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就要到了，整个中国照旧是一票难求，铁路客运高度紧张，忙碌一年的中国人无不盼望着尽快买到回家的票，只要拿到了这张小小的卡片，中国人的乡愁、亲情和一切说不尽的思念，似乎就都有了着落，否定就会心神不定、寝食不安，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特有的一种人情文化。过一个团圆年，在中国人这里，简直成了一个最基本的人道主义表达。正所谓“有钱没钱都得过年”，每临年关将近的时候，无数游子纷纷返乡归家，就算穷得如杨白劳，也要赶回家里。所以，如何解决中国的春运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关乎运输，其实就精神层面而言，所体现的更像是中国社会的良知与良心。

　　问题这般重大，春运问题自然就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如何让更多的人了却回家的心愿，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献计献策，用心良苦。但是，最近，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建议却令人大吃一惊，他以“车票涨价”为杠杆，以减少客流量为说辞，居然提出了一个保障富人剥夺穷人的方案，令人不得不对这位一直标榜“为穷人办事的人”刮目相看。

　　茅于轼的议论是从火车票涨价开始的。据报道，茅于轼说，“火车票价上涨虽然不能增加供给，但是却能够减需求。涨价后，原本乘火车回家过年的人或更换交通工具、或调整返乡时间，最后达到疏散春运人流的效果”，并说这样一来，买得起票的人(大概是富人吧)就“买到了一个有质量的服务了”，同时，铁路这种社会资源的利用也因此“合理”了。

　　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合理呢?

　　我们说，这是剥夺多数人权益而保障少数人的“合理”。

　　显然，这种减少客流的办法是建立在保障富人剥夺穷人基础上的。按照茅于轼的方案，火车票价一定大涨，涨到中国的打工大军多数都买不起的程度。这样一来，火车就不拥挤了，买得起火车票的人就舒适了，想回家探亲也行，想旅游观光也可，总之行动自由、不受干扰，而那些买不起票的人呢，那就只有对不住了，要么“更换交通工具”，要么“调整返乡时间”，也就是说，就别回家过年了。这难道不是对数以亿计中国回家过年那些人的权利赤裸裸的剥夺吗?只不过这样的剥夺使用的是经济手段而已。

　　这还是金钱至上、金钱万能的一种“合理”。

　　金钱与人性在很多时候都是对立的。当金钱泛滥到至上、万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性泯灭的时刻，到这个时候，金钱就成了社会分化的标尺，也成了剥夺人性的工具。茅于轼提出，针对涨价可能对低收入人群产生的影响，“最好的解决方式是给穷人货币补贴”，并说“这可以保护穷人。”这简直是笑话!如果涨到穷人已经连一张过年回家的火车票都买不起的程度，给那么一点货币补贴又于事何补呢?难道能因此弥平他们流落他乡、有家难回的心灵创伤吗?拿几个臭钱就把最基层大众从隆隆奔驰的火车上打发走，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心肠呢?如果这样金钱杠杆是合理的话，照此推理，那么“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浪在街头”也都是完全合理的、十分应该的了?

　　也许有人要辩解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茅于轼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建议。

　　我们说，还是不要拿什么时髦的经济学来搪塞吧。对穷人的态度，从来都检验着社会的良心。一个对穷人缺少关怀的社会，一定是堕落的没有良知的社会，同样，不管什么经济学，如果对弱势群体没有同情、没有关怀，那就只能是没有良心的狗屁之学。社会是这样，作为每一个个体的人，也完全是这样。

　　茅于轼先生有一句很知名的座右铭，“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如果仅从就这句话看，茅于轼先生对穷人有很大的慈悲之心，但就其“火车票涨价论”而言，从却看不出有什么慈悲于其中。假使真的按照茅先生的建议，可以想见，中国买得起火车票的富人肯定是优哉游哉、好不自在了，可是数以亿计买不起车票的底层人众呢?

　　茅于轼先生请你想一想吧，假如有那么一天，在本该家家欢乐、户户团聚的大年节，可神州上下，却是多少“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帷”，你难道心里对此就没有些许不安吗?

　　所以，本人郑重地向你呼吁，请你对穷人高抬贵手、留一点慈悲吧。火车票不是不可以涨价，但千万不要涨到你说的程度。总得让绝大多数都能买得起票，即使因此拥挤一点，让有钱人感到有点难受，也请忍一忍吧。中国可不能变成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呀!现如今中国社会底层所能享有的社会资源已经少的可怜了，好在火车还是可以坐一坐的，如果连这点有限的权益都被你用经济学的手段剥夺掉，于心何忍耶?

　　佛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保障穷人能够坐火车回家过年，虽不惊天动地，但也是善事一件。莫以善小而不为，请你一定要行行好，为穷人留一点慈悲之心，以证明你说过的话还是真的。

　　新闻回放

　　来源：华商报

　　随着春运的日益临近，“火车票该不该涨价?”的问题再次回到人们视野。人文经济学会理事长茅于轼在该学会出品的《茅塞顿开》第4期中，也谈到了火车票的定价问题，并呼吁火车票应当涨价。他认为照顾低收入人群的定价规则，对资源的合理分配是有害的。

　　在视频中，茅于轼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火车票价上涨虽然不能增加供给，但是却能够减需求。涨价后，原本乘火车回家过年的人或更换交通工具、或调整返乡时间，最后达到疏散春运人流的效果。

　　茅于轼认为，相较而言，不涨价只会让“一票难求”的现状持续下去;即便买到了票，也必须忍受一路的拥挤。“你同样花了钱，那个质量已经大大降低了。如果我们涨价那就避免了拥挤。虽然价格涨了，你还是买到了一个有质量的服务。”

　　“我觉得也不光是对铁路，所有的照顾低收入人群的价格，对于资源的合理分派是有害的。对于充分利用每一种生产能力是非常不利的。”针对涨价可能对低收入人群产生的影响，茅于轼认为，最好的解决方式是给穷人货币补贴。“这可以保护穷人，同时，你的资源用得最恰当。”

　　茅于轼以航空票为例，当“航班有很多空位子，他就打折扣让大家去买这个航班，航班就坐满了，那就是把这个能力给利用上了”。

　　他认为，现在铁路定价没有灵活性、没有折扣票。现在开始要设法提供折扣，并且精确到每个车次、每个日期。这样就使得所有的资源能够充分地利用起来。

　　附文1：火车票涨价论调是“嫌贫爱富”

　　上海金融报 吴玲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呼吁火车票涨价，原因在于照顾低收入对资源分配有害。茅于轼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火车票价上涨虽然不能增加供给，但是却能够减小需求。涨价后，原本乘火车回家过年的人或更换交通工具、或调整返乡时间，最后达到疏散春运人流的效果。

　　茅于轼的这番论调显然是满嘴跑火车，是不懂得穷人经济学。套用一首神曲名，就是“茅于轼你不懂爱”。温家宝曾说过:“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叫舒尔茨的经济学家的一句话，他说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

　　春运，是客流集中的高峰期。火车票一票难求是运输资源短缺的现实反映。解决资源短缺的关键不是通过提高票价来解决，而是如何合理科学利用资源。资源一短缺就提高价格，通过涨价来减少人们乘用交通工具，这不是解决乘车难、缓解客运压力的根本办法。

　　茅于轼的论调，是对穷人群体的歧视和利益的侵犯。乘坐火车的大都是相对低收入的群体，火车票涨价是让他们坐不起火车，是为富人阶层让位子。乘坐火车交通工具是每个人的权利，公共资源分配面前一律平等，社会发展的成果应与民共享，“涨价杠杆”只能是对低收入群体资源的剥夺，是对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公。

　　我们更多强调国家运行的成本和效率，主要是考虑大量本已稀缺的社会资源，如何通过国家的有效治理来提高其使用效率，改善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事实上，中国特色的公共资源的基本定义应该是民生资源和公益性资源的公平分配，一切以民为本，一切公共资源应当为整个国家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民生的稳定协调可持续提供服务。

　　社会公平正义、资源合理配置，不是以牺牲穷人利益为代价。低收入群体不是“资源分配有害”的原罪，“涨价杠杆”只能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而想通过涨价来缓解资源紧张，却是资源分配最大的不公和有害。如果按照茅于轼的逻辑推理，但凡资源一紧张就涨价，低收入群体就会与紧张的公共资源无缘，只能看着紧张资源成为富人群体的专利，这是“苏格拉底辩证法”。资源要合理分配，只能遵循市场规律，而不是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失去社会根本的公平性。

　　附文2：涨价缓解车票紧张很不靠谱

　　海口晚报 李冰洁

　　茅于轼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票价上涨虽然不能增加供给，但却能减需求。涨价后乘火车回家过年的人或更换交通工具、或调整返乡时间，最后达到疏散春运人流的效果。(据《楚天都市报》)

　　从纯粹经济学角度说，通过市场手段涨价，可以起到调节供求关系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一票难求”的功效。但目前“一票难求”根本原因在于四方面：一者，公共资源不足，供不应求;二者，春节回家，既是中国人情风俗，市场需求急增;三者，城市里因城乡二元体制即户籍藩篱和物价因素，把很多人拦在城市之外，过年了，这些人不得不回家团圆;四者，收入分配差距大，贫富差距大，穷人坐不起飞机，只好挤铁路。

　　可见上述因素是涨价无法解决的，也就是说，火车票涨根本解决不了“一票难求”真问题，相反，如果火车票涨价，底层人因为买不起票，结果有家回不了，这样只会把底层穷人困死在城里。由此可见，茅于轼的“涨价论”是混账逻辑。

　　笔者认为，茅于轼身上缺的是道德血液，说话太冷漠。所以，笔者认为，茅于轼应该读一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如果他读过，建议重读一遍)。茅于轼企图用“涨价论”来解决“一票难求”问题，足见他抛弃了“道德人”的经济学伦理观点，茅于轼离底层人已越来越远了，根本不接地气。因此，笔者觉得茅于轼有必要读或重读一下《道德情操论》，让身上流淌起“道德血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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