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涌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在全球化下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大国，中国的国有企业肩负着艰巨的历史使命与现实重任，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类安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其他任何一类企业制度形式所不能替代的。

　　国企是国家利益的守护者

　　当今，经济全球化令世界市场渐趋一体化。作为世界市场的主要主体——跨国公司，大多来自发达国家。若将国家与企业依照经济规模放在一起排名，位列前100位的，公司数目多于国家。诸多跨国公司富可敌国，财富500强的公司，一般有相当于波兰这样的中等国家的经济规模，比很多国家都要强大。

　　在跨国公司的母国，公司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接受大众及舆论的监督，接受企业内员工的制约。但是，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在整个世界都在竭力向跨国公司献媚、向资本低头的情形下，东道国政府、大众舆论对跨国公司权力的监督非常薄弱。跨国公司规避监管的手法巧妙而多样，由此近乎为所欲为，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占据优势甚至是垄断地位。在一些弱小国家（如中美洲、广大非洲地区的国家），跨国公司甚至呼风唤雨，左右国家政局。

　　在中国，多年持续不断的扩大开放与引进外资，令越来越多的行业为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主导甚至垄断，民族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营销等诸多方面无法与这些跨国企业向抗衡，越来越多的民族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成为跨国公司国际分工链条上的一环，没有丝毫的谈判与议价能力，而且在跨国公司面临困境的时刻，往往成为转移风险、转嫁危机的对象。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存在，使得中国经济主权总体上依然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实际表明，凡是国有企业居于主导地位的行业，经济安全就有保障；凡是国有企业被改制、被私有化的行业，经济安全状况便令人堪忧。

　　国有企业的利益与大众利益、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在公益性、自然垄断性、部分资源性、关系国家安全、易得厚利与需求弹性小、民间资本无力投入的高资本与高技术密集、外资企业已经或可能垄断同时民营企业薄弱等行业，承担着诸多其他性质的企业所不愿、不能、不应承担的角色。国有企业急国家所急，想国家所想，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在抗震救灾的一线，在航空航天的一线，在自主创新的一线，在走出去为国家获取资源、拓展市场的一线，在一切高风险、低回报的一线，在其他性质的企业瞻前顾后、踟蹰不前的一线，都能看到国有企业的身影。

　　国企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者

　　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存在重大缺陷，人类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危机周期性爆发、两级分化不断加剧、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空前激化的世界中。只要人类理想与智慧之火不会熄灭，就要探索出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好的世界或制度设计，社会主义就是一个重要选项。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公有制，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就是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从诞生那天起，就肩负着一个伟大的理想与神圣的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有企业是中国工业化的骨干。在苏联的帮助下，156个项目建设使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也使得中国社会主义的新生政权得以稳固。此后，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建立起了完整、庞大的民族工业体系。正是在这些国有企业的支撑下，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的实际表现——农业基础扎实、粮食与石油自给有余、工业自主创新、劳动者政治地位的提高、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等——远远超出一个发展中国家所能实现的最大目标。

　　国有企业改制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靠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中国对外贸易、外汇储备与GDP迅速做大，经济也日趋繁荣。但是，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如粮食、石油、精密仪器设备、知识产权、国际话语权、尤其是人的面貌与社会结构等等方面，中国越来越像一个标准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貌愈发清晰。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应该体现在控制力上，而控制力又是由数量和质量决定的。没有一定的数量，质量就无从谈起。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社会制度性质。只要宪法依然是中国的根本大法，只要依旧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实践者的角色就不可替代。

　　国企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者

　　《易经》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几千年来，传承这种民族精神的主体是“龙的传人”。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及由她领导的各项社会主义事业，也在孜孜不倦地传承以及弘扬这种精神。国有企业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伟大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弘扬者。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中国实施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系列令世界震惊的伟大工程。这些伟大工程的重要承担者，就是国有企业。正是国有企业职工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正是有了“宁可少活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与科学技术现代化才有了日新月异的进步，中国才能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包围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现代化国家。

　　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当家做做主，激发了工人、知识分子的无穷创造力，培育了前所未有的“主人翁”意识。1960年代，鞍山钢铁公司职工创造了鞍钢宪法，规定了参与、改革和融合的原则。这种对管理过程高水平的参与在各级员工当中培养了一种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创造了中国独特的企业文化——“爱厂如家”，职工爱厂如家的思想在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以国有企业为龙头，“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全社会范围内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劳动模范和技术能手，由此创造了人类历史、社会主义建设史、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灿烂辉煌。

　　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了一条“以市场换技术”诡异道路，在比较优势下的口号下基本放弃了科技创新的努力。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放弃了研发，大搞“三来一补”的贴牌加工制造的快速生财道路。尽管国有企业不断萎缩，但是在与中国经济增长远不成比例的科技创新中，国有企业的贡献尤其重大。近年来，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全部由中央企业获得。2005－2008年，中央企业共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7项，二等奖202项，分别占该奖项的52%和27.4%。“神舟”载人航天、“嫦娥”绕月探测以及“天宫”宇宙飞船等，更是成为中国自主创新、集成创新的典范。在青藏铁路、三峡工程、奥运场馆建设等重大工程中，中央企业技术创新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企业由此成为广袤与深邃夜空中最亮眼的星星。

　　正是“铁人精神”和“爱厂如家”等企业文化，汇聚成了新的民族精神，由此冲刷出一个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在这段岁月中，无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中国年轻人磨剑砥砺，发愤图强。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铜臭泛滥、道德底线不断被穿越的时代，中华民族更需要传承、发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优秀精神。而国有企业的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具有与民族精神传承的一致性，必将谱写出新的光辉篇章。

　　国企是社会责任的肩负者

　　为政府分忧、为社会负责是国有企业的天然属性。即便在市场长期占据主导的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实际承担状况要普遍高于私人企业。至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抑或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国有企业与社会一体化是一个普遍现象，极端的情形就是“企业办社会”。

　　国有企业在成立之始，很自然要考虑和承担职工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及养老等多种社会职能。企业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几乎成为一个基层的社会单位。国有企业因为“办社会”，外加“铁饭碗”的“终身雇佣制”，使得企业内人际关系保持和谐，人力资本持续积累，职工创造性不断发挥，国有企业由此一直扮演着“社会大家庭”的角色。但是，“企业办社会”的“超载”不适应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当轻装简从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纷纷加入竞争行列后，国有企业在利润创造上的“低效”愈发明显。为了“增强企业活力”，实际则是“经济效率”、“利润创造力”，国有企业被推上了手术台。

　　国有企业历经多种改制，由“办社会”转向“创利润”，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少，如此导致另一种极端情形的发生，即企业把利润装入腰包，包袱甩给社会，责任由社会、职工、失业者自己承担。企业社会职能的卸载和社会责任的缺失，使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如同私人企业、外资企业一般，在社会职能上处于“空载”状态。如此，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年来，社会对国有企业积聚了并表达出越来越多的不满。

　　很显然，负责任的国有企业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抱怨，2006年国家电网公司在中央企业中率先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07－2008年有33家中央企业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中远集团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被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评为典范。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动得到了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2008年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明确对央企提出了“国家经济的栋梁和全社会企业榜样”的先进性要求。实际上，在中国三类企业中，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水平较低，但是相对来说国有企业在总体上要好于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

　　201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发布了2010年《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蓝皮书》主报告《中国100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2010)》披露：在中国100强系列企业(包括国有企业100强、民营企业100强和外资企业100强)中，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28.9分)仍领先于民营企业(13.9分)和外资企业(8.1分)。其中，国有金融企业得分最高(38.7分)、中央企业紧随其后(37.3分)、其他国有企业处于一般水平(11.4分)。但是，大众对国有企业的普遍高期待与一些国有企业的实际表现仍存在相当的落差，因此国有企业在社会责任上依旧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为此，应重新审视中国各类企业的制度安排，重构、强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使其处于“适载”状态。

　　国企是经济调控的执行者

　　长期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对国有企业的经济调控职能持怀疑与批评态度。理由是，在实施经济调控职能时，国有企业要占用一些本应该属于私人企业的资源，而这些资源被私人企业使用时会更加有效。然而，令人讽刺的是，在金融危机到来时，在经济大厦将要倾倒时，在私人企业行将被经济海啸席卷时，他们都强烈呼吁政府奋力搭救，实现私人企业国有化。这种“和平时期自由主义，危机时刻干预主义；平常时期资本主义，非常时期社会主义；对己社会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双重标准，显示自由主义学者、新强盗贵族的伪善。

　　在诸多西方国家，国有企业通常作为一种解决市场失灵的组织机制而存在。随着全球化、金融化与信息化的逐渐扩大与深入，市场失灵越来越频繁，在一些领域近乎成为常态，因此国有企业不仅一直存在，而且职能甚至有扩大的态势。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中央集权历史的国家，一个仍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国家、一个在国际经济中定位于赶超型的国家，政府拥有强大的动员资源的能力，在国民经济中的突出地位毋庸置疑。这种“强政府”的经济与社会效能，在东亚以及诸多新兴市场的实践都取得了成功。

　　市场经济犹如一部机器，难免出现失灵故障，因此不时或定时进行修理。国有企业不仅是机器的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修理机器的扳手。长期以来，美国信奉经济自由主义，让市场做大，政府变小，因此缺乏修理机器的扳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只有美联储开动印钞机独家应对，其他各类机构、人等只能围绕机器瞎转悠，一筹莫展。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诸多扳手，国有企业就是最便捷、最好用的扳手之一，因此也能比较从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有企业自我决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企业管理与市场布局，打破了部分、地方条块分割的局面，有利于统一市场建设与区域发展的平衡。

　　在当今中国，国有企业不仅是政府调控国民经济的重要途径，也是政府参与国民经济的重要手段，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力量。近年来，中国的宏观调控成效差强人意——自2002年开始的住房市场调控，结果是房价越调越高；2010年开始物价调控，结果是通货膨胀越调越高；此外，粮食、蔬菜、大宗商品等等，无一不是在调控中大起大落，这与熨平价格波动的调控目标相去甚远。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少不了民营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从中作梗，而国有企业逐渐丧失流通主渠道，稳定之锚的作用日益被侵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在西部、边远、落后地区建设大批国有企业，有效平衡了地区与行业发展差距。如今，正是国有企业不断萎缩，市场失灵普遍存在，导致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资产泡沫越来越大，虚热实冷情形越来越严重，地区、城乡、行业发展差距越拉越大。

　　国企是干净财富的创造者

　　尽管肩负多种沉重使命，国有企业在财富创造上同样富有效率。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利润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为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没有国有企业提供的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铁路、公路、港口、邮政、通信等公共设施以及各种技术装备和技术人才，就不可能有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

　　据有关专家考证，1950年至1990年，航空工业部总共得到国家投资约130亿元，生产出大批飞机和导弹等武器装备，装备我国空军、海军和陆军。相关专家约略估算，在同等性能的条件下，这些武器如果以国际市场价格从外国购买，需要花2600亿元人民币，即为投资的20倍。这还不包括中国建设了一个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支专业技术队伍，形成了庞大的固定资产，解决了近百万人的就业。但是，由于飞机、导弹不是按国际市场价格核算，而是按当时的国家计委制定的价格核算。结果航空工业成了一个汇集众多问题企业而经济效率低下的行业，因此实行改制难以避免。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揭示：上海的轻纺工业，一个工厂一年的利润可以建设一个新厂，新厂都布局在成都、重庆、武汉、郑州等广大的内地，为国家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与世界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相比，高效率的国有企业远离血与火，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欺诈，创造经济效益的手段光明，道德高尚，财富干净。

　　经济使命或盈利性，是现代企业的“第一责任”。自由主义经济大师弗里德曼曾言：企业要依照股东的期望管理公司事务，在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创造尽可能多的利润。国有企业本应超越“第一责任”。但是，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下，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国有企业被纳入统一的会计与绩效核算体系。在改制的旗帜下，国有企业盈利性成为最重要标准，国有企业也由社会人变为经济人，盈动机利的强大牵引，使国有企业各类经济指标近年来不断迈上新台阶。

　　尽管创造财富是企业最重要的职能，但是相对其他职能这也是一个最容易实现、最简单的职能。很多国有企业很容易就实现了经济指标的改善。1978年到2007年，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增长了25.5倍，资产总额增长了48倍，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了28.5倍。中央企业是国有企业的主干，2002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7.1万亿元，营业收入3.4万亿元，上缴税金2914.8亿元，实现利润2405.5亿元；到2008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17.7万亿元，营业收入11.9万亿元，上缴税金9914亿元，实现利润6652.9亿元。在2008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中，中央企业有19家，比2003年增加13家。一批中央企业不仅是国内行业排头兵，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很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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