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财经日报》刚刊发我这篇文章，就看到美国宣布抓捕11个俄罗斯间谍的大案。也太巧了！西方似乎想推动梅普相争并支持梅德韦杰夫上位，但梅德韦杰夫访美并在八国集团峰会与奥巴马会面刚刚三天就大张旗鼓宣布这种新闻，只能损害他在国内地位。这样做当然对中国有利，只是我一时很难理解山姆的做法。）

由于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五个“笨猪”国家（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意大利）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甚小，2009年我国对希腊出口34.58亿美元，仅占我国当年出口总额的0.29%，对欧盟出口的1.46%；对笨猪五国出口416.77亿美元，[1]占当年我国出口总额的3.47%，对欧盟出口总额的17.64%；加之中国企业、居民在欧洲组合投资和直接投资存量不高，沸沸扬扬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我国实际的直接冲击不大。但在欧盟之外，假如一国出口收入和外来投资、技术引进等高度依赖于欧洲，因此在欧洲危机中受损较大，这部分损失又不能从中国和其它非欧美国家得到足够补偿，那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意味着该国对外政策将有可能更加倾向西方。假如该国政治、军事和舆论精英对中国深怀忧虑或敌意，这种亲西方而背中国的“跷跷板效应”将更为显著。在中国的重要外交和经贸伙伴中，俄罗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若隐若现、又受到西方和国内政治敌对派煽动的领袖集团内部分歧（梅普分歧）还将使局势更加复杂。

俄罗斯对外经贸高度依赖于西方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在2008年俄罗斯前十大贸易伙伴中，除了中国位居第三，以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独联体国家外，欧盟国家占据四席并包揽冠亚军，另有土耳其、日本、美国三个西方集团成员。这一年俄罗斯对德国、荷兰、意大利、波兰四个欧盟国家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29.4%，加上对土耳其、日本、美国这三个西方集团国家，占俄罗斯外贸总额的42.1%。在俄罗斯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中，西方集团所占份额更大。截止2009年3月底，俄累计吸引外资2267亿美元，前十大来源地全部属于西方集团成员，其累计投资余额占俄同期累计投资余额总额的85.2%。在对俄罗斯至关重要的石油天然气工业，西方市场对俄罗斯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仅对欧原油出口就占俄原油出口总量60%以上，已签订协议或开工的布亚石油管道、北溪天然气管道、南溪天然气管道等工程将进一步扩大俄罗斯对西欧市场输出油气的能力。

由于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缺陷，俄罗斯在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又令其雪上加霜。2002—2008年俄罗斯实际GDP增幅依次为4.7%、7.3%、7.2%、6.4%、7.7%、8.1%和5.6%，2009年萎缩7.9%，2010、2011年可望实现4.0%和3.3%的增幅，[2]但2010年的复苏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存货周期调整所致，银行部门的巨额不良资产还在时时威胁着俄罗斯经济稳定性，更不用说目前仍在高位运行的初级产品价格可能调整而动摇当今俄罗斯经济基础了。由于次贷危机以来的危机未能彻底动摇西方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俄罗斯在危机中蒙受的损失又不能从中国和其它非欧美国家得到足够补偿，危机反而有可能促使俄罗斯对外政策更加倾向西方。

而且，由于普京在总统任内稳住了阵脚，有效遏制住了西方对俄罗斯无所不用其极的瓦解、蚕食鲸吞，西方不得不对俄罗斯采取相对尊重其基本利益的做法，为今天俄罗斯有可能软化对西方立场奠定了基础。奥巴马执政以来调整美国对外政策，也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重启”创造了条件。而在连续数年对西方采取强硬立场，导致西欧试图通过推动纳布科（Nabucco）天然气管道工程等措施降低对俄罗斯油气的依赖性；为了化解这些潜在竞争，巩固自己在西方能源市场上的地位，俄罗斯也需要以柔软身段动摇西方集团成员对替代俄罗斯能源项目的决心，并争取他们的合作，尽快完成南溪、北溪天然气管道等两大工程，从气源、市场份额等方面对纳布科天然气管道工程等替代项目釜底抽薪。

正因为如此，我们已经看到2009年以来俄罗斯不断改善与西方集团国家关系，邀请西方现役军人参加红场阅兵，引进法国西北风两栖攻击舰并要求引进技术，冻结向伊朗交付S-300防空导弹系统，与波兰修好，梅德韦杰夫出席G20峰会前访美，……不一而足，为此甚至不惜在某些政治历史问题上主动让步。在《新闻周刊》俄文版网站上发表的俄罗斯外交部报告《在系统基础上有效利用外交因素推动俄罗斯联邦长期发展的计划》更显示了俄罗斯政治领导层至少一部分势力对外交战略的系统构想，这份文件中探讨了一系列带有靠拢西方意味的问题，包括加入世贸组织、建立俄罗斯与欧盟的互免签证机制等等。

以俄罗斯之大，对华关系与对西方关系本非零和博弈，与西方改善关系本应无碍于中俄经贸和政治关系持续发展，问题是国际国内政治竞争的环境、对中国经济隐性优势的低估、历史和现实心结等因素完全有可能导致俄罗斯对华关系与对西方关系呈现此起彼伏的“跷跷板效应”。俄罗斯外交部报告《在系统基础上有效利用外交因素推动俄罗斯联邦长期发展的计划》对中国作出非常罕见的负面评判：“在国际舞台上，中国需要俄罗斯超过了俄罗斯需要中国。我们必须迫使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与俄罗斯保持一致。俄罗斯应该给予这种构想来行事”；[3]俄罗斯于2010年6月初宣布批准达赖喇嘛以“精神领袖”而非政治家身份访俄，也未尝没有表明俄罗斯内部某些势力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危险的思想倾向。

梅普组合内部的分歧导致俄罗斯走向更加扑朔迷离。大国领导集团内部意见不完全一致本属正常现象，问题是西方和俄罗斯国内政治敌对派别正在竭力制造、渲染、扩大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大巨头之间的分歧，正常的意见分歧未必没有可能因此逐渐激化成为政治斗争。假如走到了这一步，无论是否公开破裂，为了树立自己的不同路线旗号以聚集国内支持者，为了赢得西方支持，斗争一方即使内心对俄罗斯利益有自己的判断，也完全有可能推动实施高度亲西方政策，而将此前10年的政策作为替罪羊。

面对俄罗斯对华关系“跷跷板效应”的潜在风险，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但不宜反应过激。中国经济与俄罗斯的互补性有目共睹；中国经济的优势即使是隐性也终将日益为人所认识；对华经贸利益在俄罗斯全国所占份额可能不甚高，但在俄罗斯东部等某些地区至关重要；……只要我们牢牢掌握并不断扩大这些优势要点，俄罗斯统治集团即使意愿发生较大变化，也必然会认清并服从现实。何况无论奥巴马、希拉里如何软化西方对俄政策的外表，最终也无法掩盖西方与俄罗斯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冲突。俄罗斯对华关系从苏联解体后初期的冷淡到叶利钦时代中期以降的日渐热络已经证明了这一切，中俄政治经济关系未来的发展还将继续证明这一切；我们不可能也不必不切实际地期待与俄罗斯这样一个复杂国家的经贸关系直线上升，我们可以期待的是中俄政治经贸关系螺旋上升。

（初稿2010.6.25，修订2010.6.28，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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