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心”之殇：理论之殇

于中宁

中国的战略产业特别是芯片产业缺乏战略前瞻，缺乏整体布局，缺乏举国体制，扩大来说，我们的环境污染，食品污染，贫富差距极度拉大，腐败丛生，道德沦丧，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基本保证一度被取消，都是因为我们突然被教导，个人和企业都应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和引导。因为每个人每个企业从自利的目标出发，通过竞争，就会产生对他人和社会有利的结果。竞争使他们不可能做出伤天害理之事，使他们都对社会怀有慈悲和同情之心，使他们都具有远大的目标和广阔的视野。

但是40年的实践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们被并没有反映西方现实的书斋理论，或者说是西方教条误导了。

近几十年来，在整体引进了西方的理论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我们渐渐丢掉了原来的理论思想武器，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那些在西方的学校中念了几年书，拿了个学位回来当教授的人，他们引进回来的只不过是一些学术教条，并没有反映西方的治理实际，更没有反映西方治理实践的整个历史变化，尤其是没有反映20世纪西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发生的那些巨大变化。同时，这些教条是否适应中国的实际，也没有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我们在运用这些教条的时候具有极大的盲目性。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深受教条主义之害。从1921年到1935年，共产党基本是受苏联教条的指引从失败走向失败。毛主席思想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这是毛主席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解放以后，苏联的教条再次占了上风，这是前30年经济政治出现许多重大失误的根本原因。

苏联教条和西方教条有根本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一套严密的理论图景，所谓的苏联教条是斯大林领导苏联经济建设的一套经验，就像当年王明教条主义者所依照的是苏联革命的经验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只有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他们都被理论界，包括美国的理论界，认为是发展成功的。美国之路，蒋介石已经走过了，被证明是不成功的。

无论是从典范的角度，还是从共产党使命的角度，选择苏联的道路都是当时中国的唯一之选。但是，这个唯一的选择使我们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传统，我们既没有分析苏联经验的内在问题，也没有分析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的契合问题，相反，我们表现得比苏联还激进。

近几十年来，我们再次陷入了教条主义的困境，这次轮上了西方教条。

因为西方早已建立起完整的政府对经济进行强有力干预的制度体系，它包括监管制度，倾斜性税收制度，保障制度，保护制度，补贴制度，扶助制度，国有企业制度等等，我们在这些制度的建立上，要不然是极其不完善，要不然是根本没建立。

例如，我们对环境和食品安全的监管至今都存在着非常大的漏洞；西方征收了几十年的富人税，例如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等，中国至今没有开征；西方普遍实行的低收入住房制度曾一度被我们彻底抛弃；西方普遍实行的教育补贴制度在中国也一度被抛弃；医疗已经离开了救死扶伤的基本目标成了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我们在自由化的道路上表现得比西方激进得多。

西方教条与苏联经验或者说是苏联教条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许多思想家提出的一些设想，它既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又与资本主义革命阶段的现实有相当的联系。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西方理论与西方实践发生了相当大的分离，外化于西方治理实践，形成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

一、西方理论体系的四个主要特征

1、西方理论体系的第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非实践性

西方理论体系的第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非实践性。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整体进入规模化，福利化和政府开支大大增加的阶段，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主义的成分占有较大比重的阶段，但是经济学不但没有很好的理解和分析这个经济现实，反而指责这个经济现实不符合经济理论教条，而按照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教条，美国经济只改动了一点点，就带来了一连串的经济危机，现在经济危机已经发生十年，经济理论仍然没有对这样重大的经济实践教训给予总结。

再比如，西方的民主政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虽然有贫富差距扩大化的趋势，但是中下阶层构成了人口多数，使他们获得了多数投票权，能够选择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在政治上扭转这种趋势。但是，西方的民主史证明，民主政治没有起到这个作用，特朗普的上台就是最新例证。

再比如，一向主张言论自由的主流媒体，现在开始对自媒体的言论自由进行抨击，因为自媒体不负责任的言论实在是太多了；美国的枪击事件使每年的死亡人数达到3万人，相当于一年十个911，近年来校园枪击案不断增加，但是美国人民对于控枪始终无可奈何。

2、西方理论体系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基础上

西方理论体系的第二个主要特点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基础上，这些假设都是在十七十八世纪提出的。例如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和建立在这个假设基础上的“看不见的手”的假设，这两个假设构成了西方整个经济学大厦的沙基；再如西方民主政治学的“多数人的利益就是正确的或正义的”和“多数人投票一定能反映多数人利益”的假设，这两个假设构成了西方政治学大厦的沙基。

尽管西方的治理实践，离这个理论体系越来越远，更重要的是，随着学术思想的发展，许多学者已经论证了这些假设的不可能性，并且得到了学界公认。但是，这个理论体系已经形成了复杂系统，很难通过质疑、解构和创新，使整个结构脱离不牢靠的基础，获得整体性更新。

这个理论思想体系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学术利益集团，他们就像住在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里的人，都在不断“装修”自己的“房间”，而对于这个“楼阁”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他们不但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

3、这个理论体系的第三个主要特点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简化纯粹化

这个理论体系的第三个主要特点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简化、纯粹化和扬弃，抛弃了许许多多的关联因素，抛弃了许多会引起内在矛盾的思想，只留下了在线性思维下能够言之成理的部分。

例如，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创立经济学的时候，为经济学规范了四个部分：一个以分工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的企业，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一个担负公共责任的政府，以及能够抑制自利心膨胀的同情心的道德约束。

但是在经济学后来的发展中，企业被黑箱化，政府和道德都沦为无稽之谈，自由竞争也从合作博弈式的交易变成了零和博弈的战争式竞争。结果，经济行为的主体，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人，被化为一台精密的机器，经济学成了这些机器为获得最大化结果而进行资源精密配置的过程。

经济学的这一被称为“科学化”的过程，受到18世纪两位主要科学家的影响，一个是牛顿，一个是达尔文。但是20世纪科学的发展，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的不相容理论，测不准理论，波动理论，互补理论等等，没有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任何作用，相反，经济学成了一个自我加强的顽固的老古板。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经济学重视非合作博弈，而对合作博弈和混合博弈毫无兴趣。

西方政治学也是这样。18世纪的两位主要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他们的主要论点完全相反，法国大革命按照他们的观点轮番上演，两派水火不容，而法国大革命的结果选出了一个皇帝拿破仑三世。法国大革命之后，所有的西方思想家都对法国大革命持否定态度，认为民主将导致“多数暴政”，然而西方的政治理论却奇怪的建立在法国大革命两种水火不容的观点之上。这种理论天生就是一块“生牛肉”，不过西方人牙口好而已。

4、西方理论体系的第四个主要特点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之上的

西方理论体系的第四个主要特点是，它是建立在西方历史和西方人思维方式上的，或者说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之上的，简单的说，这个历史和思维方式，这个文化，就是“否定之否定”。

古希腊的神庙是按照人的比例和尺度建造的，古希腊的神有人一样的七情六欲。古希腊文化有人的世俗性和人的神圣性两面融合的特点；古罗马的建筑主要是斗兽场、凯旋门和记功柱，各种各样的神都被古罗马人挤到了狭小的万神庙之中，斗兽场那种残忍的乐趣和凯旋门、纪功柱那种对战争的褒奖，成了罗马文化的主流，也就是说，世俗性战胜了神圣性。中世纪，神的幽灵统治了欧洲大地，神圣性战胜了世俗性；近代以来，特别是18世纪之后，自由主义成了主流，世俗性再次战胜了神圣性。

西方的历史表现出明显的世俗性与神圣性的交替，它也培养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说仅有两三百年历史的以自由主义为总标志的西方思想体系是普世价值绝对真理，这是对西方历史文化的绝对无知。

为什么西方的历史文化，思想理论表现出这样清晰的交替性和极端性？这要从人性本体论说起。所谓的神，神圣性，是人创造了约束自己的。人，就是这么奇怪，一边不断创造对自己的约束，一边又不断的进行造反，因为在人性中，约束与自由是共生的，强调一个方面，必然使这个方面走向极端，而造成另一个方面的反弹。极端性带来了交替性，而交替性又促进了极端性。

人是社会性哺乳动物，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在成长期他们受到了“社会”的充分约束，服从“权威”，因为他们需要喂养，观察，学习，以使自己获得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但是到了青春期他们就会产生叛逆心理，也就是摆脱束缚要求自由，这是因为他们到了需要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建立自己的经验，并组成自己的社会的阶段了。一旦他们建立了新的社会联系，就会形成自己的规则，建立自己的约束，把自己塑造成“权威”，结束叛逆期和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建立起自己对这个新团体的责任。

也就是说，在人性的基因底层，就包含了约束和自由这两个部分，每个个体这两个部分占比不同，诱因不同，表现时间不同，就会表现出不同的性格。

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有一个根本不同，就是西方社会起始于游牧部族，不稳定的流动性迁徙性侵占性使这样的社会很难形成有较大规模的社会团体。类似于中国西周时期的那种部族、城邦、领主、贵族制，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主流，像中国东周战国时期的那种国家概念，西方很晚才形成，到现在也不过只有两三百年的时间，而像中国秦代之后所形成的那种大一统和民族融合，西方至今也没有实现。

西方社会的这种部族性、不稳定性和侵占性，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一开始就指出来了。这些特性使得西方社会内部的生存竞争压力特别大，零和性竞争博弈成为常态，意识形态极端化和文化更替随之而来。

从西方的整个历史看，从西方的文化特性看，谁能保证所谓的普世价值能够普世千年呢？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创造出来的又一个神话而已。更重要的是，到底是西方式的零和竞争博弈还是中国式的共赢合作博弈代表了人类的方向，任何有历史视野的人都会看得很清楚，就像汤因比对池田大作所说的那样。

二、实事求是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优良传统

西方的思想理论体系并非一无是处，它有一些合理内核，也有一些现代性，中国引入这个思想理论体系，对它进行教学、研究和鉴别，其中合理的部分运用于中国，这完全是正确的。

在世界历史上，像中国文化这样具有开放和包容精神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欧洲中世纪为了一种思想一种宗教不断发生迫害、战争甚至屠城的，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相反，中国向世界所有的思想和宗教敞开了胸怀，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拜火教等等，在中国得到了平和的传播。中国自己的主要思想，孔子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发展成真正的宗教。老子的道家思想，虽然后来被改造成道教，但是并没有获得一统的地位，甚至比外来宗教的地位和影响都差得远。

唐僧取经甚至成了中国人不畏艰险获取外来文化思想的典范。丝绸之路，不但是中国物质财富的输出之路，也是思想文化的引进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沿着这条路进入中国，甚至今天中国人吃的许多蔬菜瓜果也都是沿着这条路引进的。

但是，所有这些外来的思想和宗教，都在中国的传播中渐渐中国化了，有一些具有了中国元素中国特点，有一些则完全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中国文化不但对外来文化具有强大的吸收消化能力，而且对外来的侵占者也具有强大的吸收消化能力。

中国的文化精神，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包融”，“包”就是兼收并蓄，“融”就是消化吸收。想想看，如果中国文化没有这种吸收消化能力，各种本土和外来的文化就会形成各自的竞争性势力范围，使中国像西方中世纪一样陷入各种宗教战争。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吸收消化能力，使中国文化显著的区别于西方，使中国社会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也是中国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根本原因，更是中国文化独树一帜延续5000余年而没有中断的根本原因。

美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教授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两分思维方式的普遍流行……确实是西方文化中一个极为强烈的倾向，理论和实践的两分便是其具体的表现之一。”“在启蒙之际中国思想便已走上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思想家所强调的则是‘既知即行，即动即静’那种辩证式的思维，故往往在‘相反’中看见‘相成’。”

余英时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分析并不靠谱，但他确实是看出了中国和西方古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就是“士阶层”这种知行合一的思维和精神方式，承托了中国文化精神，创造了世界古代延续时间最长的繁荣和强大。

也就是说，实事求是不是西方的传统，而真真正正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实事求是的本质，就是坚持思想理论的世俗性，排斥它的宗教性和宗教化。而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把思想理论宗教化的根本原因，还是让它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

三、对西方思想理论体系要有学习有扬弃

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把西方思想理论体系当作教条，完全失去了分析判断能力，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

1、第一个就是教条化、宗教化

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经济政治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以经济发展为例，从美国开始，逐渐普及到整个西方的罗斯福新政政策，为西方建立了普遍的保障制度，保护制度，补贴制度，扶助制度，监管及准入制度，倾斜性税收制度，国有企业制度和弱势群体社会化，自由经济的方向得到了很大扭转，建立起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社会资本主义。

这个时期是西方经济发展最快，贫富差距最小，社会最稳定的时期。正是这种发展模式为西方建立了强大的竞争优势。但是所有这些发展都没有在经济学教条中体现出来。

从一个国家扶持前沿性高科技获得竞争优势来说，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5月11日刊登南加州大学校长马克斯·尼基亚斯的文章《这是自太空竞赛以来最重要的技术竞赛，但美国正落败》就很能说明问题：

“1958年，也就是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令美国震惊并促使其采取行动的第二年，以今天的美元计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获得的最初年度预算不到8亿美元。到1962年，在美国再次居于第二（这一次是在载人航天竞赛中）之后，该局的预算增加至逾100亿美元。美国从此一往无前。”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将量子技术列为十大想法之一，并在安全通信研究方面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署前不久选中了我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南部大学，让它来领导一个由多家机构组成的联合团队，负责建造和测试100量子比特的量子机器。目前正在使用的最大量子计算机是由谷歌公司建造的。

其他机构也正在这一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包括哈佛大学和马里兰大学。但如果我们的国家像20世纪中叶对待航天和防务那样重视量子研究，这些努力将只是一个分水岭。”

这位校长指出了，国家的扶持对于高科技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这也正是美国高科技发展的历史，而在中国的经济学家那里，这样的历史好像根本不存在。

西方的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分离，本来给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是世界上少有的懒汉，他们根本不研究经济实践，只会照本宣科。中国经济教条的第一人张维迎在他的书中说，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验研究，一类是理论研究，经验研究涉及大量收集和处理数据工作，耗时要长，理论研究是在书斋里作文章。国外绝大多数研究生选择做经验研究而不是理论研究。

看看中国的教授和研究生，有几个是在做经验研究，国外大量的经验研究尚且不能对西方经济发展作出新的理论贡献，何况中国的这些书虫呢？那不是要差上个十万八千里吗？

2、第二个是放弃了对西方思想理论与中国实际联系的研究

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国情差距实在太大。首先就是人口资源比，美国在建国100年后，为了招募移民，许诺给每位移民一千英亩地。一英亩相当于六亩多地，也就是随便一个移民，就可以获得6000亩地，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除了皇帝之外有没有过这么大的地主？美国从欧洲引入移民，一方面满足了自己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欧洲的人口膨胀，在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初期，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美国劳动力的严重缺乏，产生了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需求，就是用机械代替人力或改变生产方式以大大提高生产率。从麦考密克的联合收割机到福特的流水生产线，都是因应这种需求而产生的。效率性在美国短短200多年的历史中成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因素。

中国与美国人口资源比的差距实际上比看上去还要大得多，由于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可以调动的资源远远不止其国内。即便中国的GDP赶上了美国，美国可以调动的资源也将数倍或十数倍于中国。这方面的数据中国却从来没有研究。

中国要用少得多的资源照顾多得多的人口，生产中有用不完的人手，这使得劳动回报始终处于低水平，也没有产生强烈的提高效率的需求，相反，由于资源极度稀缺，发展的公平性就成了社会稳定的基石。中国在医疗、教育、房地产和养老这些方面的失误以及政务、司法、执法方面的不公平，是中国社会不满的主要来源。

中国与西方在人口资源比方面的基本差距，使得中西发展的重心有所不同，对理论的需求也必然有所不同，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中国思想理论界的重视，甚至连一些基本的研究都还没有开展。

历史文化上的不同，这里就不多说了。

3、缺乏深入的理论性研究，以探讨西方思想理论的自洽性

在西方思想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和学者对其主流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的有效性在西方思想理论界是得到公认的。但是这些质疑从来没有得到过系统的梳理，因为这种系统的梳理所具有的颠覆性，是西方思想理论界所害怕的。这本来给中国的思想理论界留下了巨大的思想理论创新的空间，但是中国的专家学者对此无知无感。

对这些质疑的粗浅梳理，我将在其他系列文章中进行探讨，这里就不多说了。

4、缺乏对这些教条在西方社会实际作用的深入研究

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现实就是，它无法解决贫富差距周期性扩大，这就会带来周期性阶级矛盾的上升，引发社会动荡。西方的另一个基本现实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白人种族的人口基数与社会的劳动力需求特别是低端劳动力需求不匹配，这使得西方社会不得不持续不断的引入移民，这使得种族性矛盾也周期性爆发。

西方思想理论的本质作用，是缓解阶级矛盾和种族矛盾的安慰剂。

按照字面的理解，民主应该是占多数的穷人选举自己的代理人，从而使贫富差距不可能扩大，贫富差距扩大是选举不当造成的偶然现象。虽然历史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但是，穷人相信了这个理论，就可以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下一次或再下一次。

自80年代初里根上台，新自由主义重新泛滥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就在不断扩大，多次出现经济危机，甚至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持续了十年，为什么直到2016年，相隔了30多年，社会的愤怒才爆发，但是却选出了一个亿万富翁总统？

西方的思想理论被解释为西方的一种“软实力”，但是这种“软实力”却不断制造战争，制造难民，制造杀戮。到底这个“软实力”是真正的软实力，还是只不过是“硬实力”的一个华丽外衣，世界各国已经看的越来越清楚了。

也就是说，西方的思想理论对西方社会的实际作用与中世纪的基督教没有本质差别，对内它起到了控制思想的作用，对外则是各种战争和扩张的借口。

四、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所支撑起来的“包融”的文化精神，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实事求是的文化精神，保证了中国的强大，繁荣和传承。而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只是混乱，他们在不断的造反，但是什么也没有建立起来。他们是拆迁者，而不是建设者。

但是，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封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完全不自知的深陷于教条和宗教思维之中，却自以为自己具备了自由精神。

我们可以想想，如果马丁·路德贴在教堂大门上的那张传单，是对他根本不信仰的伊斯兰教的质疑，他有可能被看成是具有自由精神的人吗？

自由，意味着对你深信不疑的东西的质疑，其中包括被标签化了的“自由主义”，而不是对你本来就不相信的东西的质疑，因为后一种质疑太廉价了，也不需要什么精神。

自由主义不是自由，它束缚自由，绑架了自由，以自由的名义建立新的宗教信仰。

正像我30年前在电影《欧洲建筑》的结尾写下的那句话：凡为人所创造，必为人所冲破。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绝对真理普世价值，凡是相信所谓普世价值的人，都是对自由的真正亵渎。

和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比起来，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自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真的就是一帮窝囊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