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毛泽东与毛岸英

　　毛岸英，这是一个英雄的名字。

　　作为毛泽东的大儿子，这位童年时代就随母亲入狱坐牢，少年时代流浪街头，青年时期又在异国参加反法西斯战斗，回国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男子汉，毫无疑问，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红色后代中的第一人。毫无疑问，无论就其个人的历史背景，还是和平发展的中国现实社会，毛岸英这个名字都应该是一个榜样!

　　在上海，毛岸英和弟弟岸青过着像三毛一样的流浪生活，“吃百家饭，走万里路”

　　1922年10月24日，毛岸英出生于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按照韶山毛氏家族的族谱，岸英属“远”字辈，毛泽东为其取名，字“远仁”。作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的人生注定与艰难困苦联系在一起。在生命的最初5年中，他随父母到过上海、武汉、广州。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他又随母亲和两个弟弟回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的外婆家隐蔽。8月，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不得不与妻子握别。从此，父子天各一方。在白色恐怖之下，为了安全，岸英对外改随母姓，叫杨永福。

　　8岁时，毛岸英与母亲杨开慧被当时国民党湖南军阀赵恒惕所领导的“清乡”司令部所属“铲共义勇队”区队长范觐熙(杨开慧家邻居)带领的枪兵抓获，被关进长沙协操坪监狱。在狱中，小岸英饱尝了人间的辛酸，知道了爱憎。凶残的敌人将母亲打得遍体鳞伤，岸英哭着用小手抚摸着母亲的伤痛，懂事地说：“妈妈，现在他们打你，将来我长大了要狠狠地打他们!”

　　这个时候，父亲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已经失败，在一个名叫井冈山的地方开始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一。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惨遭杀害。从此，岸英永远失去了母亲和母爱。

　　小岸英亲历了生离死别的时刻。十多天后，他才被舅舅杨开智、舅母李崇德从监狱中保释出来。为了避免再遭迫害，岸英和弟弟岸青、岸龙在外婆和舅母的保护下，被送到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由叔父毛泽民安排进了大同幼稚园。大同幼稚园是中共驻上海的党组织为了安置、救济和培养革命烈士后代，由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出面开办的。其间，4岁的小弟弟岸龙因病不幸夭折。

　　不久，因为顾顺章叛变等事件的发生，中共在上海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大同幼稚园的真实身份也已暴露，1932年3月，党组织在无奈中决定将它解散，孩子们也被迫疏散。当时毛泽民夫妇已赴中央苏区工作，岸英兄弟在上海无亲无故，成了孤儿。党组织把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兄弟俩安排到幼稚园创办人之一的著名“红色牧师”董健吾家寄养，按月支付30元的生活费。董以牧师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工作，从教堂领取薪水。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瑞金，党的经济资助中断，而董健吾本人也因身份暴露外出躲避追捕，董的原配妻子黄慧英在生活日趋困难的情况下有些嫌弃孩子们，孩子们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还时常挨打受骂。于是，岸英和岸青离家出走，从此流落街头。

　　无处栖身无食果腹的岸英带着弟弟住在一座破庙里。母亲的惨死，父亲又不知在何方，兄弟俩为了生存，只好靠当报童、卖油条、推板车、拾破烂来赚取一点钱，以换来一点食物充饥，可这也只能是饥一顿饱一顿，吃了这餐没下餐。有一次，岸青接了一张假票子，无法交上款，就挨了老板的打，可也只能忍气吞声，以泪洗面。有一天，他走到一根电线杆旁，看到地上有一小节粉笔，就捡起来在电杆上写下：“打倒帝国主义!”恰巧被一特务碰见，这个狠心的家伙竟然拿起路边小贩的铁钳向岸青的头部猛击。小岸青遭此毒手，当即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导致两耳变聋，大脑严重受伤，从此落下终身不治之症。作为哥哥的岸英，自然又担起了照顾弟弟的责任。然而就是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岸英和岸青仍不忘学习文化。为了买到一本《小学生词典》，兄弟俩勒紧裤带，坚持3个月不吃早饭，终于如愿以偿。这本小小的字典，岸英一直珍藏着。这种流浪的生活一直过了5年之久。解放后，岸英在看电影《三毛流浪记》时还激动地说：“那时我和岸青在上海的流浪生活和三毛相比，除了偷和给资本家做干儿子外，其他几乎都经历过。”毛泽东也感慨地说：“为了革命事业，这些孩子从小就吃百家饭，走万里路啊。”

　　1935年秋，远在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的毛泽民，托钱之光找到当时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帮助寻找毛岸英、毛岸青，直至1936年夏天，董健吾将他们兄弟俩从一座破庙的一帮流浪儿中间找到，这才与地下党接上关系。随后，又托张学良东北军的部下、抗联总司令李杜，利用他出国到西欧考察的机会带岸英兄弟俩到了法国巴黎。半年后，由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将他俩送到苏联莫斯科，并将他们送进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毛泽东频频致信远在苏联的儿子，希望他们“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

　　岸英、岸青是1937年初到达莫斯科的，兄弟俩住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宿舍里，岸英不久就被送到莫斯科市郊的贡沏沃学习俄语。他们兄弟俩还各自取了一个俄罗斯民族的名字，岸英叫谢廖沙，岸青叫戈勒。

　　1938年3月，因有人要去苏联，毛泽东赶紧给儿子写了一封家书：“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这是毛泽东给儿子写的第一封家书。整整一个月后的4月4日，毛泽东又迫不及待地托前往苏联学习的刘亚楼捎信给儿子，为了让儿子知道自己的模样，还附寄了一张照片。

　　不久，儿子的回信千里迢迢地从莫斯科送到了延安，毛泽东虽没有手捧家书欣喜若狂，但分别了十年之久的父子总算有了书信来往，令毛泽东喜不自胜。因为坠马致使右手臂粉碎性骨折的周恩来，1939年8月在邓颖超的陪同下从延安赴莫斯科治疗。8月26日，毛泽东又给儿子写了一封家书，托周恩来带给儿子，随后还托林伯渠买了一大批图书邮寄过去，供儿子和他的中国同学们阅读学习。但遗憾的是，这些书在途中遗失了。

　　毛岸英、毛岸青是在1938年底搬到莫斯科市郊的共产国际第二儿童院学习的。到了1939年，毛岸英又转入苏联十年制学校的六年级插班学习。1940年秋，第二国际儿童院和第一国际儿童院合并，孩子们离开莫斯科，坐火车到了300公里外的伊万诺沃城，和第一国际儿童院的20多个国家和民族的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住在一起。岸英先后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和儿童院所在的列宁区团委委员，他经常应邀到各处去作报告。他还写过一篇《中国儿童在苏联》，文章长达3000多字，文笔流畅优美。后来由正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带回国内，刊登在1940年4月12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上，报社还配发了“编者按”。

　　在前后5年时间里，岸英不仅知识丰富了，视野开阔了，而且政治水平和写作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于是，他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汇报学习体会和对世界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的认识。毛泽东看了儿子的来信，十分欢喜，就写了一封长信，说：“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当毛泽东听岸英说1939年他“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的书“没有收到”时，他说“真是可惜”。于是，这次他又亲自选了21种书共60册寄往莫斯科，分别是：《精忠岳传》2册，《官场现形记》4册，《子不语正续》3册，《三国志》4册，《高中外国史》3册，《高中本国史》2册，《中国经济地理》1册，《大众哲学》1册，《中国历史教程》1册，《兰花梦奇传》1册，《峨眉剑侠传》4册，《小五义》6册，《续小五义》6册，《聊斋志异》4册，《水浒传》4册，《薛刚反唐》1册，《儒林外史》2册，《何典》1册，《清史演义》2册，《洪秀全》2册，《侠义江湖》6册。

　　毛泽东选定的这60本书，不仅包括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还有武侠小说和经济地理，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很受远在苏联的“小同志”的欢迎。

　　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毛岸英主动请战，千里扬戈立下战功。

　　斯大林亲自接见并赠他一支手枪作为纪念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了闪电式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19岁的毛岸英，对战争的发展态势十分关注，每次听完广播后，就把战争的最新进展用表示苏联红军的小红旗和表示法西斯军队的小白旗在世界大地图上标记出来。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几乎兵临城下打到莫斯科郊外。伊万诺沃城也危在旦夕，为了防备法西斯进攻城市，岸英带领国际儿童院的小同志们积极响应伊万诺沃市委的号召，冒着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严寒，加入了抢修战壕和挖反坦克壕的行列。他们用铁锹和钢钎一点一点地凿开冻土，手震裂了，脸冻破了，也不叫累不叫苦，任劳任怨。毛岸英还给延安的《新中华报》写信，报告苏联卫国战争的进程和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战的伟大同情。

　　1941年冬末，鉴于卫国战争的严峻形势，联共(布)中央建议16周岁以上的外国公民加入苏联国籍。当老师动员岸英加入苏联国籍时，19岁的毛岸英却说：“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就要回到祖国去。”但毛岸英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愿意为苏联人民的独立和自由献身，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他积极要求参加作战。为此，他还用流利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领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毛岸英不愧是毛泽东的儿子!他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他不因自己的祖国贫穷落后而丧失自我。更加令人尊敬的是，在法西斯强盗面前，毛岸英没有退缩没有迟疑，而是毛遂自荐，积极主动要求上前线杀敌。

　　信发出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十分焦急，苦苦等待。就在这时，毛岸英认识了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苏军政治部副主任曼努意尔斯基将军，并提出希望允许他上前线作战。最后在这位将军的热心帮助下，毛岸英进入伊万诺沃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学习军事指挥。1943年1月，毛岸英进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学习，同时被批准加入联共(布)(1946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介绍人给他写的鉴定是：“政治觉悟高，学习好，劳动好，革命精神饱满，树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志向，可以入党。”不久，岸英又被送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44年毕业后，毛岸英被授予苏军中尉军衔，成为一名坦克连的指导员，正式加入苏军行列，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千里扬戈进入东欧，先后在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前线指挥作战。1945年，在苏军攻克柏林以前，他奉命回到莫斯科。为了表彰他的战功，也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斯大林亲自接见了他，并赠他一支手枪作为纪念。战后，毛岸英进入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

　　毛泽东把“洋气”十足的毛岸英亲自送到“劳动大学”学习

　　浮云一别，流水十年。1946年1月7日，在苏联经过长达9年的学习和磨炼之后，毛岸英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到了父亲毛泽东的身边。

　　19年后的第一次父子相逢，使从1945年11月就开始患植物神经失调症的毛泽东，心情和身体似乎一下子好了许多，精神倍爽，病除大半，并在当日挥毫泼墨，给远在苏联的毛岸青写了一封信，抬头就称“岸青，我的亲爱的儿”，怜子之心跃然纸上。这天，毛泽东特意吩咐做了几样菜，庆贺父子俩苦别之后的团聚。

　　懂俄语、英语、德语，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会跳交谊舞，写得一手无师自通又得其父真传的狂草，为人处世大方开朗不拘小节的毛岸英，在延安确实显得很“洋气”。但毛泽东对儿子要求非常严格。父子俩在一起只吃了两天饭，毛泽东便要毛岸英到机关食堂吃大灶。父亲提醒他说：延安虽“土”，但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毛岸英深深懂得父亲的教诲，完全明白父亲的用心，逐渐从了解、理解、认同与敬重，走向了能够与父亲进行思想的交融与沟通。

　　有一天，毛泽东把毛岸英喊去，父子俩坐在王家坪院子的槐树下交谈。毛泽东在询问岸英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后，说：“你在苏联长大，对国内生活不熟悉。在苏联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

　　毛岸英对父亲的话心领神会，高兴地说：“我愿意向农民学习。”

　　不久，毛泽东把岸英介绍给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让他到吴家学种地，上“劳动大学”。毛泽东对岸英说：“这就是校长，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喽!”又指着岸英笑着对吴说：“我现在给你送来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

　　听毛泽东这么说，吴满有似乎有些受宠若惊，说：“咱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懂。”

　　毛泽东诚恳地说：“他还是个娃娃，我就拜托给你了，你要教他种地嘛。告诉他，庄稼怎样种出来的，怎样多打粮食。”

　　“这我还行。”吴满有高兴地答应了。

　　几天后，岸英按父亲的吩咐，脱去大头皮鞋，换上硬帮布鞋，穿上父亲穿过的已不知打了多少补丁的灰布棉袄，背上随身衣服、铺盖和1斗多小米，步行20多里路，汗流浃背地来到了吴家枣园。从此，吃惯了洋面包的毛岸英，和陕北的乡亲们一起同吃、同睡、同劳动。他时刻牢记着父亲的嘱咐，什么活重，什么活脏，就拣什么活干。他学会了犁地，学会了种洋芋。他把学习得来的农业技术记在随身所带的本子上。歇息时，他还和乡亲们一起聊天读报，有时晚上还教农民及孩子们识字，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因此，乡亲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非常喜欢他，乐意和他在一起。

　　50多天后，也就是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胡宗南部也正在加紧作进攻延安的部署，形势越来越紧张。经毛泽东同意，村干部决定送岸英回延安去。当他离开吴家枣园时，村干部和男女老少同来送行，岸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

　　岸英回到父亲身边，汇报了几个月的收获。毛泽东上下打量着儿子，见岸英一身灰土布褂子，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的英雄结，英俊的脸庞闪着黧黑的光芒，高兴地说：“好啊!白胖子成了黑胖子喽!”

　　“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在“劳动大学”毕业后，毛岸英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为了了解中国历史，增加对现实理解的深度，毛岸英自己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系统地学习哲学、马列著作、中国历史，尤其是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等。在延安，毛岸英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而搞什么特殊化，他穿的是一件旧军大衣，住的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吃也是在机关的大食堂。他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了解中国国情、深知人民疾苦、能吃苦耐劳、意志顽强的人。1946年11月，毛岸英随中宣部从延安撤到瓦窑堡一带，把自己的劳动和学习心得写信告诉了父亲。

　　1947年春，国民党进攻延安，毛岸英随中央机关北撤，按毛泽东的安排，他去在山西临县郝家坡搞试点的土改工作团工作。岸英勤奋工作，在实际中表现出的政治思想水平，深受老一代和熟悉他的同志的好评。其间，毛岸英写信报告父亲说：两个月的收获比蹲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在这封信里，毛岸英向父亲汇报思想体会，并提出了自己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见解和观点，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尤其他提出了“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民主，干部便必然变坏”的观点，十分难能可贵。对此，毛泽东非常欣慰。

　　1947年8月，毛岸英离开土改工作团，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工作会议。10月8日，毛泽东致信毛岸英，说：“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显然，伟人毛泽东是在给儿子讲大道理，但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道理，不是空洞的，也不是装腔作势的，没有做作，更不是卖弄，就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对儿子或者说是一个老革命家对一个年轻的革命者的希望、嘱咐和叮咛，是一种深沉的爱!一种真诚的爱!一种智慧的爱!而对毛岸英来说，父亲的这句话也的的确确如阳光如雨露滋润着他的心田，沐浴着他成长，他不仅牢记在心，始终把他当做“家训”，而且也当做革命的“座右铭”。

　　1948年，毛岸英被调往山东渤海地区阳信县沈家油塘乡张集，参加土改复查工作。1947年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后，解放区土改整党中出现“左”的错误，并且有蔓延的趋势。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口号，使党的政策走上正轨。毛岸英运用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深刻理解和把握了党的政策，因此在张集划成分时，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表现了较高的政治水平。对此，周恩来在中央机关的一次会上给予了很高评价：毛岸英同志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些意见是正确的，很有学问，攻读了不少马列著作，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了平山县西柏坡。不久，毛岸英也来到这里和父亲相聚了。12月，毛岸英进入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为党中央、毛泽东安全进入北平做准备。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天，毛岸英就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的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首批进入北平。他们的任务是排除地雷炸弹，消除各种危险因素，保证水电、交通畅通，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安全进入北平。

　　因为当时中央领导人暂时住在颐和园，而园围墙外还有原国民党军队留下的地堡、火力点，一疏忽可能就酿成大祸。3月24日这天岸英接到通知，说中央领导和毛主席第二天下午就要进驻北平。可室内室外还有大量的工作亟待完成，而且光沿着围墙走一圈就有18公里长，任务十分艰巨!最后他们干脆5人分成1组，胳膊挽着胳膊，顺着颐和园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所有道路走一遍，冒着生命危险消除了不安全隐患，保证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从此，毛泽东和毛岸英就都住在了北京。此后，毛泽东忙于开国大事和处理国是，但一有空，父子俩就坐在一起谈谈心，聊一聊。

　　舅父杨开智托人找毛岸英要求安排工作。他严词拒绝，批评舅舅是“极端落后的人”。

　　天下底定，政权稳握。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按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的说法，他无疑是“太子”，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但岸英却始终牢记着父亲的教导，更加谦虚谨慎了。在北京参加工作后，许多亲戚朋友给他写信，有的直接到北京来找他，要求安排工作，但岸英像父亲一样，对于违背党的原则的事情一律拒之，始终顾大局、识大体，不搞个人关系，并对亲友不合理的要求进行了严厉批评和坚决抵制。

　　1949年10月，舅父杨开智托人找他要求安排工作，提出“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对亲舅舅的不正当要求，毛岸英在给表舅向三立的回信中说道：“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人。而尤其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

　　“反动派常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人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爹、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引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的机器中的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我的父亲，他是这种做法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的，极不合理的。……”

　　在信中，毛岸英还说：“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现在也许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后来和他一起坐牢的保姆孙嫂陈玉英也来信，诉说家庭困难。对此，毛岸英给予了同情和理解，并向有关组织进行报告，请组织出面给予合理解决，并没有用自己的所谓身份去谋私情私利。毛岸英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谓之大公无私、大义灭亲，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全国解放后，毛岸英从中央宣传部调到社会调查部，任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出访苏联，他参与了安全护卫工作。他曾多次提出下基层工作，要求下到工人中间去，一边工作一边搜集他喜爱的民间谚语。1950年夏，他托周恩来总理出面向李克农说情，要社会调查部放他去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并决心“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社会调查部虽然放他去了，但人事关系仍没给他转。

　　“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1950年10月，美帝国主义把朝鲜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岸英不顾毛泽东身边的人劝阻，主动申请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坚决要求入朝参战。毛泽东也表示支持。

　　在父亲设家宴为彭德怀饯行时，毛岸英主动要求“彭叔叔”带他去朝鲜。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负责保卫工作的李克农都不同意。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一家为革命斗争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更何况这次出国作战，面对的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火力的美军，要“锻炼”也绝不能选择这种随时可能牺牲的时候和地点。当中南海里的许多人都来劝毛泽东出面阻止时，得到的回答只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因为毛岸英懂俄语、英语，过去又从事过机密情报工作，他便留在了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元帅身边工作，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并当选支部书记。但志愿军司令部除了彭德怀等几个领导了解他的身世，其他人都只知道这是一个活泼、朴实、能干的年轻人。据时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元帅回忆：“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来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示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因此，彭德怀说毛岸英是“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

　　第二次战役是在11月25日这天打响的。因“彭总作战室”所在的大榆洞发电报甚多，美军认定大榆洞是个重要目标，就常派飞机前来轰炸。彭德怀是个大军事家，性子烈，不怕死。有人在回国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志愿军司令部的防空问题，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军委放心不下，多次打电报提醒注意。据记载就有10月21日、10月27日、10月28日、11月21日的电报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11月24日，毛主席又致电彭德怀等人：“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志愿军司令部在接到电报后也决定：25日凌晨4时开饭完毕，除作战室值班脱不开身的，其他人员必须进矿洞内隐蔽。为了劝彭总离开作战室的木板房，毛岸英还向洪学智出了个主意——把彭总随时都离不开的作战地图“先斩后奏”地移到防空洞里边去。彭德怀这才被洪学智连拉带拽地离开了作战室。

　　11月25日这天，毛岸英和高瑞欣、成普、徐亩元是作战值班员。谁知美军飞机这次来得既隐蔽又突然，4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连俯冲的动作都没有做，就平行飞行着迅速投下了带亮点的燃烧弹，正好击中了木板房。因为当时毛岸英与高瑞欣正在专心地收拾作战地图和文件，而所处的位置又离门很远，等他们站起来向外面跑的时候，还没等他们跨出门槛就被上千度的燃烧弹所吞没，木板房瞬间便化成灰烬，毛岸英和高瑞欣壮烈牺牲。事后，在两具遗体中，依据一块苏联手表的残壳，才辨认出毛岸英。

　　毛岸英牺牲当天，彭德怀便打电报告诉了周恩来。彭德怀虽然难过得一天没吃饭，还是决定就地安葬，立碑纪念。因为毛泽东正患感冒，又在指挥第二次战役，周恩来在与刘少奇等同志商量后，暂时压下了电报，没有告诉毛泽东。直至1951年1月2日，当第三次战役取得胜利后，毛泽东感冒也已好了的时候，叶子龙等人才奉命在万寿路新六所的一楼休息室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据在场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听后怔住了，一声不响，身边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不知道该怎么办，没人敢说一句话。只见毛泽东的眼圈湿了，却没有流泪，过了许久，他才发出一声叹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这时，大家都禁不住泪流满面。

　　毛岸英的牺牲，是毛泽东贡献给新中国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岸英的牺牲，是毛泽东开创的一代共产党人的新风!

　　毛岸英的牺牲，是毛泽东书写的人类父子关系历史上的最动人的篇章!

　　一个如他的名字一样伟岸的英雄的名字，一个永远值得我们挖掘和品味的名字，一个永远给我们留下思考和怀念的名字!一个永远不应该忘记的名字——毛岸英，毛泽东的大儿子，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年仅28岁，而他的档案里却没有任何立功的记载。(丁晓平方习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