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能再唯西是从了！

赵丹阳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中（尤其是亚当-斯密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存在着大量没有明确标明的种种隐含假设，而这些假设几乎全都是远离现实的（如理性经济人假设）。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前些年，西方高校主流经济学的教材甚至引发了19国大学生的严正抗议。抗议者提出，历次金融危机已经让西方经济学模型潜在的不足暴露无遗。这些由数学公式支撑起来的模型不能解释重大的宏观经济事件，比如危机、衰退和萧条，而这些对社会才是最重要的【1】。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历时久远，但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内在的逻辑错误，却鲜有提及。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通过对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管子-轻重术》的研究，我们能清楚看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陷阱。

一、西方主流经济学误将“科学方法”不加变通地平移到人文领域

西方现代人文学术集中兴起于十九世纪，那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披荆斩棘、傲视同侪的时代。所以，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西方人文学术深受科学方法的影响。学者们时常这样假定：人文领域也像物理学领域一样，研究对象是客体；但他们忘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人文领域的研究对象是人，在这一领域中无法如在物理学一样，严格区分主体和客体，为保持客观性，让主体尽量少的影响客体。进而言之，科学方法并不能平移到人文领域，但十九世纪人文学者却这样做了，他们将科学方法无原则地引入了人文领域，结果是灾难性的！

以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例。它假定在一个不受干预的市场中，诸经济要素会自动实现均衡。经济学家喜欢提及的一个例子是：

“在未被开发的原始森林中，植物和动物都不是随意地或杂乱无章地分布。植物生长在山地上，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呈现出系统性的差别。一些树木大量生长于较低的海拔地区，而另一些树木则生长在更高的海拔地区。超过一定的海拔高度以后就根本没有树木能够在那一地带上生长；而在珠穆朗玛峰上，则没有任何植物能够生存。很显然，这些都不是植物所做出的任何决定的结果。”【2】

这位经济学家为求比喻生动新颖，开口妄言，违背了根本的植物学常识。要知道，在“不受干预”的原始森林中，大树是会影响底层灌木成长的，是生态系统中大的要素在影响其他要素的分布。原始森林中的有序性，恰好是“干预”的结果。

在经济学中，人如森林中的树木，是市场的参与者。市场要想实现均衡，必须由大的系统要素（如国家）进行干预，否则市场必将崩溃。

故而中国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经典《管子-轻重十六篇》明确指出：“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

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即使在相同的初始条件下，由于人的能力等因素的不同，也会导致经济地位以及经济政治体系的严重失衡。《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举例说：“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抵偿成本--笔者注）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

所以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术认为，经济调控的目标不能单单顾及效益增收，还要实现“大不攻小，强不侮弱，众不贼寡，诈不欺愚，贵不傲贱，富不骄贫，壮不夺老”的目标，并且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就需要轻重术中“抑强扶弱”的平衡思想，只有平衡才会使多方共赢，从而令经济循序渐进地稳步增长。

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恰恰缺少这样一种“平衡”思想。在“自由竞争”这杆靓丽光鲜的旗帜下，资本主义世界的寡头们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榨取财富，独占其利，致使“民无以遂其生”的悲剧接连发生。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固守“二元对立”的极端思想

西方经济学植根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文化土壤之中。不仅是上面提到的主、客对立，事实上西方学界习惯于将世间万物都非黑即白，非彼即此地两极化，完全忽视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经济领域，西方经济学株守这种机械的二分原则，其主要范畴包括：

市场与计划；

私有与公有；

政与商；

一个社会，要么实行市场经济，要么实行计划经济；要么实行私有制，要么实行公有制；要么是政界精英统治，要么是商界精英操纵。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不存在国家参与的市场经济、公私共存、政商合作这样的范畴——而国家参与的市场经济、公私相分、政商合作，恰恰是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的理论核心。

伊尹之谋、商汤之谋、士室之谋、杠池之谋等等，都可看作“国家参与其中的市场经济”的典范。

在中国先贤看来，西式二元对立思维本身就是一种逻辑错误，被视为“两末之议”，认为坚持这种逻辑的结果必然是远离真相。

《韩非子-难势》有言：“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

意思是御马驾车，要是不用王良那样的高手，就一定要让不懂骑马的人把事办糟；治理国家，要是不用尧、舜，就一定要让桀、纣把国家搞乱。这就好比品味，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这也就是堆砌言辞，违背常理，而趋于极端化的理论，怎能用来责难那种合乎道理的言论呢？

面对汗牛充栋的西方经济学著作，以及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现实面前的苍白无力，是我们反思韩非子这句话的时候了！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界以日本为中介，将大量西方二元对立的概念引入了中国知识界，乃至普通民众的头脑中——这样一种乱码不断自我繁殖，其破坏力极大。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那种温柔敦厚的传统没有了，代之以五花八门的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将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经济视若大敌，盲目贬损前三十年，实在幼稚可笑！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已经异化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

西方经济学缺乏整体观念，自身也沦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随着大量行业资金进入研究人员的口袋，学术的中立性越来越差。

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用的领域似乎只残存于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复杂的数学工具在市场上圈钱，二是利用貌似“义正词严”的理论忽悠其他国家的政府（但其实自己却根本不信这套）。

比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再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搞什么“全面开放”、“自由贸易”，但自身却是通过保护主义而崛起的。以英国为例，其通过保护主义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不仅击败了荷兰和西班牙而崛起，而且也造就了对世界近代史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产业革命。据历史记载，英国国王乔治一世1721年在英国议会开幕时经人授意的开幕词就概括了英国重商主义的基本原则：“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但是，在其早期历史上，英国却是输出原材料和农产品，输入制成品，这是一种在经济上处于他国殖民地的地位。因此，英国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从15世纪末开始，就孜孜不倦地展开了长达三百多年的保护主义探求：1485年，亨利七世推出了大力支持羊毛工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1587年完全禁止羊毛出口；1651年通过航海法案；1672年通过谷物法；1699年通过“羊毛法案”禁止进口殖民地的羊毛制品；挤跨爱尔兰具有竞争力的羊毛工业；1700年英国国会通过一项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1721年，英国首相沃波尔以提升制造业为目标，推行明确的重商主义政策改革。1760年至1830是英国产业革命时期，虽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倡自由贸易，但是1815年英国仍通过了新的谷物法，提高了对农业的保护力度，一直到1846年，当英国产业革命已经完成相当一段时间后，英国才通过取消《谷物法》，开始了维护其工业绝对领先地位的贸易自由化进程：1849年废除《航海法》，1860年取消所有贸易和关税限制，并把自由贸易打造成自由、民主和和平的化身，劝说落后国家也实行自由贸易【3】。

美国也是如此，美国经济在1894年就崛起了，但其高关税保护主义却又继续实行了四、五十年，只是在其工农业帝国的稳固地位无法被其他国家所撼动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才开始大力推行自由贸易，乃至到最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2001年5月7日的讲演中把自由贸易神话成了“在道德上也是势在必行的”，该总统虚伪地宣称，“当我们为市场开放进行谈判时，我们正在为世界上的穷人提供新的希望。当我们推动贸易开放的时候，我们正在推动政治自由。”但是，就在美国向其他国家不遗余力地推销自由贸易的同时，谁人不知美国一直仍在搞贸易保护主义？【4】

再比如前几年学界和决策层热议的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问题。美国学界早就拿出了现成的理论，证明资本账户开放如何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但那种理论根本就是游说别人的工具，只是逻辑上自洽的说辞而已。如果中国知识分子为了一纸外国文凭，囫囵吞枣、良莠不分地学习这类“先进”学说，简直是与虎谋皮式的愚蠢行为——结果很可能被“老虎”吃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谈及自己为什么不支持资本账户开放时说：“在美国学界提出的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资本配置和经济发展的理论中，一般资本是同质的，没有金融资本和实体资本的区分。在那样的理论模型中不会有货币错配、期限错配的问题，也没有储备货币发行国可以用货币虚拟资本去换取非储备货币国真实产品和服务的利益不对称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资本禀赋的差异。资本账户开放在这样的理论模型中对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有了这些理论，华尔街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推动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上就变得理直气壮。”

《史记》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反观现在的西方经济学，正在异化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经济学本身经世济民的价值正在衰退，而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却还在照猫画虎、东施效颦，似乎完全忘记了古人“圣人养贤以及万民”的崇高训诫。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新高度。这为中国经济学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中国经济学界应紧紧抓住这一宝贵机遇，抛弃“西是而中非”的偏见，立足当代中国实践，汲取中华文化精华，瞄准世界学术前沿，着力提升学术原创能力，推进理论创新，力争在一些重大理论特别是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上取得突破，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注释：

【1】华尔街见闻：19国大学生致信英国《卫报》 呼吁改造经济学教学，2016年4月。

【2】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张亚月，梁兴国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第62页。

【3】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1页。

【4】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二版前言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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