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更大挑战期将来临

                              张庭宾

这是一种宣誓决心的方式。

仅仅在加息10天之后，中国央行2月18日宣布，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这是自去年以来央行第8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距离上次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仅仅36天。

市场一再令调控难堪，无论是房地产还是农产品。

2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1月份70个城市的数据表明，房价同比上涨68个，环比方面有67个城市持平或上涨，这再次挑战了调控能力。众所周知，中央政府对房价的不满在2005年就开始了，当时进行了第一轮的楼市调控，后反弹创新高；2008年第二轮调控，再反弹创新高；而由《蜗居》热播而引发的2010年第三轮调整，也进行了三波，对调控楼市已经是背水一战了。

农产品价格更是令人焦虑。在本专栏2010年11月14日《中国能否第二次改变全球金融市场趋势？》文指出：“当热钱转向炒作农产品时，这种冒犯将引来中国政府更严厉的反击”。但该文对其效果并不乐观。

果不其然，国际农产品价格再其后虽然11月一度下跌回调，但很快强烈反弹，玉米、大豆、棉花和小麦等均很快再创新高。这也引发了CPI的反扑，在11月CPI创出5.1%的新高后，12月CPI随国际农产品价格回调降低到4.6%，2011年1月份反弹回4.9%。这个4.9%还是CPI结构调整之后的结果，如果按照原CPI编制方法，实际是上涨5.2%，已经再创新高。

不仅此轮CPI的上涨在预测之中，甚至此次CPI的权重结构调整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在本专栏2010年10月24日的《中国的通货膨胀会失控吗？》文判断：“假如现在的CPI编制方法不变，并且不通过某种技术方法处理，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将继续上升，并不能排除失控（恶性通货膨胀）风险，除非中国找到正确的应对方法，并解决自身的痼疾。”

如今，这种假如真的变成了事实。此次CPI权重调整意味深长——主要将居住比例提高了4.22%，将食品烟酒降低了2.72%，这会将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的CPI上涨修饰的更温和一些。

这里透露出来的更重要信息是，调控者对于抑制农产品价格较为乏力，而对于打压房地产价格信心十足——即用楼价的下跌来对冲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以缓解CPI名义上涨的焦虑，从而为放缓加息步伐创造条件。

另外一个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动是，CPI中的房地产权重也有可能将由房租价改为销售价，因为楼市调控严厉，交易清淡，刚性需求改购为租，租金上涨而楼价下跌，将租价改售价，有利于缓和名义CPI的上涨。

坦率地说，这种CPI的权重调整都是些小技巧，解决不了粮食焦虑的根本问题。但此调整隐含的信号是，调控者不仅铁了心要把房价打下来，而且很有信心把房价打下来。即表现了充分的决战决胜的信念。

笔者也相信此次楼市调控成功在望，楼价下跌保守估计将在20-30%，不排除某些特别条件下跌幅超过40%的可能性。

然而，在农产品上的战场上，中国方面有心决战，也难以着力。因为美国国家政策、美国农产品市场、美国金融投资者在这个领域绝对控制。中国人在吃肉欲望不断膨胀（却又不好短期纠正，因为“一边吃饭，一边骂娘”已经为国人习以为常）的情况下，18亿亩耕地红线不断被侵蚀；水利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已经快将老本吃光，基本靠天吃饭；中国农产品的刚性缺口，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刚性依赖不断加强。指望用中国国内收缩流动性来打压国际农产品价格，其效果难佳。

这就像治疗癌症一样，癌细胞（农产品价格）在迅速增长，你口服化疗药品想杀死癌细胞，药物通过血液流遍全身，才能有少量分布到癌细胞上，这种药品有毒负作用，还没把癌细胞杀死，先把正常细胞（中国企业）和人（中国经济）折腾坏了。

中国解决农产品涨价问题的治本之道是——实现农产品自给自足的绝对控制，彻底摆脱对他国的依赖，而这需要从供需两方面解决，供给一端是解决好种子、农资等独立可持续发展，保护好耕地，恢复水利并用现代科技升级换代等等；需求一端主要是控制中国人吃肉的增长——除非有美国那样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否则谁想像美国人一样奢侈地吃牛肉，都终将无以为继，乃至社会动荡。此轮中东的社会动荡，其导火索之一就是食品价格大涨导致的公众怨愤。

农产品价格大涨客观上与美国的“风险输出”有关。美国以玉米制造乙醇汽油，成为国际农产品价格大涨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无法证明这是主观目的，但咋客观上，它们构成了埃及动乱的主要外因，当然埃及自身政权腐化是内因。但埃及等中东国家动乱，受益者之一是以色列，如此一来，如果以色列在不久的将来发动对伊朗的袭击，它将没有后顾之忧。而若美国置身事外，可以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左右逢源，赢得最大利益。这是一个猜想，如果将来真的这样演变，那么，本人的美国“风险输出”理论就得到了印证。

中东的动荡给中国敲响了警钟，必须进行实质意义的商鞅式改革——其核心是将“全能管制权益型”政府转变了“有限责任服务型政府”，根本方法是落实人民民主，倘若成功，这可以极大的降低中国政府管理成本，并极大地释放中国的社会民间活力，为未来30年营造最根本的新动力。

眼前的挑战在于，改善农产品供给，政府职能转换，这都是远水不解近渴，短期内现实挑战将更严峻，但这未必是坏事。

中国一直以来的关键困惑是，缺乏真正社会变革的动力。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历次重大变革，基本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倒逼而来的。所以，如果未来1-3年如果出现更加恶劣的经济环境，更具压力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反而可能是机遇。（作者为本报主笔，仅代表个人观点，联系邮箱ztb6006@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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