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学子成反华急先锋：民族主义的双向反噬

子  午

　　带着“阴间滤镜”污蔑中国的德国之声记者在郑州街头采访，遭到了市民们的抵制，该记者反手就在推特上把郑州民众描述成“暴徒”：

　　普普通通的市民为什么要抵制你一个外国记者，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如果是如实地报道中国灾情、哪怕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在抗灾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郑州人民不会反感你，相反还要感谢你。

　　然而，狗改了吃屎的德国之声还是一如既往地“双标”和先入为主：

　　现场出现两位长着中国人面孔的女性保卫这名德国记者。视频显示，其中那名穿着绿色上衣戴着黑色口罩、充当翻译角色的女子，一边声称“大家不要着急，他是来帮助我们的”，一边大吼“停”来喝止在场群众，而她的身份被网友揭露是前不久被指与境外机构有勾结的某媒体主编。

　　而另一名为男记者解围的穿着深色衣服的女子，名叫苏奕安（Alice Su），台湾裔美国籍，是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德国记者那条污蔑郑州市民为“暴徒”的推文还得到了她的转发。

　　Alice Su的事迹就更加惨不忍睹了，在对涉疆、涉藏以及涉港问题以及对武汉抗疫的报道，频频歪曲事实、诋毁中国，充当反华急先锋的角色。

　　而Alice Su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

　　百度百科是这样介绍“燕京学堂”的：

　　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以“跨文化交流：聚焦中国、关怀世界”为基本定位，依托北京大学人文、社科领域浓厚的历史积淀和师资力量，推动中国问题交叉学科研究；开设中国学硕士研究生项目，以优秀的师资和国际化的教学方式，为世界范围内各类组织培养沟通中国与世界的人才。

　　2014年5月5日，燕京学堂项目宣布启动，随即引起了巨大争议。

　　北大校方的解释是未来中国能够和平顺利地崛起，需要世界各国有一批了解中国、对中国抱有感情的政治家，建立燕京学堂、开设“中国学”的目的是服务国家战略，树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

　　北大在校和已毕业学生反对的主要原因是，该项目占据了百年静园且并未征求北大师生意见，招收对象是“100 名以外国留学生为主的群体”，学制是“一年制”研究生，人均教学和住宿面积远超北大普通学生水准，把北大核心地带的六个古典院子倒退成留学生宿舍，把给留学生的一年制“中国知识扫盲班”说成是北大“创一流的大跨越”……再加上免试、高额全额奖学金等问题，颇有点给外国留学生“超国民待遇”的味道；

　　就连刘晓枫、甘阳、潘维、李玲等北大校友也纷纷公开撰文，质疑燕京学堂项目。刘晓枫等人反对的理由主要围绕燕京学堂殖民地化的办学方向，即“在中国的土地上用全英文教学讲授‘中国学’”“‘中国学’的实际课程设计……其实就是美式‘中国研究’课程的移植”。

　　刘晓枫在文章中指出：

　　培养什么品质的特殊精英，为谁培养?“燕园学堂”三分之二的招生指标分配给了外国(尤其西方发达国家)的青年，人们不难设想，美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等国正亟需培养今后专门对付中国的政治精英，“燕园学堂”的全英文教学无疑方便了这些国际政治单位的政治愿望——当年的斯诺、史沫莱特一类中国革命的西方代言人，恐怕不是即便用全英文教学的“中国学”能够培养出来的。“燕园学堂”三分之一的招生指标分配给了我国的青年才俊，不用说，北大“燕园学堂”这个招牌定会让青年才俊心向往之。可是，倘若“中国学”这门“学科”本身品质轻薄，才华横溢的学子也有可能被培养成不学无术却自以为是而且忒会耍嘴皮子的特殊人才。

　　北大校方在2014年7月9日召集部分北大师生和校友举办了一场沟通会，双方相互攻讦，各执一辞，空有“民主”的形式，却毫无民主的诚意。这场斗争唯一的胜利就是燕京学堂最终退出了静园，燕京学堂从高调办学，转为低调、“悄悄地”进行。

　　其实，在北大燕京学堂项目之前，清华就搞了中美联合支持的苏世民项目，弄到了一大笔巨款，北大的燕京学堂项目不过是眼馋这笔巨款的跟风行为。毕竟，北大在靠“国际化”赚钱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经验，北大国关学院每年用英语教学的洋硕士班，不仅留学生数量比燕京学堂多，而且还能给北大校方赚一大笔外汇。而有了中美官方支持的燕京学堂项目，显然来钱会更快，只是北大的吃相太难看，侵犯了北大师生的尊严和实际利益。

　　其实，七年前围绕燕京学堂的争议，很像是这两年“洋学生”和“引进移民”问题所引发的更为广泛的舆论争议的预演。站在当事校方的角度，这样的项目可以给学生赚到钱，不管是官方补贴还是留学生带来的外汇；站在项目设计者的角度，正如上面所言，这样的项目就是为了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给中国培养国际代言人，尤其是中资出海、经略亚非拉的未来理想趋势下，亟需培养一批服务中资利益的“买办”。二战前及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又何尝不是通过类似的手段招收中国留学生为美国培养“买办”呢？典型的例子便如庚子赔款建起的清华学堂，便如张维迎、林毅夫这样一大批替西方贯彻经济变革意志的海归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

　　这本来是一套相当“民族主义”的设计，不成想却遭遇了强烈的民族主义阻击。笔者以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反噬”，其根源在于设计者是站在资本立场的“精英式民族主义”，而反对者所持的乃是“草根式民族主义”。在贫富分化背景下，阶级矛盾演化为民族矛盾——草根将受压迫和遭遇不公的不满，转移到了那些享有超级待遇的“洋学生”身上。舆论发酵的过程，不乏右翼民粹主义和逆向种族主义者的引导——前者借民族矛盾转移阶级矛盾、为民族资本背书，后者则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阻击“中国崛起”向外走战略。

　　从燕京学堂第一届毕业生Alice Su的表现来看，“精英式民族主义”的设计已经是初尝失败了，燕京学堂的“中国学”并未培养出中国代言人，西方媒体反而借助Alice Su的中国学历背景，更方便地在中国从事反华业务，这是对民族主义的逆向反噬。这也是对目前广招“洋学生”的全国范围的留学生项目前景的预演，对草根式民族主义同样是警示，抹杀阶级矛盾的民族主义，最终只能培养出“薛定谔”式的“爱国”——谁给的钱多，就爱谁的国——在美元霸权还没有落幕的背景下，前景是可想而知的。民族主义者也不要对美元霸权的衰落抱有机会主义式的想象，毕竟，连代表民族主义的自媒体占豪都声称要继续跟随美元霸权赚钱。（见《评占豪的荒谬逻辑，兼说毛时代用人民币结算的历史》）

　　刘晓枫在当年文章中的担忧大抵变成了现实。刘晓枫说全英文教学的“中国学”培养不出斯诺、史沫莱特，的确如此。那么，怎样才能培养出斯诺、史沫莱特，刘晓枫并未在文章中明说，恐怕身为自由主义者的他也给不出正确的答案。

　　1928年开始，斯诺被美国《密勒氏评论报》和《芝加哥论坛报》聘请，担任它们的驻华记者。他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中国人民的灾难深重使他触目惊心，也让他对这里勤劳善良却又饥寒交迫的百姓，产生了深深的同情。30年代初的斯诺，已经成为了大半个中国通，对国民党腐朽统治下的中国的现状了如指掌，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去过延安，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治下的陕北土地上，军民们的真实生活状态。

　　1936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才冲破国民党对延安的重重封锁抵达陕北。在延安，斯诺惊奇地看到了跟国民党统治区的死气沉沉截然相反的繁荣景象：“人们抛弃所有从四面八方到延安来，个个精神饱满，人人脸上充满阳光。”“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显然，当时的延安不可能对斯诺许以任何利益报酬，斯诺向全世界介绍红色延安，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首先是基于他同情底层的朴素正义感，然后是被红色延安的共产主义精神彻底折服。

　　而史沫特莱的经历更加典型，她本身是工人家庭出身，对美国底层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早年在美国便曾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撰稿。到了中国，她更是被国统区的黑暗与延安的光明的鲜明对比所震撼。

　　所以，真正感召斯诺、史沫莱特的，是共产主义，是国际主义，是中国革命；相反，在蒋介石身上并不缺乏民族主义的光环。

　　更典型的例子，如白求恩、阳早、寒春这样一大批投身中国革命事业的国际友人——寒春晚年在回答“为什么到中国”这个问题时曾直言不讳：“因为中国革命”。

　　试想，如果到延安的斯诺，看到的是与国统区一样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他还能被延安所感召吗？恐怕他仍将是一名服务于美国报社、服务美国利益的普通记者——这就是Alice Su这样的人产生的普遍根源，笔者并不以为这样的人到中国以前天生就是个对中国抱有敌意的“坏人”。

　　在美元霸权仍旧相对强势的背景下，依靠回避阶级斗争的民族主义所建立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前景注定是灰暗的，仍将陷入“谁强帮谁”、“谁给钱多帮谁”的困局；对抗美帝国主义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团结起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高举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旗帜，彻底埋葬美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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