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曾几何时，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了，中国走向世界了，于是乎“国际社会”一片欢声雷动。中国创造了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世界奇迹，中国富起来了，中国崛起了，“国际社会”更是整日喝彩不断兴奋无眠。然而，这场盛世狂欢激情过后，烦恼与忧愁便接撞而至了。先是美利坚找上门来说，中国你得给我负责！接着，雅典娜、法兰西、意大利及英格兰等不速之客也纷纷找上门来说，中国你得给我负责！在乱哄哄争执一番后，“国际社会”终于达成共识，对外公开场合，就都文雅地称中国为“世界负责任大国”。这样以来，救美国、救日本、救欧洲乃至救世界，便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了。于是，在这个四面起火的世界上，我们就能经常看到中国慷慨出手辛苦奔波扶危救难的高大身影。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国究竟怎么亏欠“国际社会”了？难道说，中国真的是让“国际社会”抓住了什么“把柄”？我们不妨先看几条相关资讯，然后再继续讨论。

【1】美债牵住中国巨额外储 欠每个中国人5700元

据中国青年报2011年9月14日报道，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金融市场的动荡可能还将持续。中国作为美元资产最大的海外持有人，正为手里上万亿美元资产的保值担忧。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撰文称，“7·23”事故后，人们都在关注中国铁路的问题，而有金融界的“深喉”向他透露，实际上，中国外汇的风险比铁路更大。

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其实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就以接近1.8万亿外汇储备，超过了世界主要7大工业国G7的外汇储备总和。危机后这三年，我国外汇储备仍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而巨额外汇储备里，约超过70%的份额都是美元资产。美国国债危机搞得全世界人心惶惶。中国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保持多年贸易顺差，以丰富而廉价的资源和商品换来了大量美元，再反身过去投资美国债券。有人做过测算，仅以中国外汇储备目前投资美国国债1.16万亿美元计算，这相当于美国欠每个中国人约5700元人民币。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推出两轮货币“量化宽松”。即便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最近的讲话中暗示可能推迟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美元滥发的恶果很可能加剧。两年前就有人预警，中国外汇储备要小心“缩水”。这一次，评级下调后的美国经济似乎还要在“印票子”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一个明显的大趋势是，美元走势长期看会疲软。而一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持有美元资产的比例并没有降低，难道“非如此不可”吗？

“肉已经在锅里”，能否分掉外汇储备

早在华尔街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时，就有国内学者建议，与其把外汇储备投到美国市场3万亿美元面临巨大风险，为什么不干脆分给国内居民？经济学家张维迎以前主张分国企，现在则提出，把外汇储备拿出一半分给老百姓，说这将激发很大的财富效应。这些看上去合情合理的建议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外汇储备是一国持有的外币资产。当外币通过贸易、投资通道进入国内，首先要在商业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商业银行再拿这笔外币，到中国人民银行(央行)换取人民币。也就是说，外汇储备在形成之前，事实上已经兑换成人民币，进入国内经济体循环，用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的话，就是“肉已经在锅里”。外管局的专业解释是，外汇储备是央行用人民币“在外汇市场购汇形成，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对应着本币负债”。这就是说，这笔外汇是国家负债，是国家信用的预支，其“债主”本来就是全体中国公民，只不过央行用人民币暂时把它换走了，集中起来由外管局代为管理和使用。

如果把外汇再分一次给国内居民，或再次投入国内经济体，不论以什么方式，都会形成货币的二次投放或超额投放，就是一笔钱花两遍，这在性质上等同于央行加印钞票，扩大货币发行，增加了通货膨胀的机率。通常来说，外汇总是要用在境外。

由外管局统一调配、管理外汇储备，这最早由“强制结售汇”制度逐渐形成。该制度从1994年执行，当时我国还处于外汇短缺时代。2011年起，企业出口收入可以存放境外，无须调回境内。也就是说，“强制结售汇”政策已经成为过去时。最近几年，外汇储备每年以数千亿美元的速度增长，主要来自我国增长迅速的巨额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同时，在2005年人民币启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热钱”流入，也成为新的外汇储备积累的通道。

正是在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下，不论企业还是个人，对持有外币都缺乏动力。分析人士称，即便“强制结售汇”制度已成历史，但国内企业通常会选择多结汇、少购汇，手中多留人民币，这是构成外储居高不下的客观原因。

壁垒重重，不买美债买什么？

对“分掉”外汇储备的说法，反对意见其实很多。中投集团总经理高西庆当初就认为张维迎的提法不妥。他的理由是，外汇储备在管理和使用上，分散不如集中好，因为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力量仍然很弱，“只要力量稍一分散，就立即会变成人家的鱼肉，任人宰割”。这就像股市上“散户”容易被机构收拾一样。

既然外汇投资要用于国外，为什么不买石油等战略资源，买中国急需的高科技产品，非要买美国债券？经济学家李才元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战略做过实地调研。他分析，事实上石油等资源，中国一直在买，每年中国超万亿的进口额中，有很大一笔钱，主要就是用于购买海外资源。而对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型企业的股权，中国企业同样有很强的“购买欲”，可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设置了各种贸易壁垒和并购限制，“中国想买，可买不来啊。”“我们出的多，进的少，该买的买不了那么多，好多想买的又买不到，钱花不完，因此节余越来越多”，他说：“事实上，买美债已经是排在第三位的次次优选择了。”

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受金融寡头操纵把持   中国努力“创汇”只得买美债

中国外汇储备“不得不”投资美国债券的困境，揭示了当下国际经济循环不平衡的矛盾——美国借钱消费，中国攒钱储蓄，中国人储蓄的钱，恰恰就是美国人借贷的钱。经济学家李才元提醒人们注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大力发展出口，主要是以“创汇”为目的，这个“创汇”主要就是挣取美元。因为中国参与的世界经济循环中，美元是最重要的流通和储备货币。中国扩大生产努力“创汇”，与美国经济的“产业空心化”和大踏步进入寅吃卯粮的“消费时代”，其实是一个“同步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外汇储备对美国债券的依赖，本质上是这么多年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发展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糟糕的是，“就像攒钱买房子，总是赶不上借钱买房子一样，因为攒钱的速度太慢，而房价上涨太快，不如早点儿贷款买房。”李才元说，中国外汇储备面临的问题，就如同一个辛苦打工挣钱想买房的人，好不容易银子攒差不多了，可发现这些钱可能要缩水，从前想买的东西似乎还是买不起。

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和石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较大，市场容量相对有限，交易和收储成本较高。虽然外汇储备投资组合中已包含与之相关的投资，但把钱都投到实物资源中“风险太大”。以石油为例，2008年之后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从每桶147美元，一路暴跌到33美元，然后又再度反弹到接近120美元,前一阵又下跌到80美元以下，这种剧烈的起伏，定价权完全掌握在各类浸淫市场多年的金融寡头手里，压根儿不是中国这个“门外汉”能够控制的。过去几年，有几家参与国际石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中国企业，都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几十亿美元的巨额损失。

【2】美债危机美“效益”丰厚 世界为美军费买单

据经济参考报2011年9月6日报道，美元贬值形成的超额利益，等于世界各国为美庞大军费“买单”。在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仍旧蔓延和日本经济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的形势下,美国债务危机对不确定的全球金融市场和不稳定的世界经济复苏无疑是火上浇油。

美债危机是早已埋下的定时炸弹

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最大市场和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美国债务危机仍殃及全球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走势。

●40年来,美国36个财政年度出现赤字。目前,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4 .6万美元,早已深陷入不敷出的债务危机困境。

1830年,美国还清了国债,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实现国债为零。此后,美国多数年度都出现财政赤字,国债不断增加。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维持了稳定的增长,各国货币中只有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以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1971年8月15日,随着美国公共财政因越南战争而陷入困境,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挂钩,浮动汇率制拉开了序幕。从此以后,美元继续维持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2011年8月14日刊登题为《放弃金本位是个致命的错误,我们现在正为其埋单》的文章指出:“越审视经济史,有个事实变得越明显,即这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决定之一。”文章认为:“如果不是这一决定,很可能我们将不会经历过去4年的危机,甚至能够避开不断困扰世界市场的一次又一次危机。”

40年来,美国36个财政年度出现赤字,里根在1981年至1988年担任总统期间,大幅度降低富人税率，被称为实施“劫贫济富”的税收政策。与此同时,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与苏联展开大规模军备竞赛。8年期间,财政赤字达到13387亿美元,超过从美国建国到1980年206年财政赤字之和。乔治·布什在1989年至1992年担任总统4年期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9335亿美元。克林顿在1993年至2000年担任总统期间,税收有所增加,军费开支有所减少,前5年累计财政赤字为6444亿美元,后3年出现财政盈余4303亿美元。小布什在2001年至2009年担任总统期间,在为富人减税的同时,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除2001年仍有1578亿美元财政盈余外,7年财政赤字达到22719亿美元。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总额已从1992年的3万亿美元增加到14.29万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7月24日发表报告指出,美国国债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 D P)的99%,预计2012年将达到103%。按3.087亿人口计算,目前,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4.6万美元。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6月份写给国会议员的信中指出,美国政府每花1美元,其中40美分是借的。包括国债在内,美国公私债务总额已高达55万亿美元,人均负债17.6万美元,家庭平均负债67万美元,而美国年度税收仅约3万亿美元,中等家庭年均收入约5万美元。美国已经深陷入不敷出的债务危机困境。

美债危机加剧特别是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引起全球股市恐慌,8月8日被称为全球股市的“黑色星期一”,全球股市暴跌,至少蒸发数万亿美元。市场现在担心的不仅是美国经济可能走向二次探底或衰退,而且美欧债务危机可能把西方经济拖入漫长停滞期。

美元贬值损人利己

●美国利用汇率武器使美元大幅贬值,结果净赚3 .408万亿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国军费开支总和。

早在1971年担任尼克松政府财政部长的约翰康纳利就坦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世界)的问题。”美国利用汇率武器损人利己由来已久。有学者指出:美国人通过借债把危机转嫁给债权国,如果债权国抛售美债,美债价格必然下跌,从而导致美债缩水;另一方面,为了避免本币过快升值影响出口商利益,债权国又被迫购入美元打压本币汇率,这又导致债权国继续增持美债。总之,债权国被美国所绑架。

西班牙《起义报》2011年8月4日发表题为《为何美国和美元都不能倒下》的文章指出,控制和操纵资本主义世界“美元化”经济的是金融集团和跨国公司,它们以美联储和华尔街为基础,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军工产业等的各项决策。美国采取美元阶段性升值和阶段性贬值的政策,在美国经济增速加快和繁荣期,美国提高利率,吸引全球大量储蓄流入美国,满足美国政府和企业之需;在美国经济增速放慢和衰退期,美国则降低利率,诱导美元贬值,损害债权国利益。

据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元已经历三轮大幅度贬值。第一轮美元贬值发生在1973年1月至1978年10月。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财政部有义务与各国央行以1盎司黄金兑35美元的价格进行兑换。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挂钩,这被称作“尼克松冲击”。美国完全抛弃了金本位制,从而正式确定了美元在世界的霸权地位。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贬值造成主要发达国家都陷入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所谓“滞胀”困境。

第二轮美元贬值集中在1985年至1988年间。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文章指出,对美元贬值形成决定性影响是1985年日美欧之间的“广场协议”,西方五国决定联合介入市场,抛售美元。当时的里根政府面临财政和经常项目的双重赤字,被迫以美元贬值来恢复美国经济。宗良认为,日元大幅升值和泡沫经济破灭,美国成功地击溃了日本对美国经济地位的威胁。

第三轮美元贬值始于2002年。美国通过操纵汇率,究竟赢得多少利益呢?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研究,在2001—2006年期间,美国累计对外借债3.209万亿美元,然而,美国净负债却减少了1990亿美元,等于美国净赚3.408万亿美元,其中:美元贬值就让美国赚8920亿美元,资产———负债收益差距让美国赚1 .694万亿美元,其他手段赚1.469万亿美元。美国净赚3.408万亿美元相当于同期美国军费开支总和。这就是说,美元霸权创造的超额利益,意味着世界各国为美国庞大的军费开支“买单”!

美国等发达国家难以从“虚拟经济”回归“实体经济”

●有学者提出,全球资本错配的风险正在累积,这是一个需要各国协力探索和解决的新课题。

最近,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与伍德罗·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发布的特别报告“敞开美国大门?”就“充分利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重振美国经济的问题做了全面分析。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要实现这个转变绝非易事。

自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经济逐步走向高度虚拟元,而实体经济逐步走向萎缩。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络版)2008年10月9日介绍,“金融衍生品市场现在价值从2002年的106万亿美元增加到531万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世界GDP60.587万亿美元的9倍和美国GDP14 .202万亿美元的37倍。资本总要流向可以使之获得最高回报的领域和地方,资本流入的驱动力来自于投资地能给其带来的利润空间。

有学者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购买发达国家国债和其他债券总回报率约为3%—4%,而发达国家集中本国资本和流入资本再投资到发展中国家获得回报率高达10%—20%。发展中国家购买发达国家债券回报率较低但较安全,发达国家企业不及债券更具有吸引力,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能获得更高回报率,这些企业怎么可能把投资转回国内呢?就以实体经济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土地和资源费用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可能回归发达国家。如今,来自境外资本吹起的是更多泡沫风险,而非实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都难以改变所谓资本错配的资本流向和投资格局。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都多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特别是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严格控制新兴大国对美国资源和战略性产业的直接投资或并购美国相关企业。因此,期待美国敞开大门,接纳新兴市场国家的直接投资,发展实体经济,跳出“债务陷阱”,从而恢复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并不现实。

美国次贷和金融危机将持续“发酵”

曾任小布什政府财政部长的亨利·保尔森说,他的一生对金融危机和金融机构倒闭看得很多,但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不仅对美国经济和人民构成的风险更严重,而且“给全世界带来极大的危害”。

2011年初以来,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8月1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眼下处于一场新风景的初始阶段”,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尤其令人担忧,“可能成为全球经济所面临最严峻挑战”。

法国总统萨科奇和德国总理默克尔8月16日在巴黎宣布要建立欧元区经济政府,呼吁欧元区17个国家在经济政策上更紧密地合作,并提议各国在宪法中规定平衡国家预算的责任,试图以此阻止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蔓延和平息围绕欧元的风暴。英国《泰晤士报》指出,两国领导人并未讨论市场和专家希望推出的两个举措:扩大欧元区4400亿欧元的救济基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设立“欧元债券”,使德国和其他国家可以为经济疲软的成员国债务提供担保。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欧元债务”难产反映出欧元区各国仍将各自的国家利益置于欧元区共同利益之上。因此,法德领导人虽然宣布一系列措施和作出新的承诺,但市场反应冷淡。8月16日,欧洲股市出现了4天来的首次下滑,欧元对美元汇率也有所下跌。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判断,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将持续“发酵”,全球金融风险将较长时期存在。截至2010年底,我国地方性债务余额已达107174.94亿元,要防范地方债务风险。与此同时,我国房地产贷款余额已达10万亿元以上,与2008年相比增加了1倍还多,大大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我们要防止债务过快增加和债务规模过大。

发达国家政府陷入削减支出减少债务与增加支出刺激经济的两难困局

2011年6月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4个成员国整体经济综合先行指数为102.2点,环比下降0.3点,为连续三个月下降。主要经济指标显示,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普遍走低。英国《卫报》8月18日援引美国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预测警告“全球经济正处在衰退边缘”。始于2007年12月的美国经济衰退到2009年7月结束,历时18个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严重的一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总裁拉加德8月15日警告各国政府不要削减开支,以避免引发新的经济衰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贬值过程,美元是美国持有的最后的主要力量。”主要发达国家实行“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导致世界经济增速放慢。

世界进入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多发期

美国《纽约时报》2011年8月14日发表该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指出:伦敦着火了,“阿拉伯之春”触发了阿拉伯世界反对独裁统治者的民众起义;“以色列之夏”让25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买不起房,抗议国家被裙带资本家的寡头垄断所操纵。从雅典到巴塞罗那,欧洲的城市广场被抗议失业和贫富差距拉大的青年占据;与此同时,愤怒的茶党横空出世,扰乱了美国政坛。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极右势力在欧洲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抬头趋势,而这股极右势力回潮与就业、移民、安全等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紧密相关。

从2011年8月6日起,始自英国首都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区,随后蔓延到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城市的骚乱令英国人困惑和不安。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收入最高5%的人占有全国国民收入的1/3。今天,英国在工资、财富和机遇等方面都比自那之后的任何时候还要不平等。2010年,英国1000个最富的人的财产总和就增加了30%。而就业、受教育机会等都成为年轻人难以突破阶层身份的障碍。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专栏文章指出:“导致伦敦骚乱者产生的原因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以及完全忽视这群人的冷漠的政治阶层。”因此,“伦敦的下层阶级爆发了”。

在这次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家庭财富从2007年的66万亿美元减至2009年的48.5万亿美元,缩水17.5万亿美元。但是,富豪财富继续增加。2010年,有520万百万富翁家庭,比2009年增加1.3%。贫富差距拉大、失业以及失望,这些正是人们担心美国也会出现骚乱的基础。

世界正进入政局和社会冲突多发期,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局、社会动荡和西方极右势力回潮,将对各国产生多大影响,值得各国关注。

【3】网闻博评：原来中国与世界都让“美元帝国”给绑架了

“早在1971年担任尼克松政府财政部长的约翰康纳利就坦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世界)的问题’”，“美国利用汇率武器损人利己由来已久”，“美国人通过借债把危机转嫁给债权国”，“总之,债权国被美国所绑架”。《经济参考报》的上述报道，总算揭开了这个世界市场经济游戏的谜底。原来，中国与世界都让这个“美元帝国”给绑架了。

“美债牵住中国巨额外储，欠每个中国人5700元”。经济学家李才元提醒人们注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大力发展出口，主要是以“创汇”为目的，这个“创汇”主要就是挣取美元。因为中国参与的世界经济循环中，美元是最重要的流通和储备货币。中国扩大生产努力“创汇”，与美国经济的“产业空心化”和大踏步进入寅吃卯粮的“消费时代”，其实是一个“同步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外汇储备对美国债券的依赖，本质上是这么多年中美贸易和经济关系发展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报道，又进一步给我们揭示出，中国是怎样被“绑架”进这个“美元陷阱”的。

那么，中国这样给美国“打工”，付出的成本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一部分“富起来”和大多数人“穷下去”，就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就是普通百姓背负的买房难、上学难和看病难“三座大山”，就是中华大地生态环境恶化的千疮百孔，就是“黄赌毒黑腐假”沉滓泛起的“道德滑坡”。此外，还有高达10万亿元的“地方债务风险”和房地产贷款造成的“金融体系风险”。

显然，中国继续拿出去“救世界”的“百姓血汗钱”，还仍然是以这些惨重成本为代价出口“创汇”挣取的美元，这便是“美元帝国”的“货币殖民”。至于拿外储在“次次优选择”的美债、日债及意大利等国债之间，来回押宝搞“多元化”，那还是在市场经济“美元陷阱”里瞎折腾。而在“美元帝国”的“资本丛林法则”体系下，在华尔街金融寡头操纵的汇率市场上，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以致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便是让中国彻底失去货币主权的最后一道绞索。

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固然是美国金融寡头集团的豺狼本性。中国被绑架进这样的“美元陷阱”，也固然是13亿中国人的民族悲哀。但与其说这是一场国际绑架，倒不如说是一幕花言巧语加“糖衣炮弹”的“诱敌深入”。所以，我们现在真正应该认真反思的，是怎样解下这个出口“创汇”挣取美元的“市场经济绳套”。我们更应仔细省察清楚的是，谁是帮着美国把中国引入这个经济陷阱的“带路党”？这些“带路党”下一步的套路又是什么？我们今天又该怎样“救中国”？否则，这场中国被绑架的历史性悲剧，还将演变成万劫不复的惨不忍睹！

【4】西方资本列强究竟要让中国“负责”什么？

 如上述媒体报道所称，大幅度降低富人税率的“劫贫济富”税收政策，直接导致了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减少，而庞大的军费和社会公共福利开支却在与日俱增。这个入不敷出的矛盾，便是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的根源。而且即使发生了经济危机，超级富豪阶层的财富照样会“逆市飞涨”。换句话讲，制造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本来就是金融寡头集团及超级富豪阶层的“致富秘笈”，又怎能指望富人主动增税来消解国家的债务危机呢？再说，西方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选票市场”，本身也就操控在这些资本寡头集团手里。这一点，就连西方媒体也是公开承认的。

正如西班牙《起义报》2011年8月4日题为《为何美国和美元都不能倒下》的文章所言,“控制和操纵资本主义世界‘美元化’经济的是金融集团和跨国公司,它们以美联储和华尔街为基础,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军工产业等的各项决策。”

在美债危机期间，美国总统与议会上演的“民主闹剧”，也便是这种资本民主的生动写照。其实，非但美国的民主体制是这样，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体制也都是如此。包括像老牌西方资本列强英国发生的债务危机和社会骚乱，同样是因为本国资本寡头集团的“劫贫济富”所致。

跨国资本追逐更高利润的贪婪本性，造成了全球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市场扭曲与布局失衡。资本寡头集团操控“选票市场”垄断政治权力，又导致了“劫贫济富”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这种资本的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固有矛盾，是资本主义体制自身难以打开的死结。这种全球性的危机，乃至周期性愈演愈烈的危机，也绝不是靠拉中国发展出口创汇型经济进行“输血”就能挽救的！

从另一方面看，西方各国工人阶级要求提高和改善社会福利的斗争，也使得各国政府的维稳成本高居不下，财政入不敷出的矛盾更加尖锐。而美国目前的社会福利保障水平，以及包括“老欧洲”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福利水准，也都主要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推升起来的。可一旦水准提高了，再降低下去就很难，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期间。当前西方国家频频发生的社会骚乱，主要就是由此点燃的。

那么，一贯“劫贫济富”的资本寡头集团，当时怎么就能允许推行这样的高福利政策呢？同样是国际形势所迫的不得已。上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大萧条”，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以后，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运动，使得世界资本主义体制直接面临土崩瓦解的灭顶之灾。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及人民当家做主的全民福利保障，也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大受鼓舞，并进一步掀起了争取社会权利与福利的斗争。西方国家的资本寡头集团，就是在此形势下不得不对工人阶级做出了妥协让步。同时，西方国家的政府，也不得不借鉴引用了一些社会主义色彩的公共福利政策。

因此，目前西方国家工人阶级享受的高福利，一定程度上应感谢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由此形成这个再也甩不掉的财政支出“包袱”，就成了西方国家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仇旧恨”。特别是在遭遇债务危机和社会维稳成本居高不下时，西方国家政府的这个“心病”，就会再次隐隐作痛。而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这个“新仇旧恨”就一股脑迁怒于中国，并嚷嚷着要让中国“负责”了。于是，把中国绑架进“美元陷阱”，再戴上一顶“负责任大国”的高帽子，这或许便是西方世界难言之隐下的打击报复！

但问题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仇怨和给中国布设的陷阱，中国人自己能明白吗？

 【5】鉴古往而知兴替，让历史告诉未来

亦如网闻博报小社员在此前的《贸易战争：从贩卖奴隶到“货币殖民”》、《贸易战争：斯巴达军国主义的复活》及《冷战当头：为何非要打市场经济战》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回望来路，从“向钱看”争先富，到接轨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到形成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再到贫富两极分化和“黄赌毒黑腐假”沉滓泛起的“道德滑坡”，直到现在的美债危机和“输入性通胀”危机，我们辛辛苦苦做出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大蛋糕”，却原来并不定吃也不定用。顶多，只算是给救美国救欧洲救世界作出了“负责任大国”的贡献。

为何会这样呢？难道我们不正是从“向钱看”开始，便把“GDP大蛋糕”和美元货币真当成了自己的财富吗？可到头来，自己真金白银的物质财富，却被“虚拟”给了西方富国，而自己仅仅只是落了一堆“看起来很美”的数字和不断贬值缩水的纸钞！现在，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输入性通胀”危机，还看不到尽头。与其说这是以“东莞模式”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走到了尽头，倒不如说是“向钱看”的思维模式已经陷入绝境。拜物拜金，反而失财。自私自利，反倒自损自残。

拜金拜富，就得学习世界上最富裕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接着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西方资本买办精英通过世界舆论大合唱，顺着中国人“向钱看”争先富的“求学”愿望，又循循善诱地给我们送来了“科技崇拜”、“市场崇拜”、“GDP崇拜”、“法治崇拜”及“普世价值崇拜”等一整套“西洋套餐”。这里面最核心的教义，还是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简称“市场经济”。

于是，在这个市场经济的全球财富盛宴狂欢中，世界经济繁荣景气时，贫穷的中国人以血汗劳动供养美国和西方富国消费。而当经济景气低迷危机海啸来临时，遭受“血汗钱”缩水蒸发和“输入性通胀”打击最惨重的，还是贫穷的中国人。穷国供养富国，穷人供养富人，这究竟是哪门子的“国际惯例”和“普世价值”？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对敌人的视而不见与宽容，就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我们今天实现危机突围的出路，同样需要回归到历史的起点上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