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文集《北大南门朝西开》出版了，我向他表示祝贺。在今天的媒体评论界，北方算是异类。他做过社会调查，但并不是以调查类报道出名的记者;他写 杂感评论，不但没有如今媒体文字的脂粉气，更加没有那些貌似嚣张但实质在取媚的文字的味道。他的文字是长短不一、富于战斗性的社会批评和理论批评，或者用 当年瞿秋白的语言说，是“社会论文”。北方毫不隐晦地与他所生存的媒体世界斗争，即通过挑战媒体世界的主流观点，揭示事物的真相，也因此，揭示真相的过程 也就是批驳他自己置身的媒体世界为掩盖真相而制造的“真相”的过程。但细读其文，才发现相较于他谈吐间的尖锐，他的文字其实是更倾向于对事物及其相互关系 进行梳理与分析的。他不像一些媒体知识分子那样，做出一副拒绝理论的样子，原因是大众媒体制造的“真相”常常以“常识”相标榜，没有理论思考便不能揭示这 些“常识”不过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装饰物。因此，与其说他在时政分析中进行理论思考，不如说他的理论思考源自追求真相的激情。也正由于此，他的思考不同于学 院的理论探索。北方的文章更像是短促突击，针砭时弊，毫不留情;相较于媒体中的大多数评论，他的文章又多了对媒体自身的反思，这使得他的短促突击在针对眼 前事件或事实时多了一点多方透视的眼光和历史思考的深度。北方在南方的媒体界幸存下来，多少让人觉得中国的媒体世界尤其是南方的媒体界，尚存一丝生机。

　　媒体对政治领域的殖民，媒体与资本从结盟到一体化，媒体—资本—权力的三位一体，或许是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它不但扭曲社会舆论，为某 些特殊利益直接地或曲折地服务，而且也导致传统政治逻辑的失效。在西方，媒体的变迁常被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视为民主危机的一部分，而中国媒体的多方面扩张 却常常被包裹在所谓透明化或民主化的说辞之下;中国的确存在的检查制度或多或少掩盖了传统政治逻辑的失效，并以二元对立的形式掩饰相互之间的实质关系。今 天不仅需要区分真相与“真相”，还需要区分反抗与“反抗”。霸权不是单一的权力，而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它渗透在从市场到社会、从国家到地区乃至全球、从资 本到“大众”的所有领域，不仅对于各种不同的声音进行排序，而且也用“大众”、“民间”、“社会”等名义对大众、民间、社会的声音进行扭曲和压抑。对于那 些经常在大众传媒中夸夸其谈甚至做苦闷沉思状的“批判者”，也必须进行批判与“批判”、反思与“反思”的辨别。

　　事实上，即便是检查制度，也越来越向着去政治化的方向发展。谈论中国媒体，人们最常谈论的是两个看似对立的方面，即国家对媒体的控制和媒体的腐 败，后者其实不过是不同的资本力量(包括媒体自身的利益诉求)对媒体和媒体人的控制的形式而已。在全球化时代，媒体领域不同价值观的斗争不可能停留在一个 国家内部，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地缘政治和不同社会体制之间的竞争和博弈。这种复杂的局势也在许多领域造就了嚣张与取媚的多面姿态。检查制度的“非政治性禁 止”在另一个语境中可以兑换成为最大的广告，这在当代艺术领域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媒体的新角色其实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进程的一部分，我曾以“去政治化的政 治”概括这个进程，即“政党国家化、政府公司化、媒体政党化、政客媒体化”，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一条，即资本及其代理人利用新旧媒体而化身公共舆论的代 表，或称“资本力量的公知化”。这几个方面互为作用，互相促成，例如没有“政党国家化”所导致的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去政治化，也难以出现作为其后果的 “媒体政党化”现象。在今天的媒体世界里，对言论空间的扩展并不必然地表现为重审自由、民主、人权等绝对正确的大词，而在于像鲁迅那样揭示事件背后的权力 关系，说明这些关系对于现实的扭曲、对于普通人声音的屏蔽、对于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文化暴力的掩饰。在今天，政治性就存在于这些去除了大词装点的、对于实际 进程的分析和批判性思考之中。

　　这是一个媒体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需要反媒体的时代。对于许多人而言，事情是否发生了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体能否聚焦于正在或已经发生的事 情。在这个意义上，媒体创造“现实”，也必然扭曲现实。今天的暴力发生在现实中，也发生在媒体中。因此，反媒体的逻辑就是击破媒体创造的“现实”，以抵达 真相，或至少呈现抵达真相的路径。媒体的改变是全社会的问题，但媒体工作者的思考、辨别能力和道德水准无疑是这一改变的核心环节之一。媒体人如何突破今天 的媒体逻辑?已经有优秀的媒体人为此做出了努力，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因为这些努力而不得不离开媒体世界。因此，除了明察的目光、分析的力度和批判的勇气，还 需要坚韧的精神和游击战的技巧。这也是重新政治化的前提。何谓“反媒体”?我以为那就是一种从媒体世界中诞生的、与媒体的主导逻辑——控制媒体的双重逻辑 ——相反的、能够带动新的政治诞生的能量、实践、观念及其呈现方式。

　　不记得是在何时、何地第一次见到北方的了，只记得他头发略长，说话激动时，面庞略显明亮。我们有过几次短暂的交谈，但并没有更多的交往。 2008年，他出国深造前，我们见过一面;次年夏天，我到剑桥访问，在伦敦匆匆一面，他欲言又止，有些郁闷。我因此知道：他的桀骜不驯的性格中有沉思的因 子。不记得过了多久，在刊物和网络上重又读到他的文章，文字犀利依旧，有时竟有老辣的味道;相较于早期的文章，更多了从实际出发的见地、理论阅读的沉淀和 知人论世的阅历。今天的世界何其复杂，又何其需要既不失复杂又不会模糊方向和斗志的声音。对于北方而言，这些文章的结集出版顺理成章，不过是过渡到下一场 斗争的界标。岁月流逝，人生易老，但无论何时，那些在耳边嗖嗖而过的响箭，那些响箭击中目标后的颤动，都显示着生命的力量。那是这个世界的真声音，亦即能 够在既喧嚣又寂寞的世界里激发更多人——尤其是媒体人——独立思索、坚守信念、追寻真相的声音。

　　2015年7月20日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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