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边际分析的历史脉络

　　文|高连奎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主管

　　边际递减是经济学研 究中的一个重大发现，也延伸出边际报酬递减，边际需求递减，边际产量递减等概念。在经济学中，指在投入生产要素后，每单位生产要素所能提供的产量增加发生递减的现象。

　　当然这种递减在其他条件不变(如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此外，只有当可变投入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边际产量才递减。

　　这一观点的具体提出时间是1768年，提出者是法国重农学派的杜尔哥，他认为不管增或减任一的生产要素都会导致产量的下降)的情况下，会有三阶段的变化。

　　•阶段一：边际产量上升，平均产量上升;

　　•阶段二：边际产量递减，平均产量上升;

　　•阶段三：平均产量递减。

　　重农学派在研究人口与农业产量的关系时，提出在人口的增加下，随着边际报酬递减的影响，会发生人均产出持续下降，造成人类生活在痛苦的水平中，这一理论在也应用在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论》中。

　　经济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托马斯•马尔萨斯及大卫•李嘉图等人也对此也有所讨论，然而最受关注的是大卫•李嘉图与托马斯•马尔萨斯间的讨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因此生产线由原点开始。

　　•生产要素初始投入时边际报酬最高。

　　•边际报酬持续递减。

　　边际分析法对后世影响极大，后来又出现了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的概念。边际效用理论是在1870年左右，是由英格兰的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和瑞士的利昂•瓦尔拉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他们最终使边际主义广泛流传，但是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早就指出了交换价值和边际效用之间的关系。经济学思想的这次变革被称作新古典主义革命或边际革命。

　　德国经济学家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1810—1858年)是边际效用理论的先驱。戈森的著作《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出版于1854年，然而问世后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德国经济学中，历史学派占据了主导地位。戈森在失望与痛苦之余，在1858年要求停止发行并销毁余书，以致该书曾长期下落不明、埋没于世。直至19世纪70年代，才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和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发现并肯定了戈森学说的价值与意义。杰文斯在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再版序言中(1879年)，详细介绍了戈森的思想体系观点，并承认这些观点是先于自己的。自此之后，戈森的理论才开始为人们所重视，在国内，国际上产生了影响。1889年，戈森的著作重印发行。

　　戈森提出边际效用均等定律、享乐均等定律，是指在物品供给有限和人的欲望无限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使各种欲望被满足的程度相等，从而使各类被享用的物品的边际效用均等。此时，人能获得一定量收入下的最大总和的享乐。

　　戈森理论的核心是关于人的享受规律。他为经济学规定的任务是：发现这些享受规律，阐明按照这些规律行事的条件，从而帮助人们获得最大的生活享受，并以此作为己任。戈森自命不凡，把他的学说与哥白尼等人的学说相提并论，认为他所发现的规律可以使人类生活道路发生重大改变。他通过对人的享受过程的观察与分析，提出了几个重要的享受规律：

　　(1)“如果我们连续不断地满足同一种享受，那么这同一种享受的量就会不断递减，直至最终达到饱和”。

　　(2)“如果我们重复以前已满足过的享受，享受量也会发生类似的递减;在重复满足享受的过程中，不仅发生类似的递减，而且初始感到的享受量也会变得更小，重复享受时感到其为享受的时间更短，饱和感觉则出现得更早。重复享受进行得越快，初始感到的享受量则越少，感到是享受的持续时间也就越短。”这种连续享受或重复享受时出现的享受量递减的规律性，后来被称为“戈森第一定律”，也就是享受或效用递减定律。如何避免这种情况，获得最大的生活享受呢?戈森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规律：“为使自己的享受量达到最大化，人们必须在充分满足最大的享受之前，先部分地满足所有的享受，而且要以这样的比例来满足：每一种享受的量在其满足被中断时，保持完全相等。”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的“戈森第二定律”，即享受均等定律。

　　从这些享受规律出发，戈森进一步论述了他的主观效用价值论和与享受相关的劳动理论以及交换理论;最后，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各种政策主张。

　　戈森较早在经济学中应用了数学分析方法，并实际上已经完整地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的雏形，尽管他没有明确作出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的结论，也没有提出一个统一的主观价值的尺度，然而却为后来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他把效用或价值看作是由人的主观欲望和感受决定和衡量的，显然是不科学的。

　　如果有几种可供选择的享乐物品，并且消费它们所得的享乐个量是不同的，为了取得最大的享乐总量，最有利的享乐方法是在它们之间依次消费享乐个量最大的那一个，直到各种欲望满足个量相等时为止。

　　理性的人把支出花费在每种商品上时，要达到某一点上，花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单位货币会带来与花费在其他任何商品上的最后单位货币相同的满足。对于一个比较饥饿的人来说，如果在冰淇淋和面包之间进行选择，在两者价格相同的情况下，他可能会选择面包，因为他首先要满足的是温饱，这是第一个面包的效用是9个单位，而第一个冰淇淋的效用可能是5个效用单位。在吃完第一个面包的效用可能是7个效用单位，仍然大于冰淇淋效用。这样下去，此人消费组合就会达到戈森第二定律所描述的状况：他花费在面包和冰淇淋上的最后一单位货币所获得的效用相等。

　　戈森的这些研究推动了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后来微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反映出经济学家越来越认识到，许多经济问题实际上就是寻找最大、最小值的问题，而且数学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强有力的手段。戈森关于消费者如何按比例分配有限的收入于无限的最终产品的表述，既没有精致的数学模型，也没有正确的数学表达式，但戈森认识到它不是总效用或平均效用，而是边际效用起决定性作用。

　　边际效用价值论

　　边际效用论与效用价值论合在一起被称为边际革命。

　　效用价值论以物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解释价值及其形成过程的经济理论。它同劳动价值论相对立。在19世纪60年代前主要表现为一般效用论，自19世纪70年代后主要表现为边际效用论。

　　英国早期经济学家N.巴本是最早明确表述效用价值观点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一切物品的价值都来自它们的效用;无用之物，便无价值;物品效用在于满足人的欲望和需求;一切物品能满足人类天生的肉体和精神欲望，才成为有用的东西，从而才有价值。

　　意大利经济学家F.加利亚尼是最初提出主观效用价值观点的人之一。他认为，价值是物品同人的需求的比率，价值取决于交换当事人对商品效用的估价，或者说，由效用和物品稀少性决定。

　　效用价值论在18世纪下半期和19世纪初期处于踏步不前状态。产业革命的实现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建立劳动价值论和以它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创造了客观前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A.斯密和D.李嘉图在阐述劳动价值论过程中，对效用价值论作了有力的批判。在这一时期，尽管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如英国的罗德戴尔伯爵和法国的J.-B.萨伊,仍然坚持效用价值观点，但他们并没有给这种理论增添新内容。

　　19世纪30年代后，在对抗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背景下，逐渐出现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英国经济学家W.F.劳埃德 (1795～1852) 是这一理论的直接先驱者之一。他在1833年提出，商品价值只表示人对商品的心理感受，不表示商品某种内在的性质;价值取决于人的欲望以及人对物品的估价;人的欲望和估价会随物品数量的变动而变化，并在被满足和不被满足的欲望之间的边际上表现出来。他实际上区分了总效用和边际效用这两个概念，而且暗示物品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

　　边际效用价值论完成于 19世纪 70年代初。1871年，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在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提出了“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同年，奥地利经济学家C.门格尔在其《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中提出了类似的理论;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L.瓦尔拉斯在其《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1874～1877)中，提出了“稀少性”价值论。这三人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们同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创始人。

　　19世纪80～90年代，边际效用论的发展形成为两个支流,一是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心理学派,一是以洛桑学派为代表的数理学派。奥地利学派以门格尔和他的两个继承者F.von维塞尔和E.von柏姆-巴维克为代表。洛桑学派以瓦尔拉斯和他的继承者V.帕累托为代表。杰文斯和洛桑学派一起通常被看作数理经济学派的代表。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新历史条件下，边际效用论者的矛头愈益指向马克思主义。

　　边际效用论者从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估价引出价值，并且认为价值量取决于边际效用量，即满足人的最后的亦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商品的效用。边际效用一词，由维塞尔所首创。边际效用论者认为，价值纯粹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价值既不是附属于财货之物，也不是财货应有的属性，更不是它自身可以独立存在的。经济人所支配的财货，对其生命与福利，必具有一定的意义。价值就是经济人对于财货所具有的意义所下的判断。因而它绝不存在于经济人的意识之外。

　　边际效用论者认为，价值起源于效用，又以物品稀缺性为条件，效用和稀缺性是价值得以出现的充分条件。因为只有在物品相对于人的欲望来说稀缺的时候，才构成人的福利(甚至生命)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从而引起人的评价即价值。

　　边际效用论者认为，价值尺度是边际效用，而边际效用的出现是人的享乐定理即“戈森定理”发生作用的结果。按照欲望递减定理，人对物品的欲望会随欲望的不断被满足而递减;如果物品数量无限，则欲望可得到完全满足即达到欲望饱和状态，这意味着欲望强度递减到零，从而满足该欲望的物品效用(价值)也完全消失。然而，数量无限的物品只限于空气、阳光和泉水等少数的几种(此所谓“自由物品”)，除此而外的大多数物品的供给量是有限的(此所谓“经济物品”)。

　　在供给量有限的条件下，人不能不在欲望达于饱和前的某一点放弃他的满足;如果涉及的欲望不止一种(这是通例)，按照戈森的边际欲望相等规律,为取得最大限度满足,务必把数量有限的物品在各种欲望之间作适当的分配，使各种欲望被满足的程度相等，这样，各种欲望都要在达到完全满足之前的某一点中止下来。这个中止点上的欲望，必然是一系列递减的欲望中最后被满足的最不重要的欲望,它处在被满足和不被满足的边沿上,这就是边际欲望;物品满足边际欲望的能力就是边际效用，它必然是物品一系列递减效用中最后一单位所具有的效用，即最小效用。因为只有这个边际欲望和边际效用最能显示物品价值量的变动，即随物品数量增减而发生的相反方向的价值变动，所以，边际效用能够作为价值尺度。

　　边际效用论者用主观价值论和供求论来说明市场价格的形成和决定，认为物品市价是供求双方对物品主观评价达于均衡的结果。不过，依照分析条件和分析方法的不同，他们的价格论又有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之分。如果假定其他商品价格不变，则某一商品市价只由该商品供求双方的主观评价来调节，并由能使供求达于均衡的边际评价来决定，这属于局部均衡分析，杰文斯和奥地利学派代表者的价格论即是如此。如果考察所有商品在相互影响和制约条件下的价格决定，则各商品的价格之比应等于它们的稀少性(即边际效用)之比，这属于一般均衡分析，瓦尔拉斯的价格论就是如此。

　　帕累托师承瓦尔拉斯，但他又以效用序数论和无差异曲线方法，修正和发展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帕累托认为，痛苦与快乐不能从数量上加以计量，不能用1、2、3、4、…这样的基数表示出来;但人们日常在不同物品组合之间进行选择的事实证明，物品满足欲望的能力的大小是可相互比较的，并可用第 1、第2、第3、第4、……这样的序数来表示,而这对于决定经济均衡条件来说也就够了。因此，帕累托抛弃了基于效用基数论的效用函数，而采取了基于效用序数论的指数函数，并以无差异曲线表示之。在此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了一种据说适用于一切经济活动(不限于价格决定)的最普遍的均衡分析，即认为一切经济活动都可归结为人的爱好和满足这种爱好时所遇到的障碍之间对立的产物。

　　爱好意谓人的主观欲望，它是行为的动力。障碍意谓在人满足欲望时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帕累托认为，当人的爱好所引起的变动中途受到某种障碍的限制时，均衡就出现了。

　　无差异曲线是帕累托从英国经济学家F.Y.埃奇沃思(1845～1926)所提出的契约曲线引伸出来的。埃奇沃思在《数理心理学：论数学在精神科学中的应用》(1881)一书中，曾以“契约曲线”说明“劳动与工资”在市场上交易的条件。帕累托把这个曲线略加修改，用在消费者选择行为上，表示两种商品不同数量的组合对消费者所提供的享乐量是相等的。例如：对某消费者来说，面包和酒的下列各单位组合所提供的共同效用可以是相等的：

　　一般效用价值论的主要错误在于，将商品的价值混同于使用价值或物品效用，抹煞了商品价值范畴所固有的社会历史性质;将商品交换的必要条件混同于商品交换的基础，无视交换比例的确定有赖于不同使用价值中包含着某种共通物这一事实。

　　马克思在批判效用价值论的同时，对效用的性质及其经济意义作了科学的分析。他驳斥了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使用价值没有任何作用的说法。马克思指出，构成财富物质内容的、不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物品有用性或效用法，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然而，“使用价值一旦由于现代生产关系而发生形态变化，或者它本身影响现代生产关系并使之发生形态变化，它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了”。

　　马克思对效用的研究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而且随着他的整个理论分析的展开而逐步深入，成为他对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分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关于效用的经济作用，马克思认为，它固然不能起价值的作用，但除此以外，它起着重要作用。例如：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和表现形态;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使用价值是资本流通过程的重要条件;使用价值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供给与需求调节市场价格的波动;社会对使用价值的需求是决定商品市场价值的前提条件等。马克思的分析对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需求的性质、作用和运动规律，具有指导意义。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进一步庸俗化。这种理论把商品价值这个客观的社会历史范畴歪曲成主观的个人心理范畴，完全割断了商品价值同劳动之间的联系，抹煞了价值本身所固有的物质内容。边

　　际效用论者企图以边际效用作为价值尺度，但边际效用本身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无法从数量上加以计量，不可能成为价值尺度，效用基数论和序数论的分歧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序数论者企图避开效用的计量也是徒劳的，因为效用程度的高低仍应以效用计量为前提。边际效用论者把生产资料价值归结为消费品的边际效用，违背了商品价值的形成和转移的真实过程，在实践上也行不通。归属论企图为这个论点提供证明，但它不过是在主观价值论的错误上，又加进了庸俗的生产三要素论的错误。

　　边际效用论者的市场价格论是主观价值论和庸俗的供求价值论的综合，它用对商品交换关系的表面现象和数量关系的描述，代替了对价格范畴及其客观运动规律的研究，并企图制造一种假象，似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能使每个人追求并得到最大限度满足的均衡制度。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一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在这个理论中的主观心理分析法、边际分析法、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以及对数学方法的运用等，仍被广泛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