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新自由主义推行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资本，遍布世界的跨国公司是其资本的载体。

新自由主义要求取消对资本的限制，实质上就是取消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必要管控，国家力量将受到约束。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被束缚，发达国家的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在全球横冲直撞，从而延续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的主导地位。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了题为《新自由主义:是否被过度推销》(Neoliberalism:Oversold?)的文章，对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要义(即资本账户自由化和财政收缩)提出质疑:新自由主义既主张要通过放松管制并开放本国市场来增强竞争力，又鼓励通过私有化、限制政府开支与举债等措施来淡化政府的角色。然而从宏观来看，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而贫富差距拉大所带来的成本提高却是显而易见的，进而损害了经济增长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这篇文章在国际上引起广泛讨论。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及其历史作用?分析不同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又具有什么样的教训和启示?

IMF指责新自由主义导致了发展不平等和市场不稳定

IMF的这篇文章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之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财政紧缩政策，二是不同国家间的资本流动问题。

具体来讲，在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财政紧缩政策上，IMF认为，一个国家(如希腊等欧洲国家)当然不能依靠不断借贷来发展经济，因此只能紧缩收支;但更不应该由此就对所有国家实施一刀切、都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因为对于经济形势比较乐观的国家而言，财政紧缩的代价会非常大。而且，对于有着充足财政和政策空间的国家来说，保持一定的债务水平对于拉动经济发展是有益的。因此，我们不应该通过强行增加盈余来减少债务，而是要做中期的财政整顿，并让政府通过合理的举债来追求更高的经济增长。

在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方面，IMF认为，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资本流入的确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但证券投资、债务类资金、投机性热钱的流入却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帮助，更不能分散风险。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债券化资金。同时，采取大幅放开资本账户等市场化手段的做法将加剧经济的波动，使得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因此，IMF建议国际社会要反思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适用性问题。

新自由主义已不适应时代发展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项资本主义制度，核心要义包括私有化、取消资本账户管制以及扩大资本市场开放，即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要开放国际市场并支持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以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本的最佳配置。

毫无疑问，资本是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资本，遍布世界的各大跨国公司是其资本的载体。取消对资本的限制，实质上就是取消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必要管控，国家力量将受到约束。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被束缚，发达国家的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在全球横冲直撞，从而延续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的主导地位。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自由主义，发展中国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凡是追随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就向其大幅开放国内市场、提供经济援助，反之则对其产品设置重重壁垒或减少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经济、政治危机时，美国往往将采纳新自由主义作为援助的条件，强行推行新自由主义，例如西方在应对希腊危机期间就对希腊采取诸多强加措施。正因为如此，新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后期对于提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全球贸易迅速扩张、发展中国家获得部分技术和发展资金、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带来更高效的服务供应等，因此新自由主义被美国等国家标榜为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不接受的就成为“国际规则破坏者”，大有历史终结论的味道。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国内，新自由主义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使贫富分化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就是对贫富分化加剧的有力控诉。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也在拉大，全球贸易和金融状况持续恶化。新自由主义鼓吹资本配置的效率，却让失衡的资本分配剥夺了普通民众、发展中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获得感。此次IMF的文章明确指明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如今，连美国都无法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继续固守新自由主义只会进一步阻碍世界经济的复苏。各国要打破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采取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一味照搬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只能让自己吞下苦果。

中国需要加强资本管控并避免财政收缩

IMF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是建立在一系列新兴经济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近期，伴随着主要发达经济体相继实施零利率、负利率等量化宽松政策，以及美联储一再的加息预期，使得全球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波动性均明显加剧。因此，IMF不再认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对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发展中国家对资本流动的管理应该和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合才能应对动荡。同时，要提高债务国的偿债能力，首要工作是帮助该国实现经济增长，因此财政需要适度的宽松，而不是紧缩。因此，IMF给希腊等国的建议是短期内不要进行过度的财政紧缩，对于美、英等财政空间较充裕的国家则建议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并加大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对于我国而言，IMF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中国政府要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理，审慎开放资本账户。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人民币贬值预期以及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使得中国开始出现资本账户逆差，部分短期资本的外流与人民币贬值预期相互强化，尤其是“811汇改”之后，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产生波动共振，带来冲击。随后，央行加强了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并采取包括降准降息、减持美债美股等手段对跨境资本异常流动进行管制，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因此，在面临着经济转型升级、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等挑战的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需要充分发挥国家对资本的管控作用，综合利用经济、政策手段来化解资本流动压力。

其次，尽管中国政府的债务水平在上升，但目前中国不宜采取财政紧缩政策。衡量一国的债务水平，不应该只看其债务的绝对数量，而是要看其债务与GDP的比率。财政紧缩政策可以降低政府债务，但同时也会降低GDP的规模。目前，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约为57%，低于欧盟的60%的警戒线;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左右，低于国际警戒线。况且，中国作为高储蓄率的国家，储蓄向投资的转换大多会形成债务，地方政府也掌握了大量优质资产，可以为偿债提供可靠保障，因此，目前中国的政府的债务率不足为虑。同时，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不减，又受到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因此，中国宜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带动经济发展。既要通过减税和增加有效支出来扩大总需求，又要通过发债来融资，从而为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减少经济下行压力、消化过剩产能并化解债务。

总之，我们不应低估中国经济在当前面临的挑战，更不应照搬西方模式。中国依然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只要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结合本国国情采取恰当、全面的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企稳回升。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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