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占领华尔街”愈演愈烈之时，《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了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经济学家和业内人士，听取了他们对“美国病”的诊断和他们提出的治疗方式。

    多数受访者认为，“占领华尔街”反映了美国民众对收入分配不公、政府救市不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失望和愤怒。究其根源，有专家指出，这是以金融业占据大部分国家财产为特征的美国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正如此次运动的一个口号“我们是99%”那样，体现出人们对1%的人占据社会大部分财富的不满。美国经济发展体制和模式，乃至政治和社会制度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在大诊断中被给予了新的解读。 

未来黑洞 

    “美国年轻人突然意识到未来是一个黑洞。他们可能遭遇生态危机、政治危机，还有金融危机。他们一生都可能面临这些危机，他们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担忧。”

    斯图尔特•辛格，一名走在抗议人群中的退休者。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失业，一个只有一份兼职工作。

    他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了家庭和幸福生活，但是我担心我的孩子不会像我一样幸运。他们现在拥有的机会很少。”

    财富和工作“遥不可及”

    10月15日的纽约时报广场，抗议示威者齐声唱着歌。

    一位父亲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挤在人群里。“我是来参加抗议的。”他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促使美国普通民众走入抗议队伍，举起“占领华尔街”标语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因素是经济不振。

    “经济复苏乏力是诱发抗议活动的主要原因。在经济财富的蛋糕无法持续做大的基本面下，底层甚至中产阶层开始在贫富不均、难以就业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怨气和不满。”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吕晓波说。

    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在2010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中指出，80%的美国中下层民众仅拥有社会总财富的15%，其金融财富仅占全社会的7%；其中占美国人口40%的下层民众（约1.2亿人）仅拥有社会财富的0.3%。而在美国人口占比1%的富翁群体中，人年均收入130万美元，相比之下美国人的年均收入仅是3.3万美元。

    造成财富分配不均的不仅是美国富人的“财产继承”，还有日益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均。另据美国政府部门“执行官收入跟踪”网站的统计，2010年标普500指数中的299个成分股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年均报酬是1140万美元，是美国普通工人的薪金水平的343倍。而在1980年，这个数据是42倍。

    在这些大佬中，金融业巨头更是众矢之的。因为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在金融危机中岌岌可危的美国大银行都是靠着政府动用税金支援才获得转机。然而，这些银行高管们喘过气来后，仍然大笔分红，财源滚滚。

    一位游行者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我完全没办法理解他们凭什么挣那么多钱，没有办法想象他们拿那么多的钱做什么？”

    正是在这样的情绪驱使下，抗议者们喊着“纽约富豪，赶紧交税”的口号，举着特制的超大支票，沿着曼哈顿第五大道向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富豪住宅区行进。他们的目标是前往新闻集团董事长鲁道夫•默多克、摩根大通集团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商业大亨大卫•柯赫、地产开发商霍华德•米尔斯坦与对冲基金巨头约翰•保尔森的豪宅。

    就业市场惨淡，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大动因。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最新数据，美国截至9月份的失业率仍在9.1%的高位。全国4400万20至34岁的美国劳动人口中，失业率达到11.3%。

    在高失业率的重压下，美国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种种积怨沸腾起来。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民主的不满》一书中如此陈述：失业问题不只是失业者缺乏收入，不只是政府支付失业保障，更在于这些人不能分享公共生活，与其他人没有关系，成为社会“隐形人”。

    政治和未来的“幻灭感”

    对缺乏获得财富和工作机会的不满，很容易归结到对政府无力的声讨上。今年以来，在美国出现了针对上调债务上限等问题的两党争斗不休。在不少美国人眼里，国会成为大利益集团纠缠博弈的戏场，政府为各类企业势力所挟制。

    根据民调，大约每5个美国人就有4个对政治制度不满，希望通过选举带来变革的民众也产生疑虑。因为目前看来，两党都难以拿出摆脱困境的根本之道，往往不是“换汤不换药”，就是“嫁祸于人”。

    在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解决拖延迟缓，政府把财政紧缩成本转移到普通民众身上引发反弹……所有这些都使社会情绪“雪上加霜”。某种幻灭感超出贫民窟和大学校园，散播到更广泛范围。

    “美国青年人突然意识到未来是一个黑洞。”“占领华尔街”活动的原创者、加拿大《广告克星》杂志的卡勒•拉森这样解释，“年轻人可能遭遇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危机，因大公司、企业资金和游说者影响的政治危机，还有金融危机。他们一生都可能面临这些危机，他们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担忧。”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帕特里克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从抗议活动中我看到对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怀念，以及想要让年轻人更多了解政治的愿望。年轻人的美国梦破灭了，导致对华尔街的人和机构的憎恨。很多年轻人认为，再也没法过上像父母一样的中产阶级生活，这让他们沮丧和愤怒。”记者 谢鹏 武赋 驻纽约记者 乔继红

    美式金融独裁 

    “占领华尔街”的全球蔓延，反映出西方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即“金权”控制政府后形成实际上的金融独裁

    9月17日，美国纽约，一场对华尔街富人的讨伐拉开了帷幕。

    由网络杂志《Adbusters》发起的“占领华尔街”活动在纽约曼哈顿登场，吸引了上千人参加。示威抗议的人群，意图是要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

    “华尔街的金融高管，造成了金融危机，却仍然拿着高薪，而我们却依旧那么贫困。”一位参与了游行的人士对记者说。正是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实现财富共享的理念下，不足一个月，波士顿、芝加哥等全美主要城市都被卷入“占领华尔街”。

    “坦率地说，许多美国人都很感到奇怪，怎么等了这么久才发生‘占领华尔街’这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美国纽约世界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诺特（James N.Nolt）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占领华尔街”甚至得到一些华尔街富人的支持。美国智治基金创始人及管理董事埃里克•杰克森便是其一，他对记者说“我也支持抗议者”。据纽约最新的民调，已经有2/3的纽约人支持该运动。

    贪婪的野性

    詹姆斯•诺特认为，当前的美国经济是大萧条以来最极端的时候。持续的高失业率、工资不涨甚至减少的情形已持续数十年。增长的收入落入产权人手中而不是工作人之手，使得民众对华尔街和其他金融中心的贪婪以及权力的集中感到愤怒。

    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最富的10%人群已占全社会收入近50%。危机爆发后，企业裁员，工人长期失业，养老保险、医疗福利随即下降，中产阶层的资产大幅缩水。经济衰退让美国的中产阶级受到重创，而富人却很快收复失地并愈发富有。收入不平等正挤压中产阶级，穷人越来越多，分析人士甚至预测，美国有可能产生一批永远失业的底层民众。

    然而，金融危机的源头——华尔街，不仅没有受到相应惩罚，反而因“大到不能倒”而得以用纳税人的钱补充其遭受的损失，每年还拿着上百亿美元去发红包。这种行为激怒了普通民众，也激怒了政治家。

    法国智库蒙田研究中心经济分析师亚纳•德雷耶尔（Iana Dreyer）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金融部门在金融危机中得到政府等大量的救助，但是却没有改善其行为，比如现在仍然继续向高管支付高额奖金。

    数据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证券期货与投资业”创造了1890亿美元的GDP，仅占美国GDP总额的1.3%，但该行业的薪金报酬却达199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

    在20世纪初到1929年大萧条爆发这段时期，美国也处于收入分配恶化阶段。罗斯福新政，尤其是二战后黄金时期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与繁荣，为包括中下层在内的社会阶层提供就业机会，使得美国国内的收入分配状况相对改善。

    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推行的金融自由化及全球化，美国国内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美国的财富分配失衡年复一年加剧。

    近30年来，美国大企业及基金公司负责人的收入上涨了数倍，而普通工人的收入却仍然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

    除此之外，华尔街的贪婪也铸造了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

    只要政府调控或监督稍有松懈，华尔街就会有利用他人资金，炒作金融泡沫，鼓励投机等行为的发生。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政府放松金融监管、长期压低利率、超发货币等背景下，华尔街贪婪的“野性”被充分激发出来，最终酿成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但金融危机发生不过一年，华尔街的贪婪又故态复萌。华尔街近23家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和证券与商品交易所的员工，获得近1400亿美元的薪酬和奖金。

    “尤其是美债危机之后，全球金融体系的病灶更重，人们对这个金融体系的不满更深。”美国华盛顿战略研究所的一位分析师对《财经国家周刊》的记者说，“现在金融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财富分配的机制，完全脱离了过去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实体经济效率的金融本质。”

    最长的失业危机

    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总裁理查德•特拉姆卡在9月底华盛顿布鲁克林学会召开的“解决美国失业危机”研讨会上表示，“美国没有债务危机，美国面临的是工作、失业危机。美国的高度繁荣正在破产。” 进入9月，美国失业率继续维持在9.1%，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在此高位。近9%的失业率仅仅是申报失业救济金人的统计数字。次贷危机以来美国失业率维持在9%以上的时间已经达到29个月，超过二战后最严重的滞涨时期。

    官方数据显示，其中，非洲裔失业率是16.7%，西班牙裔失业率达到11.3%，而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23%。

    与此同时，众多企业以资金困难为由，纷纷再次宣布裁员。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就业数据，8月份纽约州雇主裁员2.2万人，显示其经济和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如果政策制定者、政治精英忽视时下不断加深的痛苦，公众将会用一切办法寻找答案。导致美国政治极化的出现。”特拉姆卡发出警告。

    美国的经济复苏指标其实是在好转之中。9月份GDP的增长率为1.0%，好于8月份。“然而，年轻人对现在经济指标的好转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自己将来能不能有很好的前景，所以把就业看成是比经济指标复苏更重要的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张志新告诉记者。

    荷兰国际集团(ING)高级经济学家卡尔斯滕•布尔泽斯基（Carsten.Brzeski）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高失业率以及经济低增长率使得年轻人和近几年大学毕业生担忧他们无法过上和父辈一样富裕的生活。他认为，目前的经济危机威胁美国和欧洲边缘国家至少整整一代人的未来。

    白宫附近的自由广场上，许多示威者向记者表示，普通美国人没有引起经济危机，却要为经济危机付出巨大代价。“我们曾有一个‘美国梦’——如果你受过教育、勤奋努力，就会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美好的生活，但现在‘美国梦’已离我们而去。我们需要就业，而不是削减开支。”

    在巨大的收入差距与失业率居高难下的背景下，“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不足为奇。

    德雷耶尔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华尔街游行一定程度也反映了游行者对政府不作为、对一个失败政府的忧虑。“奥巴马上台就高喊要改变，国会也说要通过金融监管法案去监管华尔街。为什么政府说到却做不到呢？这就是让美国民众感到失望而要采取行动的地方。”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帕特南对本刊记者说，“目前美国政府的税收有限，而需要支出的领域很多，高等教育的收费偏高，引起学生不满。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低利率，使得一些靠利率过日子的阶层，比如靠房租生活的老年人的收入受到影响。”

    美国政府的福利制度也备受诟病。美国百利金融集团亚洲部联席董事总经理洪澄对本刊记者分析认为，美国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福利制度养了一大批懒人，导致政府支出不断增加，美国政府大量借债。高工资、高福利导致了美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致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产业“空心化”，美国只能靠金融业来刺激经济增长，这导致了危机的爆发。福利国家是没有明天的，高工资、高福利的危害尤其严重。他认为，美国的最低保障制度覆盖面要广，保障金额要低一些，政府应该把大量资金用于就业培训，而不是将其直接用于发放救济金。

    全球资本主义的问题

    对于“占领华尔街”全球蔓延的原因，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基本上反映出西方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即“金权”控制政府后形成的实际上的金融独裁。金融危机中，受到最大伤害的是民众，他们在金融危机中损失了大量财富，并受到长期失业的折磨，而作为真正肇事者的金融集团在此过程中并未受到惩罚。

    “此次‘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过去一段时期全球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研究所总编辑窦含章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创新发展代价一直由发展中国家承担，近年不少国家抵制风险转移，发达国家本国百姓不得不承受一些代价。在此发展模式下，一些发达国家呈现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中产阶级群体大面积坍塌，导致纺锤形的社会结构变成M型，社会对立情绪容易不断积累。

    具体思考“占领华尔街”蔓延至欧洲的原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曲兵对记者分析认为，欧洲时下情况与美国类似，即国家债务负担大，债务缠身的国家推行财政紧缩，导致老百姓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影响。欧洲人也产生了美国人相同的想法，即银行家是罪魁祸首，危机却转嫁到自己头上，因此也要表达其不满。

    作为欧洲金融中心的伦敦城，伦敦证交所也受到与华尔街同样的“礼遇”。15日当天，伦敦参加反金融机构示威约有6000人，表达民众对贪婪银行家的不满。

    伦敦证交所及大银行高管收入非常高，其薪酬结构一般是固定收入以及利润，还有分红。尽管遭遇金融危机，证交所、银行高管的收入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虽然英国政府近两年向其施加压力，要求其加大分红的披露力度，同时对其征税。尽管如此，民众依旧对其不满意。

    当前英国民众的生活压力仍然很大。据英国金融研究所发布的报告称，“英国百姓收入锐减，今后两年内仍然会下降。”

    和美国不同的是，英国把减赤字作为头等大事来办，然而其经济受拖累不完全是债务因素。英国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大，其经济发展又依赖对外贸易，没有太多实业经济的支撑。

    缓慢经济增长正深深影响英国就业市场。

    英国的失业率目前是8.1%，失业人数在今年8月增长至250万，超过经济学家预期，达17年来最高，创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高。

    曲兵认为，“伦敦这样的活动不会取得具体、实实在在的效果。去年秋天、冬天到现在，英国有很多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包括学生抗议政府增加学费等，但都未让政府让步，政府现在态度仍然强硬，即坚持紧缩政策。”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倪峰对本刊记者表示，由于大的背景都是失业率高企，这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占领华尔街”的活动才刚刚开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战略管理博士、智治基金创始人与管理董事埃里克•杰克森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对倪峰观点表示认同：“美国当下仅仅处在10年复苏过程的第3年。未来2~3年，美国民众的不满将会更加强烈。”

    亚纳•德雷耶尔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抗议行为表达了大众深切的焦虑，必须被认真对待，特别是他们不属于极右翼也不属于极左翼政党，因此表达了基本的民众的关注。然而，他们没有明确的组织，没有行动和政策纲领。如果危机持续时间过长的话，部分成员可能会走向极端化或者有暴力倾向，从而破坏社会的稳定。

    兴衰史上的一笔

    詹姆斯•诺特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不会直接影响美国的经济和金融机构、银行家们的利益，但是会迫使他们做出某些反应。他认为，如果银行家因抗议者的批评声而良心受到震动，华尔街的公司或许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不再向其员工发放大笔的年终奖金。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的助理研究员张志新看来，“占领华尔街”，将督促美国政府尽快实施去年国会通过的金融监管法案，过去美联储主要监管银行，没有把AIG、“两房”监管划在内，金融监管法案出台后，则将这些大的机构都包含在内。

    另外，在此次运动感召下，美国采取的措施可能会为欧洲起示范效应。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将会变为全球性的趋势。目前，英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欧洲其他国家也会出台相关法律。

    不过，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专家多数认为，从目前看，“占领华尔街”还难以改变华尔街根深蒂固的贪婪，对资本主义金融制度的改变，作用也极为有限。

    钱立伟分析认为，美国华尔街的大多数投行、银行家对“占领华尔街”不会很在乎。因为他们的薪水是事先签好合同的，市场好，则红利多发，因此“占领华尔街”运动对其报酬影响不大。

    钱立伟说，“占领华尔街”主要还是对政客的冲击。特别是美国明年大选，民主、共和两党可能会打这张牌。

    张志新认为，奥巴马2008年竞选期间已经提出加强对华尔街的监管、对金融寡头的限制措施，怀揣着改变华盛顿的梦想。但结果并没有改变华盛顿，反而华盛顿改变了他。即使其再次当选，体现的也是美国金融团体的利益，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此现状。

    尽管最终的直接成效可能不会太显著，但“占领华尔街”还是将在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兴衰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因为这一运动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呼声，即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并未给美国中下层乃至中间阶层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占领华尔街”运动将推动美国执政者反思以往政策，对未来美国政策取向将产生持续影响。（记者 李航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庞勇、张舵、卢国强、李江涛对本文亦有贡献）

    货币逻辑

    多年来超发货币给金融行业带来的虚拟繁荣，如今开始破灭。“占领华尔街”预警已经“脱钩”的资本应该也必须回归实业

    美国一直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将资本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但盛极必衰的循环却也作用到了这个超级资本帝国，并传递到全球的金融资本体系。

    多年来超发货币给金融行业带来的虚拟繁荣，如今开始破灭。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度导致资本溢价过高，资本逐利脱离实业。“占领华尔街”预警已经“脱钩”的资本应该也必须回归实业。

    超发的货币

    华尔街是美国资本的代名词，而资本的原型便是货币，货币最早产生于商品生产后的交换环节。生产了多少商品，便有多少的货币替代商品进行交换。进入社会化大生产过程后，货币的形式不断虚拟化。

    1971年，二战后实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正式脱离金本位。

    至此，美元的货币供应量完全被美国政府所控制。此后美国持续多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不断印发美元，使得货币远超生产所需的货币供应量。

    从美联储的统计数据看，美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一直高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的M2已远高于其GDP。金融危机后，在美联储定量宽松的政策下，M2仍持续高于GDP，二者间的差距还在拉大。导致衡量货币化的一项重要指标M2/GDP畸高，超发的货币远超实体经济生产的需求，自然容易形成巨大的资本泡沫。

    超发的货币曾给美国经济带来虚拟的美好，表现为美国经济收缩期大大缩短。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统计，在1854年至2001年期间美国共有32个经济周期，平均而言收缩期要持续17个月，而扩张期则可以维持38个月。在此之后，美国经济的收缩期下降到10个月。

    同时，依靠其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元的资本泡沫沿着全球化的金融资本链条飞向全球。

    目前全球每年的货币交易额高达700万亿〜800万亿美元，其中与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关的部分只占1%；全球每年的金融商品交易额超过2000万亿美元，而世界GDP总额只有50万亿美元，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相关的金融活动仅占2.5%。

    由此，持续的货币超发，使得全球经济都沉浸在虚幻的美梦之中，直到危机的突然爆发。

    腐蚀实体经济

    那些在金融市场虚拟衍生出来的“货币”，在世界范围追逐利益，但却使产业空心化不断加强。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翟玉忠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很多美国的高学历精英人才为了更高的薪酬都集中到了华尔街，实体经济的企业主却很难寻到合适的高级经理人，导致实体经济领域缺乏管理的中间力量。

    同时，由于金融资本的增值速率远高于产业资本的增值速率，很多企业主便将本该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投入到金融领域，导致企业缺乏创新力。没有流入生产的货币导致美国金融业一度异常繁荣，然而金融行业无法为美国民众提供足够的就业量。第一、第二产业的外移使得原来的第一、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出现失业，而金融行业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大资本集团的破产再生失业大军。

    美国的失业率从上世纪90年代至金融危机前都波动不大，保持在5%的水平上下。但是自2009年10月突破10%后就一直居高不下。

    美联储(FED)主席伯南克近日表示，“失业者中有45%的人失业时间超过半年，这是前所未有的”。

    大量的超发货币带来的不仅是产业空心化、大量失业等问题，许多专家预测即将发布的美国政府国债额度又将创历史新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江涌认为，“美国病”包括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政府收入萎靡有限，支出刚性无限，财政赤字不断创新高，接近GDP的100%。若加上美国企业、家庭与个人债务，美国的负债已到天量，人均负担18万~25万美元。如果没有美元“印钞机”的特权，如果没有债权国持续“给钱”，美国早就已经破产。

    回归实业

    此次“占领华尔街”就像是一个临界点，警示世界：资本该回归了。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对各国来说，走出大危机的惟一出路是抑制资源泡沫、限制金融炒作、管住货币超发、扶持实业和科技创新。

    资本终要回归实业，只是需要时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耀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实体经济的回归不一定会走二次工业化的老路，可以在高端的装备、生物制药、节能环保、信息通讯制造业等多个领域找到新技术创造新经济增长点。

    他同时表示，新兴产业的孵化需要多种条件，例如成熟的产业配套环境，和一定量专业科技、管理人才。不同行业培育周期不同，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在汽车制造业、航空、电子信息技术领域都有较深厚的技术积累，形成一个新产业链的时间相对较短。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以往由于美国的生产成本较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缺乏优势，美元的流动性导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国际化转移。而今由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美国部分产业出现回流的趋势。

    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最新研究结果显示，随着“美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日益显现，今后5年间美国将新增200万~300万个工作岗位。

    研究发现，最可能回流美国的制造行业包括运输工具、电子设备和器械、家具、塑料和橡胶制品、机械、金属制品和电脑。

    行业研究机构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10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美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26个月扩张，增速比上月略有提高。

    但分析人士认为，产业回流的拐点不会立刻形成一个大的趋势，市场与科技发展的不均衡也会存在较长时间的博弈。

    陈耀表示，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在70%左右，虚拟经济回归实业以拉动就业，需要解决劳动力成本较高的问题，在一些核心技术领域例如汽车、电子信息制造行业的回迁问题上，需要将一些零部件生产环节回迁，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生产环境。

    市场经济逐渐发挥作用的同时，奥巴马政府为维护政权的稳定，解决失业问题，也会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实体经济回流。

    研究显示，过去十年间，美国向全世界流失大约57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

    在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可持续经济复苏计划中，发展制造业已是关键内容。记者 丁沙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表面上看，“占领华尔街”运动矛头直指金融公司的高管们，但更深层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反思

    从9月中旬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愈演愈烈，不但在西方国家蔓延开来，还似乎有要打持久战的味道。表面上看，“占领华尔街”运动矛头直指金融公司的高管们，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可以追溯到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反思。近30年来新自由主义成为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成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

    “华盛顿共识”沿革

    上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场石油危机引发了西方经济的“滞胀”，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失宠，而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几种理论成为了美欧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以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流派及以美国斯坦佛大学教授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

    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在美国当选总统，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首相，这两个标志性事件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成为主导，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先河。

    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开始放松管制，让市场更多发挥作用。根据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理论，美欧政府推行了4项政策：持续地解除经济管制；鼓励企业的兼并、收购及杠杆收购；为“投机”的经济效用正名；大肆宣扬衍生工具对市场的有益促进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及欧洲的股票市场由大量的并购、重组及杠杆收购活动所推动，市场行情不断翻新，吸引越来越多的私人投资者加入进来。同时，政府也开始减少企业税赋，鼓励投资，鼓励金融创新等等。

    在发达国家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变发展战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欧美国家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从50年代到70年代曾广为流行的“进口替代”战略不再受到鼓励。西方国家不断批评进口替代战略，认为这种战略需要政府用高关税扶植“幼稚产业”，造成“寻租”等腐败行为，最终浪费了公共财政的开支，养活了一批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与此同时，欧美国家还说服发展中国家采用引进外国企业投资、鼓励出口的增长模式。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鼓吹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技术交流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全面推行私有化。这些措施后来被总结为“华盛顿共识”。

    金融自由化造成资本流动加快，亚洲及拉美许多国家因为开放市场吸引了大量外来资本，但它们无法控制资本的使用，外来资本制造出一起又一起泡沫。随着泡沫的破裂，亚洲及拉美国家在90年代先后陷入了金融危机。为了给这些陷入危机的国家提供救援贷款，代表美欧国家利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许多条件，要求这些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把一些国家资产私有化，卖给美欧企业，更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分配差距拉大。事实上，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国工资，普通美国人的工资收入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并没有提高，有些行业反而有所退步。另外，从里根政府开始，美国政府依照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提供的理由，从政策上不断给富人减税。根据这种理论，减税后富人会更倾向于消费和投资，会刺激生产，创造就业，最终政府也能从更快的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的税收。

    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价格低廉，压低了通货膨胀率。美欧等国家的央行下调利率，进一步刺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消费增长，繁荣掩盖了不断增长的债务。金融市场的繁荣表现为一波一波的泡沫出现与不断的破裂。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经济表面看似乎很繁荣，但美国社会的严重分配不均给这种繁荣埋下了垮台的种子。当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美国就面临着政策失灵与政治合法性受到质疑的双重危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所获得的80%的金融资产收益，以及几乎全部的“私人收支赤字”，都发生在最富有的阶层内部，而且主要是金融业人士。因此，当危机爆发后，美国舆论指责金融界的声音很大。然而，政府“救市”的行动只救了那些大企业及其领导们，却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企业的私人债务转成了政府的债务，主权债务危机再度威胁着步履蹒跚的经济复苏。于是，美国政府的合法性也就受到了质疑。

    不能陷入某些教条的陷阱

    从9月中旬以来，“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纽约扩大到华盛顿，再扩大到其他城市，充分表现出美国民众对政治精英与金融精英沆瀣一气的不满。美欧等发达国家爆发的这场社会抗议活动矛头直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独领风骚的新自由主义。

    然而，凡事皆有度。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及目前在美欧国家上演的危机已经证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无法解决失业和经济周期问题；市场机制的“唯已性”、“利已性”不能解决经济的外部性问题；市场机制会导致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合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研究了大萧条后认为，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去调节市场的需求，进行反向的操作，特别在危机造成需求不足时，政府扩大公共开支可以弥补私人需求不足，缓解经济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政府某种程度上都大量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用“看得见的手”建立了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劳资矛盾。但滥用“庸俗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曾被认为是导致经济滞胀的原因，况且目前欧元区不断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也与此有直接关系。（丁一凡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美国媒体：用词与态度

    美国媒体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大财团的声音，换言之，对“占领华尔街”前期运动的冷淡态度，其实也是大财团的态度

    在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上，美国主流媒体明显滞后了。

    在最初的两个星期里，尽管示威愈演愈烈，网络上也疯传警察攻击示威者的图片和视频，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大报依然保持沉默，直到10月1日，“占领华尔街”才真正作为一条新闻登上《纽约时报》头版的下半部分。10月5日，才第一次有美国全国性的电视台MSNBC（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电视频道）新闻节目的记者“亲临”曼哈顿下城的游行地点祖科蒂公园做了长篇现场报道。

    即便如此，美国媒体仍然坚持将“占领华尔街”运动描述为“小打小闹的街头话题”，将示威者说成乌合之众，贬斥其缺乏明确的政治诉求，总而言之，是走了不多远，也翻不了大天。

    另一方面，美国主流媒体还将示威活动描绘成玩世不恭的嬉皮士大聚会或是一场“示威嘉年华”，力图以政治娱乐化的方式减弱其“攻势”。这使得一些美国媒体人都看不下去了，指称美国媒体在活动初期关注不足，质疑这样一场试图冲击金融业的运动为什么没有得到充分报道。

    低调处理、淡化应对的背后，自有其利益线索。如果说，越战和水门事件是美国媒体的一个光荣岁月的话，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媒体就进入了一个外表辉煌、内心纠结的时代，媒体的集团化和公司化使其发生了重要变异。

    在8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并购大潮中，大多数媒体都被大公司买下了，一些有个性的媒体则从此边缘化。到1983年，50家大公司便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的日报、杂志、电视、书籍和动画图片的买卖，此后，这一数目在不断缩小。如今，6家大公司已经控制了超过90%的美国媒体 。

    与此同时，大媒体集团对国家内政和外交决策的影响力在逐渐加大。如今，许多地方报纸都是靠大报集团或是美联社提供国际新闻。比如纽约时报公司，它的属下有4个报业、广播电视和数字化媒体集团，仅其中的一个地区报业集团就拥有14家地方报纸。而这些报纸的国际新闻主要靠纽约时报公司的新闻社来供稿。美国媒体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大财团的声音，换言之，对“占领华尔街”前期运动的冷淡态度，其实也是大财团的态度。

    广告主的态度也不可小视。随着新闻媒介的集中化和大企业化趋势的加剧，为了更有力地争夺广告份额，全国性媒体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吸引和满足广告客户。为此，他们特别注意考虑广告主的意见，尽量不让他们不开心。

    对美国媒体来说，有一个问题是必须清楚的，那就是“谁是出钱者”。在媒体的运营过程中，广告商的压力是不容忽视的，广告商既然是出钱人，他们便公开地将自己可以对新闻内容施加影响看作是一种“权利”。鉴于“占领华尔街”运动反对的是很多媒体的广告客户，采取低调处理也就成了必然的经济选择。

    媒体与企业精英意识形态的接近也使其不时进行“选择性报道”。由于企业化程度的不断增强，媒体变成了它本应该监督的企业结构的一部分。美国的电视网、报纸、杂志和影片公司的经营者与美国的其他公司一样，其成员也是由属于社会富有阶层的董事会组成的，华尔街各大银行的代表坐在各大电视网的董事会里控制着信用投资和债务资金的筹措。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直接后果是，媒体的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所属企业及相关组织的影响，新闻内容也无法完全逃脱公司的干预。

    连锁反应由此出现。首先是媒体的主编们，需要服从公司董事和老板的统治，因为董事和老板对财政和公司业务拥有最高权力，有必要时还会对处理新闻的方式和下面各级的雇用和解聘人选进行最后裁决。

    其次是编辑和记者变得温顺和“自律”。作为职场中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比较注意组织文化和上司的喜好的。在这种职场环境中，编辑和制片人们久而久之就会熟悉了上级的喜好，善于揣摩起上级的意图来，就像一位编辑所说的那样：“不是主编将会肯定什么和否定什么，而是我们预计他将会肯定什么和否定什么，这便是他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其实就是一种思想调控，只不过这种调控是通过非正式的暗示和自然的推理进行的，表面上都属于“业务”指导。相当一部分媒体从业者在撰写可能惊扰权贵或白宫的稿件时会提醒自己不要过于“感情用事”，不要丧失“客观性”。

    这也正是事情的微妙所在，在“占领华尔街”这样的运动发起后，无需接到华尔街的直接指令，美国媒体的许多主编、记者就会自觉地采取冷淡和旁观的态度，因为他们预料华尔街的老板们可能并不希望他们轰轰烈烈地报道这些事情。

    传播媒介的官僚化也使得美国大企业更便于引导媒体的新闻报道。正如杰里尔•罗赛蒂所言，全国性媒介机构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企事业机构，它们所拥有的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是按照等级关系、专业性质和日常工作程度而组织起来的。

    在这样的采访系统中，记者往往被所属的媒介机构指派采访某一事件并进行报道。“水门事件”后，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媒体的公关和规制，而媒体所有权集中化则使得《华盛顿邮报》们一改黑幕揭发先锋的本色，讨伐精神明显减弱，调查性和倡导性报道受到限制。

    事实上，不仅企业和政府意识到了有效影响媒体的必要性，媒体也同样清楚必须与官方消息来源保持密切关系，依靠他们，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新闻界的火炮》一书中，美国记者詹姆斯•雷斯顿写到：“聪明的政府官员不能够‘操纵’记者，聪明的记者事实上也不能够真的‘打败’政府。从两方面来说，如果他们互相合作，并且和正在崛起的少数有思想的人合作，而不是把对方当作‘敌人’的话，他们都将会得到更多的收获。”    （张国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国际问题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