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首先要深刻认识它贯彻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品格;应当在理论的科学性上与渗透唯心史观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划清界限;必须树立唯物史观的科学创新观，努力弄清当代中国经济内部的本质联系及其与外部联系的新变化，并把对这些新变化的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必须认真研究已有的经济思想资料，以及有关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思想资料;必须始终坚持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根本立场，使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理论逻辑上辩证地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作为经济主体的实践过程。

 

 

2015年11月23日，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①]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贯彻唯物史观，对于全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大指导价值。本文拟就经济理论方面谈些认识。

 

 

一、坚持唯物史观指导思想

 

 

我们要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首先要深刻认识它贯彻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品格。由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人类经济思想长期发展的科学结晶，绝不是个人思维凭空设计的产物，更不属于宗派性质的学术派别。它实事求是、公正无私地反映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现实运动，证明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必然要求建立没有任何剥削关系的工人阶级自主联合劳动这种崭新生产关系;[②] 它自觉地反应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及其客观要求，并在应用于社会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而它具有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理论品格。开拓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正是由这种理论品格决定的。离开了这种理论品格的经济学，就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这种理论品格决定了，我们只有遵循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才有可能开拓中国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③]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理论道路，就是遵循唯物史观的理论道路。

 

马克思精辟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④];并强调，“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⑤]。马克思正是贯彻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才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做出了前无古人的、革命性的理论创新。这集中地体现在《资本论》中：

 

——从研究方法看，马克思开创了“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的唯物辩证的经济分析方法，[⑥]以及将弄清的客观经济形态在理论上再现出来的叙述方法。《资本论》从抽象到具体，坚持理论逻辑与历史过程的一致;由表及里，又由里及表;既有分析，又有综合;既有经济性质规定的深刻论证，又有定性基础上的数理分析;从微观到宏观，从理论上再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运动的客观辩证法，其中包括人类社会经济运动一般、市场经济运动一般的辩证法。

 

——从基本原理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科学贡献：在第一卷，他第一次揭示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揭示了对商品生产社会的经济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⑦] ;第一次阐述了工资掩盖了“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⑧]，即它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的表现形式，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第一次在“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⑨] ，从而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本质。在这三个崭新因素基础上，马克思第一次确定了只有抽象人类劳动才形成价值;创建了第一个“详尽无疑的货币理论”;第一次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商品;第一次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详尽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并发现了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建立了第一个科学的工资理论;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⑩]在第二卷，第一次从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这三个不同循环形式的角度，全面地揭示了同一产业资本的运动规律;第一次科学地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及其不同的运动规律;第一次从社会总产品出发，从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并揭示了在商品生产社会，货币流回规律是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平衡的表现形态。在第三卷，第一次在价值规律基础上阐明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由此揭示了生产价格规律和职能资本竞争的平均利润规律;第一次揭示了社会总资本运动中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一次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利润理论、利息理论和地租理论，揭示了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的规律，由此揭示了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三大阶级矛盾的经济根源。

 

《资本论》的经济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为我们提供了在经济研究中应用唯物史观的典范。坚持《资本论》的基本方法和原理，这是开拓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基本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即使主观上想开拓创新，也只能如列宁所说，“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这是因为，如果抛弃《资本论》阐释的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的经济范畴和科学原理，就等于抛弃了它们对相对应的客观经济关系和规律的科学揭示，等于抛弃了它们指导我们认识现代现实经济的方法论功能，这就只能陷入认识的盲目性。那种认为，“《资本论》是19世纪的经济学，现在已经过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过是一种学派而已”;“《资本论》是革命的经济学，现在需要建设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本质经济学, 不能解决实际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计划经济的老祖宗，现在已经过时了”，凡此等等，即使不是恶意，也是严重的认识误区。[11]

 

因此，要开拓中国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沿着马克思开创的科学道路继续前进，而绝不应对《资本论》为理论源头的政治经济学有任何贬低和轻视，否则就谈不上创新，而只能是倒退。

 

 

二、走出迷信西方经济学的误区

 

 

坚持用唯物史观指导开拓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就应当在理论的科学性上与渗透唯心史观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以下简称西方经济学[12])划清界限。

 

目前有种倾向，一谈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说要防止教条主义，似乎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存在教条;一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说要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似乎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科学理论。其实，只要真正遵循唯物史观，深入实际，就不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含任何教条或“本本主义”的原理，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的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3]。有些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搞教条主义的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弄懂弄通。而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如果没有正确地批判和扬弃，就谈不上科学的借鉴。固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其经济运动过程具有二重性，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的规定性和社会化生产的一般规定性;因而西方经济学作为反映这种经济形态的理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上述规定性，即便是扭曲的反映;从这个角度看，研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是必要的。可是，西方经济学从来不是科学的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也依旧保持着马克思深刻揭露过的一系列弊病：

 

一是主观性。渗透唯心史观，始终站在“自利经济人”或人格化的资本即狭隘的资本家阶级的立场上观察经济，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具有“普世”性和永恒性;并以狭隘的私人资本家眼光扭曲地反映经济形态。例如，所谓“要素创造价值”论，就体现了资本家观念对劳动创造价值的严重歪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阐述的人力资本范畴，也打着资本家观念的印记。[14]

 

二是表面性(或庸俗性[15])。直观地反映经济关系的表层现象，因而形成各种具有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利息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和地租拜物教等拜物教观念的理论观点。总是停留在市场经济形态的流通、分配层面看问题，看不到市场流通与社会生产的内在联系，更看不到市场供求关系的背后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的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分配关系以及社会分工比例关系在起作用。风靡一时、大力推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方法上的主要错误，就是停留在经济形态的简单商品流通表层分析问题，用这种层面的“交易关系”和“产权关系”，来解释远比流通领域丰富得多生产领域内部的经济关系。西方经济学的实证思维方法主要是形式逻辑而不是辩证逻辑，也体现出表面性的特点。

 

三是片面性。仅从价值形态一种角度分析市场经济现象，不懂得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分析企业经济运动，或从货币资本循环角度，或从生产资本循环角度，而不懂得它是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三种循环形式的统一;分析宏观经济现象只从GDP(即∑(V+M))出发。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搞消费、投资和外贸“三驾马车”调节宏观经济，就是沿袭了马克思详细批判过的“斯密教条”(在社会总产品∑(C+V+M)中丢掉了总不变资本∑C)这种片面性。[16]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流派众多，其实这正是不同资产阶级学者在认识方法存在不同的片面性的理论表现。

 

四是含糊性，不懂得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之间，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之间、货币与货币资本的共性、联系和区别。例如，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就不懂商品流通决定货币流通这种因果关系，因而不能正确解释货币和价格现象。[17]

 

五是虚伪性和欺骗性。宣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自由、平等、相互尊重所有权和互利的，这是最典型的理论虚伪，实质是用简单商品流通的交易关系掩盖生产领域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

 

六、辩护性。用一系列抽象的范畴，为缓和资本主义对抗性的基本矛盾出谋献策，如宣扬抽象的公平、机会平等及其与效率的关系，以此来解释居民收入分配关系产生不公的原因，并提出改良主义的对策，而回避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对社会收入分配不公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现代西方经济学还沿袭了长期贯穿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错误理论教条，主要是马克思在《资本论》深刻批判过的五大老教条：

 

一是沿袭了把物物直接交换与商品流通混为一谈、认为商品流通必然创造买和卖的平衡的“萨伊教条”[18]。供给学派就体现了这种教条。

 

二是沿袭了把流通手段当作货币惟一职能的“李嘉图教条” [19]。西方现代货币数量论就传承了这种教条。

 

三是沿袭了“把社会资本看成一个有固定作用程度的固定量”，并把所谓劳动基金(总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工人生活资料量)看作固定不变量的“边沁教条”。[20] 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市场的观点就传承了这种教条。

 

四是沿袭了斯密的所谓利润、工资、地租三种收入决定价值，和以上已经提到的在社会再生产中丢掉了∑C的“斯密教条”[21]。现代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就传承了这种教条。

 

五是沿袭了宣扬资本主义私有者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必然性和永恒合理性，把土地、资本和劳动这三种要素说成是和谐并存的收入分配源泉的“三位一体教条”或又一个“萨伊教条” [22]。现代西方经济学都传承了这种教条。

 

现代西方经济学还在老教条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些影响广泛的新教条。对我国经济学界影响颇大的主要是“凯恩斯教条”和“科斯教条”。凯恩斯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矛盾，有助于暂时缓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这在西方经济学范围内是一种进步;但是并不科学，因为它沿袭了斯密教条，仍然只从一般流通角度解决宏观经济问题，因而应用于实践，只能加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最终产生“滞涨”的后果。可是，凯恩斯主义却成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所以可称之为新教条。科斯在微观经济层面只从流通层面也就是只从交换领域分析经济问题，用节约交易成本来解释企业及其制度的形成，颠倒了生产与流通关系;他泛化“利己经济人”假设，宣扬私有化是企业制度改革的目标。这种片面的理论流行很广，因此也是算得上一个新教条。毫无疑问，照搬“凯恩斯教条”，就不能构建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理论;而照搬“科斯教条”，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现代企业制度。

 

再看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方法。一些人认为这是它的一种科学优势。其实不然，科学的数理分析必须以对经济关系的科学定性为前提，要求数学运用服从科学的理论逻辑。但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却因为上述一系列缺陷，不可能达到这种要求，因此，“米不够、水来凑”，在方法上往往用大量的数学逻辑替代科学理论分析，以此掩盖理论逻辑的贫乏;表面上看十分精确，其实则因为定性错误，而扭曲了经济的内部联系，这怎么能称得上科学优势?如果认真研读《资本论》，就可以知道，马克思每弄清一种经济现象的本质，都必定会在定性的前提下做出数理分析，这充分体现了辩证法质量统一的辩证法。应当说，重视数理分析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要求和科学优势，目前表现出的某种薄弱，只不过是一些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自己没有把这种优势发挥出来而已，这是需要坚决改进的。

 

可见，要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就不应当以现代西方经济学是现代的为由，而照搬应用。[23] 我们必须与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弊病和新老教条划清界限。西方经济学本身就具有教条性，如果还不加分析批判地照搬应用，那岂不是加倍的教条主义?问题更在于，西方经济学就其根本立场和出发点而言，是为资本家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用这样的经济学来指导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那只能是方枘圆凿，出现饮鸩止渴的后果!

 

 

三、确立科学的理论创新观

 

 

开拓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必须树立唯物史观的科学创新观，确立经济理论科学创新的判断标准。否则，就有可能出现把理论创新与名词概念上的标新立异混为一谈，甚至把轻浮地搬用西方经济学的新概念当作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那就把理论创新庸俗化了。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以化学史中氧气的发现为例，阐释了科学发现的判断标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关于燃烧这种现象的解释，占支配地位的是燃素说;人们以为燃烧的本质在于物体中有一种叫“燃素”的燃烧质。到了1774年，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列析出了一种不含燃素的气体，他称之为 “无燃素气体”;不久瑞典化学家舍勒也发现，当一种物体在这种气体或普通空气中燃烧时，这种气体就消失了，于是把它称之为“火气”。这两位化学家实际上已经析出了氧气，但是由于被原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都不知道这种气体的本质是什么。而当法国化学家拉瓦锡根据这个新的事实，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方才发现，这种新的气体，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元素氧;燃烧并不是氧气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来，而是氧气与燃烧物体的化合。因此，真正发现氧气的，是拉瓦锡而不是前两人。[24] 恩格斯用这个化学史上的例子说明，科学发现不是简单地认识到一种新现象(包括现象的数量关系)的存在，而是要弄清新现象背后的真实本质联系。既然在唯物史观看来，新的科学理论应是对新现象的本质的真实反映，那么也可以说，恩格斯阐释的科学发现的判断标准也就是科学的理论创新的判断标准。从这种标准看，经济理论的创新必须真实地反映新经济现象的本质，揭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内部联系的新发展。

 

可见，开拓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所要求的理论创新，最重要的是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科学原理的指导下，努力弄清当代中国经济内部的本质联系及其与外部联系的新变化;并把对这些新变化的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遵循《资本论》已经开辟的科学道路，我们有必要从下述方面积极探索：

 

——社会生产方式的新变化。 应弄清互联网时代引起的生产方式的一系列新变化，研究建立在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基础上的劳动资料对人和社会的新影响，即弄清劳动资料的历史要素的变化;弄清在新生产方式下商品流通—般关系与资本流通关系发生的新变化;还应弄清中国发展程度不同的多层次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促进先进生产方式带动落后生产方式的发展。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新变化。应弄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过渡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不同所有制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包括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内部关系及其与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民族经济与外资经济之间的关系;要弄清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要实现形式;从国有经济的整体、企业和劳动者三个层面，从集体经济的集体组织和劳动者两个层面，探索由劳动者自然人构成的利益主体，凭借占有的生产资料获取物质利益和取得收入的最佳途径，总结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新经验;同时，有必要弄清私营经济发展的适度性。

 

——国民经济运行的不同经济层面之间内在联系的新变化。应弄清社会生产方式的新发展发展引起的全国与地区之间各产业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新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关系;由这两层关系的变化引起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和服务等各类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新变化，以及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新变化。

 

——民族经济独立自主与世界经济之间关系的新变化。应弄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代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新特征，从而弄清当代中国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和矛盾;弄清有利于维护世界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和中国民族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科学含义及其推进中国应起作用。

 

——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新变化。应弄清当代中国人口发展、资源利用和维护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新变化和新要求，也就是要进一步弄清如何遵循马克思所说的“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这种“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25]。从全球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限追求剩余价值这种抽象财富，只会对人类社会的这种可持续发展规律起破坏作用。[26]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立，则对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提供了可能性。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应当弄清这种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的途径。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本质关系上弄清上述新变化，是开拓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重要任务。这不但需要经济学者深入研究理论，而且需要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弄清国情世情基础上，为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从基础经济理论方面做出贡献。

 

 

四、认真研究已有的思想资料

 

 

开拓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还必须认真研究已有的经济思想资料，以及有关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思想资料。在唯物史观看来，科学的经济理论范畴和原理，并不等于实用性的直接指导实践的政策概念和措施。后者要上升到理论范畴和原理的高度，还需要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长期反复的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弄清经济运动的本质联系的过程。因此，理论创新绝不意味着，人们只要用思维直接反映当代现实，并由此提出某些新概念、新观点就行了。须知，要克服经济发展中的偶然现象和假象给人们带来的错觉，就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辩证思维方法，就应当善于运用前人已经创建的科学范畴和原理，并联系各方面的科学知识来思考，来研究新的实践，这样才能在已有概念与新现实、已有原理与新实践过程的对照、比较中，获得新的发现，弄清需要坚持什么、扬弃什么、创建什么，从而才能做出理论创新。因此，研究已有的经济思想资料和其他相关思想资料，乃是开拓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必要条件。

 

在已有的经济思想资料中，我们尤其应当重视研究《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他们应用唯物史观，继承前人先进经济思想，扬弃错误经济思想，辩证地反映人类历史内部矛盾的形成发展过程，所创建的反映人类社会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发展趋势的经济范畴和基本原理，其指导意义有很长的历史跨度;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仍然存在他们创建的经济范畴和原理相对应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这些相应的经济范畴和原理就不会过时;谁要随意抛弃它们，谁的思维就必定要陷入盲目或思维逻辑的混乱，不但不能实现理论创新，反而会造成理论失误或倒退。

 

同时，也要尽可能对古今中外的其他经济思想资料进行研究和借鉴。这是因为，任何经济思想资料在内容上都是人的头脑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现实的反映。以历史辨证方法为指导，吸取或多或少能够反映客观事实的思想成果，有助于我们弄清经济现实的来龙去脉和多方面本质联系。即使是像庸俗经济学这样的扭曲反映经济现实或反映经济假象的思想资料，也有助于我们通过发现这些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认清这种理论的阶级根源，推进深入思考，从吸取他们的教训中坚定正确的理论创新方向。我国有不少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研究西方经济学及其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者，[27] 他们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往往比一些没有研究过西方经济学的学者深刻，原因就在于他们能从根本对立的两种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中，更能加深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真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认真研究已有的经济思想资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崇高的榜样。有人作过统计，由他们在《资本论》中加的注释，有1262个，其中第一卷有1039个，第二卷有58个，第三卷有150个，各卷的序言和跋中有15个。第一卷至第四卷，所引用和提到的著作，有605部，所引用的议会报告和其他官方文件，达59种，所引用的报刊有56种。其中对报刊资料的引用时段，有的长达20年至25年;最长的达40年，如著名的“泰晤士报”，几乎该报每年的报纸都引用。[28] 恩格斯1869年以无比钦佩的心情对马克思研究已有思想资料的科学态度，作了如下描述：“他所始终感到兴趣的，归根到底还是他二十五年中以无比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科学;这种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使他在自己对自己的结论在形式和内容上尚未满意之前，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未曾读过，没有一个反对意见未被他考虑过，每一个问题他都完全解释清楚之前，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29];《资本论》的引证除了作为理论来源的确凿证据，还“为了证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提出某一观点。”[30]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能在全面地理解并公正评价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做出革命性的理论创新。

 

我们要开拓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就不能不学习马克思的治学精神，高度重视研究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有关的各种已有的经济思想资料，尤其是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济思想资料。要防止一种倾向，认为目前既然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那就只要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思想资料就行了，先前的经济思想资料，已经过时，没有必要研究了。这种认识是不利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的。

 

开拓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十分重要的是，必须认真研究我们党在理论上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做出的开拓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和运用”，并列举了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在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方面提出的独创性的观点和理论成果。[31] 所有这些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陈云、邓小平等老一辈领袖人物个人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实践进行思考的思想资料，都反映一定历史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实际进程和客观要求，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表现，我们应当深入研究这些思想资料，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我们还必须重视研究国内外大量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研究的理论成果。当然，已有的思想资料浩如烟海，而人的时间总是有限的，所以，应当善于利用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综合性研究成果。[32]这里也就提出了应当高度重视中外经济思想史研究，尤其是重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队伍的建设，提高这支队伍的理论素质。从现状来看，我国这支队伍的力量还不能适应经济理论发展的要求，这值得理论工作领导部门高度重视。

 

 

五、创建人民为经济“主动轮”的政治经济学

 

 

用唯物史观指导开拓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应当始终坚持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根本立场。习总书记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谈话中，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部署工作、制定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33] 这渗透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基本观点。我们只有坚持这种根本立场，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证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能够公正无私地反映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新变化，并在应用于实践的过程中，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

 

在唯物史观看来，人民是具有阶级内容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是指工人阶级为核心，工农联盟为阶级基础的人民，简言之，是指广大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而不是有人所说的“民有、民享、民意”的“民”，[34]也不是所谓“民营经济”(实质是私营经济)所有者的“民”，这两种说法中的“民”，实质都是指资本家阶级。尽管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爱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他们不是人民的主体，因此，不能用他们来代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其核心内容是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中心。

 

用唯物史观指导开拓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要求把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实现这种理论升华，无论是运用、借鉴已有的思想资料，还是总结成功的实践经验，都必须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这意味着，必须使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在理论逻辑上辩证地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作为经济主体的实践过程。

 

经济主体，也就是经济运动机制中的“主动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资本家比喻为资本主义社会机制(德语Mechanismus)中的“主动轮”[35]，含义是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而是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控制者和推动者，即其能动作用的经济主体。事实上，只要我们把资本家理解为人格化的资本，就不难看出，《资本论》理论体系反映的正是资本家控制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第一卷第一篇撇开资本关系分析商品和货币，实际上再现了社会总资本包含的商品流通一般(W—G—W)，即资本运动的历史条件;第二篇引入资本运动的特征及其体现的生产关系，接着从第三篇到第七篇分析剩余价值生产和再生产，可见第一卷，再现了社会总资本运动的W—G—W…P这个过程。第二卷的则在再现单个产业资本各种循环形式和周转运动的基础上，以商品资本循环形式(W¢—G—W…P…W¢)再现了社会总资本的循环运动。第三卷则阐述了社会总资本在生产资本(∑P)、商品资本(∑W')和货币资本(∑G)三种资本形态上，相应地发展起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这三种资本的运动，以及这些资本形态的人格化即各类资本家和土地私有者，通过相互竞争如何瓜分工人阶级创造的社会总剩余价值，可以说，《资本论》从理论上再现了资本家阶级利用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剥削和瓜分剩余价值的经济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中，虽然私营经济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但是公有制经济毕竟应当占主体地位，[36]否则就会失去社会主义的规定性。因此，对整个经济其控制作用和决定作用的“主动轮”不应当是资本家阶级，而只能是作为人民主体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尽管说，就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客观存在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与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在市场流通关系方面具有某些共同点，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具有过渡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是难免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只要真正成为社会经济机制的“主动轮”，就决定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机制与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显然应当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中再现出来。因此，这种理论体现就不应简单套用《资本论》的理论结构;反映劳动人民作为“主动轮”的经济机制的理论，显然在篇章结构上应当有自己的特点。这正是《资本论》唯物史观的方法告诉我们的。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更不应当照搬资本家作为经济“主动轮”的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的理论。例如，不应当搬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种理论主张“私有化”，照搬这种经济理论，必然丧失“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个根本立场。又如，不应当搬用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观。这种经济观可用“私有制加社会收入再分配”来概括，即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发展经济，政府用福利制度、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措施，来解决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矛盾。推行这种经济观的国家典型是瑞典，曾风光一时，但是，其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的弊端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益凸显出来，国内仍经常保持不少的失业人口，有些年份失业率达到7-8%，有的年份高达15%;占全国人口5%的富翁拥有全国50%以上的财富;贫困阶层一直存在。[37] 可见，照搬这类主张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学，显然不可能创建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政治经济学。

 

那么，搞没有“姓社姓资”之分的所谓中性的市场经济学行不行?也是不行的。在唯物史观看来，所谓中性的市场经济只能是其商品流通这种表层经济关系的抽象，但是只要深入到生产领域，就一定要引入谁是经济的“主动轮”这个基本问题。因此，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绝不能回避市场经济能否、如何与公有制经济有效结合的问题。这也是理论创新的关键问题。

 

总之，用唯物史观指导开拓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就必须创建劳动人民为经济“主动轮”的经济学说体系，它必须在理论上反映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如何巩固和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如何处理好占主体地位的公有资本和内外私有资本的辩证关系，处理好民族经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家全局利益和各种局部利益、企业集体利益和劳动者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如何利用市场社会分工制度，发挥主观能动性，管理好、经营好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最大限度地积极创造社会财富，并通过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朝着共同富裕的道路，获得日益增长的物质利益。我们经济学者面对这一光荣任务，应当团结奋斗，不畏劳苦，自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2016.1.4

 

 

[①] 新华社报道：《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01 版。

 

[②]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主要矛盾，把政治经济学区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基本营垒：一方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或“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方则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5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3～104页。引文中的黑体为原文。

 

[④]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⑤]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经济的社会形态(德文Die Ökonomis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含义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与生产力紧密联系的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自然史的过程，也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

 

[⑥]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信纸〉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25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25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25页。

 

[⑩] 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22页。

 

[11] 何干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信》[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7日01 版。

 

[12] 我国经济学界曾约定俗成，把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简称。因此，不宜把西方经济学理解为地理位置上的西方的经济学。有人说，马克思是西方人，它的经济学也是西方经济学，这是不严肃的。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1页。

 

[14] 马克思深刻批判过把劳动力资本化的银行家观念。他指出，“在这里，工资被看成利息，因而劳动力被看成提供这种利息的资本”;“资本家们思考方法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8页。)马克思对“劳动力资本”概念的批判完全适用于“人力资本”。

 

[15] 在《资本论》德文版中，“庸俗经济学”的德文是Die Vulgärökonomie。 查《德汉词典》，形容词Vulgär的含义是：(1)粗俗的、庸俗的(2)不涉及本质的，肤浅的，不科学的(《德汉词典》[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380页)，所以，庸俗性与表面性的含义大体接近。

 

[16] 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3～419页;《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43～965页。

 

[17] 参见陈其人：《货币理论与物价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页、第142～147页;

 

[18]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5页。

 

[19] 《马克思恩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63页至第164页。

 

[20]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3～705页、第809页。这种观点认为，工人平均工资是这种国定的劳动基金除以工人人口的结果。

 

[21]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2页，注(32);《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01页至第427页。

 

[22]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41页。

 

[23] 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因而越现代，越科学。但是经济学涉及人的物质利益关系，具有阶级性，这就不能用是否现代来判断是否科学。

 

[24] 参见《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21页。

 

[25] 《资本论》(中共中央编译局根据马克思修订的法文版第1卷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17页。这里的“土地”今天可以拓展为“自然”，而“循环”指的是良性循环。马克思指出：“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至第209页。)如果从人从空气中获得的氧气是一种生存资料，那么广义的土地不仅包括水，也可以包括氧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马克思所说的“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拓展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

 

[26] 历史地看，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环境污染的祸害之后，开始在本国注意一定程度的生态环境保护，可是，现代垄断资产阶级却不能消除本国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不可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往往把生态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

 

[27] 例如，经济学界熟知的陈岱孙、高鸿业、胡代光、吴易风和丁冰等西方经济学研究专家。

 

[28] 参阅雍桂良：《资本论中引证了多少书资料》，《社会科学战线》[J],1984年第1期。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12—413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页。

 

[31] 参见新华社报道：《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01 版。

 

[32]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动态》编辑部组织编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争论》、《中国经济理论问题争鸣》等多本论著，汇总了我国政治经济学多个领域的不同观点的思想资料，这对于推进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33] 参见新华社报道：《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01 版。

 

[34]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说，“党的执政基础不是国有经济，而是三个‘民’：民心、民生、民意”。他是主张产权私有化的，他所说的“民”，其实是资本家阶级。参见何干强：《违宪的“公有制为主导”论及其实质————评高尚全先生的“改革建议”》，《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3年第3期。

 

[35]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2004年，第683页。

 

[36]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北京]，全国常委会办公厅主办出版，2004年特刊，3月15日出版，第80页、第81页)这从根本大法上规定了我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的性质。

 

[37] 参见丁冰:《从瑞典经济模式看民主社会主义——兼论“保障社会主义”的实质》，《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8期;徐崇温: 《瑞典模式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