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帝国主义的新阶段

福田泰雄

原载《当代经济研究》
　[摘要]世贸组织体制下的现代资本主义虽然没有出现殖民化，但垄断资本代替殖民化成为界定帝国主义的第五个要点。对国内市场和世界经济施展支配力量，掌握市场规则的霸权，企业垒球化象征着资本主义处于正在衰退的阶段，它既不能保障人们享有幸福稳定的生活，也不能保障食物和生计的安全。必须以经济本土化替换企业金球化，以恢复当地社区的可行性、独立性和可持续性。

　　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及与此相关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AT)的目标是货物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迫使发展中国家采用新自由政策。此举目的是加速非调控化、私有化和自由贸易。弗里德曼称2000年之后的全球化的特点是世界变得坦荡无砥。由此，任何公司、组织或者个人都可以进人全球市场，只要能自由地开办企业，便能从世界商业网中受益。然而，这仅是世贸组织体制下全球化的其中一面。跨国公司作为垄断资本收获了自由平坦的世界经济的大部分利益。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宣告了一个企业全球化的新纪元的到来。本文旨在表明企业全球化象征着帝国主义的新阶段，依此，垄断资本不仅控制着世界市场，还制定着市场规则。这种新形式的帝国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衰退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获得幸福稳定生活的机会非但没有得到保障，反而遭到削弱和破坏。最终，企业全球化将被本土化原则取而代之。
　　
　　一、资本主义新阶段
　　
　　有关帝国主义的调查可追溯到J.K.霍布森(1902)和R.希法亭(1909)。列宁(1907)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提出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垄断资本统治政权，并因此而得出结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衰退阶段。
　　列宁列出五个要点界定帝国主义：第一，垄断资本控制了国家的主要产业。公司之间的竞争导致市场集中，垄断资本由此产生。一旦市场集中达到某种程度，少数赢家便可能结成联合，如卡特尔联合企业，这便转变了经济的性质，形成了垄断资本的支配地位。第二，企业垄断资本和金融垄断资本建立了商业关系，同时，垄断资本通过为政府的政治宣传提供资金和旋转门与其也结成密切关系。总之，垄断资本通过市场集中、大型企业联合和直接的政治影响力对国民经济起着支配作用。第三，对外投资。垄断资本凭借其政治影响力，使财富从工人、农民、中小型企业及自雇企业的手中向垄断资本转移，从而引起收入分配的扭曲，进而导致产业部门之间，尤其是制造业和农业之间的增长比例失调，并抑制消费。其结果将导致过度积累，从而迫使垄断资本进行商品和资本输出。第四，垄断资本在卡特尔之间的全球分工。就像在国内一样，卡特尔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工也是首先开始于竞争，随后是市场集中，最终促成了全球卡特尔协议的签订。第五，在垄断资本指令下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殖民化。这种殖民化是垄断资本对立元素之间全球竞争的结果，垄断资本不仅利用殖民化独占殖民国家资源并输出市场，而且还将其作为手段保护在欠发达国家的资本投资以防被挪用。
　　 
　　图1说明了上述五个要点之间的关系。以具有支配力量的垄断资本为起点，经历一系列因果关系后，最终形成殖民化竞争，换言之，殖民化是垄断资本支配力量的最终结果。这就是列宁把垄断资本看成是打开帝国主义大门之钥匙的原因所在。
　　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视角来看当代的资本主义，显然，五个要点中有四个(第五个除外)仍适用于世贸组织体制下的资本主义。首先，少数跨国公司典型地控制着主要产业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例如，在商业种子市场，世界三强公司(孟山都、杜邦和瑞士的先正达)几乎控制了一半的世界市场。嘉吉公司与其四个竞争者掌握着85％的世界粮食贸易。在医药业，十强公司共占世界市场54.8％的份额。在银行业，世界排名前1000名的银行中，前45家银行占将近40％的一级资本总额，占总资产的45％。更不必说，这些公司通过与政府的密切关系，通过政治捐款、游说和旋转门等方式大大提升他们的势力。其次，产业垄断资本和金融垄断资本通过建立政治行动集团来加速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谈判就是产业领域与金融领域主要公司的这种联合的典型范例。再次，没有战略性的对外投资，不论是组合式投资还是直接投资，垄断资本都无以存活。例如，不打开中国或印度市场，汽车公司便难以维持下去。最后，在对支配性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中，大型的跨国公司常常联合起来组成价格卡特尔。这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时达到顶峰，此次谈判大型企业联合起来根据利益量身制定市场规则。
　　但是，世贸组织体制下的现代资本主义没有出现殖民化，因此其不具备20世纪帝国主义的第五个要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没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不用殖民化同样找到了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支配的新方法。首先，大型跨国公司转包给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以吸收他们进入全球商业网。例如，大型食物零售商沃尔玛、乐购等，已经建立全球连锁经营网，转包给发展中国家，并进行集中管理。在这种模式下，产品的出厂价格由处于食物供应链顶端的垄断资本家决定。其次，垄断资本通过直接参与起草贸易政策来主宰贸易规则。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就是大型企业联盟在最大满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起草的，而《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由跨国公司，包括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公司和巴克莱银行，在美国和欧盟，政府授权下起草议题，继而在谈判中通过游说使这项协议生效的。还有为了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谈判中达成共识，协议初稿是由美国一个商业组织——知识产权委员会(USIPC)在美国贸易代表的要求下拟定的。市场贸易规则相当于与市场相对的一种基础设施，对制定贸易规则具有决定权的团体与其他股东相比拥有相当的优势。目前来看，这个团体便是大型的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垄断资本的代理人，他们专门利用和美国政府的密切关系来控制贸易规则。因此，正是对贸易规则的支配区分了现代资本主义和20世纪的帝国主义体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第三股支配力量，其主要受制于七国集团(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七国集团拥有对这两个组织将近42％的否决权。而在七国集团内部，只有美国(特别是美国财政部)具有否决权，而且，美国和欧盟公司通常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直接保持着友好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常任董事Stanley Fisher，任职期刚满就担任了，花旗银行的副总裁，世界银行前总裁James Wolfensohn原为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高级执行官，之后踏入世界银行，最终回到了华尔街担任花旗集团国际咨询董事。1995年，世界银行总裁Wolfensohn启动成品交换项目以协助跨国公司与世界银行之间员工共享。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有条件贷款，迫使发展中国家采取门户开放政策，打开市场，允许发达国家商品大量涌入。

　　因此，世界贸易组织并不缺少帝国主义体制，借以实现垄断资本对国内市场和世界经济的支配。考虑到列宁界定帝国主义时所列的五个要点中前四个在世贸组织体制下仍适用，因此，垄断资本取代了第五个要点——殖民化，获得了新的支配工具，尤其是它对市场规则的策划能力。发展中国家由于失去了保护和发展民族企业的政策空间，被迫融入到由垄断资本掌管的全球网络中，由此，资本便从全球经济中较低收人人手中稳稳地流入处于顶端的垄断资本家手中。简言之，世界贸易组织构成了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垄断资本取代殖民化掌控着市场规则的霸权。
　　
　　二、世贸组织体制：资本主义的衰退阶段
　　
　　世界贸易组织体制是在垄断资本的倡议下，作为促进企业全球化的手段来设计的。因此，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企业全球化对社会的效益。企业全球化的真正本质体现在它的产出。帝国主义因生产力匮乏而被列宁称为资本主义的衰退阶段，即食利者的资本主义，那么，企业全球化同样也仅仅是资本主义的衰退阶段。
　　过去三十多年来，跨国公司快速地增加了他们对外投资的份额，扩张了在全球市场的活动。UN—CVTAD提出了“跨国指数(TNI)”，其由三种比率构成：对外资p=／总资产，对外销售／总销售，对外就业／总就业。世界100强公司的跨国指数从1993年的47.0％增长到2003年的55.8％，增长了8.8％。200强公司总资产的份额在1983年到2002年之间增长了655.9％，而同期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增加了179.5％。企业资产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差额表明，大量收入由工资转为利润，利润相对于工资的上升速度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得到加快。
　　如果聚焦于当地社区的生活标准问题上，企业全球化的消极一面就会暴露无遗。企业全球化导致社会分化，其主要表现为处于社会中下端民众贫困水平的上升，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社会最不平等的美国，基尼系数(此系数用来测量家庭收入不平等)从20世纪60年代就不断上升，目前，收入最高的家庭占家庭总收入的47.3％(2007年)及纯资产的84.7％(2004年)。这种不平等来自劳资之间，管理人员和普通人员之间，标准和非标准职业之间，及大型公司和转包商之间的相当大的收入差距，而这些差距正是垄断资本造成的。
　　而且，跨国公司已研制出缩减策略，用标准雇工取代非标准雇工。这种缩减明显地改变了社会结构，使曾经基本上还是合作的社会转入了分化明显的社会。而且，这项缩减政策本身是企业全球化两种关键方式的结果，其一是权利平衡倾向跨国公司，其二是跨国公司之间全球竞争的激化。
　　大型跨国公司得益于拥有很宽泛的选择能力来决定生产地点，包括在海外进行生产外包。然而，工人却很难跨越国界寻求较好的就业机会，而必须在各自领域内择业。资本对劳动的灵活性差异使资本在劳动合同谈判中占上风。同时，对劳动市场的放松管制进一步使管理具有对劳动的优势。因此，劳动力市场新自由政策影响了劳资双方的权利平衡，其方式与工会的瓦解如出一辙。基于以上原因，权利平衡经历了从中小型企业向垄断资本的稳定的转移。
　　企业全球化同时拉大了南北人均收入的差距，加剧了南半球的贫困。每日生活费不到1.25美元的人数在1981年和2005年之间有所减少，而每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的人数却在同期明显上升。2008年房地产泡沫崩溃后，约有1亿人面临慢性饥饿和饥荒。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通常具有历史背景，比如说房地产所有权或内战。而新自由政策使发展中国家更难以在国内解决贫困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引领发展中国家融入企业全球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从19世纪80年代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性调整方案(SAP)”下，100多个发展中国家被迫采取投资和贸易“门户开放”政策。一旦这些国家的门户被强行打开，大型跨国公司，例如主要的农业综合企业和基建公司，便很快把势力伸向了最新可利用的市场。由此，发展中国家将遭受严重的危害，例如失去像家庭农业这样的传统产业，私有化公有资源如社区水供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把基于重整体制的新自由政策强加给受难国家而遭到严厉的批评。然而，面对2008年房地产泡沫崩溃后持续至今的经济萧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继续使用新自由政策来应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性调整方案”是与现行的世贸组织协议相一致的。因此，新自由主义便成了国际贸易规则的突出特点。贸易政策的自由化无非是国家政府失去了支配政策的空间。发展中国家需要灵活的关税体制、定量的进口控制及资本控制以保护当地企业。他们也需要一些政策，如收容量控制及出口补贴来促进新的经济发展。《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禁止或严格限制他们使用这些产业政策，而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却最有效地采用这些政策。被剥夺了这些政策空间，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受到垄断资本的摆布。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全球资本主义经历了种种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导致金融业如赌场般激烈，而且还加剧了人们生活的不稳定性。这种资本主义结构的转变与经济的金融化并肩而行，金融市场中的现象或趋势已经引领着非金融业。美国金融资产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20世纪70年代是420～430，到了20世纪80年代便升到600，到2007年升到了1000。金融产业的利润份额，包括保险业和不动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超过了所有非金融产业的利润总和。
　　在金融化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工业被引入赌场经济。公民个人也被迫卷入这项行动中。退休后，他们对金融市场的依赖日益增强，养老计划金中的主要份额现已从养老金固定收益转向为公共和私有养老金账户固定缴款计划。养老基金常和商品期货交易相连，如谷物或燃料的期货交易，所以，没人能知道他最终会获得多少养老收入。其结果将是赌场经济决定养老金收益的最终价值。
　　金融业的爆炸性增长，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归结于两个因素，其一为制造业(尤其是具有垄断资本特点的部门)的过度积累，其二为减少对金融市场的控制。二战后，七国集团的制造业曾有过一段持续的增长，到了20世纪70年代，便面临着过度积累的局面。从此，制造部门的利润率和股票价值开始明显下降。同时，经营盈余(现金流超过了固定资本总构成)增加。过度积累产生多余资金，垄断资本便寻求其他途径把闲置资金投入金融部门，而不是握着不放。要把这个可替换的途径变为现实，就需要减少对金融市场的控制。简言之，垄断资本利用金融部门，通过将闲置资金转变为流动资本的方式，加速了金融化的进程。
　　美国对金融行业减少控制的步骤进行如下。第一，所有“利息和金融交易费用”的规章制度至1986年已全部废止。第二，1985年，所罗门兄弟公司发明了按揭证券化。第三，禁止银行绕过国家网经营分行的《麦克法登法》，从1974起便一步步放松了控制，最终于1994年被取消。第四，其中包括一项禁止持有公司的银行拥有另外金融企业规定的《高盛公司法》，最终在1999年宣布无效。最后，商品期货交易于2000年放松控制，接着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条款在2004年予以废除。这些减少控制的议案是在美国政府和华尔街的合作下进行的。高盛公司的前联席总裁Robert Rubin曾担任克林顿政府财政部秘书，而后成为花旗银行执行官。艾伦•格林斯潘在联邦储备局总裁卸任之后，在太平洋管理公司从事咨询工作。高盛公司前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曾担任布什政府财政部秘书。
　　华尔街银行从减少控制的政策中获益最丰厚。他们创办了最新金融企业，填满现金以吸引家庭储蓄、养老基金及储蓄贷款机构中存储的剩余资本，并将这部分基金投放到证券市场。随之产生的基金涌入推动股票价格上涨。随着始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经营联合”的繁荣，华尔街银行拓展成兼并收购公司，包括“恶意”的收购。对于非金融公司而言，由于股票价格的上涨，直接融资便显得更加吸引人。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家庭储蓄和养老基金就已流入证券市场，尤其是通过机构投资人(如共同基金)，从而绕过银行储蓄。简言之，金融化和证券化已携手共进。2000年信息科技泡沫崩溃后，剩余资金开始投入不动产市场，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此时，华尔街银行的行动再次在泡沫的膨胀中起着关键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们就发明了新的证券化商品，如按揭证券(MBS)、担保责任凭证(CDO)及信用违约互换(CDS)，并把从世界各国的剩余资金用于投机，最终吹破房地产泡沫。
　　现代资本主义需要投机来保持经济流通。如今的金融市场不仅是投机的场所，也是基金的来源，而这个市场反过来激起更多的投机活动。金融行业的这些变化是被由垄断资本造成的过度积累和按垄断资本的指令发起的放松控制政策所迫，从这种意义上讲，赌场经济及其孳生的不稳定性是垄断资本支配力量的直接后果。
　　另外，企业全球化破坏了生态，因而威胁到了食品安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第一次就农业问题举行了跨国谈判。农业综合企业的诸位领导，嘉吉公司和盂山都公司著名的首席执行官都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参加了谈判。随后签订的《农业协定(AoA)》主要目的是农业商品贸易的自由化。
　　农业贸易自由化对农民和消费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受益者绝大多数为农业综合企业的大股东，如卡吉儿、孟山都等。食品体系由三部分构成：上层(种子，农药，农业机械和化肥)，下层(贸易，加工，零售)和农业。农业综合企业的所有权集中在上层和下层市场。他们将食品体系的三部分垂直整合，常常把上层和下层结合在一起。处于中间地位的农业在食品体系中不占主动性，而且还面临着削减成本的压力。这种削减成本本身的冲力来自全球化，通过把地方产品投入全球竞争，农业综合企业迫使农民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由此农业便出现了某种“恶性竞争”。
　　“这些削减成本的压力使农民或者退出农业或者扩大生产规模以实现低成本。通过此过程，企业全球化加快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出现了高度机械化和资本密集化的农业活动。而且，农产品加工业在远距离传输产品和使用农药时消耗着大量自然资源，如地下水和化石燃料。另外，农产品加工业严重地依赖于司以提高生产力的单一种植。
　　然而，这种工业化的农业并不能可持续发展。据说世界上将近40％的食品供应依赖河流、湖泊和地下水，这种灌溉造成的浪费消耗了地下水，使土地盐碱化。美国有23％的农场受到了因为浪费式的灌溉方式而汇聚的盐碱化的影响。此外，大量的化学品的使用毒侵了土地和水流，因而摧毁了动、植物的生命。这些生物是构成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生态系统通过循环运动担负着星球上每一种有机体的繁衍。目前，对生物多样性最具破坏性的是例如跨国公司孟山都引进的转基因作物。尽管转基因种子如除草剂或抗虫品种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生产力，但他们同时也会影响作物的多样性。转基因种子一旦使用，人们便很难控制他们的侵移，这样就很容易和其他植物发生异花受粉。此类事件已在许多国家报道过。
　　以上原因表明，农产品加工业并不能为人民提供食品的安全性保障。首先，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削减成本的巨大压力迫使农民破产。其次，它也破坏了生态，由此损害了自然环境和物种多样性一体化，而这些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备因素。最后，企业全球化破坏了当地人赖以生存的社区。当地社区立于三条腿之上：当地可行的经济；公共资源的共同管理，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对社区事务的自治(政策空间)。企业全球化侵扰了这三条腿。第一，它剥夺了工人、中小企业、自雇工及农民的生计。跨国公司没有理由遵照某一特定社区的意愿，为寻求较高利润，他们缩小机构，实行外包，用当地工人替代海外转包商，同时破坏规模小的农业。所有这些都摧毁了就业前景，因此缩小了当地社区的有效需求。第二，企业全球化也蚕食着第二条腿，对公共资源的共同支配。垄断资本削减企业税并使一些公共项目私有化。这些压力使当地政府很难维持公共服务，《世贸组织协议》优先考虑的便是与公共项目，有关的商业决策。《服务贸易总协议》为大型公司逼迫当地政府对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私有化打开方便之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确保垄断资本有权把活的物种如种子和遗传信息据为私人财产。第三，企业全球化也破坏了’第三条腿，社区自治。如上所述，企业全球化是垄断资本支配市场和决定市场规则的资本主义阶段，为了实现放松贸易控制和剥夺当地社区政策空间的目的，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政府官员联合起草协议，例如在《关税及贸易总协议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因此，社区利益不可能被真正反映出来。
　　企业全球化对社区生活的影响只能得出如此结论，企业全球化象征着资本主义处于正在衰退的阶段。企业全球化既不能保障人们享有幸福稳定的生活，也不能保障食物和生计的安全。这一衰退的特征来自大公司的势力。就劳资之间的权利平衡而言，世贸组织体制占据民主中相反的一极。资本主义的历史是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相结合的历史，资本通过这种结合一直向越来越少的人们集中，尤其是20世纪初以来，资本集中到大企业的手中。企业全球化是企业掌握支配权，并用以影响经济事务和政治事务过程的高
　　
　　三、本土化
　　
　　本部分内容作者提出了一种替换体系的大纲。目前的问题在于如何恢复当地社区的可行性、独立性和可持续性。在讨论实现这种恢复的方式之前，我们需要弄请楚取得这种结果所需的社会条件。
　　V•Shlva倡导用“地球民主”代替企业全球化。地球民主由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四项基本原则组成：第一，生态可持续性，即意识到所有物种都有内在的价值，他们的生命周期彼此相依。第二，社区支配公共事务，维持生计的资源包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不应该私有化，公共资源应当共同占有。第三，“生计安全”，即所有人都有权得到基本所需，如食物、水、住房、工作等。第四，“地方自主权”，就是地方经济事务由该社区自治。经济本土化并不意味着经济封闭，而是地方产品具有相对于进口产品的优先权。这四项原则是社区生活健全而可持续的必要条件。第二项即社区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第四项即地方自主权，是第三项即生活安全的必要条件。第一项原则即生态可持续性，能保护环境进而保障生活的可持续性。这些原则不仅仅是可持续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可持续社会的政策纲领。解除企业全球化正是地球民主的要求。原因在于企业全球化否认地球民主的所有原则。因此，企业全球化的权利结构必须予以打破。首先，《反托拉斯法》必须进行改革，以弱化大公司在全球市场的势力。从法律上讲，大公司没有理由持有如此庞大的组织，而是应该将其拆分成更易管理的部门。其次，像世贸组织协议这样的市场规则应该重写。提出时，名义上为减少控制和贸易自由，其目的却是应允大公司使用其独占权利来控制全球市场。当地政府必须收回影响社区的政策制定权，要求归还一直被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劫持的政策空间。再次，企业拟定市场体系的权利必须受到抑制。大公司的政治势力主要基于和政府的友好关系。因此，必须禁止公司对政府的政治捐款，不允许与政治资金相关的游说，必须关闭大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最后，应该剥夺企业通过媒体、智囊团等来抒发政治观点的权利。
　　在解除企业的接触权的同时，社区有必要取回经济政策等事务的独立权。下面的争论意在列出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在重建时的政策任务：第一项任务是加强当地的经济基础。此阶段的政策考虑是如何保障对当地社区的生产投资。当地政府可以通过采取和利用地方法规、区域性可获利的再投资规则等，去保护和支持本地企业的发展。第二项任务是支持培养地方企业，如中小企业、自雇公司、家庭农业等，因为它们代表当地经济的核心部分。产业政策优先考虑的是把权利从大公司转移到当地决议人手中。这项政策转移的目的是旨在加强当地经济内部的再生产循环。当地决议人通过局部的内部循环而彼此独立，因而，当地决议人的强大将引致当地经济的独立性。但这项政策不等于封闭地方经济，相反，实质上当地企业通过建立与外界市场的链接可以确保当地经济的可行性。此环节中重要的是当地决议人要率先建立这种链接。因而，为了防止损害当地经济决议人的利益，必须调控大公司，支持而不是抑制当地决议人。第三项任务是当地社区要重获公共事务的控制权。公共事务，包括自然资源(水、土地、种子、基因信息)、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城市水供应、电力资源、教育、医疗)等，这些都是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因此，当地社区必须保留对涉及公共事务的政策空间，这是建立经济独立性的前提条件。即使是私有化当地社区也应该保留对公共事务管理的最后发言权。此外，应该使用一些策略，如提升合作企业的共同所有权，建立市政控股公司等来大力鼓励市民发展当地经济。
　　本土化是人们实现较高层面民主的方式。依靠民主这一新的维度。当地居民便能阔步奔向健康的、可持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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