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围攻胡教授事件谈清理新自由主义的急迫性

——应对美国金融贸易战是场持久战

刘  枫

1.围攻胡教授的上千清华校友，是清华之耻

最近所谓的清华校友在微信群里签署联名信，要求清华大学开除此前宣扬“中国全面超越美国论”的清华大学教授胡教授，认为是胡教授不切实际的夸大吹嘘实力导致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紧张感，美国因此决定对中国实施打压政策，并付诸最近的贸易战。按照微信群里传阅的那些群情激奋的讨胡檄文的说辞，胡教授是曲学媚上、学术造假、误国误民，不开除不足以正清华校风与人心。

转过头来想，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太抬举胡教授了？如果胡教授一个所谓“吹嘘媚上”的研究就足以使美国对中国起了戒心痛下杀机并付诸实施，那这个胡教授岂不是对美国对华决策有根本性的参考作用？简直就是和基辛格一个级别的国师啊！按照这个思路，能够如此影响伟大的、自由的、民主的美国政府的中国学者，又岂会是学术造假、大言误国的草包呢！

再想想，这么高看胡教授，岂不是在说美国政府蠢如猪狗？如果众清华校友口中的学术造假、逢迎上级的胡教授的造假学术成果，竟然被美国政府采信并以此作为制定对华贸易战的重要依据，那比草包胡教授更草包、弱智的岂不是美国政府、特朗普决策集团？

天亮不是公鸡打鸣打出来的，家里进贼不是恶犬挑衅吠出来的。这么简单的逻辑，号称已经上千的清华签名校友，难道看不出来吗？真糊涂，还是装傻？胡教授是不是草包可以讨论，这样的逻辑思维，所谓的清华校友，无非是一群顶着中国最高学府校友名头的草包而已。一群草包，就比一个草包有优越感就敢打群架吗？

围攻胡教授的上千清华校友，是不是清华之耻？

2.胡教授是体制内相对健康的对国家人民有益的学者

先说胡教授，有一说一，他的学历和学术履历是实打实的做出来的，80年代的中科院博士，最早从事国家综合实力研究的青年学者，成名早，有相当的学术能力，是不争的事实。换言之，他这个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首批文科资深教授的名头，还真不是靠忽悠出来的。相比之下，毫无专业学术背景的机械工程师茅于轼就敢胡吹自己是经济学家，搞出天则所祸国害民，而且还被体制内主流媒体和经济学界奉为经济良心，新自由主义势力，才是整个中国学术界最大的耻辱。

这两天我时常在想，如果喻权域老师尚在世，会如何评价胡教授。喻权域生前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新华社《半月谈》主编，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编委兼总编室主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秘书长等职务。笔者早年曾和喻权域老师交流时，喻权域等格外夸奖胡教授，那时的胡教授还是能够基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的，并且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发挥过关键作用，因此一度也曾得到喻权域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大家的肯定、提携、关照。笔者虽然一直不是很了解胡教授，但是由于这些原因，一直将他视为体制内健康学者。从根本上说，胡教授还是真诚爱国，希望中国强大超越美国的，这与那些从一开始就希望中国永远成为美国的附庸和殖民地的人，那些从一开始就得了软骨病生怕友邦惊诧的人，也就是这次签名倒胡的所谓清华校友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这是事实，也是胡教授基本的底色。

3.胡教授的问题是“灵活性”过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部分不赞同其“中国科技实力全面超越美国”的观点

还是有一说一，胡教授不是没问题。笔者模糊地感觉，胡教授跟邓力群、马宾乃至喻权域等老一辈共产党人和学者，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后者基本上都是一身铮铮铁骨，立场坚定，学术严谨，他们永远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如果他们能够稍微有一点“灵活性”，或者能够稍微迎合一下改革以来的领导人，或者哪怕在激烈的改革争论中保持沉默，以他们的能力、资历、地位、贡献及与几代国家领导人的关系，今天中国根本没有吴敬琏、茅于轼等及《炎黄春秋》那波投机之徒的任何市场。当然，也因为这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学者骨头太硬、并与错误的思潮理论做坚决斗争，他们一心与底层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但是底层劳动人民今天还是弱势群体。到最后，学术圈和体制内绝大部分资源被信奉《炎黄春秋》之类的自由主义投机分子们霸占了。

但胡教授的问题或许是，“灵活性”太多，原则性、坚定性不足，他或许能够被不同谱系的政治领导人所接受，也容易由于大胆的“变通”或者迎合上意而出现一些失误，有时候这种变通和灵活会带来极大的好处，但是也存在根本的问题。

那些别有用心或是跟风倒胡的人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是：

到底是谁最希望所谓“中国全面超越美国论”、“中华帝国主义”论、“中国对美国和非洲进行了经济侵略”等无厘头理论和学术观点的流传，是中国还是美国？

“中国全面超越美国论”、“中华帝国主义”论、“中国对美国和非洲进行了经济侵略”等理论的盛行，是真的能给中国打破美国霸权的实力，还是刚好给了美国进一步制裁遏制围剿中国的借口？

在事实上，过去这些年，是美国统治集团最先塑造所谓“中国全面超越论”、“中国对美威胁论”的舆论。一些国内的美分和公知势力（在高层有非常深厚的保护伞），摇身一变，以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面目鼓吹这些论调。一些鉴别力不高、不懂工业和技术、对中国工业和技术及金融等问题缺乏深入调查和分析的爱国学者和网民，也被这种美国对华舆论战所误导和忽悠。其实质是捧杀中国，为西方打压中国甚至鼓动全面与中国开战、离间中国与亚非拉关系提供借口。

遗憾的是，胡教授在这场舆论战中可能属于被忽悠者，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观点，胡教授估计也是中了美国人的圈套。他没有清醒的战略判断，跟风鼓吹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丝毫不顾中国由于新自由主义势力的破坏，中国在许多关键基础战略安全领域，诸如芯片、大飞机等等与美国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的事实，更枉顾过去几十年新自由主义所干扰误导，中国核心技术产业与西方和美国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在事实上扩大了这一差距的问题（比如这次中美贸易战中凸显出来的芯片问题），对中国在当前所面临的诸多重大内部外部风险重视不足。这样的头脑发热式的鼓吹中国超越美国论，虽然其根本动机与立场和那些从骨子里就是要卖国、巴不得中国彻底给美国当殖民地的买办们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一旦误导决策层，也会产生危害。恰如清末对日本的战略轻视、自诩天朝上国，导致甲午战败，进而出现盲目对外投降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一样。

胡教授接受采访时曾说，

【关于（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美国……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我觉得应该是毛泽东。毛泽东早就预言了，1956年有这么一段话，他是怎么预言的呢，50年，那就是2006年，或60年，2016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我的做法，无非是验证它。】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如果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势力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破坏，中国在2016年在工业和科技上超过美国，在综合实力上超过美国，是完全可能的。以芯片为例，在前三十年我们的芯片产业比美国只落后6-7年，和日本同步，远远领先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尽管80年代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势力的破坏，芯片产业被严重摧残，但是据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1990年的分析，如果当时重新像搞两弹一星那样重视芯片产业，中国在2010年芯片产业赶上美国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惜马宾、高梁等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学者的建议，被信奉吴敬琏、林毅夫的新自由主义官员们有意排斥和贬低。这才造成了中国芯片产业今天的危机。（相见笔者《瑟瑟秋风今又是——马宾方案的搁置与中国芯片被韩国彻底反超》一文

http://m.cwzg.cn/theory/201807/43591.html）

再以运十为例，参与运10研制的原上海飞机制造厂车间主任、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党委副书记任治侯同志介绍，为运10飞机研制的三钉(虎克铆钉、环槽铆钉，抽芯铆钉)，高强度镙栓，超高压无扩口液压接头，当时已达美国标准，可惜的是铆钉生产线现已没有，厂房变成了房地产，使我国支线飞机及C919飞机的铆钉依靠进口，超高压无扩口液压接头现已用在了我国新型战机，海军、深潜等领域，先进程度已达到或超过美国。而据运十总体设计参与者、ARJ21飞机副总设计师周济证实，当年运10用的机体材料，几十年之后的现在反倒搞不出来了。运10开始试飞用的发动机仍是B-707(PW)的JT3D，运十研制期间上海也同步研制了915发动机(涡扇8)，与运十当时使用的涡扇发动机JT3D―7的性能相当。现如今，制造915发动机的工厂现在早已转产，为上汽集团的合资企业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生产汽车配件。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势力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破坏，中国保持新中国建国以来一直有的“两弹一星”精神和模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工业应该比现在的状态要“厉害”得多得多——这是美国的培植的公知及公知伪装成的新权威主义五毛们都极力否认的基本事实，他们都否认新自由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经济、金融和工业产生了严重的破坏。

如果当年运十项目没有被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摧毁，中国今天早已拥有了包括航空发动机在内的完全独立自主的大飞机产业。同样，依靠新中国前四十年在集成电路和信息产业方面的积累，本来今天中国也应该拥有自己的独立自主、领先世界的芯片产业。然而，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干扰与破坏，除了高铁、航天等少数产业因开放较晚而保留了前三十年的技术积累从而使中国拥有核心技术外，其他核心产业包括大飞机、汽车、化工、制药、装备制造、芯片、操作系统在内的各大骨干行业都遭受新自由主义的残酷破坏，使今天中国在很多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不仅仅相对落后于80年代初的中国（即保持当时的发展势头到今天的状态），甚至绝对落后于当时的中国。这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一个至今没有解决的巨大的隐患和危机。

归结起来，胡教授的问题，类似于当年抗日战争初期宣扬中国可以快速战胜日本的抗日“速胜派”，有抗日爱国之心，却缺乏战略力量对比分析和对自身实力和缺点的准确清醒评估。

胡教授在《中国实力跃居世界前列，秘诀是什么？》等文章中写道：

【科技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科技投入能力之总和。具体的量化指标包括国际科学论文发表量、本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量、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总额。2012年中国科技实力占世界的比重为19.0%；到2016年中国这一比重已经上升至24.81%，其中中国的研发投入已接近美国，而国内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相当于美国的1.87倍，国际科学论文发表量相当于美国的1.23倍，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数升至第4位。】

这就是胡教授所谓中国科技实力2016年已经是美国的1.31倍的证据。

实话实说，这种研究，文科化、表面化、文学化程度太大了。骗骗根本不懂工业的文青还可以，中国绝大部分工业技术人员和马克思主义学者是不会同意这种论断的。

以所谓“专利申请数相当于美国的1.87倍”为例，科技界都知道，我国高质量的专利偏少和专利转化率偏低。目前世界上列前100位的核心专利技术，中国尚没有一个。《光明日报》、《第一财经日报》等披露，像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有关专利的国际条约)等具有含金量的国际专利数量，2015年超过100万件庞大的专利申请总量，中国仅占了4%左右。深圳一名高新技术企业主指出，专利有时流于形式化，有些专利就是拼凑的：“大公司有内部团队专门负责专利事宜，中小企业没有这么多精力和资金，只能委托专利代理公司。他们大多是走形式，你给钱，他就想法帮你申请上专利，实用性不高。” 而且，很多专利代理公司是“黑户”。深圳市知识产权联合会网站上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1月30日，在全国各地工商局共注册有28967家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但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有专利代理资质的代理机构为1496家，仅占5.16%。

总之，中国绝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并不认同胡教授的观点，但是这个问题是学术争论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而西化派借机宣传对美投降、要求整治胡教授的做法，以及他们平时散布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观点，对党和国家来说则是敌我矛盾。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认为，“纵观胡的论著，这只是一次较明显的失误，应该提出学术批评，但某些西化派抓住此事大造舆论，是不正常的。西化派发表不少错误论著和言论，不是照样当教授和学术单位负责人，不是更应受到批评和自我反省吗？”这应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看法。

4.“中华帝国主义论”，特朗普智囊纳瓦罗是始作俑者

总之，不是胡教授的言论把美国贸易战火引到家门口，而是美国为了要和中国开战、勒索中国，刻意散布这样的言论，为围堵遏制中国制造口实。包括胡教授在内的一些爱国学者、民众受其误导，是非常正常的事。

之前已有先例。2012年，十八大召开前夕，胡教授提出了中国的领导体制是“集体总统制”，九常委实际上是九总统制，这远比美国一个总统的一总统制更民主，认为这是中国巨大的制度优势。实际上，这是此前美国学界已经有人提出来的观点。更要害的问题是，真的是照胡教授所说是“集体总统制”的制度优势？还是“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的问题重重？对照十八大后的政治治理成绩，毫不过分的讲，在中国的体制下，只有在保证像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绝对权威，才能校正中国发展的航向。必须要保障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特别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力，才能统筹大局、劈波斩浪。在十八大前散布所谓的“集体总统制”，不论胡教授本身带着怎样总结、梳理中国制度优势的热情，却着实找错了方向。这才是当时美国人最希望看到的。一个各自为政的、分散的权力结构，远比一个集中统一高效的政权，更符合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对华的期待。

另一个著名案例，就是共和党极右翼势力（特朗普集团的政治和阶级基础）制造的中国威胁论。2016年担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总统助手及贸易和工业政策主任的彼得·纳瓦罗，早在2008年的时候，在其著作《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中，还鄙视的认为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所生产的是劣质廉价有毒产品，在对美国进行破坏性低端竞争。但是到其2011年的著作《死于中国》（Death by China），就转身向美国和世界人民诉说中国即将歹毒地要灭绝美国，他认为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将盗取美国跟西方所有的科技工艺和知识产权，吸干美国之后就要置美国人民于死地。《致命中国》认为：“中国快速变成全球最厉害的刺客，中国企业家用致命的产品淹没世界市场，中国采取非法保护主义，掠夺美国的产业和工作机会。”认为中国的工业技术会超越美国是其核心观点。他把中国目前那些起码的国防武器夸大百倍，认为中国的国防武器系统一旦成熟，美国就要遭殃。因此结论是就是美国和美国人民要不惜一切，自残自损，也要把中国拉下马。

看看作为特朗普重要班底的纳瓦罗的对华评估，会发现这不过是 “中国全面超越美国论”、“中华帝国主义论”、“中国在美国和非洲搞经济侵略和新殖民主义论”的美国原版罢了。只不过，胡教授的结论还可以给自己一些民族自豪感，但是纳瓦罗的观点则是带着“中国全面威胁论”的战争动员了。胡教授的观点并不会在实际上增强中国的工业军事实力，纳瓦罗及特朗普集团却可以因为“中国全面超越论”“中华帝国主义论”“中国在美国和非洲搞经济侵略和新殖民主义”找到对中国动手的舆论口实。从时间点上可以清晰的看到，美国统治集团及其培植的智库人物是如何极力塑造美国版“中国全面超越/威胁论”的，比胡教授更早，比胡教授更声嘶力竭。也正是彼得·纳瓦罗2011年《死于中国》（Death by China）出版以来，一些美分和公知摇身一变披上五毛的外衣，甚至接受共和党极右翼势力的资助，在中国宣传“中国全面超越论”“中华帝国主义论”“中国在美国和非洲搞经济侵略和新殖民主义”等论调，为特朗普围剿中国进行助攻。

2011年以来，这批美分和公知伪装的新权威主义五毛们就充当纳瓦罗的传声筒，鼓吹今日之中国对外贸易早就不是“裤子换飞机”了，而是主要出口机电产品，因此中国已经是个发达的“中华帝国主义”国家。一些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极左”也被这些人洗脑。他们根本不去分析中国出口与内需中，有多少利润是被外资拿走的。他们也不分析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剩余价值的流向问题，究竟是从中国流向美国（美国剥削中国）还是从美国流向中国（中国剥削美国），仅仅根据一些表面化的数据，诸如中国出口以机电产品为主，就论断中国剥削了美国。

然而，真实情况是，在中国的出口商品中，服装、纺织纱线类、鞋类、家具类等劳动密集型商品仍然占据半壁江山。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中国主要出口商品中，服装及衣着附件的出口金额最多，为10413亿元，同比减少3.7%;其次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出口额为9068亿元，同比减少4.1%。

在机电产品方面，美国对华贸易中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然而，美国自中国进口的机电产品以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相反，中国自美国进口的机电产品以高端机械及零配件等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此外，中国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占比，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要低很多，这反映出中国制造仍然处在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正如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所说的，“中美在国际分工扮演角色不同，美国高端产业发达，而中国则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因而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大多是低附加值产品，自美国进口的多是高附加值产品，按照价值总量计算，中国是吃亏的”。

当前中国对外出口的机电产品中，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电子信息产品是最重要的一项，约占全部机电产品的三分之一。其中苹果手机在我国手机出口额中的比重超过50%。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6年，我国手机出口量值分别为12.7亿部和1156亿美元。以苹果手机年销售量2亿部计，就占了我国手机出口总量的1/6；在出口额方面，苹果手机在我国手机出口额中的占比超过50%，也即在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接近3%。总之，在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中，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主力军（而且还有很大比例是外资）：

（数据来源：海关信息网）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当前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主要是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和家具、纺织品、鞋类等轻工业产品形成的。某些看似高科技的出口产品，除了少数高铁等产品外，其实中国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出口附加值也非常低。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行长李若谷指出，

【中国工业化刚起步，大约是初期或中期的水平，高端制造业还差得特别远。我们是数控机床出口大国，但数控机床的核心部分还是靠进口，所以挣的钱特别少。比如说，出口一部数控机床30万，其中20万需要交专利费用、8、9万是成本，挣到的只有1万多，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这核心技术专利是我们自己的呢?那挣得就多了，利润就变成了20多万了，这个增长空间得有多大呢?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大幅提高了利润和经济效益。我们现在只是学会了制造一些产品，可以造飞机、汽车、核电设备了，但制造这些产品的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这些先进的装备我们还不能制造，或是虽能制造但精度不够，稳定性差。因此我们的工业化只是初期的，我们的增长空间还很大。】

换句话说，中国对美出口低附加值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进口大飞机、芯片、操作系统等高附加值产品。可以说，中国劳动者的工资，远远低于同样工作的美国劳动者的工资，远远低于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中国这些出口商品的出口价格，远远低于商品的价值(其中包含的社会平均劳动量)。但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高附加值商品，其价格则远远高于其包含的价值。在中美贸易中，美国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国家，无偿剥削了中国劳动者巨量的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美国放开对中国高科技设备和产品的出口，中美贸易平衡，抹平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是这仍然相当于美国用较少劳动量和价值的高附加值商品，换取了中国较多劳动量的低附加值商品。中国对美的巨额贸易顺差，实际上是由于德国日本的产业竞争，美国工人日子不好过，需要购买中国巨量的物美价廉商品，以维持或提高其生活质量。中国对美的巨额贸易顺差，其本质上等于中国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向美国出售了巨量的劳动力，剩余价值主要由美国资本和工人消费者获取，但是美国却拒绝向中国出售其更多的高附加值的高科技技术、设备与产品。这与中国贱卖自己的稀土、煤炭等资源同样也可以积累巨额贸易顺差一样，都是名义上得利而实际上吃亏。更何况，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最大宗的机电产品，如苹果手机，其最大的利润恰恰是在美国人手中。以苹果电脑为例，苹果将制造外包给200多家企业，在全球900多个工厂制造，其中中国就占358家，日本137家，美国64家。英特尔供应给苹果的10家晶片厂中，3家在美国、2家在中国。也就是说，这些留在中国外汇储备上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是美国人的资产。

我们注意到，有一些与西方有关联的托派分子，2011年以来先是用批判的方式宣传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煽动工人阶级革命。他们发现效果不佳后，就采纳“加入战略”，摇身一变成五毛和国家主义者，论证中国已经崛起为“中华帝国主义”，与新权威主义势力合流。新权威主义势力几乎攻击一切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是他们的重要使命），但是唯独和一些托派势力结成了同盟军。托派从一开始就有勾结西方垄断财团和情报机构，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搞破坏的传统。

有意思的是，美国是一个赤裸裸在全球搞新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美国共和党极右翼及其扶持的特朗普、纳瓦罗们从来不承认这一点，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老布什、里根都不承认自己在搞帝国主义，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事情。

5.警惕皮诺切特和苏哈托模式——清华校友围攻胡教授事件背后是美国的战略转变

美国对华战略在近些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其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在人民大众中江河日下，他们转而通过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其本质是吴军机、萧功秦、朱学勤、张维迎们主张的“宁要腐败，不要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名义，曲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理论，将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极左进行打击和边缘化，即鼓吹在中国先搞所谓政治威权主义+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改革，先在中国推行智利、印尼等国家实践过的皮诺切特模式或苏哈托模式，最后再向自由资本主义过渡。

总之，十八大以来，美国一方面还在资助传统地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等公知美分势力，但美国更大地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重点是让一些人伪装成新权威主义者误导中国改革（重点是这批人在允许甚至假装拥护党的领导情况下，甚至以拥护鼓励腐败的招数，在经济上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让这些人完成国家主义和新权威主义转变，进入体制内，否则这些人将在之后的中美战略冲突中会被爱国群众视为汉奸而被清洗，这种转变也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而美国在对华外交关系上，则从尼克松以来的接触+遏制，变成了全面遏制+攻击。这就是特朗普政权通过贸易战、金融战，全方面围堵攻击中国，并在台湾问题上彻底摧毁中美建交基础的根本原因。

这就是特朗普为什么会成为尼克松以来最反华、最反共的总统。这不是特朗普的个人选择，而是美国今天的统治阶级，即共和党极右翼势力和种族主义财团（本质为新法西斯主义）的战略选择。

纳瓦罗的观点决不是其个人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性格所致，而是深刻的反映着美国统治集团对华策略上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基本环境是：改革开放初期美国对华制定的利诱、拉拢、改造的和平演变策略总体一直比较成功，中国工业和技术，比如芯片、大飞机、制药、装备制造等核心产业也饱受新自由主义摧毁，房地产泡沫、金融自由化泡沫及教育、医疗、住房、养老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使中国经济和社会矛盾重重，这个阶段美国对华整体上相对友好，认为对中国的接触战略及和平演变战略是相对成功的，本来，美国认为可以顺利将中国肢解的。然而，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当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国人民有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国发展的航向被校正，这是美国对华和平演变肢解战略政策的根本性挫折。因此，美国一方面采取了新的针对中国的舆论战心理战手段，另一方面对中国采取了全面围堵进攻战略。

1949年建国后，是新中国硬实力最虚弱的时候，美国的大战略，一直就是“柿子专挑软的捏”、“打不败的对手就是朋友”，那时候美国是怎么对付中国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封锁台湾海峡，核武器进台湾”。然而，新中国在朝鲜、越南战场彻底将美国打怕打疼了，中国1970年后又拥有了两弹一星核潜艇，中国工业真正蒸蒸日上的时候，美国极右翼势力的代表尼克松只能到毛泽东书房进行朝觐，并将主要精力用于和平演变苏联和镇压拉美共产党左翼力量。今天美国对中国全面转向强硬，其战术原因是和平演变的政治计划因十八大等等原因推行不顺利，其战略原因则是美国通过向中国输出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势力，成功破坏瓦解了中国的核心工业体系，并且对中国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体进行了有效的洗脑工程，知识分子大面积西化亲美，党员干部大面积腐败变质，中国今天物质财富虽然远比之前富足，但是却处于1972年以来相对美国最虚弱的时期。正如美国对于斯大林的苏联只能承认其势力范围，但是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却强力肢解，并且对软弱的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仍然要肢解成欧洲部分、西伯利亚、远东三块一样。

各种迹象显示，美国种族主义垄断财团及统治阶级1999-2001年左右就将已中国锁定为主要对手。当年何新根据来自美国的绝密情报，披露了美国有解决世界问题、称霸世界的的时间表，次序是：（一）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朗，（二）朝鲜、中国， （三）俄罗斯。因此，尽管已将中国和俄罗斯锁定为主要对手，但美国的计划并不是直接攻击中国和俄罗斯，而是在稳住中俄前提下，先扫清外围，诸如伊拉克萨达姆、利比亚卡扎菲、叙利亚阿萨德父子等反美政权后，再攻击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在执行这个时间表过程中，被觉醒的普京主导的俄罗斯所强力破坏，普京在叙利亚战场和克里米亚-东乌克兰战场那样像当年毛泽东在朝鲜和越南那样重创美国及其代理人军队。基辛格代表美国种族主义垄断财团和普京握手言和，试图像当年稳住中国那样稳住普京，将主要斗争矛头转向对美不断妥协退让的中国（就像对付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和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

当然，整个战争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在2012年以来美国对华舆论战心理战中，美国对华舆论由“棒杀”到“捧杀”进行了策略转变，从单纯扶持公知和美分，变成安排大批公知和美分伪装转型成“五毛”，他们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乃至某些推墙分子会自诩是“中国最大五毛”）的面目出现，完成美国要达到的舆论战略目的，执行和实行美国的战略传播和战略任务。

比如，2011年之前，美国在中国推动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主要以改革开放、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等旧话语体系进行，其效果不明显。2012年后，他们转而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姿态鼓吹：他们宣称经过改革（他们的潜台词是私有化市场化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国已经实现了大国崛起，美国与西方因为搞福利社会（即搞社会主义）已彻底衰败，中国要推行人民币国际化，让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打败乃至取代美元霸权；他们鼓吹中国金融已经无比强大，今天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汇率放开搞自由化，与美国打金融战中国能够把美国玩死。这种论调极大地推动了人民币汇率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进程，其直接后果就是2015年以来中国股市灾难及经济发展的困境。

可惜，直到今天，某些爱国学者还未醒悟。美国人洗脑能力之强大，让人叹为观止。

假如真的按照这个以国家主义面目出现的战略规划来在眼下就推动人民币自由兑换，造成的后果和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货币自由兑换，从后果上对中国造成的伤害都是一样的！都会有利于外资操纵中国货币主权、为美国对中国实施金融洗劫大开方便之门。

6. 应对美国对华贸易金融战争，必然首先是一场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

今年是伟大的《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此次签名解聘胡教授，和当年《论持久战》中分析的格局有相似之处。胡的判断有失误，但是归根到底是爱国立场之上高估自己、轻视敌人的“速胜论”，而此次签名倒胡的人里面，恐怕还真有不少是类似汪精卫式的“投降论”。这些人造谣胡教授的论调引得他们的主子不快了，友邦惊诧了，因此要赶紧求和和亲纳岁币了，他们声讨胡教授，是带着投降派革职查办主战派的心理的。

我们必须要讲清楚，归根到底，胡教授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比胡教授危害大十倍百倍的，是现在要严惩他的投降派们。

而我们最正确的姿态，是应该站在《论持久战》的姿态上，科学分析局势，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但是一定要与割地求和的汪精卫们坚决划清界限。毛泽东讲清楚了，抗战是持久战，很艰苦，但中国必胜，根源在于，兵民是胜利之本。

对应的，中国今天的对美斗争，是长期艰难的。但是艰难的原因不是胡教授，而是新自由主义势力（及其新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变种）在学术界的垄断地位及其对国家经济、金融、产业政策的干扰、误导。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之所以是持久战，归根结底是中国的合法政权国民党是一个依附于英美的买办政权，而抗战初期共产党的物质力量和实力极为弱小。只有真正共产党和人民战争队伍发展壮大了，抗日战争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成为合法政权后，我们解放初的志愿军武器装备没有当年国民党美式机械师强大，整个国家经济科技实力和解放前相比也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是共产党的军队可以打败美国及发达国家十六国联军。

同样，中国应对美国对华贸易战及其他软硬战争，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国内存在的异常强大的新自由主义势力和西化派第五纵队势力（所谓主张政治独裁+经济私有化的新权威主义只是其一个支队的伪装），尤其是他们对中国改革政策的干扰、误导和破坏，只有战胜他们，我们才能取得对美贸易、金融博弈的胜利。

就在2018年7月27日，著名学者何新发表了悲壮地退休告别感言：

【回顾平生，我为国家服务殆50年。在意识形态领域以一己孤独之力，与披靡横扫中国思想界的新自由主义、拜金主义和西化主义角力30年，论敌无数，被众多阴谋及利益集团视为恶棍、死敌。现在遍体鳞伤，重病缠身，朝不保夕。——我承认，我失败了！我曾经最早地告诫国人，十几年来，在食品卫生领域有五大妖魔为祸中国……很早以来我就认为，自从发动全面市场化私有化的错误经济学导向的“改革”以来，累积出三座大山，压得无特权的众生平民百姓喘不过气：第一大山——医疗市场化；第二大山——教育市场化；第三大山——住房及养老市场化。 三大市场化的泰山压顶把国家社会应向全民免费或廉价提供的公共服务，变成所谓“公共产品”——即牟利商品，从而让资本家谋取暴利，以经济的无情掠夺荼毒百姓！……我的呼吁是，必须……利用大数据和智能经济技术，让中国回归更高阶次的新社会主义制度！这才是国泰民安之道，长治久安之道，国家复兴之道！否则……国家前景将不堪前瞻！这就是我的退休和告别感言！】

人之将退，其言也衷。总而言之，应对美国对华贸易金融战争，必然也是一场新时代的持久战。改革开放以来，大面积官员腐败，国企也因官员干部腐败蜕变而丧失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私营经济改善民生，属于一种必然，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随着十八大后腐败的被清理，随着新自由主义恶果和两极分化等矛盾的激化，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任务的迫切，随着教育、医疗、住房、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的全面出现，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毒瘤。

面对美国特朗普政权（特朗普即便下台，美国仍然是极右翼法西斯主义得势，其反华肢解战略是不可能动摇的）的金融贸易战，中国必须要抓紧将清理新自由主义势力的措施提上议程，这一战必须速战速决，只有如此，中国的工业、金融及经济民生才能在未来10年得到初步恢复，应对美国金融贸易的持久战才会成功。否则，未来真的不容乐观，像何新说得“愈改愈乱，国家前景不堪前瞻”以及经济金融危机的局面，也不是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