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诞生之日起，互联网一向是资本力量的后花园和游乐场。相对其它产业而言，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也是如此，它长期以来得到政府的扶持，而由商业竞争主导市场发展。时至今日，民间商业资本对互联网的运营逐渐臻于完善，腾讯、新浪、网易、搜狐、百度、阿里巴巴等少数强势企业对中国互联网形成了事实上的全方位垄断。

　　与此同时，由于互联网技术快速普及，网民基数不断扩大，以至于网络生态与社会生态产生了严重的错位，社会各界把网络舆论等同于公众舆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网络舆论影响并放大了某些民生领域事实上存在的突出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特定矛盾的尖锐化、片面化和极端化。不仅如此，网络舆论还开始与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形成越来越深入的交互关系，并在少数突发事件上裹挟绝大多数摇摆不定的中间力量，对政府机构的应对措施造成了相当压力。

　　在这种乱局里，中国的主流新闻从业人员发现，他们面临的由资本主导的社会大环境和网络小环境，与源自计划体制时期，不断调整至今的媒体管控与新闻教育的兼容性越来越弱。几十年来激烈的社会变革逐渐扼杀了传统宣传话语体系的进步性、人民性和生命力，使其在与西方专业主义新闻话语的交锋中节节败退;而实际上，官方当年推行新闻改革所仰仗的，正是这种所谓“去政治化”和价值中立的传播观念。如此错位的情势，严重影响了中国新闻从业人员对自己、本行业以及社会现实的认知。相当数量的采编人员既不具备宣传素质，又不具备新闻素养，某些从业人员甚至连道德水平都岌岌可危。

　　网络时代的来临加速并深化了这一进程。2011年5月初，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编委沈亚川(@石扉客，现任《博客天下》杂志主编)在新浪微博中写道，记者面临两条路，“一条是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道路，任何时候都是靠所供媒体的稿子说话，记者个人是隐身在作品之后的;另外一条是社会运动型记者之路，记者的个人化表达和职务行为混同在一起，成为社运型传播复合产品。”2012年1月，新民周刊首席记者杨江在与凤凰周刊编委兼记者部主任邓飞、时任经济观察报总编辑助理王克勤等同行交流之后，发布在微博上的观点更为明确直接：“我认为媒体要改变舆论监督思路，不能再停留在揭示问题的浅层面，记者可以尝试做社会活动家，为曝光而曝光是偏离了初衷，在一些社会问题上，曝光之余可提供另一种视角—问题可以如此解决。要学会并带动公众参与社会自治。”目前主导着网络舆论的媒体人和所谓“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大多持此观点。新闻从业者客观中立的群体本分与社交媒体的交流本质也因此被扭曲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2012年11月，沈亚川在《南方传媒研究》上发表文章，论述所谓“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渗透融合。他明确地把网络舆论场等同于民间舆论场，又把这种新兴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对立了起来。这和十几年来，国内外各界逐渐把城市中产阶级塑造为中国社会主体的趋势是相吻合的。

　　实际上，网络舆论与社会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全不同的，两者之间固然有交集，但这种交集相当有限。那些以网络舆论代替社会舆论的人无异于水中望月。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截至2012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是42.1%;换言之，还有57.9%的人没有上网。他们的声音在互联网上得到了多大程度的体现呢?又比如，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均工资是3537.7元。主导网络舆论议程的网络意见领袖多半在体制内有各种各样的职衔，经济状况远好于此，却每每以民意代表自居。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部分权贵阶层和小康群体建构了弱势群体的话语体系，进而代言甚或代表弱势群体(史玉柱注册了“屌丝”商标，还开发了网络游戏“屌丝Online”)。与此同时，网络舆论全面失控，各类在政治红线上下的负面信息已经到了汹涌泛滥的地步。部分网络意见领袖挟持民意，肆意炒作党和政府的负面新闻，恶意放大各类基层群体性事件及相关处理，严重挑战执政党的公信力。监管部门禁令一出，各家传统媒体应对手段之多、之丰富，实属空前，禁令不仅难以施行，往往还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使网民的怨气和矛头直指政府。而监管部门被动应对，反应滞后，一味见招拆招，从不未雨绸缪，其效果往往是授人以柄，亲痛仇快。

　　官方形象被污名化，主流媒体被边缘化，进步网站被妖魔化：这就是网络舆论生态的现况。在话语权高度不平等的网络乱局中，“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的现实令人无奈。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对德国方面表示，中国是一部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商机巨大，中方对外资会“虚位以待，但坐席有限”。互联网也是这样一部坐席有限的快车。而如今，坐票早已售完，费尽力气才挤上车来的行政力量对互联网进行任何程度的干预，都会引起相当的反弹。互联网成了一块针扎不透、水滴不漏的资本阵地。即刻搜索的遭遇就是一例。2010年，邓亚萍出任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人民搜索(后改名为即刻搜索)总经理。即刻搜索至今经营惨淡，国家投入了20亿元资金扶持，仍无效果。2013年1月，即刻搜索的市场占有率不到万分之一。

　　就网络舆论而言，行政力量主动搭上互联网这班车以来，积极建构的速度远不及消极解构的速度，官方意志的有效传播空前弱化，新闻从业者本应核实求证的工作习惯也空前弱化。于是，从宜黄事件、“我爸是李刚”事件、钱云会事件至今，惯性鼓噪和新闻裁剪也就成了部分网络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常规操作模式。

　　例如，据日本媒体报道，2013年4月23日，中国海监船追击日本渔船，进入钓鱼岛12海里海域。环球时报的相关稿件标题是 《日媒：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追击日渔船出12海里线》，而网易新闻将此稿标题改为《日媒：中国海监船在钓鱼岛12海里处停止追击》。与此相似的是，4月20日18:45分，即四川芦山地震爆发10小时45分钟后，@南都深度发表新浪微博称：“【运-20大型运输机不会投入救灾】南都记者获悉，由于运-20大型运输机还处于试飞阶段，将不会投入到此次雅安地震的救灾中。”而事实上，运-20至今才试飞了两次，根本不具备启用条件。24日，@南都评论发表新浪微博称：“【南都历史评论：杜月笙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启示】杜月笙是民国上海滩黑社会老大，他为何能担任中国红会副会长，并将“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发扬光大呢?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杜月笙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关系，充分说明民间社团的功能。”某些网络媒体用心之良苦、指向之明确，可见一斑。

　　显而易见的是，戾气逐日深重的中国网络舆论受到了某些利益群体挟持，并成为他们提出政治诉求、煽动民粹情绪，蓄力等待(甚至于制造)内地版本美丽岛事件的工具。网络舆论虽然无法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但足以对社会生态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在内地和沿海省份，网络舆论的发酵可以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在边疆地区，它还会导致严重的民族问题。2009年由谣言催生的新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就是一例。

　　当前网络舆论环境的恶化，与现实矛盾的激化、公众认知的钝化、社会矛盾的极化有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由于这种关系的延续，整个社会的主流舆论场都出现了恶性发展，甚至可以说正处于破与立的风口浪尖。如何迎难而上，风卷红旗过大关，是各界有识之士面临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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