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广东省国家安全机关公布，广东破获一起由境外间谍机构通过网络策反境内人员窃取国家军事秘密的案件。案犯李某泄露机密级军事秘密13份，秘密级军事秘密10份，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搜集敌对国家、地区或集团的军事情报并加以分析利用，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相关信息涉及国家核心安全，所以每个国家都会对本国军事秘密严加防护。

　　军队的各项活动都在产生和使用军事情报信息，因此也处于军事秘密防护的第一线。为防止军队失泄密情况发生，我军不断加强法规建设，重新修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条例》，制定和完善了各项保密制度，力求在冷峻残酷的保密斗争中筑牢军人的思想防线。

　　近日，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发文《关于做好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意见》，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针对当前计算机网络广泛应用、移动互联网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等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专项整治，确保军事秘密万无一失。

　　但是，保守军事秘密绝不仅仅是军队的事。各级政府中可以接触到军事秘密的公务人员，重要军事设施的工作人员以及设施周边的居民，能够接触到军队内部发行刊物的群体，可以结识以上人员并有良好关系的人，早已成为境外间谍组织的目标。甚至就是普通的中国公民，也能够被境外谍报机构所利用。

　　本案中的李某，原本是一个打工人员，他在利益的诱惑下成为这些间谍组织廉价的工作者。李某让境外人员毫不费力地获得了重要的情报，危害了国家安全的同时，也把自己送进了囚牢，最终成为境外机构情报活动卑微的牺牲品。

　　在李某看来，他提供的只是军队内部刊物和自己拍摄的军事基地、武器装备照片，这些“不会危害国家安全”。殊不知，境外间谍组织就是凭借很多人熟视无睹的一些军事信息，经过过滤、分析、比对甚至可以得到机密级军事秘密。

　　二战时期一位叫雅各布的英国人，通过长期搜集德国报纸上公开发表的各类军事新闻，经过综合分析竟然能够准确判断和掌握德军所有的编制结构和160多名部队指挥官的简历，甚至对德军刚成立的装甲师步兵分队的情况也能了如指掌。

　　令人担忧的是，不止一个人像李某一样丧失了警惕性。据了解，本案中策反李某的境外间谍“飞哥”，自2007年以来在广东省拉拢12人，在全国其他20多个省份共计策反40多人为其提供信息。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或青年学生。

　　该境外情报机构以提供学费、课外兼职、学习外语为缘由，用金钱诱使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参与情报搜集、分析和传递。涉案学生初期防范意识薄弱，知道真相后或被胁迫，或无法克制自己的贪念，加之对自身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认识不足，最终滑向犯罪的深渊。

　　目前，各类学校普遍缺乏安全保密教育。涉案的许多学生甚至不知道自己向境外组织和人员递交报告、资料和照片是在犯罪。懵懂的未成年人缺乏基本的判断，更容易被境外谍报组织经过网络利诱策反。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发布的一项调查研究报告显示，目前网络泄密已占泄密事件总数70%以上，而且正呈高发之势。网络，已经成为间谍组织日益活跃的新场所。有相关人士透露，2012年以来校园涉谍案件不断上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通过网络被策反的。

　　因此，当务之急要加强全社会安全保密意识。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应积极开展保密教育。在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同时，将相关典型事件制成警示教育案例，让大家认识到敌对势力策反的惯用手段和伎俩，提高警惕性。

　　同时还要加强相关法律宣传。我国《刑法》、《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中央军委制定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条例》，已经构成了覆盖军地人员的完整法规制度体系。要让越来越多的人清晰地认识到，法律会严惩那些损害国家安全的人。出卖涉及国土安全的各类情报信息，换回的只能是法律的审判与道德的谴责。

　　对于军人来说，保密就是保胜利、保战斗力。而对于地方人员来说，保密就是在保护我们的国土和家人的生命安全。我们必须明白，国家安全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保守国家军事秘密是每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责任。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5月9日《中国青年报》)

　　链接一：境外间谍策反大陆学生

　　刘畅

　　广东省安全机关4日公布一起境外情报机构通过网络策反境内人员，窃取中国军事机密的案件，案犯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环球时报》记者从国家有关部门获悉，同一境外情报机构近年针对中国大陆学生实施了数十次网络策反活动，境外间谍以金钱诱使涉世未深的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参与情报搜集、分析和传递。来自权威消息源的案例显示，多数学生在网上求职或网聊过程中被境外间谍盯上，他们最初提供信息时并不知情，但部分人在觉察对方身份的情况下仍因贪利而持续配合，直至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处理。

　　由一篇网上求助帖而起

　　求职求助的学生、调研邀请、计件发酬，策反总是在看似合情合理的场景中揭开序幕。2012年4月，当广东省某航海学校专科生徐鹏考入该省某重点大学时，他在QQ群里发了一条求助帖。徐鹏的父母都在农村，家里生活不宽裕，他在网上“寻求学费资助2000元”。

　　不久，一网名为“MissQ”的人回帖，询问了徐鹏的全名、手机号、就读院校和专业，然后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徐鹏喜出望外，把银行卡号告诉对方，第二天就收到2000元人民币汇款。徐鹏按这名“好心人”的建议，写了收条，用手机拍了照，然后通过QQ传给对方。徐鹏当时知道的是，“MissQ”是“一家境外投资咨询公司的研究员”，需要为客户“搜集解放军部队装备采购方面的期刊资料”，希望徐鹏协助搜集，作为资助学费的回报。徐鹏痛快地答应了，但没能在航海学校的图书馆找到相关资料，而“MissQ”也未强求。

　　这么好赚的钱，让当时正在实习的徐鹏心理发生变化，他开始觉得实习“又苦又累钱又少”。2012年5月，徐鹏主动联系“MissQ”，对方向他提供了一份“田野调研员”的兼职，月薪2000元。徐鹏所在的广东某大城市有一个军港码头和一家历史悠久的造船厂，他的“调研”工作就是到军港拍摄军事设施和军舰，到船厂观察、记录在造在修船舰的情况，并将有船舰方位标识的电子地图做成文档，提供给“MissQ”。双方约定的传送方法是，手机短信约好时间，这边徐鹏把加密文档上传至网络硬盘，那边“MissQ”立即从境外登录下载。

　　一年后案发，徐鹏23岁。徐鹏后来承认，做“调研员”不久，他就意识到对方是搜集我军事情报的境外间谍。他曾因内心极度不安主动放弃学校的一些荣誉，但利诱当前，又难以拒绝对方。2013年5月，徐鹏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审查。

　　有权威渠道的匿名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境外情报机构最初与学生接触时，只提简单要求，如到图书馆查找资料、订阅学术期刊等，这些公开信息大多难以具备情报价值，但持续联系的过程，尤其是定期酬金支付极易让年轻学生形成依赖。随着要求具体深入，多数学生会觉察到对方身份，一些学生主动终止联系，一些人被威胁，也有人因贪利而继续配合。

　　该境外情报机构重点选定大陆一些地区和高校，勾连策反特定专业在校生。在涉及北方某重点航空航天院校的一起策反案中，该校一名大四学生在校内论坛找兼职时，看中一则待遇不错的“网络兼职”信息，并主动发邮件联系“雇主”。之后5个月里，这名学生多次向网名为“吉娜”和“Roby”的两名境外间谍提供航天、航空、船舶、武器装备类学术资料，并帮助他们订阅和翻拍内部学术期刊。

　　鼓动报考涉密岗位公务员

　　广东方面5月4日披露的案件中，境外间谍“飞哥”利用“网上书店”、军事爱好者网站等渠道，7年来在广东收买利用12人，在全国20余个省市收买利用40人。《环球时报》记者从权威消息源获取的资料显示，“飞哥”所属的境外情报机构，同样利用网络渠道收买利用大陆学生。从近年的多起案例看，该境外机构以20岁左右的在读高校生为主要目标，借助网聊工具、校园论坛、招聘网站等物色“调研员”。“受聘”学生先做一些搜集、整理、汇总的活儿，即便提供的信息不具价值，也会定期收到数百或数千元酬金。

　　一名安全官员告诉记者，当学生对这种快速的收益上瘾后，该间谍机构将进一步安排更有针对性和机密性的信息搜集任务。如果学生不从，对方会威胁将此前的联系内容和金钱交易报给中国安全部门。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学生被发展为“情报员”，领取固定月薪，当这种控制力达到一定程度，境外情报机构开始安排和支配学生的就业选择和发展道路。

　　2012年下半年，浙江某重点大学毕业生宋飞在招聘网站投递简历。12月初，“市场研究公司专员李华”发来邮件，邀宋飞加盟。李华称，该公司主要业务是为在大陆投资的外资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宋飞的工作是搜集中央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资料和撰写调研报告，报酬在2000元-5万元不等，高质量报告奖金丰厚。

　　宋飞先后接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农村工作会议、行业重组、能源产业发展等10项“调研课题”，他通过学校图书馆、论文期刊数据库、校内学术讲座等渠道搜集资料，向李华提交多份“研究报告”。其间，李华曾让宋飞到他所在高校台湾研究所搜集两岸关系材料，但宋飞不熟悉台研所的人事和情况，没能做成。

　　李华的要求逐渐深入，他要宋飞积极培养人脉，从政府和有官方背景的智库、学者那里抓幕后、听观点，“拉关系的钱全由公司出”。2013年1月，宋飞着手报考公务员，李华表示全力支持，为让宋飞全心备考，还暂时停掉“调研课题”，并提供每月3000元生活补助。李华还对宋飞报考的基层公务员岗位提出异议，因为“对公司获取信息没有帮助”，建议报考省级机关、智囊和研究部门。

　　上述安全官员对《环球时报》表示，鼓动境内学生报考省级或国家公务员、安全部门、军情机要等涉密岗位，是境外情报机构的惯用手段。案发后宋飞承认，李华是“放长线钓大鱼”，将来会要求他提供更多内部机密信息。

　　高校“窝案”令人心惊

　　据统计，2012年以来，仅由该境外情报机构实施、证据确凿、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审查的网络策反境内学生案件，就有近30起，遍及中国大陆十余省市。有接近情况的匿名人士告诉记者，之前境外间谍也对年轻学生下手，2012年以来校园案发率上升，“这些机构越来越不择手段，利诱对象包括未成年人”。

　　《环球时报》记者梳理近年相关案例发现，涉案学生初期防范意识薄弱，中后期无法克制贪念，且对自身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认识不足。目前，有效的安全观教育在校园和社会缺失。记者进行简单的网络搜索，仅能获得极个别境外情报机构在中国大陆活动的当代案例，且信息简单，难以起到警示教育作用。网上倒是流传着一份2009年上半年出现的“中国民间防间谍不完全手册”。这份来源不明的手册介绍了当代间谍活动的基本手段，以及美国、欧洲、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针对中国大陆学生和留学生的策反思路，一度受到热捧。

　　传统上，情报机构主要靠金钱利诱，以情色或经济问题要挟，许诺未来和个人成就，以及通过冷战时期相当管用的意识形态诉求等手段勾连策反，被发展的本地情报员负责搜集、刺探、窃取、分析信息，其中部分人负责前方人员和后方总部间的信息传递，术语称“交通”。情报员也会策反他人，拓展情报来源。

　　网络策反学生的案例中，境外情报机构主要以积极兑现酬金的形式吸引和黏住学生，兼以要挟等手段，但不见面。涉案学生多数是个体行为，较为恶劣的案例中，境外间谍会诱导、建议学生发展自己的同学。2008年四川成都某高校就发生一起“窝案”：本科生吴某通过Skype找英语聊友，结识自称“外籍华商”的境外间谍。吴某介绍同学冯某加入，冯某又在校内论坛发布招聘广告，吸收同校研究生刘某、赵某。4人均在联系初期即觉察到对方“网特”身份，但仍签订“保密工作合同”，先后提供国内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大量内部期刊资料，其中包括多份“秘密级”刊物。案发时，4人共获得报酬4万余元。

　　国家安全不容微小隐患

　　通常，境内涉案学生短期内能接触到的核心信息和人员都比较有限，多数人案发时尚未造成严重的现实危害，有关部门强调，对“认罪悔过态度较好”的年轻学生要教育挽救。对此，国内安全部门官员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和其他社会人员涉案情况不同的是，若发现学生犯案，有关部门往往会第一时间警示学生，要求其中止与对方联系，而不会刻意放线，这么做“全部是出于对孩子的保护”。

　　2011年湖南湘潭曾发生一起性质较为严重的策反案，涉案人年仅16岁，但作案情节包括窃取政府文件和为境外间谍传递加密资料。这名安全官员说：“境外间谍机构利用年少懵懂的未成年人去做明确构成犯罪的‘交通’角色，非常恶劣。”

　　最初，这名涉案的张姓高中生在网上谎称自己毕业于军事院校，境外间谍主动与他接触，要求提供部队内部文件。张某收到对方汇来的400美元后，编造了一份“演习计划”，但难以蒙混过关。张某于是改口称，自己真实的工作单位是教育局，之后根据境外情报机构要求，他先后组织多名同学进入教员办公室，窃取“红头文件”。

　　按对方指示，张某开始接收快递包裹，并对包裹内夹藏的存储卡内加密资料进行处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出去。《环球时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得的信息显示，这些资料是一名被境外机构策反的我重要单位人员出卖的涉密资料。

　　案发时，张某总计收取报酬约合人民币2万余元，其行为已涉嫌犯罪。国内有关部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张某年龄较小，希望他能改过自新、拥有未来，“我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他进行了从轻处理”。

　　“但任何一个被发现的隐患，无论大小，都必须消除”，上述部门官员对《环球时报》记者强调，国家安全如空气，和每个人相关，须人人有心。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5月7日《环球时报》)

　　链接二：遭遇策反这种事离普通人有多远

　　一个名叫高瑜的京籍女子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近日遭警方刑事拘留。这是最近一周里连续曝光的涉及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之一。广东日前公布了一起境内人员遭策反出卖国家军事机密的案件，此外境外情报机构策反中国大陆学生的系列案情也被公之于众。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以来，国家安全的概念在公共舆论中变得更加常见了。近日集中公布的案情都涉及到普通人，从而加深了公众的一个印象：国家安全事务未必就离自己十分遥远。

　　特务，这一特殊而神秘的形象很多人都只在电影里看过，并且认为它同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然而时代在变，通过一部小小的电脑甚至智能手机，我们置身于各种力量真假难辨的开放性网络，我们个人能力所具有的含义也在演变。

　　中国对当今世界的重要性今非昔比，世界对中国的兴趣无所不包，而答案并不都能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有些即使拿到了，也需印证。虽说机器在代替人搜集、处理情报，但这种代替不可能是彻底的。而且今天的情报量巨大，更需要人的参与使之准确、针对性强。过去接触重要机密的都是特殊人员，如今则有大量“普通雇员”牵涉其中。斯诺登这个案例算是美国的“千虑一失”吧。

　　我们很多人都处在相对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近距离上。一个操作员可以毁掉一家大银行，一个匿名的网上信息有可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一个丧心病狂的暴恐分子能够改变一座城市的治安氛围，这一切在过去都不可思议，它们一点点积累了国家安全形势的新面貌。

　　实事求是说，在这个谣言和传言分不太清界限的时代，对于“保密”，很多人都存有困惑。什么是该保的密，什么是可以“在小范围”议论的，不仅大量普通人分不太清，恐怕有些公务员也没把它们中间的边界看得神圣。中国“保密”大体有法可依，“解密”的规定就要模糊多了。而后者模糊，实际导致前者的松弛。

　　保密的能力如果滞后于强大中国的成形速度，就会导致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力量的特殊战略失衡。我们强大了，却是对外单向透明的，我们就可能处在自己尚评估不了的潜在危险中。

　　在保密的方向上，中国需大量“补课”，而提高全民的保密意识，应当是这当中的一项关键性工作。

　　支持保密、配合保密应是每一个开放社会的稳固社会准则，否则国家安全将毫无质量。每个人的境遇不同，涉及国家安全的机会的确差别很大，但爱国永远是一道可靠的保险。我们有可能分辨不清机密，有可能误判别人向我们套取信息的动机，但爱国会帮助我们保持最后一分直觉，使我们最终看清自己是不是站在一道悬崖边。

　　高瑜案以及其他近日公布案件的涉案主角，最后都有了出卖情报的主观故意，在纷乱的信息和利益场上，他们最终都是被不正确的利益观引导着，接受了境外机构的策反。并非“世相乱”，而是心乱断送了他们。

　　境外机构需要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信息源”，后者与它们的关系有些处在合法及非法的边缘地带。一些“线人”和“特工”就是从这些“信息源”中发展出来的。当中国已是全球情报界高度瞩目的地方时，让社会上多飘动一份警惕，每个人能在接近危险点时自动激活一份警觉，这既是国家利益所在，也是个人安全之所在。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43期，摘自2014年5月9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