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幼稚病

　　奥古斯丁•莫兰　魏文编译

　　在欧洲造成资本主义具有“人道面孔”的条件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结束了。石油价格的上涨，劳工条件的改善和资本的有机构成的增加，在经济开放的环境中竞争力提高了，这些使以建立在将需求的集中和全面就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基础上的凯恩斯主义的积累的模式出现不平衡。

　　从那时开始，欧洲资本的战略向引入新的技术、分散化、生产的迁移和劳工市场的灵活性转变。公共赤字的增加来自经济的停滞和国家开支的增加，这成为消减社会保险和和将公共的企业与服务私有化的理由。与机构的和生产的变化一起(在每个国家变化的速度和强度有差别)，这些进程造成劳工的分裂和在领取工资的居民的内部差别扩大。

　　在富国“具有人道面孔的资本主义”特有的需求经济中，在温和的通货膨胀和公共财政平衡的情况下，所有那些有利于在经济增长、提高生产率和工资之间有效地循环的措施都是起作用的。在这种(凯恩斯主义的)的模式中，全面的就业是是生产力全面发展和剩余价值的最大化生产的条件。

　　多数的左派和欧洲的右派实施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维护一种建立在通过政府与工会之间的协议作为保障企业主尊重行政调控的基础上的模式。在欧洲福利国家的25年期间(1950-1975)，工会教育每个有关的企业主让所有的人支付较好的工资，以便经济繁荣和能够出售他们的产品。作为补充由国家干预有保障的“从摇篮到坟墓”社会保险，社会的权利受到越来越大的和更加自由的市场的威胁。凯恩斯提出了在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生产率提高，全面就业，低通货膨胀和预算稳定的周期资本主义运行的理论。

　　相反，在新自由主义的范例中-其中有潜力的是加强供应-工会应当教育工人，让他们接受竞争力和欧元稳定不变所要求的牺牲。但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共同点是使政治和民主服从于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周期。

　　当市场经济的环境破裂时，就会发生一种范例的变化。在供应的经济中，经济周期的良好运行要求更高的竞争力，这就需要生产的成本比竞争者更低。根据市场的规律，阻止工资的成本变化的人在破坏竞争力，由此破坏资本的利润的前景，利润将减少或将破坏劳动的岗位。

　　如今在新自由主义的版本中供应的经济正在完全解体。民主、公民权、政治的多元化、权力的分离、法律的统治、人权和法律安全每天和在所有的地方都受到破坏或被忽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展现的是一种巨大的灾难。凯恩斯主义外衣的新变化将不起作用，因为它可能起作用的条件已经消失：1，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凯恩斯主义不可能仅在一个国家实施; 2，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必需的民族-国家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管理是不相容的，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是其他不同于国家的角色在统治。

　　资本的欧洲的年表

　　1948年：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建立一个经济和关税联盟。

　　1952年：意大利、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上述三个国家一起组成一个煤碳和钢铁的关税联盟。这就是煤钢经济共同体(CECA)。

　　1957年：罗马条约。煤钢经济共同体将煤碳和钢铁扩大到其他的商品。组成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是六个国家的欧洲。

　　1962年：西班牙政府要求欧洲经济共同体为加入开放谈判。回答是收到一份冷淡的通知。后来在1970年西班牙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署了一项优惠协议，其基础是降低关税，在对外贸易中取消某些进出口份额。

　　1970年：10月，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首次考虑卢森堡总理皮埃尔•维尔纳的建议，即在10年内欧洲统一货币的前景。1973年开始的国际资本主义的危机阻止了这一进程的发展。

　　1973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因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加入而扩大。这是9国的欧洲。

　　1977年：7月，西班牙第一个民主政府由阿道夫•苏亚雷斯主持，在政府建立几天以后西班牙政府要求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1979年：创立欧洲货币系统和欧洲货币单位，作为计帐的单位，其基础是一个共同体货币的“篮子”。欧洲货币系统完善了1972年创造的“货币蛇”，寻求纠正货币之间投机的不一致，建立一个围绕确定的中央汇率对欧洲货币单位2.25%的浮动带。1986年7月(西班牙的)比塞塔加入欧洲货币系统。

　　1981年：希腊加入。这是10国的欧洲。

　　1986年：葡萄牙和西班牙加入。这是12国的欧洲。当年的2月签署了欧洲统一协议，确定1993年1月1日将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作为欧洲建设的中央的轴心。在这个进程中制定统一的货币作为该市场运行唯一的目标。一方面，关于社会凝聚的说辞引入了结构性资金，以便限制经济开放对更弱的国家将的深刻不一致，但是，另一方面，意味着面对劳动力灵活和不稳定的要求，这纯是一种化妆。

　　1989年：为分为三个阶段的经济和货币联盟通过了“德洛尔计划”。第一阶段从1990年7月开始，寻求推动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创造汇合的条件。工具是中央银行的合作，以便协调货币政策。

　　1992年：2月份在马斯特里赫特(荷兰东南部城市)签署了欧洲联盟条约。预计1993年11月1日生效。欧洲联盟条约规定从这个日期到2002年7月统一货币完全建立将指导欧洲建设的合法性。在条约里收集和吸收了欧洲建设从其开始存在的其他协议。

　　这加强了欧洲联盟的货币性质，其代价是社会、政治甚至是经济规模的。汇合的条件寻求价格(利率、通货膨胀、货币的汇率)的稳定，限制国家对经济周期(公共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政治干预。

　　欧洲联盟条约货币联盟的第二个阶段(1994年1月)，鼓励中央银行的合作，建立欧洲货币研究所，第三个阶段从1997年1月开始，或无论如何在1999年1月开始。

　　1992年9月发生了跨国资本对更弱的货币投机性迫害的第一个浪潮。这次攻击被称为“货币风暴”。在1991年9月20日法国举行的关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公民投票中造成票并不牢靠的胜利，以及在丹麦的第一次公民投票中对该条约的否决之后，国际大资本对统一货币的可行性失去了信心，因此对保障更弱的国家(其中有西班牙)的货币不贬值失去信心。投机活动是如此猛烈，以至把意大利的(货币)里拉和英国的英镑逐出了欧洲货币系统。西班牙被迫动用25%的外汇储备阻止比塞塔(货币)的下滑，比塞塔开始走上一条贬值的道路，已经4次贬值，从1992年9月之前的63比塞塔兑换1马克贬值到1995年初的93比塞塔兑换1 马克。欧洲货币系统飞上了天。浮动的宽带从最高6%变为最高15%。

　　1995年：1月1日奥地利、芬兰和瑞士加入，成为15国的欧洲。12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首脑会议决定将统一的货币称作欧元，这是分为三个阶段的货币联盟第三个阶段的舞台。

　　1997年：7月，签署阿姆斯特丹条约。欧洲联盟条约在审视机构和对外政策方面失败了。但是，引入了稳定协议，规定在统一货币内一旦没有履行公共赤字条件的国家处以国内生产总值的0.2-0.5%的罚款。

　　1998年：3月开始谈判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塞浦路斯加入的谈判。在第二个浪潮可望开始谈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斯洛伐克加入的问题。5月2日，欧洲理事会在布鲁塞尔的首脑会议(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欧洲委员会主席参加)上通过了货币之间从1999年1月1日起不可改变的汇率(85.07比塞塔/马克，168比塞塔/欧元)。伦敦的首脑会议根据欧洲货币研究所的建议通过了加入欧元区的11个国家的名单。瑞典、丹麦、英国和希腊没有加入。

　　货币联盟的最后阶段

　　到1999年1月1日，过渡到第三个阶段的国家的清理。建立了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系统。开始生产欧元。通过采纳统一货币的立法。

　　第一阶段。1999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不可改变的汇率(1欧元等于166.386比塞塔)。欧元成为自愿使用(不是义务，不禁止)的全权货币。欧洲货币单位消失。欧洲中央银行和银行间补偿系统系统开始运行。欧元与没有参加第一个浪潮的国家的其他货币之间兑换类型的新机制形成。合同(比塞塔-欧元)继续的原则。公共债务以欧元计算。

　　第二阶段：从2002年1月1日到2002年6月30日为兑换期。欧元的纸币和硬币开始流通。每个国家的纸币和硬币退出流通领域。比塞塔和欧元是合法的货币。两种货币的交易，在银行用比塞塔兑换欧元。

　　第三阶段：从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流通。从2002年3月1日起，比塞塔不再具有合法性。比塞塔只能在西班牙银行兑换欧元(1欧元=166.386比塞塔)。

　　2004年3月1日，10个国家(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塞浦路斯、马尔他、爱沙尼亚、立陶宛)加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2007年加入)。这10个国家共有8000万人口(占欧盟总人口的27%)。人均收入不到欧盟平均数的40%，其国内生产总值占由15国组成的欧盟的7%。

　　2005年：“欧洲宪法”失败。在2005年夏季之前法国和荷兰举行的公民投票中欧洲宪法被否决意味着是欧元的欧洲合法化的进程遭到一次严重的挫折。2005年11月20日在西班牙的公民投票中欧洲宪法虽然获得通过，但是支持欧洲宪法的西班牙居民不到三分之一，民众参加连续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下降。这种倾向表明欧洲全球化真实的社会后果与进步的承诺和靠这些承诺试图使福利合法化之间的破裂。在资本的欧洲，民主已被市场绑架，特别是依托应对市场的独裁的社会运动。

　　2007年12月13日：欧盟27个成员国签署里斯本条约，但直到2009年5月还没有被27国中26国议会的批准，只有爱尔兰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多数人拒绝这项条约。

　　这项条约保持虚构，将差别很大的27国的一个统一市场机制化，采用一种由15个国家(前述的12个国家2007年加上斯洛文尼亚、2008年加上塞浦路斯和马尔他)分享的统一货币，以及在一种衰退、消减、房地产泡沫、投机、日益增多的政治腐败、积极参与与北非、撒哈拉、近东和中东的军事对抗的环境中，错误地承诺全面就业、更多民主、和平、安全、人权和社会保险。

　　欧元的暴力

　　根据1986年的欧洲统一议定书，在欧洲建设的进程中可以看到占统治地位的逻辑：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一个统一的市场需要一种统一的货币。这是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的目标，描绘了一种非政治的、文化的或社会的单位-甚至不是经济的单位-，而是货币的单位。一个为了资本的欧洲。

　　在这个单位里统一的东西是商品和它的崇拜物金钱的形势的普遍化。在欧元的欧洲对政治家来说最突出的信息是以货币的语言表述的信息。在权力和独立性上比其他机构突出的机构是欧洲中央银行，它对任何民主的政权都没有义务，而是强迫所有人。

　　为了统一市场的良好运行欧元是必要的，这是欧洲计划真正的内容。自愿地强加于各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条件使其不可能有自己的主权，因为它阻止实施本国的公民所需要的政策，其中包括改变本国货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

　　各国政府决定的事情是随后提出一个不可超越的框架。它们自己创造的铁笼的俘虏，放弃旨在创造就业、社会保险和保护环境、使本国货币贬值以便在国际市场上赢得竞争力的措施。

　　共同体的机构更多是政府间的而不是欧洲的，它的软弱性加上它们为了限制投机经济的破坏性后果的资源的减少，与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截然不同的。

　　欧洲中央银行不接受任何政治控制-不论是政府的、本国议会的或是欧洲议会的-，它的使命是制定货币政策(利率)，监督价格的稳定，这是资本在欧元的经济空间之内流动不受扭曲所需要的。这项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1，货币的稳定，不论是什么代价(不稳定、罢工、失去购买力); 2，以任何代价(失业保险、养老金、卫生和教育的私有化以及独立)的预算的稳定。

　　欧元强烈地统一表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语言。欧洲国家不同的货币通过贬值保持改变其相对的比例的能力，以便有利于它的出口的竞争力，平衡通货膨胀、利率或税收等不同的指数。

　　欧洲资本的建设进程要求结束因生产结构、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生活水平的差别而产生的扭曲现象。但特别是结束所包含的价格的不稳定，首先是资金价格的不稳定。

　　但是，统一货币是统一标志，不是它指派的东西。包括在欧元区的国家之间物质上的巨大差别不能自己消解，而是如同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在增加。西班牙从1986年加入(欧盟)以后有7年的期限逐步降低它的关税壁垒和来自欧洲共同体其他国家出口的份额。

　　一旦2001年3月确定欧元作为统一的货币，尽管成员国不同的经济之间有巨大的差别，有贸易大开放的环境，赢得竞争力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降低直接工资瓦解或将社会保险私有化，使劳动力的价格贬值。为了加入欧盟和以后加入欧元区，所有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牺牲都合法化了。我们当时不知道的是，20年以后为了摆脱欧元我们应当承受更大的牺牲。

　　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受到打击的第二个经济因素是国家通过总预算掌握着在一年内生产的40%的财富(国内生产总值)。从1992年起，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确定公共赤字(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公共债务(历史的债务的总和)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的时候，限制了国家干预经济周期的能力。

　　当把经济的主角作用交给企业的利润，而不是交给人权和保护生命的时候，通过累进税和反对税务诈骗的斗争为赤字提供资金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使投资者逃走。因此，减少国家的赤字的唯一渠道减少支出，尽管这意味着放弃很多东西。

　　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根据稳定与增长议定书，在对不履行上述准则的国家进行罚款的威胁之下，列入了稳定预算的承诺-独立于每个国家的需要。这项条约在面对成员国扩大试图改变欧洲的政治结构上失败了，转回到让社会服从于货币的稳定和企业利润的主角作用。

　　稳定协议规定公共赤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将支付国内生产0.2%的罚款。对赤字超过3%以后每个百分点将增加国内生产总值0. 1%的罚款，最高到0.5%。这些数额的罚款将从每个违反规定的国家为了保持欧洲中央银行的帐户而收到的凝聚基金和结构基金中扣除，在两年期间没有补偿。如果两年期满后违规的国家还没有履行规定，扣留的款项将成为欧洲中央银行的财产，在预算稳定的国家之间进行分配。

　　更弱和需要更多的公益金来克服赤字的国家将受到经济制裁，使它们变得更弱。从2011年起在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发生的事情在20年前的欧洲联盟协议中已经写明了。为了不让我们发生这种事情，西班牙政府2011年11月通过修改宪法第135条确认将我们的主权交给欧洲的大资本。这种修改服从于为了解决就业、住房或医疗问题的经济政策，面对外国债权者支付西班牙公共债务的利息。

　　欧元与民主的欧洲

　　将国家列为重新分配收入和社会保险的机制造成紧张，欧洲联盟经济和财政部长理事会的部长们确定2012年“零赤字”的目标，强化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阿姆斯特丹条约。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政府提出了它的稳定和税收改革的计划：1，为了吸引外国投资降低直接税，使资金流动和启动交易，尽管国家不拥有减缓市场引起的不平等的手段;2，让国家摆脱为了保障养老金、医疗和教育的财政努力，依靠协议让私人利益更好地保护这些宪法的权利; 3，通过最高的法律禁止通过行政的债务为公共投资提供资金;4，剥夺领取工资的劳动的权利和使其不稳定，以便对供求规律保持透明;5，保护国家的经济，在下一个级别由公民保护资本的投资;6，不承认使商品和劳动力的运作造成困难的公民和劳动者的人权和法律的保障;7，确定失业的补贴和保险完全由工人支配，或对付垃圾合同;8，使部分时间的合同灵活，作为进入劳动市场的道路。

　　这种损害多数人的社会和政治的“欧洲宪法”怎么可能得到整个议会的支持呢?

　　左派的选举计划从反对派的角度宣布“另外一种经济政策是可能的”，这与它在政府内的时候支持欧洲货币单位、灵活的对外政策、削减社会支出和私有化的进程截然不同。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统治下，产生了贫困和法律上无力自卫的状况，说明为什么数百万工人“自由地”接受低于法律的劳动条件、集体的协议和对住房抵押贷款被滥用的条款。占多数的左派同意法律欺骗数百万变化不定的为了固定的任务的劳动合同，系统地违反了不稳定的部门的权利和数十万份非法的抵押合同，是这些不公正和非法的滥用的必要条件。

　　政府的推动和被大工会接受的劳工改革使非法滥用变成了合法，这是常见的事情。这些政策违反了宪法和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确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与民主不相容的。

　　左派的危机

　　不能谈论“福利国家”，如没有注意到它出现的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条件。在欧洲“具有人道面孔的资本主义”历时25年，因为世界大战以后具备了经济建设的机会，但也是因为欧洲工人革命制宪的能力，其中一场革命在苏联的胜利，为经济的计划而非市场保障的一种社会福利提供了通道。欧洲左派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建设在于对资产阶级价值-个人主义、市场、私有财产、竞争、消费主义、挥霍和政治上的背信弃义，包括被欧洲大国殖民化的国家在统治上的优势-的竞赛。这个进程说明为什么今天左派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的力量取决于非自然的派别权力的认同。

　　在20世纪的80和90年代，尽管有许多次地方的和部门的斗争，仍然将建立在不稳定、私有化、非调控、外部化和迁移基础上并存的经济政策强加于人。根据这项经济政策将现在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右派的和左派的政府强制实行-如同因凯恩斯主义时期所发生的那样。这个前缀“新”打破了凯恩斯主义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而来的自由主义的对福利的承诺，把这种增长变成一种自我参考的目标，日益从从就业、实体经济、自由和民主中解放出来。在全球经济危机的环境中，新兴的地区大国的出现-某些大国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才能-向我们标明美国的道路，根据它的工业-军事-金融复合体的指令，实施军国主义和侵略人民的凯恩斯主义，靠在技术、军队和侵略与战争的装备的巨额支出刺激它本国的经济。

　　对新自由主义偏激的理论来说，经济的全球化和和统一的货币是好事情，不是因为它们将所有的居民结合在一起，而是因为最大限度地表现了经济的效益，这与资本的最大利润、人的自私的本质和民主是一致的。对于这种狂热的思想来说，危机只是意味着社会没有完全屈从于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从这里推论出为了克服危机，必须增加政策的力量和受害者的屈从。新自由主义的教条造成社会上反对不平等、贫困、大男子主义和暴力这些不合理和反民主的浪潮。

　　20年前欧洲委员会说明了欧元的工团主义的前途：“货币联盟包含着一种全球的变化，宏观经济的要求在明确和可信地走向新的货币的稳定。这个新的宏观经济的框架将影响到在劳工市场上确定工资和就业条件的方式。在货币联盟中注意到工会和业主已经不存在将本国货币贬值的时候，工资的协议经协调而有所不同。因此，设想一些国家的工会将会完全适应，可以期待出现关于与就业相容的工资的行为”。

　　这意味着：首先，一致不是经济的，而是货币的。工资和生活条件、劳动都没有一致，而是利率、公共赤字和公共债务一致了。其次，合理是造就这试图让人们有住房、生活条件和有尊严的工作，这是一种反经济的和反民主的幻想。第三，如果我们接受统一的货币，接受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之后不可能提高工资和社会的收入。第四，如果我们接受统一的货币，接受对公共赤字的遏制，之后失业者不能领取无条件的补贴，退休者不能保留他们的退休金。从这里开始，为改善人们的条件而斗争的工团主义自然对推动竞争力有过错，因此对失业有过错。对失业的支出将造成公共赤字的增加、货币的不稳定和公共债务利率的上升，这将制约投资，增加裁员。对于欧元的意识形态来说，工会人士对失业是有过错的。

　　经过1997年的劳工改革和后来(大型工会签署的)对1995年关于退休金的托莱多议协定的改革，政府表明失业的成本降低和削减退休金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创造了就业，尽管是不稳定的，以及价格的稳定。当1997年5月签署保护就业的联合会间协议和2011年的养老金改革时，签字的工会将这种论据合法化。从那时起政府有权威向前走，没有工会参与。在经济危机的环境中保持增长、利益和就业，要求通过失业、不稳定和工会的屈从使劳动力价格的贬值而有更高的生产率。多数的左派参与这项机制是为了对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推卸责任。

　　多数的左派支持的某些概念需要审视。从统一货币、竞争力和全球化的政治层面来说，除了处理对社会大多数的权利和自由的贬低不可能再做任何事情。不指责资本(全球化、欧元、竞争力)的逻辑有助于面对经济权力、国家、保守和道德败坏的公共舆论使自己合法化，但是也有助于越来越依赖国家的资金和更多他人的资金，依赖社会冲突的组织。当资本成为市场的民主真正的主体时，左派装作好像没有看到它，很自然是个人之间进行竞争，盲目地竞争很少的工作岗位、企业家的私有财产。

　　当危机到来时，多数的左派真正的资产是他们通过群众不合理的消费、民主和国家的福利与资本的逻辑结合在一起。当社会民主党自己掌权时，达成社会协议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消失了，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结合的居民缺乏觉悟，甚至不愿有一种与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不同的生活。工人阶级的多数被选举教化，工会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他们将工作与就业、消费与挥霍、福利与拥有搞混了。他们嘲笑当局，认为农民是陈旧的。不考虑穷国的贫困，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而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产物。

　　由于危机，就业被解除了，消费成为数百万人社会附属物的方式。在民众的想象中对这些损害缺乏一种解决问题的解释，被说成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有过错的银行家和政治家将其作为解决办法提出来。没有确定敌人，居民的需要不能通过政策来表达，这引起不信任、个人主义和下层群众之间的斗争。与此同时，军方的权力准备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战争。

　　从这个脚本内看出，资本主义左派的无能，因为它远离民众的权力和有过错地被国家的权力(以及资金)迷住，经常处于反供给的状态，只能通过连续地适应永远不够的由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推动的金融的竞争和经济而支撑下去，欧洲中央银行是欧元的欧洲的哲学基石。

　　新佛朗哥主义君主制度与欧元

　　1975年建立的君主制度使得佛朗哥主义的政治的和企业的阶级占据了(西班牙)国家机器和大企业主的组织，形式上它们变成了民主的组织。左派为了安抚政变的军人和甚至在新国家机构中的贡献取消了民众的运动和与任何制约运动的对立。

　　代表着来自独裁的军人势力的西班牙君主制度深深地喜欢加入“资本的欧洲”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希望在那里获得—已经得到—巨大的利益。在西班牙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81年)和欧洲共同体(1986年)27年以后，所付出的代价是明显的，这就是不稳定，民主的退步，政治的腐败，污染，投机和卷入反对斗争中的人民或不顺从的国家的帝国主义的战争的风险。

　　有利于资本投资的安全的政治决定对社会的和经济的政策成为一种不可克服的局限。在经济增长的时期，新的劳工队伍进入劳动市场，但条件经常不稳定，并受到下降的压力，这对宪法第一条所规定的自由、平等、正义、“权利的社会民主状态”是直接的挑战。现在不稳定甚至出现在工会组织更多和受到控制的部门。工会从底层认识到进行的镇压的人，集体谈判的基本权利，言论、结社或组织工会的权利。左派则看到另一面，与企业主和平共处，引入不安全，使稳定的和不稳定的人群之间的差别深化，同时为所有下层的人“民主的”平等进行辩解。

　　货币秩序意味着社会、生态和食品的混乱。数百万公民感到混乱和不安全是投机者和政治家们的措施的代价，他们自称是“民主主义者”。左派为了让自己受到尊敬，加入了这种秩序，认为履行劳动者、妇女和公民的权利必然地应当增加资本的利润。当经济停滞时，不能要求正义，因为必须走出危机，当出现繁荣时，不能要求平等，因为这会使扩张周期的连续性处于危险。

　　独裁的资本主义的秩序(1939—1975)不能指责，因为“社会政治旅”和公共秩序法庭阻止这样做。不可思议的是议会的君主制度的资本主义秩序(1975—2013)也不能指责，因为关于欧元的欧洲、消费主义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党是达成一致的。

　　为了一项多数人反对投机者、腐败分子和好战分子社会民主协定

　　在欧洲富有的国家人道面孔的资本主义在消散。2011年11月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人民党联盟修改了西班牙宪法的135条，以便阻止任何法律或行政的决定可能干扰大的经济集团的利益。

　　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委员会(三驾马车)以欧元的名义，将消减工资和社会权利的商品化强加给各国政府。但是这些反人民的政策不能重振经济，也不能阻止失业、不平等和排斥的增加。多数的左派凯恩斯主义的改良主义造成的结果是一种短暂的例外，今天面对竞争和全球化的经济无能为力。

　　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越来越成为劳动的自主性。有更多的投资进行投机、伪装、指教和镇压，而不是投入确保就业、人的尊严和安全而生产商品和基础服务。经济、能源和生态的混乱造成大规模移民和武装对抗。在西班牙右翼和左翼的历届政府深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承诺，日益积极地保持美国在西班牙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合法的和非法的-，这是对我国的侵略，是反对斗争中的人民和不顺从的国家。因此，民众对政治家和“市场的”机构信任在自由地下降，不满的浪潮含有一种对政策、政党和市场的工会的反感。

　　在西班牙两党政治绑架了政治的多元主义，支撑解体中的君主制度和伪装成自主权的国家的西班牙民族主义，在选举中逐渐崩溃。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受到1977年蒙克洛亚协议的影响，正准备一项“社会政治大协议”，其结果是36年以后不能有更大的破坏性：社会的遣散，佛朗哥主义“登陆”年轻的民主，投机，政治的腐败，分歧增加和公民道德败坏。

　　今天新的参与方式开辟了避免资本的欧洲、全球化和战争的灾难的可能性，改变比执政的党派更多的东西。但是不应当忘记民主的实质是民众的自决，对于人民来说唯一有用的协议是通过一个争取有尊严的劳动、社会的可持续的经济、安全和食品主权、政治参与和男女之间的社会平等，以合作来克服市场经济“临死的喘息”和它的专制。

　　反对削减。争取民主、自由和社会的权利、不要金融的政变，我们不欠债，我们不付款。反对资本的欧洲、全球化和战争。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78期，摘译自2013年7月1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