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资源配置的两个层次和政府市场的双重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放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可见，市场的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是有限制的。根据这个精神，《决定》在指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了政府和国家计划的作用。就是说政府和国家计划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导向性作用”。这样，市场与政府、市场与计划的在资源配置中的“双重调节作用”的思想就凸现出来了。既然在资源配置中是双重调节作用，而不是单纯的“市场决定”，那么，在资源配置的调节中，市场和政府或计划，怎么分工?依我看，按照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划分市场与政府或计划的功能，大体上是可以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该限制在微观层次(即市场主体之间供求竞争)的领域;而政府职能如行政审批活动的缩减，也主要在微观领域。至于宏现层次上以及微观经济活动中对宏观产生重大影响(如供需总量平衡、部门地区比例、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涉及国家安全、民生福利等)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政府要加强计划调控和管理，不能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操纵，自发“决定”。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5日)

　　杨禹：中国不需要“绣花鞋”式民主

　　鞋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鞋是帮脚走路的。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什么是“最适合的民主”?两个衡量指标：一是能让现代化进程顺利前行，让你的脚往前走;二是能在沟通中达成妥协，让你两只脚虽然侧重点不同，但能往一个方向走。 “最适合的民主”，就是既能维护大家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也能兼顾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既能避免共同利益上的撕裂，也能找到不同利益中的最大交集。简单以“网上此刻最大声音”来判定是非，粗暴地以街头对抗的声势来决定一项努力的存废，不是理性健康的民主。夸张地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而草率打断中国的必要发展，这不是负责任的民主。在中国道路上，现代化的内涵异常丰富。我们向往蓝天、讨厌雾霾，也需要长久地面对“肚子”问题;我们乐见这是一个充满包容性的“众声喧哗”的社会，也需要这个国家时时刻刻都有主流价值观、有决断力、有办事能力。我们尊重别人挑别人要穿的鞋。我们也要给自己找一双合脚的鞋。当代中国的一双脚板必须往前走，必须往一个方向使劲。任何让这双脚板停下来的“民主”，都虚幻而无益。我们不想穿上一双看上去美丽、却让中国裹足不前的绣花鞋。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6月6日)

　　梅荣政：牢牢把握住解读中国实践的话语权

　　用中国理论的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把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这是党和国家对学术界、理论家提出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其重大意义在于提出如下几点。首先，关系中国实践能否得到科学解读。其次，关系抵制错误思想，筑牢思想防线。再次，关系“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屡”现象的改变。最后，事关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理论的话语权，首先，要强基固本。在国际关系中，话语权的有无和大小是以实力为基础的，这是长期以来西方大国得以垄断世界话语权的原因所在。在国内生活中，中国理论的话语权的根基、血脉和力量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群众接受了的东西，才最具伟力。其次，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后，要积极推进中国理论和学术研究话语体系的完善和创新。

　　(来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万俊人：主流话语如何实现其立言达道的目标

　　主流话语表达应当既具有对社会意识、观念的导引、感召之力，又有超拔并提振市侩流俗舆论和时尚言词之能，并能真正传达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和社会正能量的“文化政治”力量，包括感召民众、动员社会、引领先行的话语能量。因此，主流话语的流动传播方式应当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相向互动，即：将国家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传播到社会大众，同时又从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之经验世界中吸取鲜活的思想文化资源，寻找主流话语的“词源”、“词根”和“词意”畅达沟通交流的语境暨语场，以便为主流话语传播开辟更广阔深厚的接受空间和受动效果。进而言之，主流话语若要“自上而下”，必须把严肃严格的政治话语转化为社会大众可接受的文化话语，包括学术理论化的学术话语、文学艺术化的文艺话语和社会大众化的新闻传播话语;而其“自下而上”则需要把主流话语转化为社会大众的积极回应或主动反应，从而生成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风尚、虽差异互见却能形成良性互动和较高共识的社会公共舆论，以及自由而良序的社会言论空间和对话场所，更重要的是，如此生成的社会文化风尚、公共舆论和自由言论，不仅能够对主流话语产生批评改进的能动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发挥积极的社会监督、批评和反省的思想力量。如此，则所谓主流话语及其充分表达才能真正实现其立言达道的目标。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5月10日)

　　广东省纪委、监察厅课题调研组：治理经济特权的路径

　　经济政策中的“特殊优待”。在经济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中，违背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公然为特定关系人给予倾向性政策照顾。如，市场监管中的“靠山吃山”，经济审批中的“区分对待”，资源调配中的“内部运作”，国企经营中的“强势垄断”，公共项目中的“违规干预”，经商办企业中的“优亲厚友”。经济特权存在的主要原因是：权力界限不清衍生经济特权空间，监督制约不力放纵经济特权滋生，社会不良心理恶化经济特权环境。经济特权的治理对策和建议：隔离权力与市场，压缩经济特权生存空间;坚持阳光公开，减少经济特权滋生机会;防止利益冲突，斩断经济特权利益纽带;动员社会参与，壮大经济特权防治力量;倡导公平诚信，净化经济特权治理环境。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年4月21日)

　　温宪：美国最高法院也呈政治极化

　　现今美国最高法院内，难以看到共和党背景的大法官持自由派立场，或民主党背景的大法官持保守派立场。 其实，看似超然的大法官们，从一开始便未能在政治纷争中“免俗”。美国总统对大法官的任命除了能力、宗教、种族、性别等多种考虑外，也常常夹带对亲朋好友投桃报李的政治“补偿”私货。近年来，美国总统对大法官的任命更看重政党意识形态，政党背景也成为预测大法官判决投票倾向的重要依据。上世纪80年代，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助手多无党派色彩。现在每位大法官的身边均雇有持本党派观点的助手，这些助手反过来向大法官灌输有强烈党派倾向的信息。政治极化是近年来美国政治机制动辄梗塞的症结所在。美国最高法院不久前所做出的取消政治捐款上限的判决无异于为“金钱政治”开绿灯，客观上又为美国社会的政治极化现象推波助澜。威廉玛丽学院法学教授尼尔·德文斯认为，美国的政治极化已经将最高法院变为党派法院。在美国行政、立法机构早已陷入政治极化旋涡而难以自拔的情形下，党派政治对最高法院的侵蚀将对其权威、声望及司法公正造成长期伤害。

　　(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6月9日)

　　[美]保罗·克鲁格曼：巨额财富是对民主的威胁

　　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人们对于“我们已经身处‘新镀金时代’”的说法早已习以为常了。法国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正在倒退回19世纪的水平，并有力地证明了美国正在倒退回“承袭资本主义”时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是由有才能的人所占据，而是由出身的高低和所承袭的财富决定。这种观点将改变我们看待社会和发展经济的方式。事实上，在20世纪初，美国的许多知名人士就对财富极端集中的危险性发出了警告，呼吁利用税收政策限制巨额财富的增长。1919年，经济学家欧文·费雪也曾让国民警惕“非民主的财富分配”的效应。许多有见地的美国人意识到，极端的贫富不均不仅会让这种愿景成为空谈，而且可能让美国沦为由继承财富主宰的社会。他们直言不讳地提出，公共政策应该限制贫富不均，这既是出于经济原因，也是出于政治原因。因为，巨额财富是对民主的威胁。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22日)

　　[美]埃里克·波斯纳: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已死

　　在上世纪90年代，人们可能会相信国际新秩序取代了冷战的两极体系。它曾被乔治·W·布什总统难忘地称为“世界新秩序”，其特征是通过国际法庭和平解决争端、普适人权、国际刑事司法及自由贸易和投资。 伴随苏联崩溃所诞生的自由主义秩序所依据的是这样一个谎言：所有国家都是平等并服从于同样的规则的，因为这些规则反映的是普适的人类价值观。当然，事实上这些规则是西方的规则，它们基本上由美国强行实施，而没有人是能跟美国平起平坐的。今天，这个谎言已被戳穿，世界秩序看上去越来越像是19世纪的翻版：少数“大国”制定相互关系规则，并以大致平等为条件展开互动。小国则通过与大国结成依附关系生存下来。大国为争夺这些依附关系互相竞争，在其他方面则试图维持使贸易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成为可能的稳定环境。大国遭遇的重要挑战是确保对附庸国的争夺不致演变为全面战争。

　　(来源：《参考消息》2014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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