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不仅限定了更为具体的经济理论的构造，而且对实际的经济活动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为了使演化经济学动态的、有机的、系统的和开放的世界观具体化，通过“正面启示法”进一步推动经济演化理论的发展，并在哲学与经济学之间、演化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本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演化经济学的六大本体论假设：有机层级本体论、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人性二重性与文明创造者的假设、异质性（多样性）假设、系统协同效应与循环累积因果机制。论文还扼要地说明了这种本体论假设对“微观—中观—宏观框架”经济学体系的建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创新型国家建设以及脉络主义经济政策原理的实践指导价值。

出处：2008年5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与哲学对话》会议论文；原载《当代财经》，2010年第7期。

演化经济学是达尔文革命和19世纪末物理学大革命所产生的新的世界观的产物，而西方主流经济学仍是以经典物理学所产生的牛顿主义世界观为基础。或更具体地说，演化经济学是以动态的、有机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以静态的、机械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基础。因此，演化经济学与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在哲学基础上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正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指出的，“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①]德国演化经济学家威特也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在两个不同的学科几乎同时发生了“库恩式”的科学革命，一个是自然科学当中著名的“达尔文革命”，而另一个则是经济学中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先驱的“边际革命”，这种巧合确实是对历史的讽刺，因为不可能再有比这两种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更对立的了，边际革命所确立的是一种倒退的、牛顿主义的和反历史的经济学主流。[②]因此，正如美国老制度学派的开创者凡勃伦试图按照达尔文主义重建经济学一样，根据威特的看法，演化经济学应该成为经济学中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

我们知道，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实质上是世界观的根本性变化，哲学基础或者更特定地说有关实在的本体论假设不仅限定了更为具体的经济理论的构造，而且对经济实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目前的经济学教育对哲学并不重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缺乏自觉的哲学批判意识，这是导致存在着严重缺陷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被相当多的大学师生顶礼膜拜的重要原因。在演化经济学领域，自1994年福斯敦促演化经济学家加强对其哲学基础之一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撰文讨论其哲学基础问题，但绝大多数演化经济学家们仍忙于对具体的实际经济问题进行研究，“这意味着演化经济学在方法上和研究兴趣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裂”[③]，这是导致演化经济学目前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为了使演化经济学动态的、有机的、系统的和开放的世界观具体化，实现演化经济学诸流派的创造性综合，同时也是为了在哲学与经济学之间、演化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对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假设进行深入讨论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本文在霍奇逊和何梦笔等演化经济学家已有研究基础上，试图概括性讨论演化经济学的六大本体论假设及其对学科建设和经济政策的指导意义。

一、有机层级本体论

演化经济学深受怀特海、皮尔斯乃至马克思的有机论哲学的影响。霍奇逊在《经济学与演化》一书中，根据怀特海、克斯特勒、迈尔等人的见解，将自然科学领域的本体论上的“层级观”扩展到社会及心理领域。根据这种层级观，整个世界被看作一个层级结构。在层级结构中每一层上的系统或亚系统具有双重特征，即它们自身既是整体又是其他整体的组成部分，每个子整体（holon）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赖性，这被称为“杰纳斯效应”（Janus effect）。每个子整体拥有两个相反的极性——一个作为更大整体一部分去运作的整体倾向和一个保持其个体自主性的自我决定倾向。在这一复杂的层级结构系统中，贯彻的是突现原则。虽然一个层面上的现象以其下层的现象为基础，并受其上层的现象影响，但是每一层上作为整体运转的系统（就像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具有不能还原为其组成部分属性的新特征。

在这种层级结构中，由于每一层级都具有双重特征，这就产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关系，并且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反馈关系。[④]更重要的是，每个层级的突现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论中）根据其组成部分的知识演绎推出，或通过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结合来割裂地理解。因此，制度、社会结构乃至宏观经济现象可以被看作个体行为的突现特征，但是，却不可以还原为个体行为进行解释。何梦笔曾以企业举例：“企业是自成一类的一种实体，不能化约为一种使个人最优的合约网络。”[⑤]进而，每个层级在解释上具有某种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释原则和自己的分析单位。突现原则表明了所有将复杂系统简化为共同的、简单的单位和理论规律的简化论或还原论方法的无效性。因此，合理的方法论立场必然是拒绝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原子论为基础的将理性个人作为唯一的理论本原以及将描述和解释压缩到一个单一的非历史的层级，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反还原论的多分析单位和多层级的分析。

有机层级本体论对演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创新体系文献的发展遵循着有机层级本体论的原理。自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伦德瓦尔于1985年提出创新体系的概念以来，目前该文献已经发展成由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地方）创新体系、部门创新体系和创新型企业所构成的体系框架，这种在不同层级上以互补和非简单加总的方式对创新问题的研究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有机层级本体论直接指导着演化经济学有关“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构过程。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推导宏观经济理论”[⑥]不仅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境；而且，作为一般均衡理论基础的原子论个体的微观模型一直“都遭到生态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⑦]。演化经济学不仅论证了宏观经济学相对自主的本体论地位，而且进一步指出，作为个量和总量的微观和宏观框架无法处理在经济系统的中观层次上所发生的结构变迁和质变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微观—中观—宏观框架的基础上重建经济学的体系结构。[⑧]

二、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

正如多普菲指出的，对于建立有关实在的、基本的演化动力学来说，心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何梦笔提出了演化经济学的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这种二重结构可以依据有机层级本体论的突现原则加以理解：心智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外部世界特别是生物层级的突现产物，它本身不能被排斥于实在之外，但其本身又是整个实在中相对自主的领域。因此，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种二重结构，知识状态的变化不能化约为世界状态的变化。心智对世界的反映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必然存在错误，不正确的知识或“谬见”并非是偶然现象。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正确”或者“谬见”主要应从相对于心智单纯地作为外部世界的“镜像”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换言之，它特别地与拉赫曼的主观预期以及罗斯比有关认知与决策的想象标准相关，意味着人类心智在与外部世界交互过程中所显现的创造力。

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说明了演化经济学在本体论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质差别。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意味着心智单纯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心智产生的知识状态只是由世界实际状态和实际的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并可以化约为后者。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在模型中纳入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计算成本之类的赫伯特·西蒙有关有限理性假定的一些因素，但正如杨小凯和汉斯·伯杰等人指出的，这种改进仍然是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均衡框架下进行的，它低估了行为人面对的不确定性，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人类理性能力的严格局限性。实际上，有限理性的假定只是强调了环境和不完备理性对人类心智的约束作用，但没有包括人类心智所具有的主观和特异性质、“根本的无知”以及人类心智的能动作用，而如果要在理论体系中处理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变化，就必须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假定的稳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等所有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对人类的性质做出新的假设。

三、人性假设：人性二重性与文明创造者的本性

笔者同意程恩富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⑨]中对“完全自私经济人论”的批判，赞同他所提出的有关人性的新假定，但对继续沿用“经济人”这个术语存在不同看法，因为它被打上了功利主义和非历史的烙印。

演化经济学在人性的本体论假设上可以提出以下四个基本命题：第一，人类在利益的本性上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这两种倾向或性质，这充分反映了人类作为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在人性上所具有的“二重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人类原始禀赋的本能，具有基础性的本体论地位，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经济学假定中预先把它排除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第二，人类还具有独立于利益关系的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这是完全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但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却更为根本的人性。正如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曾经指出的，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同样我们可以说，人类经济活动的天职就在于发明、生产、创新或创造。第三，人性的形成受到制度和社会环境的重大影响或塑造。制度对人性的作用不仅是约束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性的塑造上具有能动性的作用，换言之，制度和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形成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就是这个含义。第四，人性和制度的关系是互动的。对此，霍奇逊曾指出：“个人与制度是相互设定的。制度塑造了人们的行为，并由人们的行为所塑造。”[⑩]

    演化经济学有关人性的本体论假设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首先，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到制度对人性的巨大塑造作用，考虑到如何唤起并发挥人类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前者的例子有：在我国的体制改革中，完全市场化的医疗保健体制改革之所以无法成功，就是因为按照“自利经济人”的“工作假设”所设计的制度解决不了医疗保健中的“老大难”问题；后者的例子则有：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按照“自利经济人”的逻辑，必然只关注于产权改革、管理层高薪和所谓资本运做，而如何通过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同舟共济”的奋斗目标就被严重忽视了。其次，文明创造者的假设在我国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应该发扬光大。目前，经济学家们太多地关注于人类的利益本性，而没有注意到作为创造者的本性。但人类文明史却说明，创造者的假设不能化简为利己或利他的利益本性，在许多情况下，创造的欢乐是利益的多寡所无法衡量的。因此，笔者曾经指出，国民创造力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学要为这种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建设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11]发明、创造和创新应该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

四、异质性（多样性）假设

正如著名生物学思想史家迈尔指出的，达尔文革命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在这种哲学体系中，个体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与物理学中流行的本质论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相对立。本质论思维的实质就是把变化多端的现象化约为同质性的某种基本类型，认为世界上真实的和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基本类型的内在本质，而基本类型与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可以被忽视的东西。物理学是本质论思维的避难所，其基本特点就是对质点模型的追求。为了建立均衡模型并使经济学实现数学形式化，西方主流经济学明确地把经济学与物理学相类比，把丰富多彩的个人和企业行为简化为“代表性行为者”，抹杀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及其多样性，通过类似于作用与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进行原子化的质点分析，制造了市场自动创造和谐的神话。这种同质性假设不仅预先从理论体系中排除了多样性和人类的创新行为，而且否认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对国家贫富所产生的极其重要影响。

达尔文革命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对上述本质论思维的革命。在达尔文之前，生物学家们即使承认变异，也只是停留在物种的层次上，正是达尔文把它定位到了个体层次上。在人类社会中，正是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和多样性才使创新和演化得以发生，因此，达尔文革命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决定性的。正如彼得·M·艾伦指出的，“适应和演化来自这种事实：知识、技能和惯例在个人间从没有完全被传递，个人之间总是有差别的”[12]，人类心智的不完备，它所具有的主观性质，不同的制度、文化、习俗、阶级差别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塑造，个人经验以及人类心智的创造性理解等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个人即使在面对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同样的想象机会的情况，认知和行为也不会是相同。以此类推，不同的企业、地区、国家乃至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一产业都具有不同的知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演化经济学所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等分析框架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以个体群思维为基础的异质性或多样性假设也构成了个体知识和意会性知识这些概念的哲学基础。

五、时间不可逆、不确定性和历史重要

时间可逆和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本体论基础，恰如琼·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一旦我们承认经济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历史是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向着未知的将来前进的，那么，以钟摆在空间来回摆动的机械类比为基础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13]正是因为这种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认为存在着适用于一切时间和地点的经济规律和经济政策。但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时间不可逆在经济系统的演化中具有基本的建设性作用，技术轨道、技术经济范式、路径依赖、路径创造（path creation）和经济类型（economic style）等演化经济学的这些概念都渗透着时间不可逆的观念。正如柏格森指出的，“我们越是研究时间，就越是会领悟到：绵延意味着创新，意味着新形式的创造，意味着不断精心构成崭新的东西”[14]，演化过程的历史性是以新奇创生为特征的，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在时间进程中“不可改变”地不断突现，甚至时间可以被视为一系列有序的变异和选择的事件，因此时间进程是不会完全重复的，也就是不可逆的。

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种新质要素的突现是以人类心智的创造力为基础的，因此，著名的批判实在论社会科学哲学家劳森指出，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依赖于人类能动作用的转变潜能，社会经济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相对持久的，它不可避免的是时空制约或地理历史地(geo-historically)为基础的。……如果说自然科学家的任务是要持续不断地改进对相对不变(或缓慢变化)的有关实在的理论，那么，社会科学家则要更快地改进他们对相对快速变化、具有高度时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解。[15] 爱伯纳也指出，“大多数的经济现象是时间依赖的（time-conditioned），根植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他们随着时间而变化，因此无法用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和概念来对待。经济理论只能通过不同的经济生活模式来应对这些经济现象，而这些模式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16]因此，经济学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在其性质上必然是历史的和地理的科学。当然，这并否认存在着少数为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社会经济规律，而是强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多数规律只具有历史的暂存性，其有效性与地方化的条件高度相关。

根据这种历史时间的本体论假设，脉络主义（contextualism）就成为演化经济学在以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并制定经济政策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所谓脉络主义就是“情境和脉络特定(context specific)”的方法，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它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考虑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精神，把社会事件及其“规律”置于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空间限制之中。脉络主义在方法论上依赖着一个基本的循环：经济事件依赖于经济时空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反过来，经济时空新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也是由这些经济事件所影响和塑造的[17]。脉络主义类似于《易经》中“时位相关”的概念，按照《易经?系辞传》“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思想，时间和空间并不构成一个可供事物在其中发生的“宇宙容器”；毋宁说，它们是与作为创造性之脉动的事件和实在一起被创造的。[18]因此，按照脉络主义的基本原则，经济政策都应该是情境和脉络特定的，而不是如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普遍适用的经济政策。

六、系统协同效应与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系统协同效应以及作为其核心机制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是演化经济学的一项基本的本体论假设，而且在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本文首先以挪威经济学家赖纳特[19]有关社会公共福利或国民财富增进机制的论述作为基础对此加以讨论，然后举例说明它的重要意义。

所谓系统协同效应是指存在着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公共福利，从整体上加以考虑的制度和政策措施有利于改善每个国民的福利，它也由四个基本命题所构成。首先，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创新机会窗口和福利效应是不同的（异质性假设）：律师比检莴苣的人要挣更多的钱，因此，一个检莴苣之国要比一个律师之国更贫穷；其次，创新机会窗口大的经济活动在系统协同效应中处于核心地位，它在地方或国家范围内产生并扩散了这种富裕：“在有许多人使用机器工作的地方，商店老板也比没有使用机器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再次，由报酬递增规律所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所产生的“良性循环”是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的基础（虽然程度有所不同）：“北欧国家的公共汽车司机的实际工资5倍于生产率相同的玻利维亚同行”；最后，国家创新体系在企业家、工农和政府“共谋式”地分配创新收益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它导致了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

系统协同效应的本体论假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首先，由于国家富裕的基础是产业和活动特定的，因此，抓住创新机会窗口大的产业或活动，通过创建国家创新体系推动自主创新，并通过系统协同效应实现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和谐社会）是制定成功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历史经验说明,上述原则贯穿于从重商主义到知识经济的发展战略之中:从15世纪的英国到19世纪的“美国制造体系”再到日本和韩国，直至2000年欧盟的“里斯本战略”和2004年的“创新美国”都是如此，而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总体战略最终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其次，系统协同效应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和“工业化的困惑”[20]提供了新思路。历史上，在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协同效应是至关重要的：成功的农业仅存在于工业也取得成功的地区。但在我国存在“工业化困惑”的今天，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农业、工业之间的协同效应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系统协同效应对我们建立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提高复杂系统的管理能力以及发展循环经济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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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eorgescu-Roegen, N.(1971),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PP.2-3. 

[②] Witt, U.(2003), The Evolving Econom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③] （瑞士）库尔特·多普菲主编《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2页。

[④]批判实在论的社会转化模型就是对这种复杂的因果关系的一种说明：社会结构既是有意识的个人发挥其能动性的前提，所以它不能被完全化约为个人行为的产物，同时它又依赖人的能动作用，通过个人有意识的行为实现自身的再生产及演化，因而不能视为被给定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社会转化模型称作“能动性与结构互动本体论”，并从有机层级本体论中独立出来，但限于篇幅，暂不讨论。

[⑤] 载于（瑞士）库尔特·多普菲主编《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⑥] 黄亚钧、袁志刚主编：《宏观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

[⑦] Jeroen C.J.M. van den Bergh and John M.Gowdy (2003),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7, P79.

[⑧] Dopfer, K., J. Foster and J. Potts (2004), “Micro–Meso–Macro”,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14, PP 263–279.

[⑨] 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⑩] （英）杰弗里·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309页。

[11] 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第67页。

[12] 约翰·福斯特、J. 斯坦利·梅特卡夫主编：《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贾根良、刘刚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13] 转引自William K. Tabb(1999), 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Economy :The Great Divide in Economic Thought, Routledge, P203.

[14] 昂利·柏格森著，肖 聿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15] Lawson,T. (1997), Economic and Reality, Routledge, p.196, P224.

[16] Alexander Ebner (2003), Understanding varieties in the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style．in John Groenewegen, Jack Vromen. Institu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m: implication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Edward Elgar, P154.

[17] 约翰·福斯特、J. 斯坦利·梅特卡夫主编：《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贾根良、刘刚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18] 见[美]唐力权著：《怀特海与〈易经〉的时间观念》等，载《蕴徼论：场有经验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19] 见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0]工业化的困惑是指在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制成品贸易条件恶化”和“高技术产业的技术不高”，从而使“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工业化”这个经典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不再能没有限制地被应用。“制成品贸易条件恶化”问题请参看Singer, H., (1999), Beyond Terms of Traded-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1, pp. 911-916；“高技术产业的技术不高”问题请参看贾根良、秦  升（2009）：《中国“高技术不高”悖论的成因与政策建议》，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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