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教授，抗疫不缺方方这样的“旁观者”

桂子山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冯教授写了一篇吹捧方方的文章。在冯教授看来，“方方日记数十篇，只写了四个字：我们在看。”结合方方的日记，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们在旁观”。冯教授把“方方的旁观”吹上了天，真的是上了天！大家看下面这段文字：

“卓有成就的女作家方方完全可以从个性化角度去关注非常规状态中的大武汉，或许从文学家的‘陌生化’视界下笔会有流芳百世的效应——这对于写作者有着多大的诱惑力啊！但是方方却回避了文学性的陌生化视界，甘愿置自己于世俗的生活世界，以一个普通的武汉市民的身份去察看、去聆听。日记文字语句的平实素朴娓娓道来，让我几乎难以相信这些话语出自那位写作了《风景》、《软埋》等小说的优秀作家，这里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方方重设了自己在生活世界中的‘位置’，将自己化入我们这些村夫俗子组成的日常生活世界”。

在冯教授眼里，方方丢掉了原本可以让自己流芳百世的机会，屈尊从“文学仙界”下到我们这些“村夫俗子”的日常生活世界，以一个普通武汉市民的身分来“旁观”疫情防控。在冯教授那里，方方是“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虽然“方方的文字”“只是把我们带到了现场”，“不能等同于直面”。

看到这里，笔者心里就纳闷了，不就是旁观吗，冯教授为什么要把“方方的旁观”写得那么晦涩难懂？这难道就是你们“文学仙界”的“仙语”，我们这些村夫俗子不配一看就懂。更令人纳闷的是，有谁还不会旁观？不敢旁观？有这么难吗？需要这么大的勇气吗？以至于冯教授要用自己多年积累的文学功底将方方的旁观捧上天。

作为一个没有办法到一线去支援疫情防控的“旁观者”，笔者想告诉冯教授的是：

第一，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当旁观者是最容易的。面对可能要付出生命的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拼命在做”，而方方只需要住在文联大院，手里握着别人送的20个N95口罩，吃着仟吉老板送上门的“仟吉面包”，在电脑前打字就行了。我想问冯教授，这有什么难的，难道方方写作也要拼命，换我去帮方方当这个“旁观者”好不好。

第二， 疫情防控最不缺的就是旁观者。疫情防控是人民战争，旁观者越少，疫情防控就会进展得越顺利。很多人成为“旁观者”，有无奈之处，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是真的没有必要把一个旁观者吹上天。

第三， 疫情防控不需要盲目煽情的旁观者。方方的文字中充满了煽动情绪的字眼。在2月9日的日记中，方方说道：“这几天，死亡者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近。邻居的表妹死了。熟人的弟弟死了。朋友爹妈和老婆都死了，然后他自己也死了。人们哭都哭不过来。平时不是没见过亲朋的死，得病而治疗无效死亡的，谁没见过？亲友尽力，医生尽职，回天无术，虽然无奈，但人们往往可以承受，病人自己也会慢慢认命。但这一次灾难，对于早期的感染者，不止是死亡，更多是绝望：是呼救无用，求医无门，寻药无着的绝望。病人太多，床位太少，医院也猝不及防。剩下的，除了等死，又能如何？”在2月份武汉疫情防控高度紧张的时候，原本恐慌的武汉人民看到这样的文字，应该会更加悲观和恐慌，这有可能加剧医疗资源挤兑。从这一点来看，方方作为旁观者，不仅不能被捧上天，还应该被批评。

第四， 疫情防控不需要会造谣的旁观者。方方日记最开始进入到笔者的视野，是因为方方日记中的这一句话，“医生朋友传来一张图片，照片上，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至今方方都没有出示过照片，而且根据专业人士分析，这样的说法根本不符合常识。在笔者看来，方方并没有恪守一个旁观者的本分。因为笔者清醒地知道，疫情防控和舆论形势十分紧张，且舆论形势本身也会影响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作为一个不“在场”的旁观者，不能随意传播不准确的信息。否则，就是在给疫情防控添乱。而方方在日记写作中却多次犯了这样的错误。不知道冯教授知不知道这一点，如果知道，为什么冯教授还要把方方捧上天，难道是想“捧杀”？

第五， 疫情防控不需要一边利用特权送侄女出城，一边控诉疫情防控工作者的旁观者。方方有什么特权，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比如在自己能开车的情况下，方方“麻烦”肖警官送自己的新加坡籍侄女去搭飞机；比如在疫情防控资源高度紧张时，方方收到了中国新闻周刊夏春平送来的20个N95口罩。方方的日记“几乎没有落下一篇”的冯教授，对此应该也有所了解。如果知道这些，笔者想再次请问身为博士生导师的冯教授，为什么要将一个享受特权的旁观者捧上天？

2020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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