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自由与创造力逻辑缺乏对科学和科学家起码的认知、尊重和敬畏

侯  峰

2017年7月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盛典上，北大著名自由派经济学教授张维迎，作为教师代表发表了题为《推动和捍卫自由》的演讲：“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在纵贯几千年，借古喻今，严厉抨击“中国体制”之后，张维迎没忘了回到主题，鞭策即将走向社会的北大学子认同到“自由”的价值观，“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欲在北大年轻学子心头刻上自由卫士的鲜明印记。

张维迎，以反计划经济/产业政策闻名遐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大教授，其名言包括“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产业政策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次在北大毕业典礼的演讲中除了创造上述自由与创造力“定律”，还包括：“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似乎在为其发明的“自由”与创造力逻辑寻找科学注脚。

1. “北大人”创造力的灵光一现

“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之后，张维迎从创造力的角度进一步剖析“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事实上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体制及计划经济有广泛的共识。

张维迎的自由与创造力逻辑，在理工科眼中不值一驳，但是张维迎之所以如此张扬地渲染他创造的自由与创造力定律，显然张维迎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受到某些人的青睐、偏爱，其产业政策注定失败论在北大，乃至主流经济学圈内、及某些官员“拥有广泛共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存在着深厚的意识形态背景，因而张维迎才有畅通无阻的话语权。

2016年8月25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西安峰会”上张维迎的主体演讲提出“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实行产业政策最早的国家，也是产业政策连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但过去几十年里政府还是不断推出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同样阻碍着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回过头来看，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产业政策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产业政策为什么注定会失败?大概归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我要特别强调，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扭曲更为根本。让我先谈一下认知能力的限制。创新是不可预见的”。这个不可预见性是“人类的重大科学发现都不是‘计划’出来的!”换个说法而已。

张维迎提出中国有五大制度因素阻碍创新，这些障碍必须清除!

张维迎的五大制度障碍因素

1、 政府监管。

2、 反垄断法。

3、 产业政策。

4、 国有企业。

5、 宏观经济政策。

2016年11月9日，张维迎挑起与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围绕产业政策的激烈论战。后来被媒体热炒为《一场产业政策的“世纪之辩”》，许多经济学家卷入这场大辩论。据统计，经济学家中反对产业政策的声音占绝对上风，这就是主导当下中国顶层设计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

事实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也有头脑清醒的学者，院长姚洋就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正在走向“民主滑坡”。西方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问题，中国其实是在西方大众民主之外，进行了一种新的尝试。过去四十年，最成功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的实验是给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要想国家好，就不能学戈尔巴乔夫。

显然，姚洋与张维迎根本就不是一路人，那么是谁选择张维迎作为十分重要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盛典教师代表的呢?

2.“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

张维迎声称：“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但实际情况是，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

如此说来张维迎依据西方理论发明的“自由”与“创造力”的逻辑关系，的确让中国人听起来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不过如果张维迎是一个训练有素，严谨的学者，起码应该验证一下自己发明的“自由”与“创造力”定律能不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考验。学习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都知道，任何一个定律都必须经得起任何反证的检验，否则就不成为定律。

2017年2月15日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与华尔街日报共同发布的《2017经济自由度指数》(2017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香港连续23年登顶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位置，台湾自由度排名第11名。2016年美国媒体曾这样报道：《全球人类自由指数 香港夺冠 中国几乎垫底》，在这个排名中香港第一，新加坡位居第二，台湾保持第14位，中国大陆排名第144名，几乎垫底。

如果“经济自由度”是衡量一个经济体 “自由”程度的指标，那么依据张维迎教授的“自由与创造力定律”，两岸三地的“创造力”势必与这个《经济自由度指数》有某种相关性。中国大陆排名144位，似乎与张维迎的“自由”与“创造力”定律有一定的正相关。然而，张维迎教授如何解释连续23年登顶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位置的香港和名列前茅的台湾呢?

香港人口700多万，和800万的瑞士人口规模相当，比瑞士还自由，被英国统治了百多年，回归后一国两制的香港仍然是西方眼中最自由的经济体，张教授怎么不提香港“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呢?台湾人口2300万，接近瑞士人口的3倍，与大陆分治68年，西方眼中的自由模范生，按照张维迎的标准，台湾的发明创造总量应该是瑞士的约4倍，张维迎怎么能说“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如果张维迎自由与创造力的定律为真，最自由经济体的港台必为世界做出过重大发明，说“没有一项来自中国”，难道张教授认为港台不属于中国？

如果“自由”的港台也真的没有贡献，那么张教授如何解释其自由与创造力的定律呢？

而现实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谁更有创造力呢?对比一下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香港与“中国体制”下的深圳，就足以证明张维迎的所谓“自由”与创造力定律多么不靠谱。

当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的时候，香港早已经名闻天下，被誉为璀璨的东方明珠。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深圳正在迅速成长为世界级高科技研发创业中心，被誉为“中国硅谷”。而隔河相望的香港，虽然仍然是西方眼中最自由的经济体，却似乎与“创造力”这个词不沾边。

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大疆、TCL、优必选、碳云智能、柔宇科技、ivvi科技、突巴兔、光启、华大基因、光峰光电等一大批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企业同深圳一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仅用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就快速成长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企业群和高科技产业链。深圳的空气中都充满着旺盛的活力和创造力，深圳每天有46件发明专利授权，每万人拥有发明专利66.2件，世界领先。共享经济、在线支付这些近年火热的商业创造，智能手机、现代通信技术、电动车等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新锐企业，并没有在香港出现。与“中国体制”下的深圳对比，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显得日暮西山，日渐褪色。

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最自由经济体的“自由”，也不构成“创造力”的充分必要条件。反倒是贫穷落后，被张教授痛批“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的中国内地，却在短短二三十年内，迅速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全球200多个科技门类中，已经有180多个赶上或超过日本等大多数发达国家，跻身世界科技创新的前沿。今天的中国人对创新和发明充满了激情，势不可挡。

一向被当作一国两制资本主义楷模，曾令无数人折腰，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偷渡的自由港香港，为什么没有“出现了想象不到的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大动力?”，而紧邻的深圳，从三十年前的一个小渔村到去年，高新技术、金融、物流和文化“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预计达11137.9亿元、占GDP比重达 63.6%;高科技企业对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贡献突出。创新要素加速集聚、创新能力显着增强，新增各类创新载体176家，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 4.05%，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十二年居全国首位、世界领先。对比深圳4%以上的研发投入占比，香港2014年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只有0.7%。香港产业结构一头是金融，一头是消费服务业，缺乏中间型的科技产业、知识产业，即使有无限的自由，也不会自动变成创造力;而深圳是在制造业、科技业领域积累了三十年之后，推行产学研结合的产业政策，调动企业科研投入、社会资金支持、政府资金扶持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再加上搭上了互联网的便车，才有了今天在国内科技领域的领航地位。

3.“人类的重大科学发现都不是‘计划’出来的！”

有点阅历的人都亲身经历过人类许多重大科学发现的时期，还需要翻书吗?问问为国家科技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如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郭永怀、朱光亚、彭桓武、于敏、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这些战略级别的科学家，他们会认同“人类的重大科学发现都不是‘计划’出来的”吗。中国两弹一星哪一个不是计划出来的。

青蒿素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项目，它的诞生就是典型计划经济的产物。难道张维迎不认为青蒿素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发明吗?

越战期间越南人民军常出没的山间丛林地区恶性疟疾十分猖獗，且对奎宁及奎诺酮类抗疟药物如氯喹等普遍出现了耐药性。应越南政府请求，中国政府于1967年5月23日在北京成立了抗疟计划办公室，俗称《5·23 抗疟计划》。遍布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参与研发抗疟新药。其中北京中药所加入“523任务”的“中医中药专业组”。北京中药所指定化学研究室的屠呦呦担任组长。在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筛选后，屠呦呦最后将抗疟希望锁定在青蒿上。1971年10月4日，经历了190多次的失败之后，在实验室里，屠呦呦终于从中药正品青蒿的菊科植物的成株叶子的中性提取部分，获得对鼠疟、猴疟疟原虫100%的抑制率。2015年12月11日屠呦呦因抗疟药物青蒿素荣获诺贝尔奖。

苏联太空计划把人类第一次送入太空，美国阿波罗计划使得人类嫦娥奔月的神话变为现实，都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举全国之力，精心计划的出来的科学发现。而且这些数以几十万人参与的系统工程还衍生出无数相关发明和创新。

通过阿波罗计划，美国建立和完善了庞大的航天工业和科研技术体系，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例如数据传输与通信、光学通信、高性能计算机、电子技术、自动控制、人工智能、遥科学、自动化加工、超高强度和耐高温材料、生物工程、医药与医学、深空测控、大推力运载火箭等。从阿波罗计划衍生出来的高新技术，在美国的军事和民用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延伸、推广和二次开发，形成了一大批高科技工业群体，对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产生了重要影响，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其中像高温陶瓷、隔热材料、气垫鞋、尿不湿、反渗透法纯净水循环过滤技术、彩超、条形码、笔记本电脑、微波炉等更是直接造福民生。

日前一篇有关核能的一项技术创新的报道《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CAP1400研发成功》的报道中可以看到，现代科技创新意味着：

首先，要继承前人的技术积累，“我国引进消化吸收美国三代核电AP1000技术”，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攀得更高;

第二， 拥有相关的工业基础，产业链条，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储备，“全国200多家企事业单位、两万多名科研人员、长达九年的共同努力”;

第三， 巨额资金投入，“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支持下”;

第四， 中国特色，公有制政府强大的配置资源、整合集成能力，“在国家能源局牵头组织、国家核电牵头实施下，包括上海电气、中国一重、东方电气、中核、中广核、中核建、三一重工、宝银、沈阳远大、江苏海狮等150余家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10余家国内知名高校;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核武汉核电运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等30余家研究院所，近2万多名科研技术人员均参与到CAP1400研发工作中”;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市场需求。

正是由于国家正确的产业政策和拥有战略意义的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公有制高效配置资源和政府强大集成能力，才有像中国高铁一样，中国核电技术跨越式发展，并开始向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出口中国知识产权的核工业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国际核能市场拥有话语权和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中国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赶超直接或间接导致美国西屋核能技术受到空前挑战，波及经营领域，终于在东芝并购数年后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北大经济系，应该到科研第一线去实习一段时间，了解科学研究的周期和规律，才不至于在自然科学常识问题上出笑话。

张维迎等一贯反对计划经济，产业政策，恐怕不只是对计划经济产业政策的认知问题，而是经济学人对科学技术、对科学家缺乏真正的认识、尊重和敬畏，远远超出学术之争，俨然是一种意识形态高于科学的傲慢心态在作怪。

只有弄懂现代科技发展的规律后，恐怕才会明白把国家科技创新的重心寄托于灵光一现的万众创新上有多么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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