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科学认识西方所谓的市场经济事关中国重大经济政策和决策。市场本身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被供给者、需求者，也是被生产和上层建筑等所决定的。不仅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已经在西方经济学界消解，难以为中国所借鉴，而且标榜自身为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体也已矛盾重重，同样不可能成为中国选择经济发展模式的参照。

科学认识西方所谓的市场经济事关中国重大经济政策和决策，也是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中国在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8年却进入买方市场，2008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7年后)出现投入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却效果不佳的内需不足状况。与之相伴，中国不断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模式，并在2014年宣布经济进入“新常态”。那么，市场经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真的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吗?市场经济理论真的是美国所遵循的指导理论吗?市场经济促使美国经济蒸蒸日上了吗?从历史上看，正是新古典经济学这种市场经济理论兴起之时(1870年代)，美国GDP超过英国，“日不落帝国”由此在经济和国际地位上都走下坡路了。尽管美国经济在20世纪中期盛极一时，并宣称自己是市场经济，但关于其相对衰落的观点早已不绝于耳。相比这些事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算一个插曲。中西方这样的事实和矛盾、悖论迫使人们再次聚焦到这样的本体论问题：市场和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理解一般均衡理论呢?市场经济与国家繁荣、富强之间是否只是时间的并起，而没有因果性的关系呢?

尽管新古典经济学被一些人视为主流经济学理论，但在过去的100多年中，在新古典学派内部或与新古典学者极近的学者中，证伪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一直都是重要研究方向。新古典学派创始人、英国学者马歇尔在写作其《经济学原理》时就意识到垄断、外部性对于市场机制的破坏，他的学生庇古在20世纪20年代还发展了他的外部经济的概念，其另一个学生凯恩斯在1936年提出宏观经济理论，对市场经济的不信任相比他们前进了一大步。英国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在1969年对市场经济得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即它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才出现的，在人类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市场不是先验存在之物，不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力量，而是被人类社会所决定的力量。英籍意大利经济学家斯拉法等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们由于看到供求曲线之间的非独立性，得出了应该废弃马歇尔市场理论的正确结论。在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上是由市场在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供给上的失败所引致的。从词义来看，也从一些学者研究(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勒夫的获奖成果)的指向来看，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提炼出的“market failure”一词应该被翻译成市场失败，而不是市场失灵。阿克勒夫在2001年指出，到了20世纪90年代，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理论只是经济学理论的一条支流了。新古典学派学者及其影响所及的学者已经这样了，其他学者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排斥就更重了。比如，英国演化经济学学者霍奇逊认为，市场普遍存在并起关键作用是一种神话。意大利经济社会学学者阿里吉引述别人的观点指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是主张市场至上，而是主张市场是政府的工具。

上述学者无疑对科学理解市场和市场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都只攻了市场的某一点，都没有从本体论的角度辩证唯物主义地解释市场和市场经济，因此他们已有的工作难以揭示市场和市场经济的本质。本文基于唯物辩证法对市场这个本体的分析表明，市场不是、也不可能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力量。相反，它是由供给者、需求者以及他们所从事于其中的生产和所建立的上层建筑决定的。一些市场决定一切的说法，其实只是指除其他诸多因素之外，价值实现的那一惊险一跃是否完成或完成得怎样也在决定着企业的生死而已。这就难怪美国学者阿罗、美籍法国学者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能够从学术上消解市场机制理论了。这也就难怪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在其他国家经济停滞条件下，相对而言所取得的了。其低速增长、特殊条件以及内在矛盾使得它绝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的参照。因此，走自己的道路就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

一、市场本身被生产和上层建筑等所决定

宏观的市场经济由微观的市场及其交互作用所构成，其运行出现问题、梗阻，都是具体市场经济问题和梗阻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宏观、微观问题和梗阻本身又受市场经济共性规律的支配。从微观角度看，任何具体的市场都不是从来就有的，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即生产出来的物品不能全部被自己所消费而需要用于交换等)、在相应的上层建筑作用之下形成的。任何具体的市场也不是有了之后就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等的变化和作用不断变化，甚至可能消失的。

1.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逐渐重要起来的市场依然没有决定一切

从基础定义和基本功能看，被新古典经济学推崇备至的“市场”不过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即资本家赚取利润的一个环节而已。资本主义社会只是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原本偶然、分散、少量的，以满足特殊消费需要等为目的的交换，变成了在固定场所集中起来批量进行的、以利润实现为动机的交换。由于交换的对象、主体、频率、媒介在资本主义社会都大大发展了，高度复杂化了(比如交换的对象可以是商品和财产、资产、资源，交换的主体可以是个人或组织，交换的过程可以是一次性的或连续性的，可以使用或不使用货币作为媒介，可以使用这种或那种货币等)，它才成为经济学的一种研究对象。但是，交换作为经济学的一种研究对象的合理性并不代表它作为经济学的唯一或最重要研究对象的合理性。

从实践看，即使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变得重要起来，也不是决定一切，不是在一切资源配置领域都起决定性作用的，而只是在资本家雇佣工人生产出产品之后的价值实现环节才变得重要。这一点，马克思已经给予了足够的强调。那么，市场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那么大的魔力呢?这主要不是因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让人非常信服，也不是因为市场有效配置了资源，而主要是因为资本家们意识到，生产对他们不是问题，分配也能按照他们的意志进行，市场销售量却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决定他们命运的因素。尤其是在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出现的生死存亡关头，在他们看来，市场堪称决定一切了。再年轻的资本家，只要经过一次完整的生产循环，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出发，他们也赞成一种崇尚市场的理论。资本家既然已经陷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他们就不得不设想、奢望、一厢情愿地认为，存在一个市场价格体系让所有资本家把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卖出去。然而，每次经济危机都把几乎所有资本家的脆弱暴露出来，让他们面临经济死亡的威胁。所以，在市场经济平稳运作的时候，资本家们就已经开始担心，这样的一个死亡时刻会随时到来，于是集体地特别需要一种“宗教”来让自己增加一点儿安全感。“看不见的手”和市场均衡论的“宗教”实际上变成资本家的安慰剂、麻醉剂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已经在西方经济学界基本消解之后，依然堂而皇之地存在于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了。

2.市场是被供给者和需求者所决定的

市场(交换的对象、主体、频率、媒介、条件、数量等)不仅不能决定一切，它自身反而被供给者和需求者所决定。中国古代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的产生，就是源于某种需求。如果没有需求，就不会有四大发明。在这个情形里，先有需求，再有供给，即供给滞后于需求，甚至远远滞后于需求。但在这里的交换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需求被满足的强度是较弱的，并且供求相等只是偶然现象。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普遍存在，比如计算机、手机的发明可以说都是需求引致的。然而在封建社会里，即使有供给和需求，却根本不存在现代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

一旦有了一种产品，这种产品的供给可能创造出对自己的一定需求，即先有供给，再有需求时，供给成为首要的因素，需求成为对供给的适应性因素。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适应性关系非常复杂。比如企业在产品制造出来之后甚至之前就大打广告，用来操纵需求。当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影响产品的销售速度时，供给者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促销”手段加以克服。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供给会创造出需求，但这种创造并不一定是等量的，即并不保证市场会出清。一种商品一旦完成了从需求到供给、再到需求的一个循环，就很容易复制这个循环。现代社会的生产技术进步可能如此之快，以至于一个新产品不需要花费十年时间就会让市场达到饱和。比如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的电视机市场还充斥着日本产品，但接下来的十年中，就已经被国产电视机所充斥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能力相对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没有计划控制，经济危机就必然爆发。

上述分析说明，市场是在供求双方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而供给和需求不是如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关系图所描述的那样类似剪刀的两刃，反而类似于动物界的雄性和雌性动物。有时候，雄性动物处于劣势，有时则相反(相当于供给决定需求或者相反)。而它们的后代(相当于市场中的价格)既可能是正常的雄性或雌性，也可能是畸形的雄性或雌性。这些情况分别对应不同性质的市场(如这个或那个市场、成熟或非成熟市场、正常或危机中的市场)。为了保证后代的正常，就要保证父母都不受污染等等的不利影响。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市场价格无时无刻不受到生产资料所有者(股东)追逐利润、利息、股息的污染性影响。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市场经济已经是“非均衡”的了。把供给和需求比喻成剪刀的两刃，足以让人们用机械唯物论的方式去理解供求，即让他们忽视供求双方不是生活在由新古典所划定的经济环境中，而是生活在私有制所决定的辩证运动的具体社会关系之中的事实，从而接受它所提供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假意识。

3.供给者和需求者本身又创造市场赖以运行的社会关系

商品生产和需求，因而市场的存在和发展，都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生产发展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比如，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看，资产阶级为了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劳动力，就不得不把劳动力从佃农地位解放出来，因此劳动力市场的确立首先需要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打破佃农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再如，任何一种商品的市场的存在首先依赖于商品所有权的确立。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之中，当有一些人通过雇佣他人来生产产品而自己直接或间接销售它们的时候，就有一种新权力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不过是把这种权力固定下来而已。又如，金融市场的存在依赖于货币和债券的发行权、债券市场参与权、外汇交易制度的确立。这样看来，不仅是社会关系决定市场的存在和运行，而且每个具体的市场的发展都对应着一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兴起。这就难怪王今朝、龙斧能够数理地证明，即使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市场价格也不是由供求决定的，而是由包括社会制度、技术在内的诸多社会经济变量所决定了。

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表明，市场只是资本家价值实现的一个关键环节，其本身不过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被决定之物。市场价格只是这个被决定之物的一个伴生现象而已。下面的分析将表明，西方那种由某种价格体系构成所有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只是一种空中楼阁。

二、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消解

尽管“看不见的手”极为著名，但在西方最重要的一些学者看来，它并没有得到证明。正是这样，才有法国学者瓦尔拉提出一般均衡问题，才有阿罗、德布鲁对一般均衡问题的数理推证。与一般的理解相反，阿罗和德布鲁对一般均衡问题的数理推证不是证明了“看不见的手”的普适性，而是证明了它的不存在性。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在神话世界里(如没有垄断、没有外部性、没有公共物品、没有不对称信息、没有交易成本、没有规模报酬递增、没有不确定性，以及偏好的连续性、严格凸性、严格单调性、严格区分各种市场)，才存在一组让所有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价格。因此，对阿罗和德布鲁的一般均衡工作的正确理解是，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让所有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价格体系。再进一步看，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由于供求之间的相互作用，任何实际的市场价格都不可能是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价格，而只能是某种实然性的非均衡价格。也就是说，总是会存在某些甚至大量市场处于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的状态。“看不见的手”作为一个理论的科学性就这样被现实打破了。这就意味着市场不可能全部决定西方国家的资源配置。

在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纯粹的市场经济理论失去其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效以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是否可以算作一个差强人意的经济理论而被人接受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首先，产品创新对于西方国家的资源配置的优化至关重要，但产品创新本身就意味着不存在一个该产品的良好的市场。一方面，迄今为止，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创新许多来自中小企业，原因却是由于这些企业缺乏可以损失的利润，或者受到来自竞争企业的压力，从而只有创新一途可搏，这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创新。创新成功的资本家可以制定一个很高的价格，并从中得到尽可能多的利润，而且他会尽力地维持这个状况，直到无法维持为止。另一方面，当创新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巨大的投资时，以追求私人利润为目标的企业家们一般会望而却步。这就使得美国这样的国家即使创新能力很强，也无法实现创新的潜力，更不用说一些企业为了维持自己的利润，甚至不去利用其已经拥有的创新了。这就说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解决创新问题。考虑到产品创新对于西方国家资源配置的重要性，说明新古典经济理论是不可能令人满意的。

其次，在产品创新之外的既有经济生活领域，依然存在大量资源配置问题是市场机制所无法解决的。20世纪中后期，西方诸多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兴起表明，西方经济理论界已经对新古典资源配置概念的狭隘性达成共识。比如，经济地理学或新经济地理学批评新古典理论没有考虑资源在不同区域内的配置问题，公共经济学批评新古典理论没有考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问题，产业经济学批评新古典没有考虑产业组织问题，国际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管理学也都批评新古典没有考虑它们各自考虑的资源配置问题等等。这些分支学科中有些尽管使用新古典理论的工具来分析它们所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但它们确实已经形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共同否定。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概念不仅是鸡毛蒜皮、无足轻重，而且是极其片面化的。它所谓的资源配置根本不是资源配置的全部，而只是众多资源配置中的一种或一个环节，即便这个环节重要，也不能否定其他环节的重要性。考虑到这些资源配置问题的重要性，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第三，早在100多年前，在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就已经预先消解了新古典经济学自身的资源配置概念。新古典经济学把消费者福利(效用水平、代表民生)看作是一种重要的资源配置，仿佛其能代表消费者利益，仿佛市场机制就能让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仿佛市场机制是一种神奇的资源配置工具。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理论(被称为间接效用函数理论)，对于社会最广大人群的工人阶级来说，其福利是由其实际工资决定的。由于所有工人的阶级地位类似，工资水平相差不大，因此如果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同质人的假设，所有工人就只能得到差不多的效用水平。只有资本家阶级，由于其取得的收入是远远大于工资的利润，才有可能得到其想要的效用水平。因此我们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也能得出如下结论，即资本家过着比工人阶级好得多的生活。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资源配置问题吗?对于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一向是闭口不谈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说，世界愈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这样看来，重要的资源配置并不是如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市场机制下的消费品数量、投入品数量，而是如马克思所说的，是利润和工资的比率。如果我们非要抽象地来定义资源配置，那只有利润和工资的比率这一简单变量才有资格来作为它的定义了。这样看来，新古典经济学者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资源配置的科学也就是自欺欺人了。

第四，一个国家的市场机制所配置的资源即使达到帕累托有效，也不足以支持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有效性。新古典经济学家把帕累托效率定义为他们所关心的唯一效率，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效率具有现实性，而是因为它的非现实性。毕竟，只有在排除了许多具体的社会主体的抽象经济模型里，才存在帕累托改善的可能性。在现实世界里，由于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个经济主体的任一改善都会损害到至少一个其他经济主体，因此不存在应用帕累托改善的场合。特别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解放只能通过推翻压迫、剥削阶级的统治(而不是帕累托改善)而达到。所以，把改革、改善措施仅仅限于帕累托改善，实际上就是要把那些危害压迫、剥削阶级利益的改革、改善全部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因此，表面上看来具有合理性的帕累托效率实际上是非现实的。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具有这个非现实性的效率，新古典经济学不仅可以给自己披上学术的外衣，而且让这个概念不得罪资产阶级，而通过强调这个效率指标，并排除其他平等、公平指标，还可以向资产阶级献媚。至于它是自愿还是非自愿，那就无关紧要了。

基于以上分析，新古典理论的所谓价格配置资源，最多只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中总会遇到价格(体系)和这个价格(体系)所对应的产量和需求量的一种感觉而已。新古典理论把它上升为唯一的资源配置，实在是小题大做，不可能成为一种科学的理论。西方一些学者经过不同(更为复杂)路径，如斯蒂格利茨等通过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得出了与马克思早就得出的一致的结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结论。这种一致性也反衬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科学指导理论的正确性。

在西方学界对新古典理论的非科学性越来越达成共识之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遗老遗少和中国的一些食洋不化者被迫承认出清市场的一般均衡价格的不存在性，但依然把纯粹市场经济宣称为参照系。其实，把纯粹市场经济作为参照系比求剑刻舟还要荒唐。以完全竞争假设为例，如果我们用时间来衡量它与现实的距离，那么100多年前，西方的经济已经不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了。经过列宁关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科学论证，100多年后的今天，其与现实的距离就更可想而知了。这种距离足以让我们找到一个不同于市场机制的，但更具现实性和可靠性的参照系。在物理学界，人们总是要选择最好的参照系进行工作，可是以移植物理概念起家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这里就不遵循物理学界的原则了，这又一次表明了他们的言行不一。

三、西方经济发展史证伪市场经济的实践有效性

如果说西方所谓主流经济学因其理论不完全正确而不值得全盘接受，那么市场经济模式是否在实践中支撑了西方国家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呢?答案也是否定的。我们只需要看看美国经济史就可以明白了。首先，根据实际GDP增长率这种对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优化性较好的衡量指标，美国在过去20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具有优化性。从1774年到1909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175倍，年均仅增长3.9%，由于在这期间人口增长近40倍，人均GDP的增长率只有1.1%。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则降为约3%的水平，可见美国经济增长率并不高。然而，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更低，比如从1770年到1913年，英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2.2%。结果，1774年美国GDP虽然只相当于英国的1/3强，但到了1913年时，美国的实际GDP就是英国实际CDP的2.5倍了。这就说明，美国经济的成功不过是在别的国家停滞不前时，它像蜗牛一样慢爬取得的。如果我们如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3%作为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那么中国今天能够忍受这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代价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其次，在建国前后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美国市场经济发展拥有得天独厚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优势”，这是中国等其他国家所不可能享有的。美国市场经济是欧洲移民凭借众多有利条件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在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美洲土著人的统治权、土地，甚至在人身上消灭了他们大部分人之时和之后，开始了自己的经济发展。通过奴隶贸易进入美国的非洲土著人成为美国最大的人口红利。对于欧洲移民而言，美洲土著人甚至不是劳动力，是完全的成本因素，因而遭到屠杀。而非洲土著人的幸运之处在于他们被欧洲移民当作了劳动力，尽管只是作为极为廉价的奴隶。通过从其他国家购买领土，如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州、俄勒冈州、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美国不仅增加了自己的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而且为容纳欧洲移民进行高生产率经济活动提供了条件。在20世纪前半叶和中叶，美国经济发展还受益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它带来的欧洲甚至苏联的高级科学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它还享受到中国等国大量高素质移民带来的劳动力好处。移民的人力资本的成本由国外承担，而收益由美国享受，而中国等国发展市场经济能够像美国那样获得全世界最先进的劳动力资源吗?

第三，与西方国家18、19世纪开始所谓现代经济增长时中国等国经济却停滞不前不同，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在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尽管美国经济增长率很低，但在中国不增长或负增长的情况下，其长达一两百年的经济增长率的些微优势在20世纪造成了中美经济水平上的决定性的差异。可以设想，如果在过去100多年中，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拥有较好的经济发展速度，那么即使美国的技术再好，其经济也不可能如此领先于世界。反过来，今天中印等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就与西方国家当年的经济发展条件迥然不同了，它们想要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不得不突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围堵。在这种外部条件差异的作用下，中国等国采用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实现类似西方的那种增长吗?

第四，美国市场经济不仅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增长率很低，在各个较短时期，也都没有实现快速的增长。与之相比，苏联经济曾表现出巨大的经济发展绩效。斯大林对苏联的经济发展起点和任务有这样一个表述：“我们落后于这些发达国家50到100年。我们必须在10年内消除这个差距。不这样做，它们就会把我们碾得粉碎。”在斯大林做出这个判断后，苏联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丘吉尔说：“斯大林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拥有核武器。”也就是说，苏联所取得的增长成就得到了西方最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者的认可。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兴起看，苏联的这条道路是成功的;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胜利看，这条道路也是成功的。而且丘吉尔没有说明的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经济平等性程度远远高于英国。就是从苏联解体前后对比看，斯大林所留下的遗产也使得苏联在他去世近四十年后依然能够向普通百姓提供比西方所谓市场经济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福利。这些对比都证明，存在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在经济分配比较平等的前提下，使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实现远比西方更快的增长。在战争条件下，更快的增长对于一个国家可能是生死攸关的，而在和平条件下，在保证经济平等的前提下，更快的增长可能也是一个国家合理配置资源所要求的。至于在这个阶段经济平等基础上较快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其他问题，即使确实存在，也应该可以在下一个阶段得到解决。

第五，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市场经济似乎在耗尽其原有的经济发展势头。其开始于21世纪之初的低利率政策以及次贷市场及衍生品交易的发展表明，美国经济在过去十余年中失去了经济增长点。本来，从资本本性来说，资本家只有在对未来的利润具有乐观预期时才进行投资，而美国的低利率表明资本家对未来赢利预期变得悲观了。正是在这种悲观心理支配之下，美国次贷市场才长时间畸形发展。它们共同表明，世界头号国家已经很难找到新的投资机会了。这种投资机会的丧失，既与美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基本制度有关，也与中国等国的经济兴起有关。但不管怎样，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美国经济失去强劲增长动力都是事实。中国又怎能学习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呢?

第六，美国不仅经济失去原有的增长动力，而且正陷入一种两难体制困境：其经济下行，需要国家干预，但国家财力受制于生产资料私有制，陷入要么无法干预，要么债台高筑的境地。如果无法干预经济，雇佣工人大量失业，将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如果干预经济，则必须能够偿还或者转嫁债务。这样看来，如果美国不能在未来10年或20年中出现新一轮的产品创新，其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将会对世界其他国家失去影响力。随着中国、印度等国的崛起，即使美国出现新一轮的产品创新，也不可能如20世纪90年代享受IT技术创新利益那样独享新技术的利益了。可以预见，中国如果因学习美国模式而陷入与其类似的两难境地，由于中国人均GDP水平依然很低，而且人口众多，中国经济的困难将会比美国大得多。这也反证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不可能采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

综上所述，市场在西方也不具有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市场本身是被生产者和需求者及其所发展的上层建筑所决定的。可以说，这一点已经成为众多西方学者的共识。一些被西方归于新古典理论的学者，其实正是新古典理论的反对者。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既然一般均衡理论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最高成就，既然阿罗一德布鲁定理不是对一般均衡定理实践有效性的证明，而是对它的彻底的证伪，阿罗和德布鲁就不可能是新古典理论的学者，而是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了，是反对把新古典经济学用于指导实践的学者了。再从西方经济理论中兴起的诸多分支学科看，可以说，在西方已有大量接受新古典理论教育而反新古典理论的有影响的学者存在。从他们所研究的资源配置问题看，市场不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机制。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美国宣称自己是市场经济国家，但市场经济并没有让美国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产生增长奇迹，也没有让美国避免衰落的命运。因此，这些西方理论和西方经验对于中国究竟怎样定位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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