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占领华尔街运动，从9月绵延到12月，似乎仍没有消停的迹象。“1%同99%”的口号反映了这个世界第一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的涣散。在99%的普通民众看来，之前他们生活的这个体系所提供的分配制度，是让情况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如果大量财富只是流入1%的人的口袋，那么就如本文作者认为的，这个制度是致贫的、不稳定的、不可持续的。
　　 尽管如此，分配制度不过是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而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市场经济、民主自由这些今天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社会进步标志，也是首先来自这个体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最有效的方法论。面对大洋彼岸的这场运动，中国需要的也正是这种态度。
　　
　　黄树东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未来走向是开放或不确定的，而它引起的思考却是明确的。这场运动的主力是年轻人，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反响。它表明资本主义下年轻人的不满和信仰危机是广泛的。它对当今西方体制的批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贫富悬殊，二是金钱政治（金钱政治加剧了贫富悬殊）。按流行的话说，反对者们要表达的就是：目前西方这种资本主义体制，对无权无势的大多数中下层而言，是一个“致贫”的体制。现在，我们看看这些对中国究竟有些什么借鉴意义。
　　
　　致贫的体制
　　
　　 这是一场反思私有化和放任自流的市场化运动。
　　 同“占领华尔街”运动表达的看法相反，中国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中国要解决贫富悬殊必须实施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他们似乎认为，彻底的私有化和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是解决贫富悬殊的有效体制。究竟是这种看法对呢？还是“占领华尔街”运动表达的看法对呢？
　　 我们还是让数据说话吧。
　　 上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中下层民众的相对贫困日渐加剧。经济大萧条尤其是二战以后，西方普遍引入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通过政府干预，大规模地调整了西方的分配格局，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有效缩小了贫富悬殊，为资本主义赢得了战略恢复期。不仅挽救了资本主义，而且还让前苏联彻底解体。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逐步成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主流。伴随着私有化和放任自流的市场化，上述历史进程开始逆转，富裕阶层大规模减税，贫富悬殊开始扩大。这一进程在前苏联崩溃以后急剧加速。以美国为例，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9左右，上升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的0.47。超过了大萧条前夕的水平。最富有的1%占有的社会财富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20%左右，上升到2007年的40%。
　　 美国贫富悬殊的加剧，也得到了官方机构的承认。美国独立于两党的CBO（国会预算办公室）在10月下旬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从1979年到经济危机爆发的2007年，最富有阶层的财富成指数增长，“（美国）家庭税后的收入分配在2007年比1979年更加不公平”。它指出顶部1%的阶层收入增长了275%，而占人口60%的中产阶级的收入，同期只增长了40%。顶部1%的人的收入在1979年只占社会所有收入的8%，到了2007年上升到17%。不仅如此，在这段时间，位于底部的90%的家庭的税前平均收入下降了900美元，而顶部1%的家庭却增长了70万美元。1992～2007年，收入最高的400人收入增长了392%，而他们的平均税率却减少了37%。
　　 这些数据表明，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带来了贫富悬殊的急剧扩大，它表明彻底的私有化和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致贫的体制，只会导致中下层更加贫困。对此我们要有客观和清醒的认识。
　　
　　两种资本主义模式的失败
　　
　　 这是一场反思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动。
　　 这场运动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响应。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都是一个致贫的制度。
　　 说资本主义是一种致贫的体制，是马克思的发现。他指出资本主义面临生产无限扩大和劳动者相对贫困的矛盾，劳动者无可避免地面临相对贫困化。所以，贫富悬殊或制度性致贫不是美国才有的孤立现象。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有两大实践，一个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一个是欧洲的社会民主模式。前者强调自由市场和私有制，后者偏重国家福利调节。从上世纪80年以来，这两个模式都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导致贫富悬殊急剧扩大，中下层的相对贫困化加剧成了普遍的现象。比如经合组织的17个国家工资占GDP的平均比重，1979年为75%左右，到了2005年却下降到66%左右——几乎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美国从1980年到2006年人均GDP增长了67%，而中等收入群体却只增长了16.9%。可见，GDP的增长（生产的扩大）同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相对贫困）并存是这两个模式的共同现实。所以，无论是社会民主模式还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都是致贫的模式。在解决贫富悬殊方面都失败了。
　　 这两个模式的失败还表现在他们各自面临的债务困境，而这些困境都源于经济关系及其导致的贫富悬殊。许多人认为西方的债务危机是福利社会带来的。这一点不太准确。第一，福利社会存在的经济条件是分配不公，分配极端不公才需要二次分配进行调整。第二，本来福利社会是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普遍出现富人减税的趋势，结果政府只好借债，于是就出现了现在的债务危机。所以，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劳动者的相对贫困和贫富悬殊。
　　 这两个模式的失败还表现在，贫富悬殊导致总需求不足。过去，这种总需求不足被债务扩张掩盖了。现在债务扩张的道路进入了死胡同，西方政府普遍面临降低债务杠杆的困境。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现长期的总需求不足，长期的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导致长期的经济的停滞或低增长。
　　 这场运动还认为西方的政治程序是导致贫富悬殊的另外一个主要根源。所以，他们在世界范围内质疑“金钱政治”。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下的年轻人这样反叛，社会民主模式下的年轻人也这样反叛。
　　 总之，冷战以后的两类资本主义实践或模式都失败了，因为它们都是致贫的模式。我们在思考中国未来选择的时候，对此不能不深思。
　　
　　政策选择背后的利益博弈
　　
　　 有人在介绍这场运动的时候，或明或暗地隐喻，这场运动是一场少数人的牢骚运动，而大多数中下层的相对贫困是懒惰导致的。我们就从这场运动最风靡的“1%同99%”这个口号谈起。“1%”是说财富高度集中在1%的人手中。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JosephStiglitz在2011年5月就指出，1%的民有，1%的民享，1%的民治。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PaulKrugman指出，“1%同99%”这个口号准确地界定了目前美国中产阶级同少数精英的问题。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99%”还是太过乐观。他说，最富有的“1%”的财富，其实已经大规模地集中在最富有的“0.1%”的手中。《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Anne-MarieSlaughter在描述“我们是99%”网站时指出，它们是“无数页来自中产阶级的证词。他们贷款上学，贷款买房实现美国梦。在他们能找到的工作上，努力刻苦地工作，却最终失去了工作，或严重的工作（时间）不足”。
　　 用“1%”来描述美国财富集中的现象，还可以一直追溯到过去。比如强生药厂公司的继承人，电影制片商，JamieJohnson，在2006年拍了一部纪录片，名叫《百分之一》，揭示了（在2001年）“1%”的精英控制“34%”社会总财富的事实。再往上诉就是在2000年的大选中，高尔指责布什是为“1%”的最富有阶层服务而不是为所有人的福利服务。
　　 西方的贫富悬殊还在加剧。在对付债务危机的过程中，贫富悬殊还在进一步扩大。在解决债务危机中，有两个政策选择，一个是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实施紧缩计划；另一个是给富人加税，或二者兼顾。这种政策选择之争，其实是利益之争。前者是让中下层为债务危机买单，后者是让富人买单。许多人认为在经历了漫长的减税以后，富有阶层应当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但是，西方的决策程序决定了，目前政策的走向是单方面地让中下层买单——这些做法将进一步加剧贫富悬殊，已经非常困难的中下层将更加艰难。其制度性致贫的特点更加严重。可以想象西方的中下层对目前的政经模式的失望到了什么程度。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为什么南欧的中下层，法国和英国的中下层都走上了街头。
　　 西方这种严重的贫富悬殊威胁着社会的稳定。我们知道一个社会要长期稳定，至少有一个必要条件。第一就是这个社会的分配体系必须做到某种平衡和兼顾，不能像美国和欧洲这样，让很少的人得到太多，大部分人得的太少；更不能在这种困难的时候，仍然是大多数人得的太少，甚至还在得的更少。如果精英阶层不愿意为社会经济的调整付出必要的成本，而继续让中下层买单，那西方就可能进入一个相对动荡的时期。世界历史上，精英阶层拒绝承担必要的成本，导致社会或国家无法渡过难关而酿成巨大灾难的国家和民族，不是一两个。
　　 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为中国计，一定要坚决拒绝致贫的体制和方式，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建立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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