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提供更多更好的学术创新和政策建议
——程恩富接受五国记者采访
 

2006年2月13日，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接受了来自美国《奈特•里德报》、法国《世界报》、加拿大《环球邮报》、瑞士《时报》兼法国《快报》、德国《明镜》周刊等多家媒体的采访，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下面是程恩富副院长接受采访的主要内容。

问：为什么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基础上重新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答：第一个原因，从学科队伍建设及发展的需要看，原来的马列所规模比较小，只有50多人。建院后我们将扩大到200人的编制。原马列所学科重点是研究中国当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相对单一。马研院成立后，下属五个研究部，每个研究部有二至四个研究室，研究内容可以非常广泛，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学科为主体，同时涵盖和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社会学、文学以及国际战略等多方面学科，从理论到现实，从国内到国外，将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置于一个广阔的视野和空间。所以，从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看，需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加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发展改革、开放的现实问题。
第二个原因，从国际方面看，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同世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左翼思想对话、磋商交流。我知道在座的几个国家都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先进文化，应该成为全球多元文化、多样学科中的一个园地。对文化进行分类不应该局限于一种方式，比如可以按照宗教对文化进行分类，即基督教、佛教等宗教文化，也可以按照其他方式进行分类。社会主义思潮作为一种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我们愿意同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学者进行交流，共同繁荣社会主义的学说和文化。我们也将欢迎各国研究社会主义思潮和文化的学者到马研院演讲交流。
马研院成立还有一个原因和背景，即中国要实行和平、发展、合作的对外方针，倡导建立一种国际和谐社会，也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提供学术支撑和理论基础。我国已经改变了冷战时期的某些做法。中国不主张实行革命输出，或意识形态输出。但是各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兴趣，我们可以共同研究。我们的研究也将广泛吸收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合理成分。
2004年中央决定实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社科院为了适应这一研究工程的需要，决定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建立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充分的学理支持、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石。因此，从国内外的发展来看，都需要加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关于成立的背景主要是这些。
在今后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工作中，我们将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应用探讨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进行学科、学理、学术探讨；对中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要大力宣传，科学阐释；对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将这三方面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来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创造力和适用性。这一工作思路主要是针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而提出的。过去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似乎就只是一个宣传问题。我们要打破这个传统的做法。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社科院领导的支持。
关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现实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这项工作也要加强。如：对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我们要从学理上探讨科学发展观同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关系。科学发展观中的重要理论之一是以人为本，这在中国古代就提出来了，西方学界在启蒙时代也提出了这一思想。这就要从学理上阐述，从学术上创新，要探索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思想的学术渊源关系，要在中国古代、西方的基础上创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观。这是一方面的工作。第二方面的工作，我们将按照中央的精神，大力向人民宣传科学发展观。第三方面的工作，就是根据我们的学术研究和中央的精神，有针对性地探讨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以及社会发展政策中，哪些方面还有待于充实与完善，还存在着哪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比如，人口政策对中国很重要。中国有20个左右的省市规定，农村户口的家庭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可以再生第二胎。关于这项具体政策，从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并运用于分析当前中国的人口问题来看，我不是很赞成这一政策。因为中国如果想提高人均国力，要更加合理地使用中国的资源，就必须控制中国人口的发展。而按照二胎政策，中国还将多出生很多人。尽管可以养活这些人，但是要迅速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困难很大。按照预测，中国人口最多时可能会达到15亿，甚至超过15亿，然后总人口才开始下降。因此，我认为，人口的增长如果控制的更加严格一些，从长期来看，更有利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更有利中国资源和能源的节约。这样的问题，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的如何理解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问题，是允许二胎政策，还是实行较严格的一胎政策，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理念的落实。这就是一个运用性的探讨，是需要我们做的。从短期来看，可能允许二胎政策有助于缓和某些矛盾，但是从长期来看，就会妨碍现代化快速实现和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
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不能指导现实问题、应用问题，只能教条式的宣传，而我始终认为，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问题应该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应当比非马克思主义者有更多、更好的学术创新和政策性建议，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称职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再举个例子。在十几年前，我就主张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起点不应该是800元人民币，而应该是1200元或者是1500元。因为当时在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里，月收入800元属于低收入，或者中偏低收入，对这些低收入阶层就不应当再收税了，否则他们就会对政府有意见，我很穷你还收我的税。另外，收税本身也需要成本，而且普遍的收税还会导致普遍逃税现象。直到去年，政府有关方面才来讨论要不要提高征税起点的问题。十年前，反对把税收起点提高到1000或1200元人民币的一些中国税务学教授，他们的理由是，因为美国是普遍交税，所以中国也应当普遍交税。他们的“仿美”思维逻辑就是这样的，没有从现实出发，而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是一切从现实出发，从国情出发。
我举第三个例子。最近一两年上海等城市市房价升幅较大，要不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这在学界、公众和政府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考察问题的话，那么肯定需要进行调控。因为房价上升太快，对收入处于中下层的广大人民是不利的，要是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来观察问题，自然就会主张国家进行调控。另外，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也需要宏观调控，不能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观。所以，从国家必须确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使房地产市场能够有序的发展，必然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如果是站在某些房地产投机者、炒作者，或者是站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或者再增加一个角度，站在房地产价格越高愈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样一个错误的思维方式和立场来看问题，那就会反对必要的调控。从房地产这个例子就能说明，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以及原理，是可以作为解释和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的。
以上三个事例说明，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关于社会制度、人类社会发展及世界观等大问题的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也是可以解决关于交通、能源等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的。我本人是搞经济学的，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离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基本原理。我也看过许多西方经济学的书，认为很多理论是可以吸收的，但是，西方经济学缺少一种劳动者整体的立场和科学的辩证法。我们要学会用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扬有弃对待西方经济学。

问：马克思主义的哪一部分理论是来阐述中国的人口政策的？
答：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为我们正确解决人口问题、制订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依据和线索。比如说，人口的数量和现有的生产资料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假定在生活水平和劳动质量不变的前提下，如果生产资料越多，那么人口和劳动力的数量就会相应增长。实际上就是生产资料、人口数量和生活质量三个变量的合比例的关系问题。三者的比例要适度，如果生产资料相对贫乏，人口的大量增长必然会影响综合国力、经济绩效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有这样思想，就是经济要按比例发展。按比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都要按比例，才能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理论多用均衡发展一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也可以用来作为人口政策的理论依据。我们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规律理论来指导制订人口政策。比如有些人想多要小孩，我们可以满足这些人的愿望，这似乎是解决了一些家庭的矛盾，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这一眼前利益的满足将对这些人造成更大的不利。这里就有一个经济辩证法和方法论的问题。就是说，是有助于矛盾的短期解决，还是长期解决。马克思在描述人口增长的时候曾经概括出这样一个规律，即越穷的人越生，越生的人越穷。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所以，我们政府对农村提出的口号是对的，即少生快富。甚至我个人的人口政策还主张，社会舆论应倡导不生育，多方面地寻找减轻我国人口增长压力的途径，就像欧美等国家一样。现在，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已经有少数年轻人在维持不生育的丁克家庭。这里有一定的生育经济学的道理。我主张在大学里应该开生育经济学的课，可以有助于计划生育。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为中国提供现成的人口理论和政策，而是要我们顺着其思路去思考或者用它的基本观点去考虑现实问题，就会有新的发现。如果再综合一些西方某些合理的理论，制定政策就更加圆满和科学。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些不少技术方面的观点。

问：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目前的贫富差距比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还要大，比如说比美国？这如何解释？
答：我认为，根据统计资料，应该是美国的贫富差距比中国大。这里我要作一个说明。美国的大学生包括在座的各位，在大学里，尽管学习了八年、十年，但都没有接触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具体说，就是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教科书里面，缺少一个关于财富的结构和分配问题的实证分析理论。他们只有收入分配概念，收入分配概念又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是基尼系数，二是五等份，即把家庭分成五等份。要是单纯根据这两个指标来衡量中国和美国的贫富差别，中国与美国相近，甚至中国某些指标会超过美国，比如说基尼系数。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证分析的观点，就不仅要考虑收入的结构，更要考虑财富的结构。根据美国官方的统计，美国1%的最富的家庭的财产要占全美家庭净资产的1/3，较富的9%的家庭又要占全美家庭净资产的1/3。两项相加，全美10%的家庭要占有全美家庭净资产的80%。家庭净资产包括了股票、地产等有价证券。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家庭如果对照这个数字，1%的家庭的财产有没有占全中国家庭净资产的1/3？较富的9%的家庭有没有占全国家庭净资产的1/3？进一步说，10%的中国最富有的家庭有没有占全国家庭净资产的80%？肯定是没有的。虽然西方的经济学或社会学教科书内容很丰富，可能有120万字之多，但它回避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和经济学道理。如果西方教科书把这些基本事实写明的话，西方的大学生中马克思主义者就有可能多起来。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观察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

问：中国现在有没有一个意识形态真空？你是怎么来说服中国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
答： 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和西方的交流越来越多，各种思想和思潮大量传入我国，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生活中私有制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这样就面临着国外思想和国内现实的挑战。因而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不可能是封闭式的，而是在一个开放式的条件下研究和宣传，也不可能做到每个人都相信马克思主义。大家有自由选择权，在一定的教育环境下，他最终有自己的选择。如果在中国发现有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这属于正常现象。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精英阶层，在中高级干部、中高级知识分子的阶层里，他们应该比较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工作的重点在这里。这些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是十分理想。

问：那么你是说还有一些中高级干部精英阶层不相信马克思主义？
答：确切地说，这个工作不是十分理想。我们的经济学教授应当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可是某些人没有做到。比如，有些人在海外学习了西方的经济学，但是他回国以后没有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时候，他就很难做到十分科学。去年7月，社科院的顾问刘国光教授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在中国学术界和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在党内外和社会公众网络上都有大量的评论。前年朗咸平教授抨击MBO，引起了朗旋风，也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与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激烈争论。朗咸平接受的是西方教育，但是他发现中国搞得MBO和西方搞得不是一回事，他实际上是批评中国的MBO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做法。我认为朗咸平是受三民主义影响发表了这个意见，朗咸平确认了我这个观点，他是受三民主义影响。三民主义的核心经济理念和政策之一就是大资本属于国有。

问：在过去的20年中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西方学习之后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
答：有相当一批人。但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西方接受教育的时候采取了独立思考的学术研究态度。认为中国应当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应当简单的照搬欧美模式。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多。比如，在马研院工作的许健康，他在美国进行了十几年学术研究，还是比较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也比较赞成沃沦斯坦的反世界体系论。还有一位去年刚刚回国的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年轻的经济学博士朱安东，他在美国麻省大学师从于大卫•科兹攻读博士学位，比较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一个是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他也比较相信公有制的。在日本也有一大批学者都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

问：按照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理论，他很强调企业家、工商界的作用，现在胡锦涛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恢复以前被忽略的思想？
答：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比如，江泽民总书记为社科院题词，“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办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都是政治家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都是和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每一种理论都又有一定的新意，有一定的新内容。

问：在《资本论》里应该没有说资本家也可以成为共产党员吧？如何理解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呢？
答：只要符合党员条件，任何人包括资本家都可以加入党组织。在中国革命时期，解放前有很多共产党人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著名的共产党人彭湃就是出身大地主家庭，他后来把地契撕了，参加了革命。恩格斯也继承了很多财产，拥有很多股票。问题主要在于他思想上和政治上是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他的现实表现是否先进，是否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和要求。深圳有一个大资本家，亿万富翁，他每年花很多钱来救治白内障患者，并立下遗言死后把他的财产全部捐给社会，不留给后代。这样的大资本家，如果他政治上是信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那就是最符合标准的。所以主要考察他是否符合党员标准，而不是资本家能不能入党的问题，理论上是可以入党的。据说在英国，资本家要参加英国工党，要比一般的工人党员多交一些费用，这有一定道理的，要考验他。

问：据国务院发改委上周发布的报告，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使人民相信马克思主义呢？
答：关于这个问题，在解释上有一定难度。贫富差别的主要根源，我的观点和流行的观点不同，我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理解的。一是贫富差别的形成与私有制的比重越来越大有关系；二是由于国家缺乏宏观调控，在一些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内部也拉开了收入差距。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同样是国有企业，企业本身可以独立决定其总裁的收入，有的差别就非常大。在国内大学里收入差距也是非常大的，这属于非理性的扩大。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许多人工作的积极性。而非理性加大贫富差距就属于滥用国家资产。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符合西方经济学，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符合国际惯例。这种滥用国家资产和学生学费的风气还在上升。

问：这种现象是不是也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下降？
答：这说明那些大学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就是西方经济学水平也要进一步提高。因为这也不符合西方经济学原理。西方的大学里不会仅仅因为毕业学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分配方式。不会因为是在美国大学毕业的就年薪20万，在法国毕业的就年薪5万，西方大学也不是这样，国际惯例也不是这样，所以他们都要加强学习。

问：我们认为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对广大劳动群众是一种剥削，而政府是支持这种剥削的，那你们为什么要在马克思主义里寻找这种理论基础？
答：按照现在中国的基本制度还是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私有制的发展。既然允许私有制发展，私有制的剥削性就会表现出来。但是，根据邓小平理论，我们最终还是要消灭剥削的，只是在初级阶段我们比较注意发挥私有制及其剥削的积极作用。这是一种发展的具体需要。比如说凯恩斯主义也主张建立一些国有企业，建设一些公共工程。凯恩斯主义为什么会发展这些企业，它应该是完全自由放任的，是主张私有制而不是国有制的。凯恩斯解释，这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私有制所以需要国有制。我们正好相反，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国有制而需要在现阶段发展一些私有制，这就是当初罗斯福总统碰到经济危机时也大办公共工程作为反危机的一个措施一样，似乎和资本主义政党传统的理论是相矛盾的，但罗斯福的最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国有制。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西方国家发展一些公有制，特别是发展一点国有制是作为发展私有制的补充，我们现在发展私有制是作为国有制等公有制的补充和辅体。

问：你认为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可以作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模式吗？
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者按照中国目前的观点，国家的模式是应该由该国的公民自己选择。如果该国的政党赞同，觉得中国的发展模式不错，那么可以学习。如果你认为不好也可以不学习。比如，从时间先后来说，越南就是学习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但是我们知道，古巴、朝鲜、老挝这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学习，最近委内瑞拉宣布21世纪也要搞社会主义。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模式，这由委内瑞拉人民自己决定和选择，就像我们国内有些人主张学习欧洲模式，有些人主张学习美国模式，有的人主张学习日本模式一样。我的观点，中国应该更多的借鉴日韩开放式的市场经济模式，其次我觉得还可以参考欧盟的一些做法。我们特别强调不能照搬美国的模式，因为美国的模式是已发达的模式，不是后发展模式。而且这个模式连布热津斯基等一些美国官方领导人都认为是有重大缺陷的。布热津斯基写的一本书里面就认为美国有20个大问题。如果要学习国外执政党的经验，就应该更多地学习新加坡执政党的经验。反腐败也要重点学习新加坡以及我们香港的一些经验。美国总体上治理国家不是很好的。

问：目前在中国是否存在着这样两种观点，即一些同志认为应该开放的更快一点，另外一些人认为开放的步伐太快了，要放慢速度，马研院的成立后会不会影响决策的意见？
答：现在的主要争论不是快一点和慢一点的问题，或者不是这个方面的问题，而是改革开放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是一个方向问题。有三种选择。一种是沿着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继续发展，真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像日本东京大学伊藤城教授所说的，欧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即关键在于克服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政策。第二种是主张走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仿照苏东国家走的路，也就是走拉美已经抛弃的新自由主义道路。第三种是主张以私有化和非调控化为基本特征的中间道路，即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主张搞私有化，但是又要注意公平。关于这三种改革观的争论较多。还有个别学者主张某些“左”的观点，对文化大革命一些基本做法持肯定态度。所谓新左派实际上没有统一的思想，其思想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体系，也没固定的学说范畴来支撑。如果一定要说明新左派是属于什么思想体系得话，我认为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现在在清华大学工作的的崔之元，他自称自己的观点可能是有代表性的。崔志远发表了一个宣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宣言》。他反对大资本，主张经济民主，不反对私有制，不主张公有制一定要占据主导地位。而我们不是新左派，我们是新马派。

问：在三条道路中，哪一条是最得人心，哪一条是胡锦涛主席比较青睐的？
答：从前年郎咸平事件以来，从网上可以看到，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是极力反对以北京大学张维迎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的。而大多数人支持郎咸平和我们。我当时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十位中年经济学家发表了一个支持郎咸平的学术声明。大部分网民都是年轻人，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都极力支持我们的观点。所以应当说大多数人民还是支持新马派的。他们既不赞成回到极左的时代，但也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官方应该说与新马派的观点比较一致。我举一个例子，关于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官方的最早是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兼顾公平和效率。一年以后提出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提法一直沿续到前两年。最近一两年，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就没有效率优先这个提法。在他们讲话和中央文件里都是强调社会公平。所以我们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我本人就主张兼顾公平和效率。我认为效率优先这个提法在学理上难以做到科学性。我创立了一个理论，就是公平和效率同方向变动论。简单地说，就是越公平越有效率，越不公平就越没有效率。关键是对公平的认知，而不是简单地应理解为机会公平。
在这里，我还要说明一个问题，马研院将来不仅要研究领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研究中外学者的马克思主义，中外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前两年，我首次提出要建立官方马克思主义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我不赞成毛泽东、斯大林时期用官方马克思主义替代学界马克思主义这种做法。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要真正成为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就要借鉴西方思想库的模式，就是说思想库提出的理论政策主张肯定和官方不完全一致，如果完全一致就不存在思想库了。所以，思想库应该提供多种政策方案，就像武器库一样，有20、30种武器可以供官方选择，这是西方思想库的特点，我们应当借鉴。十年前我在上海建立了海派经济论坛，就是试图这么做的。这是中国第一个经济学派。我们在经济学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学说、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比如说关于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在前十年就是按照我这个提法来研究宣传的，我们没有赞成效率优先的提法。正是在这个观点的不断研究和倡导下，现在官方文件才赞成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个提法。
我再纠正一个中外学者的误传，就是认为最先主张改革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但实际上在两个最重要的理论上，恰恰是过去非常坚定，现在仍然非常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提出来的。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广泛的说法：厉股份，吴市场。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就澄清和纠正了这个误传。1979年初，是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家于祖尧首先写了关于市场经济文章，文章的标题是《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于祖尧是社科院经研所的副所长。1983年，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苏星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出，要搞股份制。社科院的刘国光首先提出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要扩大市场调节的成分。这三位老经济学家都是我们新马派的资深教授和领军人物。我提出的股份制也是比较早的，包括市场经济，所以新马派一点也不保守。

问：改革以后来自外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最久远的是什么时候的？
如果说是吸收和研究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思潮，那么从80年代初开始就做这方面的工作了。首先是吸收东欧社会主义的改革思想，后来又吸收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后来我们进一步扩大了关注范围，比如说对美国的罗伯特的市场社会主义观，包括刚才提到的大卫.科兹的思想。我们也广泛吸收西方一些左翼的思想供我们参考。西方右翼的学说思潮我们也在进行不断的研究。

问：在你们图书馆资料里有没有原来从西方吸收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原著？
答：这个有，我们社科院以及重点高校都购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以及学术期刊，西方主要的学术期刊我国都有。所以，我们对西方文献是全方位、全面地进行研究的，并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
问：据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差不多需要一亿到两亿元人民币的经费？
答：没有进行精确测算，但是编教材是要有费用的。这个费用还包括到国内外调研，包括重大课题的研究经费，还包括十卷本的马恩著作、十卷本的列宁著作的编纂，需要专门的出版经费。最后使用多少经费还要看任务的立项情况，但是每个学者最后从这个研究中能够变成个人可以消费的货币是极少的，是象征性的，是贡献大于收入小的。经费主要用在调研、收集资料、研讨会的成本方面。所以，和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研究经费还是不算多的。
（原载《社会科学报》2006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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