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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智能终端操作系统被外国垄断，中国怎么办?

1、苹果、谷歌、微软三分天下，“我国被人家卡了脖子”

2、智能终端被外国掌控，中国的任何经济社会活动没有秘密可言

3、如何突破外国垄断?应形成国家意志，形成合力

4、希望大家积极地采用国产操作系统

二、自主研发：外资的五大渗透手段与我们如何反渗透

1、知识产权(包括标准)自主可控

2、能力自主可控

3、发展自主可控

4、供应链自主可控

5、谨防假国产威胁国家安全

三、当前中国信息核心技术和基础设施为何受制于人?

1、新自由主义私有化使联想蜕变成大买办

2、联想集团的大转变、大转折，是中国整个信息产业的缩影

3、中国信息技术和计算机行业遭受新自由主义改革严重摧残

延伸阅读：倪光南求是刊文：核心技术不能受制于人
前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在《求是》2015年第20期上发表文章，文章认为，“网络安全是在对抗状态下的安全，存在着攻防甚至敌对关系”，所以，“信息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不受制于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它是网络安全的必要条件。如果信息核心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受制于人，那么由此构成的信息系统就像沙滩上的建筑，在遭到攻击时顷刻间便会土崩瓦解。”

文中，倪光南批判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错误观点，如垄断资本的技术不存在漏洞，如一味引进项目，倪光南指出，“如果对引进项目不作充分的评估，只图眼前便捷省事，放弃自主创新的努力，那么若干年后我们将全盘依赖引进，完全受制于人，国家安全将遭受严重威胁。”

倪光南提出，自主可控包含知识产权、技术能力、发展主动权、供应链等方面，还必须防止外资伪装成国产，挤压我国国产的生存空间。

笔者发现，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被苹果、谷歌和微软三分天下，云计算所依托的虚拟化软件领域，90%以上依赖外资。在发展智能终端上，尚未形成国家意志;国产操作系统和自主CPU的推进，也举步维艰。

本文试图对倪光南院士一年以来在各个场合的奔走呼吁做一个梳理，并回顾联想集团在将倪光南院士扫地出门后的惨痛教训，希望能给读者在思考我国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方面做个有益的参考。
一、智能终端操作系统被外国垄断，中国怎么办?
1、苹果、谷歌、微软三分天下，“我国被人家卡了脖子”

全国政协委员贺强在接受采访时介绍，2010年以来，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争夺，已经从硬件转向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苹果、谷歌以及微软等美国公司借助其在后台云服务以及软件研发方面的积累，在“强后台”+“瘦客户端”的云端模式下，为使用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的用户提供了大量服务，已经形成了先发优势、规模优势和垄断格局。

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国外的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已经在我国市场中形成垄断。据工信部统计，谷歌Android系统、诺基亚Symbian系统、苹果iOS系统分别占据中国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市场份额的73.99%、12.53%和10.67%，总计超过95%，捆绑谷歌各类云服务的Android系统在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市场已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极大地制约了国内相关产业和企业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发展。

市场调研机构 StatCounter 公布了最新一份数据显示，在中国操作系统市场上，Win 7的占有率超过一半，达到57.47%;其次是服役超过14年的XP，占有率仍高达22.86%，而据中科院去年报告显示，国产操作系统的市场份额不足1%。

2015年5月25日，智能终端与移动应用高峰论坛在贵州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指出，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具有高度垄断性，也是信息领域生态系统的核心，目前全世界被三家系统——苹果、谷歌、微软所垄断，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三家IT企业，这并非巧合。“在这个领域我国被人家卡了脖子，必须及早解决，这类系统应当发扬‘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精神，发挥我国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予以解决。”倪光南说。
2、智能终端被外国掌控，中国的任何经济社会活动没有秘密可言

贺强委员还向媒体介绍说，移动智能终端操作系统还涉及国家信息安全——如果国外相关企业通过数据挖掘等技术，对存储在其服务器上的海量中国用户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很容易获取我国敏感信息和数据，将给我国国家安全带来较大的威胁。

已有证据表明，美国的苹果公司及谷歌公司通过手机用户使用的iOS系统和Andriod系统收集我国用户行踪信息，将大量的上网信息传送到位于美国的服务器，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巨大的隐患。

在2015中国智能终端技术大会上，倪光南指出，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的特点是用户数量极大，现在已经以“十亿”计，一般提供操作系统的公司很容易获取用户的各种信息，包括身份、账号、位置、联系人、活动、爱好……所以在 “棱镜门”之类监控计划实施中，那些提供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的公司(苹果、谷歌、微软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现在大数据技术愈来愈发达，如果中国数以十亿计的智能终端的用户信息都被外国所掌握，那么中国的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都没有秘密可言了，保障网络空间安全也将成为空谈。

如果操作系统本身不可控，只是在计算机外围加信息安全产品进行防护往往不管用。例如2008年微软对其认为是使用盗版软件的电脑实行“黑屏”，这时，不管用户加了多少防护软件，无一能逃避“黑屏”的惩罚。“由此可见，操作系统自主可控是保障网络安全不可或缺的条件。”倪光南表示。
3、如何突破外国垄断?应形成国家意志，形成合力

在智能终端与移动应用高峰论坛上，倪光南表示，中国没有自主智能终端操作系统主要存在三方面原因。首先，中国企业实力不够强，市值只有美国同行的三分之一。第二，中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强。第三，没有形成国家意志，缺乏顶层设计：比如目前做桌面操作系统的就有15家，但都是百人左右的小公司，各自为战，不能形成合力;在移动操作系统方面，对知识产权风险未做充分评估，就支持多家都在安卓上做定制，既是低水平重复，又做不到自主可控;不认识这个领域的垄断性，一些计划往往只面向政府管理应用，只着眼于几%的市场，而忽视了公众服务大市场;国家计划经费分配中存在着“运动员兼裁判员”的问题;对开源软件缺乏认识，搞拿来主义，既存在知识产权风险，也不能形成自己的社区支撑，缺乏持续发展能力。

倪光南表示，为解决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问题，就要发展中国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应着眼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着急有关部门和单位，积极制定信息核心技术设备的战略规划。要吸取过去一些科技计划“撒胡椒面”的支持方式，导致创新资源碎片化，助长内耗而不能形成合力的教训。要以聚过之力发展一个系统，而不是分散力量搞多个系统，要是中国的智能终端操作系统成为世界上继苹果、谷歌和微软之后的第四家系统。
4、希望大家积极地采用国产操作系统

在2015中国互联网大会之国际互联网高峰论坛上，倪光南认为，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航天员系统)可以达到国家顶级标准，希望大家积极采用国产操作系统：

【“互联网+”给了我们机会，在这样的支持下，我们能够把中国信息产业做起来，就在互联网大会的信息安全大会上，我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移动操作系统，航天员系统，这个操作系统可以从现在来看，我们觉得可以达到我们的网络安全的要求。当然你说这个也没用，我们交给第三方权威机构去测，它可以达到我们国家的顶级标准。我相信这个系统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希望大家积极地采用国产操作系统，我们也要把国内的操作系统搞好，特别是把生态知识搞好，我们现在还没有APP，我们希望能像苹果、安卓手机一样有几十万、上百万的APP，靠什么?还是靠我们中国，我们有人才资源，我们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相信我们可以把党支持的国产系统搞好，做好我们的安全支撑，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今年2月28日，我国国产操作系统厂商思普集团在北京召开媒体沟通会，会上，倪光南说，在信息技术领域，推进国产化很有必要。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网络空间的安全问题。具体到推进国产化上，就是自主可控的信息技术产品。我国要成为网络强国，那就要学习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涉及到安全的产品，尽可能采用国产化的产品。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一直致力于推动国产操作系统的市场化工作。在他看来，国产操作系统一直停滞不前，与软件生态圈的不完善有着直接关系。他希望通过推出统一的应用商店，引导国产操作系统的众多开发方修改各自的系统，适应应用商店的标准，从而实现不同版本的统一，最终实现丰富的软件生态系统。

倪光南认为，目前国产操作系统的水平能媲美Windows XP，如果以此为突破点，再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然后从替代桌面Windows操作系统发展到替代进口移动操作系统，最终使国产智能终端操作系统成为世界上智能终端领域中，继苹果、谷歌和微软这三家系统以外的第四家系统。

“XP系统虽然技术优势明显，但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相对而言替代难度比较小，有了生态系统的支撑，希望国产操作系统在桌面领域可以在1-2年内实现对Windows的替代。”倪光南对国产操作系统的前景仍然感到乐观。
二、自主研发：外资的五大渗透手段与我们如何反渗透

在国际竞争格局下，外国垄断资本往往会利用各种方式限制中国的自主研发。比如把外资自己伪装成“国产”，挤压真正国产品的生存空间;在知识产权方面予以限制;在供应链的某个环节限制和破坏国产品等。

在2015年举行的第三届中国网络安全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呼吁加强网络安全相关的评测认证，加强并完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实行自主可控的评估标准
1、知识产权(包括标准)自主可控

在当前的国际竞争格局下，知识产权自主可控十分重要，做不到这一点就一定会受制于人。如果所有知识产权都能自己掌握当然最好，但实际上不一定能。这时，如果部分知识产权能完全买断，或能买到有足够自主权的授权，也能满足自主可控。如果只能买到自主权不够充分的授权，例如某项授权在权利的使用期限、使用方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限制，就不能达到知识产权自主可控。

目前国家一些计划对所支持的项目，要求首先通过知识产权风险评估，才能给予立项，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必要的。标准的自主可控似可归入这一范畴。
2、能力自主可控

能力自主可控，主要指技术能力的自主可控。这意味着要有足够规模的、能真正掌握该技术的科技队伍。

技术能力可以分为一般技术能力、产业化能力、构建产业链能力和构建产业生态系统能力等层次。产业化能力的自主可控要求使技术不能停留在样品或试验阶段，而应能转化为大规模的产品和服务。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要求在实现产业化的基础上，围绕产品和服务，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以便不受产业链上下游的制约，具备足够的竞争力。产业生态系统的自主可控要求能营造一个支撑该产业链的生态系统。
3、发展自主可控

除了知识产权和能力的自主可控，还需要有发展的自主可控。因为我们不但要着眼于现在，还要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相关技术和产业都能不受制约地发展。

倪光南表示，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要着眼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制订信息核心技术设备的发展战略。如果某些技术在短期内似乎能自主可控，但长期看做不到自主可控，一般说来是不可取的。只顾眼前利益，有可能会在以后造成更大的被动。
4、供应链自主可控

一个产品的供应链可能很长，如果其中的一个或某些环节不能自主可控，也就不能满足自主可控要求。

倪光南特别举了“国产CPU”的例子，以证明供应链自主可控的重要性。对复杂的CPU芯片来说，即使拥有知识产权，也有技术能力掌握，做到在设计方面不受制于人，但如需依赖外国才能进行生产，倪光南认为这样的情况仍然达不到自主可控的要求。

所以，应当评估一个产品的供应链是否能完全掌控。像上述复杂的CPU芯片，如果必须依赖外国进行生产加工，就不能满足自主可控的要求。如果能够依靠本国厂商生产出来，即使性能指标略低一些，还是可以容许的。
5、谨防假国产威胁国家安全

一般来说，“国产”产品和服务容易符合自主可控要求，因此实行国产替代对于达到自主可控是完全必要的。不过，现在对于“国产”还没有统一的评估标准。

倪光南称，过去有人提出的某些评估标准是不合适的。例如，认为只要公司在中国注册、交税，就是“中国公司”，它的产品和服务就是“国产”;或认为“本国产品是指在中国关境内生产，且国内生产成本比例超过50%的最终产品”。这里，突出“生产成本”完全不适用于高技术领域。

众所周知，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主要是开发成本、智力成本，生产成本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种“生产成本”准则是帮进口高技术产品的忙，因为它们只要用中国原材料做个包装，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国货”了。

美国国会在1933年通过的《购买美国产品法》，要求联邦政府采购要买本国产品，即在美国生产的、增值达到50%以上的产品，进口件组装的不算本国产品。美国采用上述“增值”准则来评估“国产”，比较合理。这方面我们理应学习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做法。

现在人们大多根据产品和服务提供者资本构成的“资质”进行评估。考察资质是必要的，但除此以外，还应采用“增值”准则对“国产化程度”加以评估。如果某项产品和服务在中国的增值很小，意味着它可能就是从国外进口的，达不到自主可控的要求。如进口硬件可能通过“贴牌”、“组装”变成“国产”，进口软件和服务可能通过“集成”变成“国产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如果实行“增值”估算，这类“假国产”就难以立足。倪光南建议有关方面尽快出台合理的“国产”评估准则。
三、当前中国信息核心技术和基础设施为何受制于人?

对于这个问题，倪光南院士自身可能更加感同身受。
1、新自由主义私有化使联想蜕变成大买办

作为中国信息行业的龙头企业，联想公司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是一个拥有先进的自主核心技术的高科技公司，以技术研发作为核心路线，其发展路线为“技工贸”。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它却改走“贸工技”路线，逐渐蜕变为一个以贸易为主，依附于美国英特尔、微软、IBM等信息巨头，依靠销售“万国牌”电脑为生的买办性企业。进入新世纪后，业界已经普遍认为，它一直仅仅是一个“大买办”，无任何创新可言，因此发展前景乏力。

社科院著名经济学家左大培2004年11月6日文章《“联想的路”走错了》一文分析：联想集团走向“贸工技”的路线，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1995年，柳传志撤销了倪光南的联想总工程师职位，另一个是1998年柳传志公开提出“贸工技”是联想应当走的发展道路。

联想集团的路线转变，正是新自由主义势力推行的国退民进和产权私有化的衍生物。

【北京联想集团本来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国有公司。但是，1988年4月，它与国有的贸促会下属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技转公司)和香港导远公司成立了这3家公司合资的公司——“香港联想”公司，其中3家公司各出资30万港币，各持有香港联想三分之一的股权。这里的香港导远公司是由吕谭平等4位港商合股成立的私营公司。

1992年香港联想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股本金增至1亿港元，1994年其股票在香港上市。在香港联想1992年的增资扩股中，中国技术转让公司拒绝增资，结果增资后的香港联想股权结构变为北京联想占股份的53.3%，香港导远占43.3%，技转公司只占3.3%。而在1994年香港联想在香港上市之后，香港联想总共发行了6.75亿股，其中北京联想持有2.618亿股，占38.785%，吕谭平等4位港商持有2.08亿股，占30.819%。

显然，吕谭平等4位港商之所以能在上市后的香港联想占有足以与最大股东北京联想集团相抗衡的股份，是因为他们在1992年香港联想的增资扩股中已经得到了与北京联想集团相差无几的股权。但是在这次增资扩股中，北京联想集团投入了9,890万港元，而吕谭平等4位港商却仅仅投入了象征性的10万港元。如果只按实际出资的比例，增资扩股后北京联想集团本应占香港联想股权的93%，吕谭平等4人则只能和技转公司一样占3.3%的股权。而吕谭平等4人之所以取得了与北京联想集团相近的股权，只是因为北京联想通过其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南明公司)于1992年10月15日借给了这4位港商4,310万多港元(552万美元)，其中吕谭平一人即借得1,680万港元，这4位港商就是利用北京联想集团借给他们的钱向香港联想增资扩股，一转眼而成了上市公司香港联想的大股东、亿万富翁!依靠这样的投机性的私人资本，是无法发展高科技行业。

北京联想集团是国有公司，它借钱给4位港商购买香港联想股权，等于将国有资金借给私人购买国有控股公司的上市原始股(每股成本只有上市发行价1.33元的1/6)。这种行为稀释了香港联想的股权，一方面使香港联想中的国有股减少了将近一半，另一方面也使国有财产每年可以从香港联想得到的股息减少了将近一半。这是地地道道的国有财产流失，而且是白送国有财产。而从这种白送中获利的只是4个港商，特别是吕谭平，他们由这种借钱买股中一下子变成了亿万富翁，靠牺牲国有财产而致富!

联想集团的主要支柱之一、总工程师倪光南不同意柳传志的上述作法，并按组织程序逐级上告，使倪光南与柳传志的关系由此破裂。】

然而，在关键时刻，在新自由主义反共势力的干扰下，中国相关部门没有支持倪光南，而是支持了柳传志和港商。

【柳传志虽然(在上级的支持下)压倒了倪光南，于1995年免去了倪光南的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并于1999年将倪光南由联想解聘，但是却由此对联想的技术研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特别是倪光南去职之后，柳传志为抹煞倪光南而采取了一系列打击与倪光南有关系的项目和人的行动，这在客观上变成了消灭联想的技术研发力量的行动，其最终后果是扼杀了联想的技术升级，降低了联想发展的后劲。

柳传志1998年正式提出“贸工技”发展路线之后，联想集团在从1998年到2003年的5年中年销售额只增加了1倍多一点，而在这之前从1993年到1998年的5年间，联想集团的年销售额却增加了将近5倍。】
2、联想集团的大转变、大转折，是中国整个信息产业的缩影

【倪光南院士在2004年9月17日的一封信中说：“联想作出的重大创新大多是在企业100%国有时取得的，而变成‘民营’后反倒缺乏重大的创新。我在联想任职的前10年(1984-1995)，企业100%国有时，我们自主开发了联想式汉卡、联想系列微机等拳头产品，得了两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国退民进’后，联想的重大创新反而很少了，后10年只得过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实践表明，柳传志搞的‘国退民进’除了造就了吕谭平等几个数十亿元等级的超级富翁之外，并没有帮助联想高技术的发展”。

联想集团是1989年由中科院计算所公司改名而来，中科院计算所公司成立于1984年11月。计算所公司是由计算所11名科技人员组成的，成立后一个月，王树和等请倪光南担任总工程师。公司成立初期依托计算所，转化该所的科技成果。1985年上半年计算所公司销售产品目录中第一项就是LX-PC联想式汉卡，其它28项也都是计算所成果。当时，这个联想式汉卡使微机拥有强大的汉字处理功能，满足了市场的迫切需求。1988年底联想式汉字系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计算所公司成立后的头3年产值以年平均500%的速度递增，1987年就产值近亿元，进入中关村大公司的行列。而在计算所公司成立后的这头3年(1985-1987)中，光联想汉卡本身就占了公司总产值和利税的38.1%和45.6%。柳传志自己在1988年3月说，计算所公司以“联想式汉卡作为拳头产品，作为龙头，带动起整个经销”。计算所公司1988年开始代理销售AST微型计算机，但是这个商业“贸易”是靠附加的联想汉卡带动的。

1989年11月14日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在成立大会上说：“联想集团以开发成功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集团的前身“已经形成了技工贸立体结构”;计算所公司“在北京新技术开发实验区700多家高技术企业内，……成为拳头产品最多，也是唯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最高奖的公司”。柳传志当年的这些话本身就说明，联想集团是靠“技工贸”而非“贸工技”起家的。1992年中科院发文重奖联想集团及其总工程师，也肯定了联想集团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发展“成为一个技工贸一体化的外向型产业集团”的道路。

就在改名为联想集团前后，联想的总工程师倪光南主持研制了联想微机。这个研制从1988年开始，1989年3月推出联想Q286微机(主板)，1990年在国内推出联想系列微机，都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联想集团于1989年开始自主生产、销售和出口微机板卡，1990年推出了联想系列微机。这两个重大的技术突破，特别是联想系列微机的推出，大幅度提高了联想集团销售额的增长率：联想集团销售额的增长率1991年回升到50%以上，1992年更达到一倍多，1993年和1994年也都在50%以上，只有到1995年才降低到40%多。

本来倪光南已经在1992年开始组织研制程控交换机，1994年联想程控交换机已取得入网证，该部发展成为仅次于微机部的联想第二大部。倪光南也早已组织设计芯片，在联想的汉卡、微机和激光打印机等产品中大量应用。但是，1995年柳传志撤销了倪光南的联想总工程师职位，同时就在联想集团中撤销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岗位。此后他就不断刁难联想内部的程控交换机和芯片研制，使这些研制项目无法正常进行，结果迫使研制这些项目的技术骨干不得不离开联想，从此联想集团的技术发展放慢。1999年柳传志竟把他的作法进一步上升到路线高度，说设总工程师是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流毒。联想局限于十几年前就开始的微机生产和销售，竞争惨烈，失去了发展的后劲，现在已落到靠政府采购支撑业绩的地步。】
3、中国信息技术和计算机行业遭受新自由主义改革严重摧残

左克2006年9月8日的文章《中国计算机事业回顾》则比较全面地回顾了中国整个计算机行业的发展历程：

【中国电子计算机的科研、生产和应用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1956年，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就把计算机列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之一，并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

以逻辑电路器件作为标志，到目前为止的电子计算机可以分为四代。每一代计算机，都比前一代更小、更快，技术工艺要求更高，价钱也更便宜。中国科学家研制从第一代到第四代计算机的工作，几乎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

第一代计算机采用电子管。美国研制出第一代计算机用了4年(1943-1946，标志：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的ENIAC)，而中国通过学习苏联的技术，仅用3年就完成了(1956-1958，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103机)，并生产了50台左右[周蕾，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大事记。]。

第二代计算机采用晶体管。美国从第一代计算机进入第二代计算机花了9年时间(1946-1954，标志：贝尔实验室的TRADIC)，中国用了7年(1958-1964，标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国防科技大学前身的441B机)，生产了约200台[周蕾，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大事记。]。

第三代计算机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这段发展过程美国用了11年(1954-1964，标志：IBM公司的IBM360)，中国用了7年时间(1964-1970，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小规模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11机”[孙凝晖，计算所高性能计算机的研究，2004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我国研制的第三代计算机品种非常多。例如，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等单位联合研制的150机于1973年完成;借鉴美国IBM公司16位小型机技术的DJS-100机也于该年(1973)研制成功，它的硬件为自行设计，软件兼容;1976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成功10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013机”;等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这一时期的1973年1月，四机部召开了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即7301会议)，总结了60年代我国在计算机研制中的经验和教训，决定放弃单纯追求提高运算速度的技术政策，确定了发展系列机的方针，提出联合研制小、中、大三个系列计算机的任务，以中小型机为主，着力普及和运用[李国杰，从103机到曙光机——中国高性能通用计算机研制历程回顾。]。从此，中国计算机工业开始有了政策性指导，重点研究开发国际先进机型的兼容机、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发展微机[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第四代计算机采用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今天的计算机都属于第四代计算机。这个过程美国用了9年(1964-1972，标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与伊利诺斯大学联合研制的ILLIAC-IV)，中国用了8年(1970-1977，标志：航天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的77型机)。77型机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16位微型计算机[黎言，前进中的骊山微电子公司，p.VIII-56，中国经济年鉴，1984年刊(北京版)，经济管理出版社，1984。]。另外，参照美国Intel 8008机型的国产DJS-050微机，也于该年(1977)由清华大学等单位仿制成功并通过鉴定[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比美国晚了13年，但是经过毛泽东时代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被拉大了”，而是缩小了，从12年缩小到10年，再缩小到6年。到毛泽东离开我们之后不久，中国的计算机水平仅比美国落后5年。

制造第四代计算机的基础部件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能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成为导致计算机事业后来出现停滞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1965年，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在上海诞生，仅比美国晚了5年。在此后的岁月里，尽管国外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但这一领域的广大科研工作者和工人阶级，发扬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中国早期的半导体工业，掌握了从拉单晶、设备制造，再到集成电路制造全过程，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和丰富的知识，相继研制并生产了DTL、TTL、 ECL等各种类型的中小规模双极型数字逻辑电路，支持了国内计算机行业。当时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除中国外，只有美国、日本和苏联[董玉振，建国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艰难历程——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

中国从小规模集成电路经过中规模集成电路，再发展到大规模集成电路，仅用了7年时间，这以1972年四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现电子工业部24所)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块PMOS型大规模集成电路为标志，而美国用了8年。也就是说，到文革中期，我们在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上与国外的差距缩短到4年。

这一时期，由于受国内外微电子业迅速发展的影响，加上集成电路的利润丰厚，国内出现一股电子热潮，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为以后进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和生产提供了工业基础。

通过对比会发现，美、日等国的大规模集成电路从实验阶段到定型，再到批量工业生产，通常用4、5年时间。到我国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诞生的时候，这些国家已先后进入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规模生产阶段。参照这个速度，可以预计，我国到70年代中期就可以实现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批量生产，即使考虑到国外封锁和工业基础薄弱等不利因素，也不会晚于70年代末，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某些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工业生产”，是站不住脚的。

在此之后，我国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工业方面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加强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和生产工作。1975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又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8820个元器件[上海科学技术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达到国外同期水平。另一方面，在那个据说是“闭关锁国”的时期，我国通过购买国外单台设备，自己组建了三条生产线，以缓解国内制造计算机的迫切需要。

当然，在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科研与生产联系得不够紧密，一些科研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商品。二是生产线过多，国家投资分散，没有发挥计划经济的优势，一些地方难以形成规模生产效应。[两院院士展望新世纪，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

即便如此，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又陆续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随机存储器，后者达到国际同期的先进水平;可以生产NMOS 256位和4096位、PMOS 1024位随机存储器;掌握了对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起着重要作用的无显影光刻技术，可用于制造分子束外延设备[李少白，科学技术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还独立发展了制造集成电路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并出口到日本[董玉振，建国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艰难历程——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

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的微电子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家底。

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我国科研队伍基本上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进口成套件或关键件的组装，并积极开展引进技术本土化的工作，在计算机事业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继续取得一系列成就。

在1977年4月的全国微型机专业会议上，确定了中国微机今后的发展方向为参照Intel 8008的DJS-050系列五个机型，以及参照Motorola 6800的DJS-060系列四个机型。这两大系列的样机于1980年前后陆续研制成功。[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在1979年11月陕西的微型机交流会上，参展的国产微型机有六十多个品种，包括我国当时速度最快、外部设备最齐全的微型机DJS-061-1。[李少白，科学技术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1982年，参考DG公司NOVA 16位小型计算机，采用国产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的DJS-153小型计算机研制成功。同时，与NOVA-3机兼容的DJS-185机也由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完成。[周蕾，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大事记]

1983年，中国国防科技大学自行设计的“银河I”巨型计算机通过鉴定。它是一个每秒向量运算1亿次的巨型计算机系统。成为我国第四代计算机中的巨型机代表机型。

同年，南京的734厂研制成功紫金1号，这是美国苹果公司的仿制机;装有中文操作系统CCDOS的16位长城0520-A诞生;浪潮公司通过采用英特尔8088芯片，以进口元散件为主，组装的0520微机在济南诞生。

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截止到1983年，16K MOS动态存储器研制成功，8位机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品种基本配套，4K MOS静态存储器进入小批量生产，高性能4位处理机集成电路批量生产，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研制成功6800八位微处理器(仿制美国Motorola公司1974年推出的6800)，甘肃天光电工厂生产出64位、256位、1024位双极型ECL存储器，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生产出CMOS大规模集成电路(1981年)，等。另外，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研制工作也取得一定的进展，不少基础材料基本达到生产要求。[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办公室，中国电子器件工业，p.IV-79，中国经济年鉴，1983年刊(北京版)，经济管理杂志社，1983]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元件五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于1979年研制成功单片8080八位微处理器[上海科学技术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8080为美国Intel公司1974年的产品，西德仿制出该类产品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 A-C)，苏联是在1986年(Eastern Bloc 8080 KP580BM80A)。这标志着我们此时与美国的差距只有5年。

这个时期，国际计算机行业出现两个新的变化。一是美国IBM公司于1981年推出了个人计算机(PC)，从此计算机开始进入家庭。第二个变化是微处理器(CPU)的研发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PC机的出现得益于CPU的价格不断下降和速度不断提高。PC机出现后，国外一些从事计算机研制的科研人员逐渐独立出来，专门从事CPU设计。

我国及时注意到了第一个发展趋势。1983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算机协调工作会议上，把生产IBM PC兼容机定为发展方向，提出“照着IBM的PC做”。所谓“照着IBM的PC做”，并不是现在电脑市场上的攒机，实际上当时没有任何设计图纸可供参考，完全靠自己摸索。但是对第二个变化，我国没有注意，虽然此时已经可以仿造出8080、6800等CPU芯片，没能及时将CPU的研究独立出来，专门培养，这为日后中国微机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在对待技术引进和发展高端计算机方面，当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以“银河I”巨型计算机为例，这项工程耗费1亿元人民币，由于片面追求国际最先进技术，忽视了国内相关部门的协调、促进和合作，硬件大量从国外购买，没有使我国的整体技术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此时国内一些具有实力的集成电路科研和生产单位，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经费进行技术开发和设备改进，生产的计算机硬件没有得到一展身手的机会。这样，国际上早在1978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而我国却在迈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路途中慢了下来。

1984年，邓小平在上海说：“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这一年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为我国的大量技术引进提供了机遇。在大量进口汽车、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同时，各科研、制造单位和大专院校大量引进半导体器件生产线。从1984年到“七五”末期，先后共引进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由于当时“巴统”的禁运政策，引进设备基本上都是国外已淘汰的[高粱，挺起中国的脊梁]。

虽然引进技术会受制于人，容易造成“引进一代，落后一代”的被动状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过去的方针，用已有的技术力量实现引进技术的本土化，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仍然是有希望的，同时这也会对中国的计算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日本、韩国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计算机和半导体电子器件工业的发展模式从过去的“创新为主，引进为辅”和重视基础研究，转变为单纯的引进，放弃了在通用电路方面的追赶[高粱，挺起中国的脊梁]。这种对改革开放的片面理解，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我国自废武功，停止了半导体研发计划，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场能自动生成和换取技术。[钟庆，中国彩电业的危机、机遇和出路]

第二，一味地强调技术引进，促使集成电路企业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确的消化吸收方案，最后都亏本了，引进的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绝大多数没有发挥作用。[高粱，挺起中国的脊梁]

第三，对洋技术、洋理论的无限美化，使国内出现了一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国产技术被贬为垃圾，科研单位和企业生存面临困境。在生存压力和崇洋媚外风气的双重影响下，原有的计算机和微电子科研队伍流失严重，很多科技人员流到国外。[邹世昌。摘自李尚志等，两院院士展望新世纪，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

在这个阶段，虽然我国也仿制或研制出了几种机型，如1984年的2780机，1985年的银河超级小型机，1986年的HN-2730超级小型机，1987年的太极2220[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但由于缺乏微电子工业的支持，加上国家战略决策的失误，与国外产品的差距略有拉大。例如，2780机比DEC公司的原始机型VAX-II/780 32位小型机落后6年，太极2220比DEC公司的原始机型MicroVAX也落后6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计算机的主要硬件完全依靠进口，我国这个时候单凭自己的技术已经很难生产出一台计算机了。

这一时期又出现两个极其错误的政策，给我们的计算机业和半导体集成电路业雪上加霜。

1984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听信一些智囊和洋专家的建议，未经科学论证，在违反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情况下贸然实行“拨改贷”，从过去国家向企业拨款作为流动资金和设备更新改造基金，改为银行向企业贷款，企业不仅要偿还银行贷款，还要付高额利息。而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这样一来把大部分国营企业搞亏损了，为以后的“产权”改革和公开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实。然而，“拨改贷”至今没有被政府公开否定，赵紫阳的错误也一直没有得到清算。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我国当时的集成电路工业遭到严重打击，企业只能忙于解决生存问题，没有精力和经费去消化引进技术和开发新产品。这就是企业急功近利的根源。当时曾有一些专家警告说：“计算机工业投资不足，资金分散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丁诗武，中国电子计算机工业，p.VI-87，中国经济年鉴，1987年刊(北京版)，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但始终没有引起重视。

另外一个失误，是当时的决策者在进入了“科学的春天”后，并没有真正重视科学技术。

国际上，通常把科技经费中用于研究和开发的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称作“R&G/GDP”，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以及这个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我国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在1.28%，达到当时几个初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毛泽东时代后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个指标增加到2.32%，达到同期几个最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低一些(美国长期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进入70年代后与美国接近)[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院士在中国化学学会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2004，长沙。梁战平，《各国科技要览》，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这个数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2%还要高[世界经合组织(OECD)，主要科学技术指标，2004]，可见毛泽东时代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有些人指责文革时期或者毛泽东本人不重视科学技术，完全是睁眼说瞎话。

进入上世纪70时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80年代，由于电子、计算机等新兴产业的兴起，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发达国家的政府、企业等部门纷纷增加对研发经费的投入。这个时候，如果我国对科学技术有起码的重视，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真正落到实处，即使我们能保持毛泽东时代后期那个据说是“不重视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时期的2.3%的水平，中国的微电子业和计算机业的情况也会好很多。但是从80年代开始，我们的决策者却把R&G/GDP大幅度往下砍，到了80年代中期，全社会对研发经费投入的R&G/GDP值不到0.7%。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了的困境，使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投资，R&G/GDP骤然降到0.6%以下[梁战平，《各国科技要览》，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

由于研发经费缩水，我国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制的计算机项目，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研发一起，都以“没钱”为由停掉了。这些科研队伍解散后，除了出国的以外，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回高校教书，更有甚者竟然被调去看机房。

这一时期，我国的半导体领域从争相引进、无所建树到人财两空，以致到后来谁都说“半导体不是好玩的”，“几十亿扔进去听不到响”，“上头一听半导体就头大”[高粱，挺起中国的脊梁]。由于失去了基础，我国此时的计算机工业，只能靠0520等旧机型、千元的中华学习机、长城286等组装PC机维持。

进入90年代，我国仍然延续了研发经费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几年受国际封锁的影响有了点紧迫感，R&D/GDP略微超过0.70%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连续两年下跌到0.60%[国家统计局和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1989年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结束，美国政府严格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性能计算机，除了要付出高额的采购费用外，还要把服务器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中，由洋人监控，以防止用于其他目的。中国因技不如人而饱受屈辱的情形可想而知。痛定思痛，国人自主研发高性能计算机的激情终于被唤醒。

1993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曙光一号诞生;1995年曙光1000诞生，它与美国Intel公司1990年产品的技术相近，标志着我国高性能计算机与国外的差距缩小到5年左右;1997年国防科大研制成功银河-III百亿次并行巨型计算机系统，系统综合技术达到90年代中期国际先进水平[李国杰，从103机到曙光机——中国高性能通用计算机研制历程回顾]。然而，由于国内微电子业近十年的技术停滞，这些高性能计算机没有实现完全国产化，技术上仍然受制于人。例如，曙光一号采用美国Motorola公司1989年底推出的M88100商业微处理器，操作系统移植了美国IBM公司的AT&T UNIX。后来的国产计算机，也都没有“中国芯”。

尽管如此，我国的高性能计算机与国外的差距并没有被拉得太大。这要感谢国外对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封锁，使我国不能买到相关技术，不得不自行研究。相比之下，我国的微机业由于没有遭到封锁，在“造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指导下，日子反而不好过了。

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了关税、取消了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微机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长城、浪潮、联想等国内公司溃不成军;1991年由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从而背上巨额亏损的包袱，一家家整机厂商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长城、浪潮和联想也都元气大伤;1992年，国家实施控购，进一步使中国PC整机制造业进入发展的低潮[肖平，二十年回顾：中国计算机产业写就宏图大业，《国际电子商情》网站]。此后，国内的计算机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微机组装。相比之下，同样是面对外国计算机企业的竞争，由于日本非常注意对本国企业的保护，规定进入日本市场的微机必须支持日语环境，从而使美国微机难以进入日本市场。

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后期陆续亏损后，90年代纷纷倒闭，国内集成电路工业逐步变为三资企业为主的局面。据专家估计，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微电子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胡启衡，两岸三地信息产业发展研讨会纪要(半导体篇)，产业论坛，1998年第16期]。

其实我们还可以假设一下，即使没有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失误，即使我国的计算机和集成电路技术能做到世界一流水平，到90年代中后期，这些工业也会被龙永图这类败家子们卖掉，成为他们与国际接轨的政绩。这样看来，中国计算机业的提前死亡，死得干净，没有落得个“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件好事。

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略军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美帝国主义的暴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安全是花钱买不来的。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似乎也意识到了自主科技研发的重要性，有了危机感，增加了科技投资。2000年，中国的R&D/GDP比例首次达到1.00%，2003年增加到1.31%，首次达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水平，但是离毛泽东时代后期的水平仍有一段距离。】

延伸阅读：倪光南求是刊文：核心技术不能受制于人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强调，互联网这块“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治，同样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推进，网络安全、信息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网络安全，既包含实体物理空间的安全，也包含虚拟数字空间的安全(信息安全也在其内)。网络安全是在对抗状态下的安全，存在着攻防甚至敌对关系。所以，重要信息领域必须做到没有后门。这里要说明的是，后门与漏洞是有区别的。后门是指那些人为设置的、能绕过安全性控制而获取对系统控制或访问权的秘密机制。设置方可以随时利用后门更改系统设置，使用方很难发觉。后门的危害很大。它就好像是被人埋下的“定时炸弹”或“特洛伊木马”，随时会造成严重损害。后门又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是由可信赖的人员，用可信任的软硬件在严格管理下构成的系统，就可以保证没有后门。“漏洞”是由于系统存在某种缺陷，从而使攻击者能够在未被授权的情况下进行访问或破坏的机制。漏洞不同于后门，它难以避免，只能在被发现时予以修补，在被攻击时予以加固。

基于上述原因，信息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不受制于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尽管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它是网络安全的必要条件。如果信息核心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受制于人，那么由此构成的信息系统就像沙滩上的建筑，在遭到攻击时顷刻间便会土崩瓦解。

目前，社会上有一些模糊观念需要澄清。有人认为，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的信息核心技术不可能存在后门。但“棱镜门”等事件告诉我们，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引进技术实现更快的发展。事实上，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固然是一种发展途径，然而有的引进项目并非是先进的、有长远前途的，有的是短期里我们消化不了的，有的是我们不能完全掌控的。如果对引进项目不作充分的评估，只图眼前便捷省事，放弃自主创新的努力，那么若干年后我们将全盘依赖引进，完全受制于人，国家安全将遭受严重威胁。

我国《国家安全法》第24条规定，“国家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加快发展自主可控的战略高新技术和重要领域核心关键技术”。第25条规定，“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可控”。可见，强调自主可控是有法可依的。当然，在自主可控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实现安全可控或者自主可控安全可信这样更高的要求。

自主可控包含知识产权、技术能力、发展主动权、供应链等方面。在当前的国际竞争格局下，知识产权自主可控十分重要，做不到这一点就一定会受制于人。技术能力自主可控，意味着要有足够规模的、能真正掌握该技术的科技队伍。技术能力可以分为一般技术能力、产业化能力、构建产业链能力和构建产业生态系统能力等层次。发展主动权自主可控，是因为我们不但要着眼于现在，还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对相关技术和产业而言，都能不受制约地发展。供应链自主可控，是指一个产品的供应链可能很长，如果其中的一个或某些环节不能自主可控，也就不能满足自主可控的要求。例如对于复杂的CPU芯片，我们拥有知识产权，也有技术能力，能够在设计方面不受制于人。但是，如需依赖外国才能进行生产，那么仍然没有达到自主可控的要求。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国产”产品还没有统一的评估标准。人们大多根据产品和服务提供者资本构成的“资质”进行评估，包括内资(国有、混合所有制、民营)、中外合资和外资等，还包括近来出现的“VIE”等。考察这类资质是必要的，但除此之外，还应采用“增值”准则对“国产化程度”加以评估。这是发达国家的经验。美国国会在1933年通过的《购买美国产品法》，要求联邦政府采购要买本国产品，即在美国生产的、增值达到50%以上的产品，进口件组装的不算本国产品。采用上述“增值”准则来评估“国产”，比较合理。因为如果某项产品和服务在中国的增值很小，意味着它可能就是从国外进口的，达不到自主可控的要求。如果实行“增值”估算，贴牌、组装、集成等“假国产”就难以立足。对于保障网络安全、信息安全而言，制订自主可控的评估标准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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