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晚，一则公告在朋友圈等各个社交平台炸开了锅：

　　国家卫健委将新冠肺炎更名为新冠感染，并且宣布明年1月8日起，新冠将不再按照甲类传染病来防控，而是实行“乙类乙管”。

　　这一公告，意味着执行近三年的“乙类甲管”正式成为过去。

　　从11月底广州宣布解除所有疫情防控管控区域，“打响疫情放开的第一枪”。随后一个月里，许多人经历了感染、发烧、咳嗽再到阳康、复工的一整套流程。

　　在此过程中，相信很多人都亲身感受到，专家称新冠感染的无症状人群占九成，与大众所理解的并不是一回事。但，真实情况也没有很多人预期的那么恐怖。

　　不管怎样，接下来，大家要开始习惯和接受“三年‘抗疫’的结束。”

　　然而，对这个群体来说，更大的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数量超过1亿的农村老人们。

　　这段时间，想必大家也都看到了不少老人感染新冠的热搜。而最能“传千里”的热搜，往往是噩耗。

　　比如，12月25日，上海科华生物原董事长唐伟国，因感染新冠伴发基础性疾病不幸去世；12月23日，已故著名导演谢晋之子谢佳庆，因新冠并发症抢救无效不治身亡；12月21日，著名演员王劲松的母亲因感染新冠去世……

　　客观来说，这样的消息，在3年“甲类”管控突然放开的关口，很容易诱发和放大民众的焦虑。

　　在当下，不断看到这样的消息，因为“名人效应”，产生恐慌、焦虑的情绪，也是人之常情。

　　而在过去一个月中，不论是在家中亲历，还是通过朋友圈、微信群，相信不少人都已经看到、听到身边老人感染的消息。

　　客观来说，伴发基础疾病感染新冠的老人，并没有像“热搜”中酝酿的那样“必死无疑”。

　　但，真实情况也不容乐观。

　　根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我国有1.8亿老年人患有各类基础病、慢性病，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75%。

　　伴发基础疾病的老人，真的太多了。数量多到他们不再是统计学中的数字，不再是新闻中的案例，而是活在我们生活中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叔伯姨舅。

　　而在所有老人中，“风险”最高的，并不是热搜中频频出现的“有名、有钱、有资源”的老人，风险最高的恰恰是隐入尘烟的广大农村老人。

　　2022年10月底，民政部刚刚举行了一场发布会，对我国的老年人口状况进行了介绍。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其中，农村老年人口1.21亿。

　　在北京等城市，许多人阳康之后，生活逐步回到正轨。

　　人口流动相对缓慢的农村，1亿多老人，很多人还走在感染的路上。但是，他们能接触到的医疗资源却远远不如大城市。

　　比如，最近新闻报道中，湖北当地一家村医务室医生称，近几天每天接诊的人是平时的三倍多，大多还都是老年人。

　　云南昭通永善县一家乡镇卫生院的院长李鑫更头疼，平时卫生院一天都不来两个人，最近一个星期，几乎每天都有超过一百人到卫生院的发热门诊看病，而她的卫生院却只有40名医护人员，根本应付不过来。

　　江西上饶，因为近期感染的居民增多，而农民诊所容纳空间有限，村民们扎堆坐在云雾缭绕的树林中集体输液。

　　据《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我国的医疗卫生机构床位944.8万张，每千人病床量6.69张。

　　对于老龄人口占比高达23.81％左右的农村来说，每千人中就有239个老人。

　　这意味着，即便农村每千人病床量和城市相当，即便农民年轻人全部都能居家自愈不占用床位，即便每位农村老人哪怕只占用病床一天，许多人还要排队近一个月才能排上。

　　而对于农村的1亿多农村老人来说，现在面临的已经不单单是床位不足的问题。

　　在许多一线城市尚且经受不住，出现了医疗资源挤兑门诊急诊爆满的情况下，农村的医生数量更是远远不够。

　　2021年底，全国49.0万个行政村共设59.9万个村卫生室。在村卫生室工作的人员有136.3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只有47.6万人。

　　也就是说，即便每个村分一名医生，也还是会有一万多个村子分不到。按七普中农村现居住人口50979万人算，平均每1071个人才能分到一名医生。

　　按一名医生每天150人的正常接诊速度，这意味着一些人见到村里的医生就得等7天。7天之后，病是好了，还是人没了，恐怕谁也说不好。

　　而且，与许多城市正在面临的“药荒”一样——农村也缺药，甚至更严重。

　　在永善县，一个乡镇卫生院院长称西药退烧药储量紧张，仅能维持7天，好在中药还有点储备，医院会优先给患者开清热解毒的中药。

　　济源市区50公里左右的乡镇，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当地医生称：“现在发热患者来我们医院就医，像蒲地蓝消炎片、小柴胡颗粒、对乙酰氨基酚片这些退烧、消炎药都没有”。

　　他们会熬一些中药，给愿意喝的村民提供，以弥补西药的严重缺乏。

　　但有的地方连中药也没有，河南某乡镇一位患者嗓子疼到发热门诊看病，但发热门诊里实在没有药了，医生只能告诉他，用白菜根煮水喝“也能缓解症状”。

　　不客气的说，此时身处城市却在从农民抢购药品的人，以及各个社交平台上分享如何从农村抢购药品的人，是在谋财害命。

　　在抢购药品方面，农村老人，完全处于弱势地位。

　　而当农村药品短缺之后，农村老人还会面临另外一项风险——抗生素、激素的滥用。

　　近期，除了江西上饶，在鄂东地区郊区街道，多家卫生室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里面或站或坐挤满了前来属输液的人。挤不下的人只能坐在卫生室马路边上，冒着寒风，坐在小凳上，支着不锈钢输液吊杆输液。

　　如果输的只是生理盐水，基本没有什么副作用，当成是额外补充水分了，但在绝大多数农村，输液往往伴随着“三素一汤”的滥用。

　　三素即抗生素、维生素、激素，一汤指的就是输液。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医疗资源十分匮乏，导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不管什么病都通过输液来解决。

　　“三素一汤”便宜、量大、见效快，时间久了，很多人甚至觉得去大医院还不如在村医、诊所里输液好用。这也成为了小门诊“留客”的常用手段。

　　据联合国在2010年的研究估算，中国每年因为抗生素滥用而丧命的人数已经达到8万，这份研究称，2050年人类因滥用抗生素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1000万。

　　此前曾有报道，在沈阳陈相屯镇丰收村，56岁的村民朱凤清准备放弃抗生素“等死善终”。

　　她患慢性支气管炎及相关呼吸道疾病,已连续打点滴治疗近30年，但耐药性使得一切都成了徒劳。“从前犯病滴3天青霉素就好利索，可现在滴一周也没什么效果。”

　　村里很多长期吃抗生素的老患者，因为身体耐药性增加,用药量是过去的好几倍甚至几十倍，以至于最后耗不起，躺着等死。

　　结核病专家黄东皓举了个例子：“诊疗一个普通结核病人约耗时6个月,花费8000元到1万元,但想治好一例耐药结核病人需耗时几年,医疗费用是普通结核病人的87倍。”

　　和朱凤清一同接受治疗的“老病号”，先后已有近十人因耐药性导致“无药可治”，最终死亡。

　　一个村子被报道的悲剧之下，是无数类似沉默却无奈的故事。

　　而且，我们知道，新冠作为一种病毒，抗生素是无效的。

　　更可怕的是，许多村医已经把属于“慎用类”头孢当作日常使用的第一选择。

　　根据世卫组织给出的使用指南中，把抗生素分为三类：

　　“可用类”，是抗生素可随时用于治疗范围广泛的常见感染；

　　“慎用类”，则只针对少数感染状况，只有可用类失效才能动用；

　　“备用类”，则是人类面对细菌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线。

　　2012年，国家出台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这项于当年8月1日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限抗令”的法规，对各级医院抗生素的使用数量、使用率作出严格限制。

　　此后，城市的抗生素滥用现象得到遏制。但农村长时间的抗生素却仍然泛滥。

　　并且，很多村医为了自己的“口碑”往往首选“慎用类”抗生素，“慎用类”无效，就上“备用类”抗生素。

　　如果打了抗生素感觉不到效果，一些无良村医往往就会换成“见效更快”的激素。

　　激素主要指肾上腺糖皮质激素，运用较多的就是地塞米松，主要作用是抗炎、抗过敏、抗毒、抗休克等。

　　二十年前的经验就已经告诉我们，激素的滥用比抗生素的伤害更为可怕。

　　在抗击非典时期，由于医疗技术不发达，为了把一些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不得已使用了大量激素。

　　在非典痊愈六月后，患者方渤被诊断为骨坏死，这是非典治疗中使用大量激素引起的后遗症。

　　方渤 图源：凤凰网

　　后来，他分别做了两髋的股骨头置换手术，再后来，双肩和双膝也陆续出现骨坏死。

　　在面对媒体时，方渤说：“我全身的骨头就跟石膏一样脆弱，骨头会不可逆转地塌陷下去，直至瘫痪或死亡。”

　　但一直以来，农村对激素的使用都相当泛滥，村医对付感冒、高烧经常采用地塞米松。

　　无他，因为见效果，患者也夸赞这是“神医”、“神药”。

　　在大剂量地塞米松加持下，通常的发烧可以在输液开始的30分钟到1小时内退烧，孩子可以从“睁眼不醒”，立马变得生龙活虎。

　　至于成年人，“挂吊瓶好得快”的感受更直接，很短时间内，就能从头痛欲裂到全身酸痛的症状全消，拔针后由可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去赚钱养家糊口。

　　12月24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多部门联手，部署全国农业农村部门的抗疫工作，表示将加大在药品、设备、人力、资金等方面对农村的支持。

　　为国家农业、工业、服务业劳碌一生的农村老人，并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负担”，而是这个国家最任劳任怨的“牺牲者”、最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

　　三年以来，不同于疫情几次反复的大城市，许多乡村一直到完全放开，甚至都没有1例感染。很多老人缺乏最基本的应对，甚至没有囤药的想法。

　　对于这1亿多老人来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

　　但身处在农村的老人，一旦阳了，并没有太多自主选择。往往是医生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

　　因此，在物资下乡的同时，国家监督、社会监督也要同步下乡。因为，这些不能熟练使用智能机、不懂得如何及时获得信息、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痛切的群体，不论是面对疼痛还是死亡，他们都习惯了接受。

　　身处“高风险”的他们，需要一个“监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