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严重扰乱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此次危机影响之大、危害之深，仅次于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仍然处在危机的阴霾中，复苏的脚步缓慢。多数学者认为，此次危机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化的改革的后果。新自由主义化的改革，过度强调自由市场，反对政府有效干预，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不断积累，并最终以危机的形式爆发。但某些学者却在大肆宣传新自由主义，主张推行新自由主义化的改革。这是让人出乎意料，也是耐人寻味的。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欧美等国发生新自由主义转向

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具体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强调自由化和市场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对金融资本的管制等)逐渐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美国的里根政府、英国的撒切尔政府，都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直接推动者。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滞胀危机。经济停滞的同时，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失灵。利润率不断下降导致资本利益受损严重，影响到资本主义的正常生产。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和学者，主张通过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改革，采取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弱工会力量和削减社会福利、为资本和富人减税、逐渐放松对金融资本的管制等措施，解决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倾向于资本利益的改革，使工人阶级受到打压，工资收入持续降低，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未能从根本上帮助资本主义走出危机，加之放松金融管制，造成大量的逐利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向金融部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金融化问题日益严重。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和虚拟化大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加大了经济危机的破坏力。矛盾的积累最终导致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随后演变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金融危机。危机的发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失败。

危机发生后，国际理论界、思想界和政界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掀起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热潮。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新自由主义是国际金融资本推进“全球化”的工具，给全球经济带来深重灾难。

不同国家为何发生新自由主义转向

当前一些有关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多数是从其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危害着手的。例如，强调新自由主义是指主张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意识形态和观点，新自由主义者强调减少政府干预，推崇自由市场。认识新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能够帮助我们判断经济是否发生新自由主义转向。但对经济为什么会出现新自由主义转向这一问题，目前还缺乏深入研究和探讨。唯有认清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原因，才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和防止新自由主义转向在中国的发生。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长期不受重视，但在资本主义滞胀危机之后迅速活跃起来，这与新自由主义代表了危机中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关。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般表现为资本的利润率持续下降，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活动。而造成资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根本上是资本主义自身的本质矛盾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导致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是产品的过剩和无产阶级的贫困，或者说是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新自由主义转向，是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维护资本利益的表现。因此，新自由主义的转向是内嵌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之中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

当然，资产阶级政府试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资本家的利益，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矛盾在内部不断发酵，资本生产必然会再次遭受危机的冲击。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资本积累的发展史表现为一部长期波动的危机史。每当资本主义面临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采取措施改善资本的经营状况，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此时，代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例如新自由主义，就会死灰复燃，迅速登上历史舞台，帮助资本家谋取利益。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转向不但无益于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反而会加重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导致了更深层次的危机。

在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新自由主义转向之后，拉美等发展中国家也发生了这一转向。20世纪80年代，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普遍爆发了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政府及学术界在急于解决国内危机的形势下，采纳了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推销的“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建议，在国内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最终结果是危机非但没有解除，反而导致了更加深重的灾难。

警惕新自由主义

通过对拉美、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发生新自由主义转向历史进程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一过程是有规律的，或者是有既定路径的。首先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强烈要求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因为发展中国家越开放，尤其是金融管制越放松，越有利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利润。

其次，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想向发展中国家的渗透，需要有一批在新自由主义国家(例如美国)的高校和组织机构学习的学者，例如，印度尼西亚的“伯克利黑帮”，以及智利和阿根廷等国的“芝加哥弟子”一类的帮派。这些学者受到美国一些基金会的资助，回国之后或是任职于政府部门，或是从事教学研究，大肆宣传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并试图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教育政策等方面推行新自由主义。

最后，随着新自由主义化的不断深入，获益最大的当属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而本国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有些成为严重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边缘国家，有些国内金融体系受到破坏，危机不断，人民生活困苦。

某些新自由主义学者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尤其是在网络媒体上，这种声音不绝于耳。最明显的例子当属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歪曲解读。有些新自由主义学者将 “供给侧改革”等同于美国的“供给学派”，主张中国应当走“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之路”，“唯有走新自由主义经济之路，才能解决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笔者认为，如果把“供给侧改革”等同于“供给学派”的主张，大幅度取消政府管制、国有企业私有化、大力削减社会福利等内容，将严重误导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由历史经验可知，不论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转向，还是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其共同点都是在经济陷入危机或经济发生困难的时候，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主张才能乘虚而入。当前，中国GDP年增长6.9%的基本面向好，经济减速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相信新自由主义学者的危言耸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努力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继续前行，警惕新自由主义，才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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