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少云“自觉的纪律”，才是我军胜利的密码

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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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是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烈士牺牲66周年纪念日，一篇题为《今天是这位伟大士兵的忌日，理解了他就理解了我军胜利的密码》的文章在网上流传。

　　这篇文章把“我军胜利的密码”归结为“纪律性”——

　　为何这名士兵能得到如此高的殊荣?答案是，他是这支军队纪律性的代表。

　　正是如邱少云这样的千千万万严守纪律的士兵改变了这场战争的走势，范佛里特弹药量没有能战胜他们。

　　必须肯定，在烈士的牺牲日纪念烈士，称其为“伟大士兵”，相较前几年流行的对烈士进行解构或者用恶毒的语言进行谩骂，已经是一个巨大进步。

　　但是，把“我军胜利的密码”单纯解读为“纪律性”，则是错误的，最低限度，是肤浅的。

　　02

　　先从概念说起。

　　什么是纪律?是指为维护集体利益并保证工作进行而要求成员必须遵守的规章、条文。

　　任何一支军队都是有纪律的。

　　实际上，不要说一支军队，哪怕几个朋友一起出去郊游，也会有最低限度的纪律，比如几点集合、几点出发等等，否则的话，就不可能有最起码的统一行动。

　　在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有纪律的，美军是有纪律的(美军的纪律甚至远比志愿军更为严苛和细密)，李承晚的伪军也是有纪律的。

　　所以，“纪律性”不是我军区别于任何一支其他军队的根本标志。

　　03

　　那么，在纪律方面，不同性质军队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

　　答案是：军人对待纪律的态度！最高境界是“自觉纪律”，最低境界则是“棍棒纪律”。

　　自觉纪律，就是每一个军人，无论有没有其他人或上级指挥官在场，都自觉、主动的遵守纪律，把纪律看得高于自己的生命！

　　棍棒纪律，就是靠体罚，甚至靠死刑来维持的纪律。

　　棍棒纪律的特点在于，士兵们根本就不愿意遵守纪律，只是因为害怕体罚和死刑而不得不遵守纪律。如果他判断违反了纪律可以不受处罚，则他一定会违反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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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唯一一支长时间、大规模、普遍性的保持了自觉纪律的军队——这才是我军胜利的真正密码！

　　反之，“国军”，或者更准确地说“蒋军”则只能靠酷刑乃至死刑的威胁，才能勉强维持纪律。

　　军史专家高戈里在采访起义的国军人员时，曾经搜集到这样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

　　一名国军的连长，为了防止部队逃散，竟然将被抓获的逃兵捆在一棵树上，让全连官兵依次上前从他身上割一块肉吃，直到他血尽而亡。

　　国军就是这样用凌迟酷刑来维持纪律，可有什么用呢？遇到解放军，他们还是一触即溃，要么跪地缴枪，要么一哄而散！

　　现在被吹得神乎其神，被一些人视为“一流军队”标杆的美军，在维持纪律方面，比起国军好不了多少。

　　美军靠什么呢？

　　除了靠严厉的处罚，还靠在新兵训练营的“魔鬼训练”彻底摧毁你的独立人格和自尊心，使你认为自己不过是一滩狗屎，只有服从长官的命令才能获得拯救。

　　但美军这一套也抵不过人民军队的自觉纪律，孰优孰劣在上甘岭已经较量过了，结果是美军把上甘岭改叫“伤心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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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从井冈山建军的时候开始，就废止了肉刑，废止了棍棒纪律，在红军中贯彻自觉纪律。此后，无论是八路军、新四军还是人民解放军，都是如此。

　　为什么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可以实行自觉纪律，而国军、美军都不行？

　　这里就必须提到一个今天有点犯忌的词汇来——阶级觉悟！

　　启发阶级觉悟的基本程序是这样的：

　　首先，让每一个战士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个阶级的;

　　其次，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

　　第三，让每一个战士都明白，自己所进行的战斗是为了推翻压迫自己的阶级，是为了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这不仅符合自己的利益，也是极其伟大光荣的事业。

　　凡是在这三个问题都有正确认识的战士，就具备了基本的阶级觉悟，而具备了阶级觉悟，就可以建立自觉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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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利用作战间隙普遍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把大批国军俘虏和起义部队改造成了高素质的解放军。

　　诉苦，就是启发阶级觉悟的具体形式，这是新式整军运动的核心。

　　通过诉苦，使每个战士，无论是在解放区直接入伍的翻身农民，还是从国军那里过来的起义人员、“解放战士”(即被俘后参加解放军的国军士兵)，都明白自己同属于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阶级，只有推翻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具体说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才能够翻身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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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少云就曾经是一个“解放战士”。

　　他1926年出生于铜梁县一个贫农家庭。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靠帮人推船为生的父亲就被船老板砍死在船上，不久母亲因贫病交加死在床头。

　　邱少云14岁时他就开始了雇工生活，靠帮地主推磨，甚至讨饭度日，受尽了欺凌和白眼。刚长大成人的邱少云，被伪乡长抓了壮丁，卖进国民党军队，饱受了挨打挨骂的屈辱。

　　1949年12月，解放军挥师入川，进军大西南。成都战役后，川军瓦解。

　　邱少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补进了第10军29师87团9连。

　　参军后，经过新式整军教育，邱少云迅速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

　　1950年秋，他随连队参加四川内江地区剿匪，在高梁镇战斗中带病参战，奋勇当先，深入匪巢，毙伤匪徒10余名，并协同战友活捉匪首。

 

　　08

　　在朝鲜战场上，邱少云为什么能够在烈火中纹丝不动？

　　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抽象的“纪律”，而是邱少云明白，他的身后就是祖国，而祖国是一个新生的人民国家。

　　如果不能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帝，则人民的国家还会再变成地主、伪乡长横行霸道的国家；

　　这是邱少云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烈火焚身是极端痛苦的，但毫无疑问，邱少云在牺牲时也会感受到巨大的幸福。

　　作为一个有觉悟的战士，他一定会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和人类的解放事业融为一体，事实上，他已经获得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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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了阶级觉悟问题，也就解决了政治认同问题。而有了政治认同，则不仅能够建立起铁的纪律，还可以召唤出军人的勇敢精神和主动性，释放出无与伦比的战斗力！【点击阅读】

　　但是，为什么蒋军、美军等不能用阶级觉悟／政治认同来解决纪律和勇敢精神等问题？

　　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剥削阶级的军队，帝国主义军队，所以不能对士兵进行阶级意识启蒙，这样只会使士兵把枪口转向他们自己!

　　他们只能依靠棍棒、酷刑和愚兵政策。

　　比如，蒋军士兵的主要成分也是贫苦农民，蒋介石在动员他们进攻解放区时，能告诉他们这是为了帮助地主夺回被农民分去的土地吗?当然不能。

　　蒋介石就只能靠造谣欺骗士兵过日子，说什么“共产党是@不@要@国家民族的，是苏俄的第@五@纵@队，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产@共@妻”等等。

　　再比如，1950年朝鲜的统一战争爆发时，杜鲁门如何对远渡重洋到朝鲜作战的美国大兵解释美国参战的必要性呢?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威胁了美国的安全?这太扯淡了，即便以美军士兵的智商也不会相信。

　　所以杜鲁门也只能靠严刑峻法、靠欺骗、靠重金收买。

　　在魏巍老的长篇小说《东方》中，有志愿军审讯美军俘虏并对他进行启蒙教育的描写，颇为传神的表现了美军的政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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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来，在文艺作品中，包括本文一开始提到的这篇文章，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淡化阶级觉悟/政治认同对我军勇敢精神的决定性作用，而用抽象的“纪律性”或男性的性别认同取而代之。

　　比如，在名声甚大的《亮剑》中，李云龙牌号的八路军的勇敢精神的主要来源是“爷们”认同——怕死就不是爷们，不怕死就是爷们。

　　比如，新版的《红色娘子军》，洪常青教育吴清华，黑板上字不再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而是“组织纪律”。

　　性别认同当然是一种愚兵政策。因为这是非政治化的，回避了对“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追问。

　　抽象的排除了阶级性的“组织纪律”也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前面已经论证过了，这无疑是对红色经典灵魂的阉割。

　　但是，当我们叹息于文化精英歪曲我军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文化现象背后更加严峻的社会存在——贫富悬殊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对立和不平等，已经无法通过启发阶级觉悟、建立政治认同来唤起战士的纪律性和勇敢精神了！

　　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拥有邱少云的中国军队，曾经让一切现实的和潜在的侵略者胆寒！

　　今后，我们还会有邱少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