次沦为美国殖民地。1946年7月4日，菲律宾获得独立。因此，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非同寻常。但新中国的成就令菲律宾刮目相看。1974年9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访问中国，为两国建交打前站。9月27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她。她对毛泽东说：你是我见到过和读到过的最伟大的人。当她提到希望尽快建交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外交关系以你们的方便为主，可能有人不赞成呢。1975年6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前来出席两国建交仪式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当马科斯赞誉毛泽东时，毛泽东说：我名誉不好，过去国内外的敌人都骂。马科斯说：只有果实结得最多的树才遭来石块的攻击。毛泽东逝世后，马科斯先后发表声明和谈话。他在声明中说：“毛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他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自力更生的国家，他以智慧、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引导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他在谈话中说：“我不仅哀悼他在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与世长辞，而且认为他的思想、他的热望和卓见——特别是在维护全人类和所有亚洲人的尊严方面将永世长存。”2006年，记者到马科斯夫人的公寓采访马科斯夫人，看到她把与毛泽东会见的照片放在最显眼处。记者写道：“伊梅尔达非常崇拜毛主席，令她引以为豪的是，毛主席不仅欣赏她曼妙的歌喉，也欣赏她自然的个性。”伊梅尔达后来回忆：“毛主席知道我喜欢唱歌，就请我演唱。我用中文唱起了《我爱北京天安门》。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

1975年6月底7月初，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应邀访华，并代表泰方在两国的建交公报上签字，实现了中泰关系的飞跃。7月1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当克立向毛泽东表示敬意时，毛泽东说：不要信那些说我伟大的话，你不要信，你会要上当。关于中国共产党和泰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说，我很赞成你在香港讲的那一篇话，国家是国家的关系，党是党的关系。克立后来谈到这次会见时对采访者说：“我的政府改变了反华的立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就在我们头顶上，假设中国不存在是不可能的。”克立谈到毛泽东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时说：“他身材高大，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面对着我。”毛泽东还为克立如何与泰国共产党人打交道给出了四条建议，其中最具有启示意义的一条是：“确保你自己的人民有饭吃，有衣穿，生活幸福，共产党人就不会闹事了。”克立认为，毛泽东虽然年事已高，但“我见他时，他神志非常清楚”。毛泽东去世后，克立发表谈话，说：“泰国只有我知道世界特别是中国受到多大损失，因为我亲自见过毛泽东主席。”“泰国和中国本来早就应该实现关系正常化，同中国交朋友，虽然有点太晚了，然而是正确的。”“毛主席是一位具有崇高思想的富于同情心的人……中国对泰国是真诚的。”2015年8月，于1975年6月底7月初随同克立·巴莫访华的阿南·班雅拉春(1991年至1992年担任泰国总理)，向采访的记者展示了一张照片，说：“我和毛主席的这张握手照片，拍摄于他去世前一年。我一直视这张照片如珍宝。”他还欣喜地说：“40年来泰中关系的发展超越预期。”

1975年10月30日，毛泽东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

“毛主席不仅是中国的领袖，也是世界的领袖”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交朋友的重点逐步转向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此时非洲独立运动的兴起，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关注。对于他来说，除了为新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一总体战略考虑，还出于毛泽东一贯对于弱者的同情，对被压迫的人们的同情。因此，毛泽东在非洲国家有着很高的声誉。毛泽东逝世后，坦桑尼亚总理尼雷尔再三强调，“毛主席不仅是中国的领袖，也是世界的领袖”。

加蓬总统邦戈于1974年10月访华时与毛泽东见过面，1975年6月下旬来访时希望再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因病无法出面会见，便在病榻上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表达歉意。毛泽东逝世后，加蓬的报纸刊文指出：“几乎全体非洲国家元首在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一宣布就向毛泽东主席致敬，反应如此迅速和如此热烈，表明我们非洲对这位已故伟大领袖态度的深刻变化。”“邦戈总统钦佩毛泽东主席对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问题的真知灼见和深邃洞察力，正是他如此尊重别人，并希望别人把他的著作当作榜样而不要当作唯一符合各国人民愿望一成不变的学说。”邦戈说，“这位杰出的导师、中国的伟人、无与伦比的政治家与世长辞了，他将永远影响全世界各个时代的历史”。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批准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其中26张来自非洲国家。刚果前总统恩古瓦比一语道出非洲国家的心声：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所有进步国家的胜利，是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1973年7月29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恩古瓦比总统。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精彩的辩证分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逝世后，他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在这悲痛的时刻，我耳边又响起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对我的充满智慧的谈话。他的形象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这是非凡的英雄形象。”“毛泽东的业绩是不可估量的。他的威望超出了伟大的人民中国的境界，在全世界得到了承认。”

中国和拉丁美洲相距遥远，同时由于历史原因，双方来往不多。为了推动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毛泽东有时甚至亲自出面做工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拉丁美洲国家来华访问的大多是非官方代表团，但毛泽东仍抽出时间接见他们。在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在70年代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第三世界的朋友们欢欣鼓舞。同属第三世界的拉美国家中，有不少向中国表达了发展友好关系的意愿。1971年10月5日，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赞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的讲话在会场上引发了雷鸣般的掌声。1972年2月14日，中国和墨西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使得墨西哥成为继古巴、智利之后第三个与新中国建交的拉丁美洲国家。次年4月，埃切维里亚作为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位访华的总统开启了中国之旅。4月20日早上，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报告，称埃切维里亚夫妇“都关心和盼望主席能够接见”后，于当晚会见了埃切维里亚夫妇。埃切维里亚说：我一下飞机就看到几千个孩子和青年载歌载舞，精神愉快，显示出新的面貌。毛泽东说：那是做给你们看的。过去我们公安部门不让群众跟外国人接触，现在解放了一点。你搞点突然袭击，没准备的，那个是真的。机场上啊，半真半假。埃切维里亚说：大约六个月以前，有一位墨西哥名医来向我介绍中国赤脚医生的经验，我们准备几个月后在墨西哥推广。毛泽东说：也是个穷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学那么几个月就去当医生，在治病过程中学习。一般普通的病能看，严重的病就要到城市了。中国还没有普及赤脚医生，如果一半的农村有赤脚医生，那就了不起了。

毛泽东逝世后，埃切维里亚发表谈话。他说：“毛主席由于对人类变革作出了贡献，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伟人。”“当我1973年4月有幸认识毛泽东时，我重申了我所说过的话：他是诗人，预言家，人民的战士。我一向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革新者，确实充满智慧，拥有极其深刻和牢靠的经验。”他在谈话中还提到了旧中国“到处都是卖淫和吸毒”的悲惨历史，赞扬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是有朝气的、乐观的和勤劳的。2019年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97岁高龄的埃切维里亚委托私人秘书豪尔赫·努诺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努诺表示，在埃切维里亚总统访华之前，墨西哥国内对新中国了解非常有限。从埃德加·斯诺等人的作品中，他了解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强付出的艰苦努力。而在第一次的访华之旅中，中国人民的热情让他认识到第三世界人民的心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中国朋友对我说，中国不是在欢迎一位总统，而是在欢迎一个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这次访问是雪中送炭。经历了长时间的侵略、压迫和暴力，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的土地上再也没有列强了!”努诺转达了埃切维里亚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亲切问候，为两国已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各领域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而感到欣慰。

毛泽东与亚非拉朋友在一起

“他不仅仅属于中国，他属于全世界”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美国的时候，一位美国中年人从路人的嘴里偶然得知后顿时呆住。他写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是个美国人，在纽约出生、长大并在那里生活。然而，毛泽东却曾非常直接地影响了我的生活。”

这个人叫霍华德·海曼。他于1944年作为军人被派驻中国，先是在昆明，后来又到重庆，军衔是一等兵。在中国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他目睹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到处是疾病、乞丐、饥饿，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人们，到处是卖淫和死亡的现象。许许多多骨瘦如柴的青年拉黄包车，活到二十五六岁就死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亲眼看到过蒋介石的军队扑向一个村庄，见到男人就抓，给他们铐上手铐，打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被‘选拔’入伍了”。在接触一批中国学生并成为朋友后，“我的中国朋友向我讲述了延安的情况，那里的窑洞、著名的长征，当然还谈到了他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

抗战胜利后，霍华德·海曼和他的战友杰克·埃德尔曼、爱德华·贝尔三人奉调到重庆。此时，恰逢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听闻消息后，他们即千方百计想见毛泽东一面。经过一番努力，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他们三人于1945年9月16日实现了愿望。海曼在悼念毛泽东逝世的文章中写道：“学者和历史学家可能向你们讲述毛是一位诗人、历史学家或革命家。可是在我的回忆中，他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他能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他与他手下人员的相互关系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毛同工作人员、领导人、厨师和招待员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友爱和热情的关系。我没有发现丝毫自负、讲究礼仪、神气十足或其他任何做作行为的迹象。”贝尔也在日记中记录了见到毛泽东的情景，称毛泽东“非常谦虚，讲起话来声音柔和，从不提高音调，从不激动，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在这样的人面前，我们不由得有卑微之感”。“在这一天，语言不可能成为我们的障碍，我们通过译员谈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世界和平的重要性与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三位美国朋友多次访华，故地重游。贝尔将记有毛泽东会见的日记捐赠给了重庆的红岩革命纪念馆。埃德尔曼为了表达对中国的友好之情，资助了不少中国留学生。

1909年出生的马克·盖恩，后来成为了一名加拿大记者。1947年，盖恩随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访问。毛泽东逝世后，他撰写了《在延安会见毛主席》。文章开头写道：“我跟毛泽东见过几次面，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中国西北他住的窑洞里。地点是在延安市郊一个山岭中，时间是1947年2月。当时，国民党军队距延安只有60英里。”这次谈话从午后到第二天凌晨。他在回住宿地的路上一直在思考毛泽东的谈话。“突然间，我感觉到，一个巨人就在我的面前。”此后，他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他写道：“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他教导人民说，只要他们同心协力，他们就能克服任何困难。”他总结道：“作为一个记者，我见过不少成为伟大的人物，但只有一次我感觉到自己是跟一位真正伟大的人物在一起——在那严寒、荒凉的窑洞里。”

1965年，盖恩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国。他蓦然发现，新中国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到难以辨认的程度了。在他看来，最惊人的变化，还是精神面貌的变化。他所遇见的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及国家的成就表现出非常的自豪感。他曾经在上海工作过，这次回来，完全看不到那时街头的尸体、饥饿的孩童、灯红酒绿下的娼妓、蝗虫一样的盗贼。他感慨万千：“毛泽东思想已经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1931年出生的秘鲁作家、记者安东尼奥·阿尔塞才华出众，年仅25岁就当选为秘鲁全国记者协会主席。1960年冬，他第一次访华。熠熠生辉的天安门城楼、秩序井然的长安街让他耳目一新，更让他激动的是见到了心中崇拜已久的伟人——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逝世后，他撰文回忆见面时的印象：“同这位传奇式领袖谈话时，我们喝着敬客的芳香扑鼻的清茶，他自始至终不停地抽烟，展现出感染人的笑容，这一切经过这么多年我仍然没有忘记。”“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毛的功绩是非凡的。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民，在完全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杰出革命导师的教导下，正在热情地致力于建设一个新的生活制度，摒弃几千年的社会偏见和思想弊病，造就一种团结的、专门利人的、高尚的新人。”

2019年，阿尔塞的女儿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父亲从报纸上了解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的解放，并受到了鼓舞。”在谈到毛泽东的那次接见时，她说：“父亲对那次会晤印象深刻。他总是跟我们讲，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是非常纯朴的人。毛主席对秘鲁和中国建交表现出很大的兴趣。”阿尔塞于1966年再次来到中国，应邀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当时叫北京广播电台)担任西班牙语广播的外国专家。他女儿回忆：阿尔塞收到邀请来到中国的时候说了一句令她终生难忘的话：“中国在下个世纪将会让全世界震惊。”此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在祖国秘鲁还是在第二故乡中国，阿尔塞以中国社会巨大进步见证人的身份、以亲历的事实为依据，写出不计其数的高水准报道，对西方舆论攻击抹黑中国的报道进行严厉批驳。2014年5月15日，阿尔塞因病去世，享年83岁。秘鲁国会默哀一分钟，向这位50多年来致力于推动秘中文化和贸易往来的文字工作者致敬。新华社在播发阿尔塞去世的消息中特别提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头衔”是中国人给外国友人的最高敬意。

1966年6、7月间，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接见了与会的200多名作家。毛泽东逝世后，当年参加这次会议的斯里兰卡作家萨普坦特里，发表了《我见到毛主席》一文。文中写道：“1966年7月17日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这一天，我亲眼见到了当代最伟大的人物。”“我欣喜若狂，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我没有把由于高兴而流到面颊上的眼泪揩掉，泪流到了脖子上。只有我一个人内心产生这种感情吗?我看了看其他人。我看到一些体格强壮的非洲作家在擦眼泪。这的确令人感动。看到这位当代最伟大的人物，我的内心充满了无法表达的感情。”为纪念毛泽东，萨普坦特里还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首诗：“如果在将来的某一天，我的现在的幼小的儿子问我：毛泽东是谁?我要回答：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毛泽东没有逝世，也决不会逝世，更没有人能把他除名青史。生老病死，人生有常，毛泽东不是尘世的过客，而是先进思想的化身，指引着我们的解放。他不仅仅属于中国，他属于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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