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场新冠肺炎疫情难倒了整个西方？原来这才是世界的真实模样

刘斯郎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照尽人间美丑，吹牛和说大话都不管用了。在防疫救灾中，为什么在西方舆论中的“落后的中国”做得比“发达的欧美”还要好？我们来系统地谈一谈。

新冠肺炎这场疫情成为人类共同的灾难的同时，也实打实地检验了一遍各国的社会体制问题，让原本拘泥于纸上谈兵的口舌之争，变成了现实的“实战检验”，画面不仅直观，而且冲击力巨大。

可以说，眼前的这一“全球性对照”，是前所未有的。令人慨叹的是，那个被欧美媒体和中国公知贬入谷底的社会主义中国，居然成为了全球疫情防疫中出类拔萃的优等生，而那些被西方媒体和中国公知捧上天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却无一不是败得一塌涂地。

▲截止4月21日早上，全球疫情十大国中有8个是欧美阵营的国家，且其中5个为G7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全球累计确诊破10万的6个国家全都是欧美发达国家，死亡总量最高、死亡率最高的也均为欧美“发达阵营”。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某些特定群体口中的“落后中国”与“先进西方”在疫情面前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对此，我们将从“集体与个体”、“团结与撕裂”、“集中与分治”、“思危与享乐”、“智民与愚民”等多个角度切入，带给大家一个更真实的世界。

1：集体社会与个体社会的本质区别

在分析中西方防疫过程中的现象差异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群体性质”上中西方社会是有着非常明显区别的。简单地说就是，中国算是“集体社会”，保障个体利益的同时更偏向于强调集体利益，而西方的个体利益左右集体利益的氛围则更强。

须知，以往公知和西方媒体往往喜欢将这种差异定性成“西方社会更具对个人的权益保障”，但这种说辞忽略了一点：当个体权力被过度放大，自私主义就会膨胀。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建设网络基站，在中国村里来要建一个网络信号塔，村民通常不会反对，甚至还会去端茶倒水，因为这个项目利国利民，对大家都有好处；但同样的事情在西方，就不一定了，首先反对的声音会很大，你架好了信号塔也有可能被挖，因为你侵犯了他的权益，或者他不需要这个服务。

这种事情不是没发生过，英国的Vodafone等通信公司在乡下架设基站的时候就遇到过，这也是当下很多西方国家高铁建设、网络建设进程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部分西方民众街头抗议5G信号的铺设。

而这种“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对抗”的氛围，到了疫情防控中，就是致命的，因为这不仅仅导致个体在应急期间的自觉性大大减弱，还导致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配合性大大降低，极大地增加了防疫难度。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群众动员能力弱”。

比如在美国，疫情爆发各地封城以来，各种冲撞集体防疫措施的现象就层出不穷。4月17日，美国得克萨斯州、密歇根州等地，一些民众就在没有做好卫生防护的情况下，上街聚集要求解除“居家令”，他们口中高喊着“开除卫生部长福奇，还我工作与自由”的口号。

▲美国民众持枪威胁政府“解除封城令”。

▲美国多地民众游行抗议政府“封锁令”。

同样的画面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在一个月前的意大利北部，如此景象也频繁上演，威尼斯沃镇等地的居民就曾不戴口罩抗议封锁，这一地区的资本家还施压迫使政府于4月10日宣布复产复工；而在西班牙，因为政府规定“遛宠物可以出门”，因此很多利己主义者开始遛乌龟、遛布偶，甚至还有人将自家狗遛出离家数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

如此种种，都是很典型的“利己思维”在作祟，这也就是“西方封城与中国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是防疫，中国绝大多数人想的是“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害了大家”，而在西方社会中会有相当多一部分人想的是“你们生病关我屁事”。这就是区别。

▲2月下旬，欧洲爆发大规模疫情，但意大利威尼斯、西班牙巴塞罗那、法国尼斯等地，依旧在谴责声中强行举办了多场狂欢节。

2：上下同心与分治撕裂的应急差异

前些日子，在中国湖北解封之际，网上流传着这样一段话：

【1月23日中国政府的一声令下，规划局5小时出方案，24小时出设计，7000名工人，800台机械日夜奋战，只用了10天时间，就建起了通水通电通网的、占地五万平方米的高标准传染病医院火神山医院；时隔两天，1025名管理，7906名工人，1491台机械，10天时间建起了近8万平方米的高标准传染病医院……】

很多人说“这就是中国速度”，但其实这背后不仅仅是“中国速度”这四个字那么简单，而是政府智囊、财政部门、设计单位、施工工人、通信公司、电力集团、科技企业以及当地民众齐心协力的伟大成果。

从一声令下建医院，到一声令下封城封村，从一声令下停班停课，到一声令下举国驰援湖北，这就是中国“最可怕”的地方：上下同心，团结应敌。换一句话说就是，中国政府能自上而下地动员举国力量，包括政府部门、民间企业，以及个人。

然而这些，在疫情严重的西方却是不存在的，对那里的人来说，这近乎奢侈，因为他们的社会是“分治撕裂”的，这种“分治撕裂”主要表现为政党之间的争执、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离散、政府内部之间的冲突、政府与企业的矛盾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立。

比如前两年的美国加州大火和澳大利亚山火中出现的画面，就非常形象了：美国加州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隔空互怼，澳大利亚领导批文拨款救灾结果财政部门拨不下款，民众不放心把钱捐给了民间组织去救灾······然后大家互相喊“你个垃圾”，结果大火越烧越大，然后众人仓皇逃难。

▲2019年，在澳大利亚特大山火灾难中，崩溃的澳大利亚消防员。

这样的画面在本轮疫情中再次出现了：

美国纽约州州长要求特朗普的联邦政府予以帮助，结果特朗普等一众居然嘲讽起了纽约州州长。

在意大利，北部重灾区伦巴迪的贝加莫市，最早用于疫情应急的“方舱医院”在开建之后被中途叫停，因为当地政府发现建成后没有足够的医生可以入驻，向民防部门求助的信息也迟迟未得到回复。

而在英国，当《柳叶刀》的主编等一众高层学者呼吁警惕疫情失控的时候，英国议会内部却在讨论尽快开建太平间和实行群体免疫政策······

如此的“应急状态”，怎么可能能在第一时间控制得住疫情呢？

▲西方权威科学期刊《柳叶刀》主编从一开始就在警告政客们不要“拿人命开玩笑”，可政客根本就不听。

3：多党合作与多党竞争的责任区别

中国与多数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中国实行的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而西方国家则是纯粹的多党制，几个党派互相竞争。

国产公知和西方媒体会告诉你，西方那一套是极好的，因为那样可以分散权力，而且不同党派之间可以互相监督。但他们不会告诉你，西方那套制度背后的问题：不同党派人士之间的监督变成了诋毁，责任落实问题变成了互相栽赃的武器，政客因执政变数大而不敢做长远大局规划，社会对政客的问责往往不到位。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西方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更趋向于中国人理解的“物业与业主”的关系，物业虽然蛮横，但也是小区业主自己签的，实在惹众怒了，解约换一家物业就好了。这样“雇佣与被雇佣”的微妙关系，导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当政者的责任心不强，社会问责的力度不够。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疫情早期的意大利F3三人组（伦巴迪大区主席、威尼托大区主席、艾米莉亚大区主席），这三个人都曾宣称“先进的西方不会出现落后中国的情况”，结果这三地成为了欧美疫情的“王炸”；再比如美国得克萨斯州州长，在疫情爆发初期毫无作为不说，还宣称国家经济比老年人的生命重要。

▲在电视节目组公然辱华、并称发达的西方不会有中国那种疫情爆发问题的意大利威尼托大区主席。

▲在电视节目中公开表示“国家经济更重要”的美国得克萨斯州州长。

而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的相关问责信息，这些西方高层政客依旧在统领着社会，意大利北部F3三人组这几日还签署了大区主席令，批准了不少资本家复产复工，美国多地官员为了反对而反对，开始和联邦防疫措施对抗。他们为什么敢这么做？答案很简单，社会不问责，大不了就是支持率下跌。

这在中国是不能想象的，失职的官员先是会被老百姓喷死，然后官位不保，严重的还会进入司法问责阶段，比如湖北一问三不知的“唐志红主任”。而在整个湖北，不仅调整了领导班子，还自上而下问责了“问题领导”，比如：

【湖北省原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职务张钦因防疫不力被免职，并被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武汉市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夏国华被免职，并被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武汉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孟武康和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黄志彤被诫勉谈话······】

这样的问责，在过去数十天里频繁上演，这也是中国“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与西方“多党竞争，不谈合作”所呈现出的巨大差别之一，中国的执政党追求的是“主动担责，立信于民”，而西方的执政党追求的是“赶快甩锅，关我屁事”。

4：居安思危与及时享乐的思想差异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异点是，中国人的思维更偏向于居安思危，而西方人的思维则更偏向于及时享乐。

这种思维带来的社会差异是，西方民众虽然看起来收入较高，但家庭财富存量却很少，很多人是月光族或负债消费党，而中国民众虽然看起来收入不及西方民众高，但家庭财富存量较多，很多平时看起来并不富足的人，拧一把都能拿出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而且中国人多数有住房和自己的宅基地，这一点远优于西方。

曾经有人对比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各国表现，发现金融危机对西方普通民众的生活影响巨大，而对中国普通人的影响非常有限。这其实就是“爱存钱和不爱存钱”的区别，或者说是“有无居安思危思维”的区别。当灾难来临，有备无患的中国人自然更从容，应对突发的时局变化也更有后备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现的情况亦是如此，中国爆发疫情的时候，一声令下举国封锁，停班停产停课，等同于全社会断了“经济来源”，但几十天的封锁下来，整个国家仍然秩序井然，节后中国人该吃的吃，该喝的喝，一样也没落下，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生活还是照常，经济虽显拮据，但情况并不显得糟。

可在西方不同，很多人不理解欧美国家为什么迟迟不封锁，封锁之后为何又匆匆忙忙复工复产，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他们中的多数人，在资本家的超前消费诱导下是没有财富存量的，早早就把钱花光了。

比如在美国，新冠肺炎带来巨大医疗灾难的同时，也造就了美国史上最大的“失业潮”，很多美国人在社会停摆之后没了收入来源，连房租都交不起，只能露宿街头。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同样疫情严峻的国家，在疫情爆发二十余天后方才宣布戒严，可戒严不到半个月，又于4月10日前后开始复工复产了。

▲境内新增确诊仍然每日数以千计，累计死亡两万多的情况下，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蒙法尔科内船厂得到政府准许，在疫情的风暴中坚持复工。同一时间，意大利和西班牙数以千计的企业正在陆续复工。

意大利和西班牙为什么这么操作？也不能全怪人家，因为他们的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富存量支持抗疫，社会停摆意味着收不到税，收不到税就无法支持抗疫，而民众又多数没有足够的应急存款，社会停摆意味着很多人吃不上饭，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从一些小细节也能看出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区别。例如，我在中国和在欧洲看到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武汉封城前夕，我分别到过福建漳州和厦门，在封城令还没出来的时候，福建漳州的导游就说情况可能恶化，自己需要提前做准备，而次日，在厦门街头居然已经开始买不到口罩了，街上的人一夜之间戴起了口罩。必须强调的是，当时整个福建省，未确诊一例。

其实大多数省份的地方政府和民众，在这次抗疫过程中的表现都是这样，在本省确诊个位数的时候就启动一级响应，民众则在本地区没有确诊病例的时候就囤好了物资。防疫工作人员为了控制疫情蔓延更是想出了五花八门的奇招：

而在西方，却并不是这样的，意大利2月21日爆发疫情，突然确诊上百例，当地的中国人慌了，本国人却一点也不慌：我出街戴着口罩被当成了异类；在确诊人数达到数百里的时候，政府官员还在强调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流感；确诊数千例的时候，议会仍在争执要不要戴口罩；直到政府宣布疫情失控之后，才有人开始到超市哄抢。

而在当地，防疫最成功的、屯粮屯防护物资最多的，就是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凡是有中国血统的人，都早就准备好应对突发情况了。

这样的画面，也在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等国轮番上演，就像经典的电视连续剧一样，被不断翻拍。

▲慌不择路的美国当局，在无人岛上集中掩埋疫情死难者的尸体。

5：民智教育与愚民教育的社会区别

总有人喷中国的教育强度太大，孩子们学的东西太多，这些人还非常推崇西方的“快乐教育”，就是那种到高中毕业还不会算一元二次方程、到大学毕业还认不清自己国家地图的快乐教育。

我们不是贬低什么，只是希望大家明白，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也好，严苛的高中教育也罢，尽管很多人黑“它”是不健康的，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也正是“它”，让我们多数的新生代年轻人摆脱了愚昧，中国的教育模式不仅仅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优秀科学人才，也让普通民智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中国普通中学的某知识点内容，可以看到教材内容在教学生如何科学看待城市发展的问题，理论性、科学性非常强，这是同一级别的西方学生接触不到的。

实际上，西方更自由的“快乐教育”其实是具有阶级性的洗脑程序，富人和精英的孩子多在要求严苛、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就读，学习的内容不比中国学生少，而普通人家的孩子则在教育资源短缺、师资力量参差不齐的公立学校里享受“快乐教育”的洗脑。这些年，西方社会参差不齐的反智行为，也与这样的“愚民教育”脱不了干系，阶级分化的愈发明显，也和这样的教育模式密切相关。

但这对西方政客而言，却是极好的，因为这样好利用，香港的那帮废青就是这么废的，英国的那帮听信“网络信号会传毒”而四处烧通讯基站的智障，也是这么废的。

▲英国民众火烧信号塔以防信号塔传播新冠肺炎病毒。

在西方，不仅仅是社会底层的基础教育被阉割，社会媒体和政客日常的政治洗脑也非常祸国殃民。

我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是，在中国的时候，媒体发来的信息基本都是让大家待在家中，如何佩戴口罩和洗手等，如何科学地认知新冠病毒，打开电视打开手机全是这些内容。

但在欧洲不一样，疫情没爆发的时候，媒体都在黑中国，例如吃中餐很脏所以会得病，只有中国那种落后的国家才会出现那么严重的疫情；等到本国发生疫情了，不是赶紧科普防疫知识，而是用大量版面来报道中国不好的一面，带气氛诋毁中国。

▲德国《图片报》、澳大利亚外长等西方政客和媒体，不宣传科普防疫知识，也反思本国防疫问题，却把大量精力放在了挖苦中国的问题上。

这样的差异是巨大，一个“落后的中国”是赶紧科普防疫知识，一个“先进的西方”是搞愚民的政治洗脑，结果也非常明了，今天的西方疫情发展成这样，该算上愚民者一半的功劳。

6：国家控制与资本控制的性质差异

西方和中国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也是西方传统列强常用来攻击中国的点：中国有国有企业，而西方只有资本自由的大财团。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政府管控着影响国家发展的几个大行业里的大企业，性质是公有制；而西方是大资本财团把持着政府左右着国家发展的大方向，性质是私有制。一个是政府对资本进行监管，防止资本乱世出现；一个是资本控制政府，助推资本乱世出现，这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这两年很多人推崇西方的那一套，要把这个私有化，要把那个私有化，不知是无心，还是另有所图。

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很多与民生相关的事情只有“国有企业”才会去做，而且不计成本。比如说通讯行业，今天中国的城镇和农村的网络信号比绝大多数国家要好，4G和5G的网络服务领跑全球，就是因为几大国有运营商不计成本的长期投入，在中国一个偏僻的农村可以通4G，但在西方很多国家，因为私有化导致的成本限制，造成了现在连城镇的4G普及都还没有到位。

可怕的是，在疫情中，这一差别变成了“灾难性”的问题。在欧美，虽然表面上医疗发达，但好的医疗资源多限于私立医院，公共医疗资源的物资存量、病床数都非常紧张，政府很难调配私有的医疗资源去救助民众，而私立医院又不肯能像政府旗下的公立医院一样不计成本地投入救援，因此像美国、西班牙这些国家，很多人排不上公立医院的队，又去不起私立医院的门诊。

虽然说，此前西班牙这个国家一口气“国有化”了所有私立医院以应对疫情，但这毕竟是个案，看不上病、看不起病，在资本主义笼罩下的西方，仍然是个巨大的问题。

而在中国，这一情况则就截然不同，虽然中国人均医疗资源不敌西方，但好的医生多在国有公立医院、好的资源也在国有公立医院，因此在举国动员和不计成本地救助病患面前，中国的公立医疗系统，撑下来了。

写在最后：

文章的原标题是“中国胜在了哪，西方败在了哪”，总结前面的内容大概就是：政府的动员能力强、公民的群体素质高、媒体的科学宣传更到位、执政主体的责任意识更强、文化内在的居安思危的思维稳固、国家命脉资源被私有化较少，而这些也恰恰是美国等西方社会所缺乏的。

写了这么多，无心去抬高谁，更无心去贬低谁，好坏自在人心。我一月在中国见证过中国的防疫，二月下旬在西方见证了西方的防疫，我想我看到的应该算是比公知们客观得多。

没有所见所感，咱也不敢胡说，毕竟这年头话不能瞎说，容易被人扣上极左、小粉红、爱国贼等诸如此类的“雅号”。但不管有理无理，事实都摆在那里，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最后，我仍然想用曾经自己写过一段话来作为结语，因为这段话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显得过时：

不是所有地方都如中国一样，有人把你供着保护着，你所有自以为理所当然的安全感，都来自背后负重前行的那些人！他们可能是你的父亲、孩子，他们可能是消防员，是军人，也可能是并不起眼的村长。大到国家部委，小到平凡百姓，因为奉献，所以美丽，因为担当，所以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