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年第2辑



摘要：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牛顿主义哲学基础不同，演化经济学致力于一种“库恩式的” 达尔文革命，达尔文主义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非决定论的和开放系统的历史观。达尔文主义并非生物学领域特定的理论，而是复杂演化系统的一般理论，拉马克主义要嵌入达尔文主义。生物学隐喻和类比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但它必须以本体论思考为基础。正是由于演化的本体论含义，演化经济学更深入的发展需要摆脱生物学隐喻和类比的限制。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  达尔文主义  隐喻和类比  本体论思考



   

本文对演化经济学文献中的达尔文主义进行了初步的评述。首先，自然史和自然科学中的达尔文革命对经济学具有什么意义？演化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达尔文革命吗？其次，如何理解现代生物学中的达尔文主义？拉马克主义为什么要嵌入达尔文主义？它们对演化经济学的意义何在？再次，自组织理论与达尔文主义之间存在矛盾吗？为什么说普遍达尔文主义是复杂演化系统的一般理论？最后，达尔文主义对经济演化的解释为什么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而非仅仅是生物学隐喻和类比关系？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



一、演化经济学：经济学的达尔文革命？  

深刻地理解达尔文革命的意义确实非常困难，正如著名的进化论者、古生物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古尔德写到的，“1959年，著名遗传学家穆勒抱怨道：‘这一百年没有达尔文也一样。’ 这一特别黯然的评价使当时参加纪念《物种起源》问世一百周年的许多听众都感到震惊，但是没有人能否认这一失望中所表达的真理。为什么难以理解达尔文？不到10年，他就使思想界不再怀疑进化的发生，但他一生都没有使人们普遍接受他自己的自然选择理论。直到20世纪40年代，自然选择理论才被广泛接受；然而，即使在今天，虽然自然选择理论已经成了我们进化论的核心，但仍然存在对于自然选择理论的错误理解、错误引述和错误使用。问题并不在于这个理论逻辑结构上的复杂性……我还是相信阻碍接受达尔文理论的并不只是由于科学上的困难，而是由于达尔文理论中所含的基本哲学内容是对西方人心态的一种挑战，这种心态至尽至今仍然难以抛弃。首先，达尔文提出进化没有目的……其次，达尔文坚持认为进化没有方向，进化并不必然导致更高等事物的出现……再者，达尔文在解释自然中贯彻了唯物论的哲学”[2]。

    除了上述原因外，霍奇逊还指出，对达尔文主义性质的探索困难所在不只是由于达尔文的思想在他的一生中是演化的，而且他的追随者也强调了不同的方面[3]。在思想史上，达尔文主义不仅具有宽广和不同的含义，而且对之还存在着截然对立的看法。在生物学领域中，对达尔文主义的理解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主流与非主流的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易位是极其可能的。例如，20世纪40年代“进化综合论”的出现虽然是“新达尔文主义”的重大发展，但它也导致了生物学中以“基因决定论”为代表的简化论思维的盛行。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达尔文主义”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现代生物学不仅已走出“基因决定论”的误区，而且一种广义的“基因观”[4]也正在形成。在经济学领域中，对达尔文主义性质不同的认识导致了这样一种“奇观”：对立的经济学说都用之为自己辩护。与凡勃伦呼吁“后达尔文主义经济学” 革命相反，阿尔奇安和费里德曼等却运用自然选择学说捍卫新古典主流最优化模型的正确性。当许多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演化经济学家承认“新达尔文主义”的正统性之时，哈利勒却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新达尔文主义”就是生物学中的新古典主义[5]。在这种情况下，种种迷雾导致人们无法看清达尔文革命的真正意义。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本节也无力对达尔文革命的意义做出较全面的评述，只是就它有关经济学范式革命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概述。

我们知道，达尔文“三位一体”的遗传、变异和选择原理是对科学史非常重要的贡献，它为生物进化以及社会经济演化提供了完整的分析框架，但相对于他对人类思想和哲学史的贡献来说，这远不是主要的。著名生物学思想史家迈尔在1964年写道，在《物种起源》发表一百年之后，人们才充分理解了达尔文的概念框架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哲学体系[6]。我们知道，在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实证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哲学，达尔文学说是率先对其提出挑战的先驱之一。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大本营是经典物理学，因此，正如卢卡指出的，替代的范式出现在生物学这种新科学中是毫不奇怪的。在达尔文革命中，生物学哲学产生了与物理哲学本质上不同的世界观。与牛顿力学的时间可逆、本质论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和机械决定论世界观形成鲜明对照，达尔文在现代科学中首次引入了时间不可逆、个体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和有机、不确定性的世界观[7]，开启了现代科学的新时代，汉密尔顿[8]把它们分别称为牛顿主义和达尔文主义。

首先，时间不可逆。正如施韦伯（Schweber, S.S）指出的，“达尔文在重要的方面放弃了动力学解释的牛顿模式，提出了对生物系统动力学解释的一种新奇的概念化……生命系统无限地比牛顿的行星系统更复杂。生物因素具有在时间上所经历的变化：它们有历史。所有有机体之间以及它们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都不是附加的和瞬时的，而展示了记忆。正是物理学所处理对象的非历史性使牛顿的大纲具有简单的数学描述的可能性。确实，正是生命对象的历史特征使生物现象具有唯一的和复杂的特点”[9]。

其次，个体群思维。所谓本质论思维就是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因此，为了集中在现象真实的本质上，本质论思维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经典物理学是本质论思维的避难所，其反映就是对质点模型的追求，“质点具有间断性、稳定性和单一性，它在力学体系上的成功曾经显赫一时。然而，质点模型直接同生物界绚丽多彩、千姿百态的多样性相对立”[10]。个体群思维是达尔文革命的重要成果，在达尔文之前，生物学家即使承认变异，也是停留在物种层次上，正是达尔文把它定位到个体水平。因此，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基础性实在本身，而不是对不变的基础性实在的偏离，正是由于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演化才能得以发生，这是演化科学诞生的基础之一。

最后，有机和不确定性。卢卡认为，这是达尔文对现代科学最重要的贡献。“达尔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综合体系，它包括生物现象的不确定性，对复杂的和层级过程的理解，以及绝对预测不可能的证实”[11]。正如达尔文自己所说，他不相信必然发展的规律，达尔文“是科学史上第一位向决定论自然观表示怀疑的科学家。在此意义上，20世纪量子力学中的哥本哈根学派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达尔文的思想观点……同经典时代的告别从达尔文开始，这是生物学思维崭露头角的标志”[12]。这种生物学思维实质上就是有机整体论的思维，其科学地位在19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物理学大革命中最终得到了确立。

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开端的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本质上与达尔文革命具有一致性，而且，与受简化论支配的20世纪50至80年代的主流生物学相比，现代物理学的许多重要思想对演化经济学可能更有启发意义。但由于达尔文在生物学中首先引入了这些革命性的思想，而且，由于生物系统比物理系统更为复杂，达尔文主义这个标签比现代物理学包容了更多的历史观，所以，我们使用达尔文革命总称这些世界观的变化，使用生物学类比泛指与机械类比相对立的思维模式，而不含有任何以生物学理论作为判断标准的看法，按照汉密尔顿的看法，它反映的是牛顿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对人类思维习惯深远的影响。目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历经坎坷的演化经济学就分别是牛顿主义和达尔文主义这两种不同思维模式的产物。

经济思想史研究业已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产生是它盲目地崇拜经典物理学成就滞后影响的产物。魏特写道，在19世纪下半叶，在两个不同的学科几乎同时发生了库恩式的“科学革命”，一个是自然史中或科学中的著名的“达尔文革命”，另一个是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这种巧合确实是对历史的讽刺，因为不可能再有比这两种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更对立的。边际革命“受到杰文斯创造‘效用和自利力学’科学并使经济学适合牛顿科学观的思想的鼓舞。相应地，他们从重力系统的经典力学中引入基本概念，它又进一步被简化为只集中在静止状态——（总体）市场均衡，而非实际的市场过程。市场均衡不仅被看作是所有个体计划相互相容的一种状态，而且也是一种所以行为者的效用达到最大化的状态，受到相互强加的约束的制约——经典力学中均衡概念的双重表述——在经典力学中静止状态与最小自由能联系在一起”[13]。

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对新古典经济学及其现代发展做出了如下评论，“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14] 魏特也认为，经济理论主要关心的是经济的均衡力量和最优状态，而无所不在的变化基本上被忽视了，这是现代科学实践的一个谜题。边际革命所确立的是一种倒退的、牛顿主义的和反历史的经济学主流。在过了一百年之后，现在是否到了逆转这种趋势的历史时期？魏特指出，经济学现在确实有很好的理由做出类似于达尔文革命的范式革命。

演化经济学发展的最初动机之一来自于演化经济学家们的信念：经济学应该更多地类比于生物学而非物理化学，他们自然会赞同马克思的看法：“经济生活呈现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15]，不同意新古典的“经济学同物理学相类比则更为恰当”[16]的看法。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源远流长，可以远溯至18和19世纪。在20世纪末以前，经济学与生物学的交互影响主要是通过隐喻和类比实现的，以下两节就对演化经济学中有关达尔文主义的新认识做出概述。然而，对于经济的演化解释来说，达尔文主义并不仅仅是类比关系，其本体论意义更为重要，正如梅特卡夫指出的，“演化解释内在地不是生物学解释，演化理论具有独立其应用领域的自身逻辑”[17]， 2002年，霍奇逊的一篇论文就直接使用了如下题目：“达尔文主义：从类比到本体论”，本文最后一节将就它对演化经济学的意义做出说明。



二、达尔文主义、新达尔文主义与拉马克主义

现代演化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生物演化是达尔文的，而社会经济演化则是拉马克的。在生物学中，拉马克主义被认为是不能成立的。然而，根据人类知识的统一性原理，一个领域的解释必须与另一领域的解释相一致，我们有可能既是社会经济演化的拉马克主义，同时又是生物演化的达尔文主义吗？如果有可能，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它们之间如何相统一？特别是道金斯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普遍达尔文主义”的命题：达尔文的某些基本原理可以应用于从心理学到宇宙论等非常广泛的现象，这是对演化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观点的否定吗？这个问题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中一直悬而未决，霍奇逊和克努德森(Knudsen,T)的最新研究解决了这个问题，社会经济演化在一般意义上更是达尔文的，拉马克主义应该嵌入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是演化系统的一般理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要以此为基础，本节将概述霍奇逊和克努德森的这些研究成果[18]。

新达尔文主义是经典达尔文主义和孟德尔遗传学相综合的产物，所以它又被称为“进化综合论”，它是现代进化生物学的主导学说。经典达尔文主义关注的焦点是“有机体中心观”，而孟德尔遗传学革命则使新达尔文主义移向了“基因中心观”，因此把自然选择定义为基因型再生产的不同，它涉及两个独立的过程：遗传传递；后成的（epigenetic）表现型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这包括对基因型和表现型状态空间、遗传和后成过程以及遗传和后成过程关键性联系的描述。表现型是指实际展现（和可观察）的有机体特征，而基因型是指作为基础的信息集合，它包含着有机体赖以发展而非决定性的指令。一般地说，新达尔文主义的焦点集中在变异、适应和遗传的过程，但完全排除了拉马克获得性遗传的可能。根据新达尔文主义模型，从体细胞到基因的遗传反馈由于魏思曼 “屏障”被阻断，魏思曼 “屏障”是指排除拉马克遗传的分子壁垒。在其现代形式上，魏思曼 “屏障”转变成了中心法则，信息可以从DNA和 RNA向蛋白质流动，但反向则不成立。在生物演化中，为什么获得性特征不能改变基因呢？据认为，魏思曼屏障存在的理由就是遗传密码不得不防止大多数外部的影响，否则有价值的遗传信息将被玷污或丧失。因为这个理由，遗传信息基本上不得不是惰性的和没有反应的。后来，英国生物学家沃丁坦（Waddington,C.） 对基因的保守性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如果它能被所有类型的环境影响所改变，不久它就会成为停滞不前的无价值的东西。因此，拉马克主义与新达尔文主义的关键性区别是，拉马克主义认为，作为遗传基础的指令集（生物基因或社会规则）可以被修改并被遗传，而新达尔文主义则认为不能被修改。此外，正如纳尔逊和温特以及免疫学家斯蒂尔（Steele）强调的，拉马克解释有一些可能的特征，如目的性、新变异的及时出现等。

克努德森概述了新达尔文主义的解释框架，他写道，基因型和表现型在进化生物学中是最基本的建筑板块，在任何时点上，生物群体的状态可以用表现型的分布状态和基因型的分布状态加以描述，但两者的变化必须联系起来。一种典型的观点是把它分为两个基本的和独立的亚过程：第一，由于表现型和环境交互作用所导致的不同生存；第二，通过基因型复制，表现型存留到下一代，所要阐明的就是变异如何经由自然选择并通过无数世代的累积效应所导致的演化。按照这种说法，演化既包括表现型的改变（新变异或新特征的扩散），又包括遗传世系的历史，因为除了表现型特征的改变外，就变异的起源来说，它也包括其历史，演化并不等于自然选择。这使恩德勒(endler,1992)把演化定义为一种过程，它包括自然选择和其它过程，如产生新变异的遗传漂变（genetic drift）。因此，演化解释包括两部分：（1）自然选择，（2）世代之间累积变化的历史过程。自然选择只取决于目前的生态和遗传条件，换言之，它是非历史的。而且，自然选择没有必要意味着演化，因为累积的遗传变异很有可能导致演化稳定均衡。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达尔文主义”被看作是一种反对拉马克获得性遗传的理论。然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和其他著作中确实曾考虑过获得性遗传的可能性。霍奇逊指出，如果按照新达尔文主义过分狭窄和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来衡量，达尔文自己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达尔文主义者。霍奇逊和克努德森都指出，达尔文主义是一个更宽广的概念，它包括新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的可能性。拉马克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但两者却可以纳入到统一的达尔文主义框架中。霍奇逊认为，达尔文主义是有关复杂或有机系统演化的因果理论，它可以广泛地被定义为建立在变异、选择和连续性（包括遗传）原理基础上的演化解释。克努德森写到，达尔文“通过自然选择的演化”这种核心思想只用”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带有饰变的由来）这三个英文单词就可以加以总结，根据杜海坶的看法，“带有饰变的由来”意味着任何系统的演化都要满足下列系统要求：（1）传递单位，（2）变异的来源，（3）传递机制，（4）转变过程，（5）孤立来源。按照这五种系统要求，演化理论意味着，“某种被遗传和被修改的东西（需要1）；这些东西被遗传的某种连续性机制（需要3）；某种修改过程，藉此保证新奇和变异的某种来源（需要2）；孤立和非连续的来源（需要5）允许差异在刚出现的子系统被积累，因此最终导致多样化。达尔文主义的这些系统要求没有与任何特定的遗传模型（无论是拉马克的还是新达尔文主义的）联系起来，它是演化解释所要求的一般性因果结构，可以被应用于所有演化系统，其解释力就在于它的完全性和一般性。

由于达尔文主义解释框架的一般性，所以拉马克主义要嵌入达尔文主义问题。为什么？霍奇逊对此提出了以下两点理由。首先，拉马克主义假定，获得的并被遗传的新特征是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道金斯研究了这个由拉马克假定所引出的问题，他写到，“获得性特征被遗传倒是挺好，可是并不是所有获得性特征是改进的。事实上，它们的大多数是有害的”，因此，有必要解释为什么不利的获得性特征没有累积到导致灭绝，也有必要解释为什么某些获得性特征是改进的。基本上，拉马克主义没有解释为什么改进而非损害被遗传。因此，对于任何能够站得住脚的拉马克理论来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都是必要的补充。从这点来看，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要相互吻合，然而，按照道金斯的看法推论，这两者的互补是非对称的，拉马克主义需要达尔文主义作为解释支架，反方向则是不成立的。其次，对于有机体为什么寻求对环境的适应必须提供因果解释。拉马克假定它是有机体的目的所支配的，但对这种目的性的起源没有提出解释。拉马克理论存在着一个需要达尔文的或其他的解释所填充的空白。达尔文主义按照基因型随机变异的再生产解释了为什么有机体寻求对环境的适应，它也提出了对目的性和意图的演化解释。因此，即使获得性特征是可以遗传的，拉马克主义也再次需要达尔文主义作为解释支架。

总的来说，霍奇逊和克努德森都认为，拉马克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相互排斥的，拉马克主义对获得性遗传的发生没有提供因果解释，所以拉马克主义应嵌入达尔文主义。然而，这种嵌入会不会对达尔文主义产生威胁？霍奇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如下阐述。19世纪9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鲍得温(Baldwin, J) 和英国生物学家摩根独立地提出了在达尔文框架内解释快速演化步伐的问题。当时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因为拉马克主义者对达尔文主义提出的反对是：如果没有获得性遗传，演化的发生就太缓慢和杂乱无章了，拉马克主义者声称，达尔文主义有关变异的“盲目”和“随机”原理不能解释生物演化的速率和效应。鲍得温和摩根为了驳斥拉马克主义者，提出了没有获得性遗传的演化也可以加速的观点，这被称为“鲍得温效应”。1969年，沃丁坦复活了这种思想，并把它命名为遗传吸收理论，其基本看法是：获得性特征不能被遗传，但这并没有排除获得某种特征的能力的遗传。例如，如果我们从事手工工作，我们的手掌就会变厚。虽然我们的孩子没有被遗传额外变厚的皮肤，但通过基因，我们把手掌对手工工作做出反应从而变厚的能力传递给了后代。随着时间推移，考虑群体作为整体，自然选择将有利于皮肤增厚的遗传倾向，相应地，获得性没有直接被遗传，但通过自然选择，获得那种特征的能力在作为整体的群体中却提高了。

霍奇逊认为，这种遗传吸收理论在微观传递层次上没有破坏魏思曼屏障，与达尔文主义是相一致的，而且它也没有对生物学中的拉马克主义给予支持，实际上，它发展的原动力是对拉马克主义的反对。然而，遗传吸收理论在宏观或群体层次上却产生了一种新的“突现”特征。因为获得增厚皮肤的能力随时间推移提高了，所以，我们在群体层次上能观察到更快和更广泛的皮肤变厚的扩散。在群体层次上，突现的特征和过程具有“准拉马克”特征，但它不涉及微观个体层次上的拉马克遗传。遗传吸收[19]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启示。第一，群体层次上“突现”特征的存在警告我们，不要急于把拉马克主义的标签应用到社会经济演化上，从宏观层次上看似拉马克遗传的在微观层次上可能并非如此。第二，遗传吸收理论显示了复杂系统的层级本体论，在不同本体论层级上，存在着不同种类的演化过程，这需要特定的理论，但相互之间不能存在矛盾，达尔文主义提供了这样一种适应性非常强的一般性理论框架，被称作为“普遍达尔文主义”。



三、普遍达尔文主义

自20世纪90 年代以来，在生物学及其相关领域中，围绕着达尔文主义主题，涌现出了许多新思想和新学说，虽然刚开始它们不免被看作是异端学说，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其解释的合理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这使普遍达尔文主义的命题得到加强。笔者在本节首先概要介绍自组织与达尔文主义之间的关系，然后简要评论普遍达尔文主义对经济学的意义。

    根据韦伯和迪普的看法，在生物学思想史上，存在着遗传或（新）达尔文主义的两种分支：“英国分支”(English wing) ，它是从费舍的著作中发展出来的，它赞同独立于情境（或脉络）的个体基因适应值，另一种是从杜布赞斯基的工作中获得灵感的“美国分支”（American wing），它强调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遗传相对性（相互依赖）原理。英国分支在战后成为新达尔文主义的主流，我们在上节的讨论主要是以这种主流观点为基础的。但韦伯和迪普指出，按照杜布赞斯基的观点，保存变异的机制面临选择的压力。由于这种原因，杜布赞斯基把杂种优势看作是内在适应的。而且，他假定，适应能力——创造和保持变异的更高层次的特性——其本身就是演化的适应。因此，新达尔文主义这两个分支的区别就是：当英国分支使因果效验以“自私的基因”为根据，从而变成基因中心的简化论时；现代演化综合的杜布赞斯基分支为选择在各种层次上起作用的“扩展的综合”而辩护，这种观点由偶然性、自组织和不适应论的结论所补充[20]。

澄清生物学思想史上新达尔文主义的这两种分支，对于普遍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61年，雅各布和莫诺展示了基因库中的大部分秩序是遗传排列自组织的结果，这是新达尔文主义主流框架所不能容纳的，因为后者把生物个体之间的生存斗争看作是演化的主要原因，忽视了自然选择的基础——基因变异的自组织。自组织理论首先是在非平衡热力学中由普利高津等发展起来的，布洛克(Brook, D.)和威利(Wiley, E.)等[21]试图通过结合熵定理等热力学见解把演化理论一般化。1993年，考夫曼强有力地论证了自然选择不能单独地解释复杂有机体的起源。然而，在生物演化问题上，自组织和热力学模型的应用遭到了英国达尔文主义的元老史密斯的强烈反对。相反，由于强调有机体是其世界积极的创造者，新达尔文主义的美国分支却欢迎这种扩展，正如莱文特恩写到的，“与其交互作用的情境撕裂开的单一地点的适应概念对进化遗传学真正问题的相干性，正如要理解人类的社会政治演化却把对个人心理孤立于社会环境之外的研究一样”[22]。韦伯和迪普写道，毕竟，DNA自身不能单独复制，它自身也不能制造蛋白质。这些活动只有在一种由细胞组成的、新陈代谢和发育的情境中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它处于耗散动能学和信息记忆的情境中。在这种实际的生物情境中，断言基因包含了对其它被动的和惰性的细胞机器发出指令的所有信息不仅是虚假的，而且也是无条理的。自分子生物学革命以来，控制论模型已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误入歧途[23]。

   目前，自组织理论的发展丰富了达尔文主义，正如霍奇逊指出的，自组织理论的发展只是对自然选择理论的修正而非否定，自组织是演化过程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不能替代自然选择。不可否认，自组织理论的发展已使人们关注的焦点从选择机制转移到变异和新奇创生的自组织机制上，但这没有降低选择机制的重要性。这与道金斯的看法是一直的：如果生命存在于宇宙中其它的地方，它也将遵循达尔文的变异、遗传和选择原理。即使存在着非常不同的遗传系统，包括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对演化过程的连贯解释仍将需要达尔文理论的关键性要素。只要一个群体具有不完全遗传的特征，而且这种遗传并不都是具有生存的潜能，那么，达尔文演化将发生。齐蔻（Cziko，1995）意味深长地把这种对“普遍的选择理论”的承认描述为“第二次达尔文革命”。按照这种观点，达尔文演化并不只限于基因，其本质是需要某种遗传机制。在地球上，DNA具有复制能力，但是，其它“复制者”可能在地球上或其它地方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例证是，人类交流、适应环境和模仿的行为使习俗、惯例、习惯和思想的复制和遗传成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关键特点。所以，自然选择[24]和演化的达尔文主义不应被看作是为生物学特定的目的所发展的概念，而是为生物学、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等所提供的一种新的概念结构和框架。因此，对演化经济学来说，达尔文主义并不是生物学类比，而是揭示了社会经济实在的一般特征，换言之，达尔文主义对演化经济学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因此，普遍达尔文主义是反简化论的，强调“层级上结构化的演化理论”，这是与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25]是一致的。简化论可以被定义为这种观点：复杂现象的所有方面都必须按照某种基本的层次来解释，不存在独立的分析层次和它所赖以建立的“突现”特征。简化论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和生物学，在经济学中，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是简化论的突出表现，“寻找宏观经济学坚实的微观基础”这种提法也反映了简化论的精神；在生物学中，遗传决定论是简化论的典型代表。作为反简化论的普遍达尔文主义具有以下两种含义。首先，它不像贝克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推行的“经济学帝国主义”那样，试图用单一的一套原理完全地和排它地解释广泛的现象，相反，普遍达尔文主义认为，各学科领域必须发展其特定的和辅助的解释。其次，普遍达尔文主义反对用生物学术语解释所有的现象。达尔文演化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所涉及的过程总是遗传上的变异和选择，当遗传演化存在时，这并没有排除在额外本体论层次上对不同实体产生作用的额外的演化过程。“层级上结构化的演化理论” 意味着在生物和人类社会等每一层级上都存在着不同的选择单位，较高层级的演化不能完全用低层级上的演化过程来解释[26]。

因此，对社会经济演化过程及其“突现”特征，普遍达尔文主义并没有提供详细的因果解释，演化经济学必须发展与生物学等领域相当不同的、具体的和特定的理论。许多演化经济学家已注意到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在机制上的不同，霍奇逊做了如下总结。例如，与DNA复制的高精确度相比，习惯、惯例和制度这些社会经济的复制者就其自身来说是不完全的复制。社会经济选择不只是在代际之间发生，而且，它也是在社会经济单位的生命期产生的，社会经济演化中的选择没有必要总是涉及到某种选择单位的灭绝。自然演化中的世系典型的是分离的和趋异的，而在社会中，世系间存在着信息的传递、结合乃至趋同。与自然中大多数选择所发生的环境长期稳定相比，社会经济选择的环境常常是快速变化的。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存在着拉马克获得性遗传的可能，而在生物遗传演化中这基本上被排除了。因此，演化经济学可以在达尔文主义的指导下，发展变异、复制和遗传的相关概念，深化社会经济演化机制的研究。



四、生物学类比、本体论思考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生物学隐喻和类比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早期阶段。然而，由于人类社会和生物世界存在着巨大甚至是质的差别，隐喻和类比必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达尔文主义或演化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因此，演化经济学更深入的发展需要摆脱生物学隐喻和类比的限制。事实上，正如熊彼特和马克思的理论一样，没有打上生物学隐喻和类比烙印的社会经济演化理论完全是可能的，关键是本体论思考。我们首先说明隐喻和类比的重要性，然后进一步讨论，演化经济学更深入的发展为什么需要摆脱生物学隐喻和类比的限制。

对于隐喻和类比在科学理论创造中的作用，恐怕没有任何事例比马尔萨斯《人口论》对进化论形成的影响更能说明问题了。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写到，“在1838年10月，（也就是在系统研究十五个月之后）我为了消遣，偶尔翻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当时我根据长期对动植物习性的观察，已经有了一定的准备，可以正确认识生存斗争。我马上联想到，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变异会趋向于保存下来，而不利的变异将被淘汰，这一结果将导致新物种的形成”[27]。令人惊奇的是，生物进化论的共同建立者华莱士也谈到了类似的经历，他在马来西亚患疟疾期间，“一天, 某种东西使我回忆起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我是在十二年前读到它的。我想到了他对缩减人口‘积极控制’的明确阐述，我那时想到这些原因或其类似的东西在动物情况下也持续地起着作用”[28]。有研究者认为，“生存斗争”的隐喻有助于达尔文从既有的生物学思想和理论中解放出来，而且，如果没有隐喻，达尔文理论的许多重要方面就无法表达。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达尔文革命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隐喻和类比在科学理论的创造中为什么是如此重要呢？我们知道，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强调了想象、灵感和直觉在科学创造中的作用，日本著名科学家汤川秀树进一步讨论了这些因素如何通过类比产生了创造性的思维。他指出，“我们已经知道，科学中有两种思维方法。一种是由培根提出并有伽利略卓有成效地运用了的归纳法。它是从比较或多或少相似的经验或实验结果开始的。另一种是笛卡尔在指导自己思维活动时自觉地运用了的演绎法。然而，很难发现在这两种方法中能够使人类思维成为真正创造性的根源何在，尽管我们很熟悉这两种方法……作为一种创造性思维的形式的类比的实质是可以简单叙述的。假设存在一种什么事物是一个人所不能理解的。他偶尔注意到了这一事物和他理解得很清楚的另一事物的相似性。他通过将两者比较可以理解在此刻之前尚不能理解的那种事物。如果他的理解是恰当的而且还不曾有别的人得到这样的理解，那么他就可以宣称他的思维确实是创造性的。”[29]

霍奇逊在前人对这个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隐喻在理论创造中的作用。首先，隐喻涉及到对实在的信念而不只是词语本身的含义。当把类似但不同的概念框架并列时，隐喻通过交互作用产生了新奇的语义学情境，如对社会经济理解的机械和生物学隐喻反映了不同的世界观。其次，隐喻可以使我们受到猛然一击，转向新的思考方法。笔者认为，隐喻和类比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辨证思维赖发挥作用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辨证法之所以“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是)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 [30]

但是，彭罗斯[31]等一些学者却反对生物学隐喻和类比在经济学中的运用，魏特对此也持怀疑态度，因为他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类比对经济科学的发展所造成的危害印象太深了。然而，劳森在2003年的新著中却指出，如果从本体论思考入手，彭罗斯的观点实际上对生物学隐喻和类比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异议。彭罗丝写到， “在对人类事物中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寻求基本解释的时候，经济学家们，更一般的，社会科学家们将被劝告用他们自己的术语直接处理他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通过把总括的生物学模型强加于其上而间接地与他的问题打交道”[32]。劳森认为，彭罗丝在这里提出的只是这种论点：如果没有考虑它们对社会领域的潜在相关性，那么外部强加的模型和隐喻可能是没有帮助的。因此，劳森提出，演化经济学在进行生物学隐喻和类比时，需要在批判实在论社会活动转变模型的观念指导下来进行；更一般地，在从其它学科引入隐喻和类比时，经济学家们如果根据他们从社会实在的性质中获得的（不断更新的）见解，不断地提出和重新提出理论和模型，他们可以从中大获裨益。按照劳森的看法，演化的经济社会本体论思考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关键性的。

笔者认为，在经济学观念的转变和演化经济学的早期发展方面，生物学隐喻和类比确实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而且，演化经济学更深入的发展仍需要从进化生物学的进展中吸收灵感。然而，如果把注意力过分地放在这些方面，事情很有可能就向相反的方面转变了：隐喻和类比变成了紧身衣，而不是解放性的“触媒”或“催化剂”。笔者猜测，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又开始重新繁荣起来了，但对生物学隐喻和类比的刻意追求可能束缚了演化经济学重大理论的创造。福斯特和魏特对达尔文框架的质疑虽然根据不足，但隐约透露出了演化经济学挣脱生物学类比“紧身衣”的倾向。现在，对演化经济学家们来说，一个较普遍的共识已达成：演化解释内在地不是生物学解释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但是，问题是如何理解演化解释的本体论意义。我们前面已提到，演化经济学可以在达尔文主义的指导下发展与变异、复制和遗传相关的经济学概念，但这样做是否仍受到生物学类比“紧身衣”的束缚？我们能否超越达尔文的“三位一体”原理，从达尔文革命更广泛的哲学意义上，构建演化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对演化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来说，这个问题仍是悬而未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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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经济学（制度与演化经济学基础理论）最新发展研究(02CJY013)

[2] 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序言第1-3页。

[3] Hodgson, G.M., ‘Darwin, Veblen and the Problem of Causality in Economics’, in Hist. Phil. Life sci., 23(2001), 385-423.

[4] EVA M. Neumann, The Gene Is Dead- Long Live the Gene! Conceptualizing Genes the Constructionist Way, in Koslowski, P. (ed.) Sociobiology and Bioeconomics: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n Biological and Economic Theory, Springer,1999, pp.57-58.

[5] Khalil, E. L.,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nd Neo-Darwinism: Clearing the Way for Historical Thinking, in Hodgson, G.M., Economics and Biology, Edward Elgar, 1995.

[6] Hodgson, G.M.,Darwin, Veblen and the Problem of Causality in Economics, in Hist. Phil. Life sci., 23(2001), pp.385-423.

[7] 在过渡经济学中，中俄转轨路径的巨大差异不自觉地反映了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或世界观，见拙文《批判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比较经济学的新视野》，载张仁德等著：《新比较经济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页。笔者据此认为，演化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深厚的文化和经济改革实践的基础。

[8] Hamilton, D., Newtonianism and Darwinism in Economic Theory, in Hamilton, 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9] 转引自Hodgson, G.M.,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Ontolog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2, 6, pp.262.

[10] 陈蓉霞：《进化的阶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11] Louca, F., Turbulence in Economics, Edward Elgar, 1997, p.17.

[12] 陈蓉霞：《进化的阶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4-85页。

[13] Witt, U., The Evolving Economy: Essays on the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Economics, Edward Elgar, 2003,p.141.

[14] Georgescu-Roegen, N.,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2-3.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23页。

[16] 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第5页。

[17] Dopfer, K (e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Program and Scope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1, P.49.

[18] 除了注明出处外，本节以及下节的大部分概述都是来自：Hodgson, G.M.,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Ontolog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2, 6. 霍奇逊和克努德森在以下著作中的两篇论文：Laurent, J., and Nightingale J. (eds.) Darwin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1.

[19][19]

[20] Weber, B. H. and Depew, D. J., Does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Refute the Neo-Darwinian Synthesis? In Koslowski, P. (ed.) Sociobiology and Bioeconomics: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n Biological and Economic Theory, Springer,1999, pp.57-58.

[21] Brook, D. and Wiley, E., Evolution as Entropy: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of B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6.

[22] 转引自Weber, B. H. and Depew, D. J., Does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Refute the Neo-Darwinian Synthesis? In Koslowski, P. (ed.) Sociobiology and Bioeconomics: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n Biological and Economic Theory, Springer,1999, p58.

[23] Weber, B. H. and Depew, D. J., Does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Refute the Neo-Darwinian Synthesis? In Koslowski, P. (ed.) Sociobiology and Bioeconomics: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n Biological and Economic Theory, Springer,1999, p58.

[24] 克努德森指出，“最近，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非常不同的选择概念在科学中被使用。这两个概念都是一般性的概念，完全没有特定的生物学内容。第一个概念是子集选择，它是指按照某种偏好标准，从一种集合中选择要素的一个亚种集合，如家庭主妇从当地市场出售的苹果中所进行的选择。第二个概念是达尔文选择，在达尔文选择中，后代不是父母代的子集。达尔文选择应用于复制中的群体，在其中，连续性是由遗传所保证的，而子集选择应用于连续性是由子集同一性所保证的群体。在达尔文选择中，每种复制都有创造新变异的可能，而子集选择排除了新变异的可能性。因为这个理由，具有潜在无限演化的生物和社会系统都可能涉及到复制过程”。 Knudsen, T., Economic Selection Theor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 2002, 12, p.444-445.

[25] 参看拙文：《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发展》，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第2期。

[26] Hodgson, G.M.,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Ontolog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2, 6, pp.270-273.

[27] 转引自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页。

[28] 转引自Nicita, A. and Pagano, U. (e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Diversity, Routledge,2001, P.2.

[29] 汤川秀树：《创造力与直觉》，转引自马小兵选编：《理性中的灵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193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6页。

[31] Penrose, E.T., Biological Analogies in the Theory of the Fir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2, 42(4): pp 804-819.

[32] 转引自Lawson, T., Reorienting Economics, Routledge,2003, P.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