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失衡”成为热门话题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外颇有人认为，内需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多，是印度经济相对于中国经济的一大优势。此外，印度官方声称印度拥有三亿中产阶级，这种说法也被中国某些学者用作论据抨击中国经济社会的“缺陷”。然而，鉴于印度社会存在的极度绝对贫困和社会不公，印度所谓内需主导经济增长模式成色几何，究竟能否与中国相比，殊堪质疑。

　　印度的贫困、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人口营养不良状况近期难有重大改善

　　中国传媒界、法学界、经济学界某些自由主义人士向国人描绘了一幅印度贫困阶层享受完全人权保护的美丽图景。他们声称，印度的贫民窟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因此，贫民窟居民享受的人权高于中国城镇小康之家。但现实是，印度贫困人口比重2000年仍高达28.6%，是中国1998年同一指标(4.6%)的6.2倍，也明显高于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主要国家及其邻国斯里兰卡，其中乡村贫困人口比重为30.2%，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为24.7%。

　　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2007年便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14名，以前居住孟买14层私宅“海风”犹嫌不足，又斥巨资为自己建造173米高私宅“安蒂拉”(Antilla)。与此相对应，根据印度住房和城市扶贫部专门负责调查全国城市贫民窟人口的专家委员会调查，2001年印度全国城市贫民窟人口为7526万人，到2011年底预计将达9306万人，10年增加1780万人。其中，首都新德里贫民窟人口将达316万人，比2001年增加85万人;全国金融中心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贫民窟人口将达1815万人，居全国各邦之首。

　　绝对贫困和收入分配失衡已经严重损害了印度大众的基本生存条件。2006年，印度全部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为20%，比世界平均水平(14%)高近一半。而且，越南、尼日利亚等国虽然贫困人口比重高于印度，但全部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低于印度，充分暴露了印度在收入分配、社会公正和维护国民基本生活方面的严重缺陷。

　　由于以下原因，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上述贫困、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人口营养不良状况难以发生重大改善。其一是印度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2%，但近年来农业发展缓慢，“十五”期间(2002—2007年)农业年均增长率仅有2.5%，2009/2010财年增长率更只有0.2%;其二是土改不深入彻底，土地占有关系仍然严重不平等，不仅妨碍农村和农业生产发展，更直接严重损害收入分配状况、社会公正和维护国民基本生活。须知，每个大地主必然对应着一批无地农民，而“无地则反”是农业社会的规律。

　　印度中产阶级收入、生活标准和人数不可与中国同一阶层居民相提并论

　　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是印度中产阶级标准的制定和发布者，其发布的印度中产阶级标准是：年均税后收入在3.375万—15万卢比(约合700—3000美元，目前美元对卢比的比价为1∶48.5左右)的家庭即算是中产阶级家庭。按此标准衡量，2001年印度已有6000万个家庭跃升为中产阶级家庭，以一家5口计算，印度目前有中产阶级3亿人。按2000年美元对卢比汇率期末价1∶46.75、2001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均汇率为8.2770元近似折算，人民币1元约合5.6482印度卢比，五口之家年均税后收入5975—26557元便可算中产阶级家庭，换言之，人均税后年收入达到人民币1195元即可算作印度中产阶级家庭。而在2001年同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859.6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66.4元，若按印度标准衡量，估计中国95%以上居民都可算作中产阶级。到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15780.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4760.6元。

　　测度亚太区域中产阶级的统一标准中影响较大的是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度《亚太关键指标》(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Pacific)报告拟定的亚太地区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标准。该报告将亚太区域中产阶级界定为日均消费2—20美元(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折算)者，根据该机构计算，2005年中国人口62.68%列入这一群体，印度这一群体仅占总人口的25.05%，与乌兹别克斯坦、老挝、尼泊尔、孟加拉国名列该机构测算的亚太区域21国中中产阶级人口比重最低的五国。进一步考察按这个标准测算的中产阶级内部构成，中国的构成也优于印度。与中国相比，无论是按照绝对人数、占总人口比重还是占中产阶级总人数比重衡量，印度中产阶级中都是划入中下阶层(日均消费2—4美元)者多，划入“中中”(日均消费4—10美元)和“中上”(日均消费10—20美元)阶层者少。

　　中国消费支出对国内产业的拉动效果好于印度

　　收入水平过低极大限制了印度居民的消费能力，使之无法为很大一部分(即使不是绝大部分)现代制造业产品提供足够规模的消费市场。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2006年中国人均住户最终消费支出为651美元，印度为374美元，相当于中国的57%;世界平均为3486美元(2005年数据)，低收入国家为279美元，高收入国家为17238美元。按照亚行测算，就作为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最重要消费者群体的中产阶级而言，2005年中印这两个群体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消费额分别为6412.5亿美元和1724.6亿美元，中国是印度同一指标的3.7倍。

　　正是依靠较高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中国国内消费需求不仅绝对规模大大高于印度，增长率也很快。2000—2009年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依次为9.7%、10.1%、11.8%、9.1%、13.3%、12.9%、13.7%、16.8%、21.6%和15.5%，2009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5343亿元，其中对应于可贸易品的批发和零售业为105413亿元，按2009年年末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兑人民币6.8282元计算，折合15437.89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12017亿美元的128%、一般贸易出口总额5298亿美元的291%。再考虑到近30年来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最高的年份离现在已有一二十年，分别是1990年(50.4%)、1997年(44.4%)和1989年(44.0%)，2000—2009年间该项指标依次为14.5%、-0.1%、7.6%、1.0%、6.0%、23.1%、16.1%、18.1%、9.0%和 -47.7%，最高也没有达到25%，中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并不如同某些人所描述或想象的那样高。

　　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进一步恶化了印度国内产业发展中的消费拉动力不足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收入和财富分配较为平均，有利于拉动国内产业发展，因为高收入者消费偏好更倾向于品质和品牌形象更为突出的西方产品，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则更多地集中于国内产品。从现有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基尼系数高于印度，2004年中印两国基尼系数分别为0.47和0.37，按国际标准衡量，印度基尼系数落在0.3—0.4的收入分配相对合理区间，中国基尼系数落在超过0.4的收入分配显著失衡区间，2006年中国基尼系数进一步提高到0.496，2007年略微下降至0.48，仍然处于收入分配显著失衡的高位。但鉴于印度政府体系从来不以精干高效而著称，现实生活中的众多明显迹象令人不能不怀疑印度收入分配是否果真比中国更公平。

　　以富豪人数及其资产而论，中国经济总量倍于印度，但中国亿万富豪人数直到2009年才超过印度，亿万富豪群体资产总值2009年仍然少于印度，中国首富资产只有印度首富的1/5。据福布斯富豪榜显示，2009年中国亿万富豪人数从24位增至79位，印度则从27位增至52位;中国富豪榜前100名资产净值由上年的894亿美元增至1700亿美元，印度前100名富豪净资产总和则有2760亿美元，增幅逾50%;中国首富王传福净资产58亿美元，印度首富、最大上市公司信实工业(Reliance Industries)老板穆克什·安巴尼净资产则高达320亿美元，是王传福的5倍还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同样多的消费支出，中国消费支出对国内产业的拉动效果要高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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