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安全态势

江  涌

　　

01、总体国家安全观以经济安全为基础 

　　首先我介绍一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经济安全的关系。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初步阐述了国家总体安全观，当时只是提出一个概念和框架。后来相关学者专家认为，这个概念与框架非常重要，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主要有三大块：党建、发展、安全。相关部门找了一批专家，试着把总体国家安全观做一个系统阐述，这就是大家看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后来，相关部门又组织了一批专家，集中对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行深入、细致、系统的整理、研究。2017年4月15日，《求是》杂志发表了《以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谱写国家安全新篇章》。《求是》的这篇文章，虽然是要说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意义，其实也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架构阐述了。我后来在中央党校的《中国领导科学》杂志2017年第9期上发表了学习这篇文章的文章，叫《深悟科学内涵，体现真理光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国家总体安全观阐述为，第一，“以伟大斗争为逻辑起点”，发展靠竞争，安全靠斗争。因为我们的任务很艰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阶段，所以斗争便很伟大。第二，“以统筹安全发展两件大事为鲜明主线”。原来我们只讲发展，现在不行了，还要讲安全，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果，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建设成就，都要保护起来，维护好这个成果和成就。财富被劫掠了，就会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们现在要统筹安全和发展两件大事。第三，“以国家利益至上为准则，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三点一面，构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本质特征”。第四，“以大国国家安全为基本定位，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历史使命，以五大要素为整体布局，以五对关系为主要原则，以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为方向引领，五位一体，构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容”。原来一提及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五大要素、五对关系，现在再来看，五大要素、五对关系，只是总体国家安全观里面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像今天的国家安全一样，反间防谍也只是国家安全的一小部分，是“小安全”，总体国家安全是“大安全”。原来我们着手研究的时候，只是11个安全领域，后来扩展到13个领域，加了新型安全领域，包括极地、深海、太空、生物安全，还加了海外利益。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后面还可能引入一些新的安全领域。

　　今天我们只是讲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态势。经济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中是什么地位?

　　经济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础。新颁布的《国家安全法》里面，对安全的内涵有一个拓展，原来讲安全只是不受威胁的状态，现在《国家安全法》里面讲，安全不仅是一种客观状态，还有维护这个状态的能力。安全，除了客观状态、维护能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涵没有说明，那就是主观判断。感知判断很重要，要防范风险，就要判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风险状态。像之前中美关系，经贸关系非常好，很多人并不觉得中美关系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了，特朗普访华就是试探，但是我们很多人没有感知到，这个感知、判断太重要了，也会涉及安全内涵。有时候，错误的感觉，也会影响安全，比如说杞人忧天，根本没有处于危险状态，但是他判断错误。

　　国家安全不仅是状态、能力，还有感知。若干年前，很多高校成立了安全研究中心、研究所。现在教育部已经把国家安全学作为一级学科，国家安全的诸多相关专业方向都要出现。中央国安委成立后，设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国安办，而后从上到下都成立了国安办，地方一把手从上到下都管了起来，都是有人负责的，而且建立了一系列安全机制。各大部门分门别类牵头，如金融安全由人民银行牵头，海外利益复杂，由外交部与发改委两大部门分别牵头。未来对于国家安全的学习、研究、决策、实施会更加系统一些，但是研究一定要走在前面，充分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不能盲人摸象。

　　经济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里面对应的是一系列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分核心利益、重大利益、一般利益。核心利益是什么?凡是能当交易筹码的，都很难成为甚至就不能叫国家核心利益。中美经贸关系重要，特朗普来华，我们和美国签了2 500亿美元的大单，这个够给特朗普面子了，这个贸易大单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不能说中美经贸关系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

　　中美博弈，关乎国家利益，问题是，今天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掀起对华经贸战，看来，不只是要钱的问题，更有要命的问题。要知道，中国的快速发展，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崛起，而是一种文化的崛起、文明的复兴。我们今天以中国特色大国国家安全作为基本定位，我们这个大国不是西方大国，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大国，我们是社会主义东方大国，这里的东方是代表一种文明、文化，中国的崛起是东方文化的崛起、东方文明的复兴。在西方的世界观里，罕见共赢的理念，其实质就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零和博弈。因为中国的崛起，是一种文明的复兴、文明的崛起，所以西方很可能联手对付中国，我们要防止它们一起对付我们，遏制我们双百目标的实现，遏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与此相关的国家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等，都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是不能拿来交换的，是不能当筹码的。　　

02、中国经济安全态势复杂严峻 

　　说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态势越来越复杂严峻，基于以下几个判断。

　　其一，中国经济利益点多、面广、量大。中国经过60多年的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在经济实力、国家实力、综合国力方面早就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了，中国现在经济于世界坐二望一。世界银行曾经发表报告称，根据购买力平价，2014年中国经济就超过美国了;按照西方多个机构的数据，到21世纪20年代，亦即未来十年，中国肯定会超过美国。按照这种发展态势，中国国家利益将延伸到全世界。今天，中国的经济利益已经渗入世界各地，可谓点多、面广、量大。有人说我们在非洲养了一大群羊，但是，既没有牧羊人，也没有牧羊犬，结果羊养着养着就被人家剪羊毛了，养肥了甚至被人家套走了。像利比亚，我们砸下了几百亿美元，一些投资项目已经见效益了，但是一发生战乱，几百亿美元都打了水漂。这些年，在海外，凡是中国利益成规模地集中所在，那个地方往往就会出乱子，动乱、战乱，或者是“霍乱”，类似埃博拉这样的奇异病毒出现，把当地搞乱，结果我们的利益受损严重。

　　其二，人们的安全意识不断提高，特别是中产阶层的安全意识在不断提高。早先，人们一般关注衣食住行，衣食住行数量问题解决了，开始关注衣食住行的品质;如今关注的，在衣食住行之外，更有蓝天白云。

　　其三，国家面临的内外挑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上过中学、大学的人都知道，以前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是分开的，中国是中国，世界是世界。即便改革开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也是随着世界的改变而改变，世界变动，中国就跟着变动，中国是世界的函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的重要的自变量、关键的自变量。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累计出境人次只有27万，2016年、2017年中国大陆累计出境分别是11亿、12亿人次，这个对世界的影响有多大?中国不只是要成为世界的关键变量，更要成为世界的重要变量。中国说话，世界都得倾听，而且倾听过后还会采取相应行动。现在，我们说话，世界倾听，但是听了之后，很多不当回事。

　　其四，中国对西方不对称依赖。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说，国家间相互依赖就是安全的，背靠背就是安全的，但是，没有考虑到相关方的依赖结构，是依赖的大，还是依赖的小，是依赖的多，还是依赖的少，是主动，还是被动等等。这种依赖结构很重要。如果在相互依赖中，你是被动的、依赖大、依赖多的一方，你很可能就是依附了。原来美国跟墨西哥、加拿大、古巴、海地、夏威夷之间都形成了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赖，最后美国都把这些国家都收拾得服服帖帖，夏威夷甚至变成了美国的一个州。这种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不对等的，这种依赖事实上就是一种依附，因为依赖小的一方可以获得一种特权，不断敲诈依赖大的一方。中国和西方形成的相互依赖，可以说是全方位而不对称的。经济领域，像市场、技术、品牌、关键零辅件零部件等都对西方形成依赖;还有就是秩序和规则的依赖，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一整套秩序，都是西方建立的，我们依赖这套秩序，依赖西方规范的全球化;此外，还有人才方面的依赖，依赖西方帮我们培养人才。直接关乎生产力的自然科学人才的引进，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科学无国界，不过科学家还是有祖国的，但是意识形态色彩明显的社会科学的大量人才引进，带来的问题就复杂得多了;更为关键的是思想的依赖，这是最可怕的依赖。

　　从上面一系列的判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是不安全的，而且是越来越不安全，很多方面越来越脆弱。我们近些年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宣传，说中国不得了了，中国是很厉害，但是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宣传的那么厉害。美国不卖芯片给中兴，中兴立马就休克了。“中国很厉害”的宣传，本来是鼓点劲，长些志气，结果把自己给陶醉了，麻痹了。中美经贸战、中兴休克事件，让我们清醒清醒，是个好事。　　

03、识别重大系统性经济风险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工作要求是，以防控风险为重要底线。习总书记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要防控风险。中央明确的三大攻坚任务，首要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防控风险的前提是识别风险。识别到的风险，一旦形成之后，还要扛得住，要控制好。防控风险是国家安全的底线。国家安全和发展是不一样的思维逻辑，发展是积极向上的，而且似乎是无限向上的，如今西方正在努力给我们设置天花板，让我们不能超越它。我们搞中国制造2025，就是要超越。美国认定这个不行，中国若搞成2025，美国主导的游戏就没有办法玩了，原来那套国际分工就没办法维系了。因此，美国努力给我们设置发展的天花板，我们则认为发展是积极向上，而且是无止境的，是要超越的。

　　安全是有底线、有边线、有红线的，我们现在设立这些底线、红线、边线似乎没有用，比如说台湾问题，我们老是警告美国不要踩台湾这个红线，但是美国还是踩了，通过了《台湾旅行法案》，踩了我们的红线，我们似乎也没有有效办法。前面提到，安全是状态，是能力，是感知，至于安全能力，还有一个是意志——敢于斗争，敢于以武止戈。

　　既然防控风险为重要的底线，那么要清楚到底有哪些风险?习总书记讲得很清晰，要防止局部风险演变为区域风险、系统风险，防止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防止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防止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防止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

　　安全是相对的，是需要支付成本的，维护安全是为促进发展服务的，要统筹好安全与发展，并不是越安全越好，趴着不动、不作为最安全，但是那绝对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国家在总体上处于安全状态，不要出现系统性风险，就是不要因为一个蚂蚁巢穴而溃决了千里长堤。要维护系统性安全，就要补短板，要堵漏洞，哪个地方短缺就把哪个地方补起来。多年来，我们积极致力于经济建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但是，现在看来，闷声不响发大财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各类风险演化中，远期风险与近期风险的关系，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这里我们要深入细致分析。大家都知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们总是在思考远虑与近忧问题。前途莫测，不确定，当下便采取行动，以规避未来的风险。这种现象在金融学里太明显了。金融领域的投资者，本质上和投机者是无法区分的，他们追涨杀跌，就是考虑到相关金融资产未来的风险，发现、感知未来风险，不管风险是真还是假，相关分析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投资者总会在现在采取行动。在投资者采取比较一致的行动的时候，相关风险就形成了。如果大家一致预期某个股票会下跌，从而采取抛售的行动，该只股票肯定会下跌。如果储户都认为某家银行保不住了，大家都去提现，那么这家银行肯定要垮掉。假的也会变成真的，预期的会变成现实的。这样，理性预期—采取一致行动，远期风险就被贴现到近期来了。尽管有的预期是错误的，相应的远期风险是不存在的，但是相关舆论与群体性行动，可以使之变成实实在在的风险。“颜色革命”就是让一个错误预期，变成了现实行动。

　　下面比较集中地讲一下风险识别问题。

　　其一，根本性风险。所谓根本性风险，我认为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违背基本规律而产生的风险。在经济领域，是违背了基本经济规律而产生的风险。经济领域的基本规律就是价值规律，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依照价值规律安排生产，即个别劳动时间一定要小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此生产出来的商品，才有竞争力，生产者才有利润，才能进行有效的资本积累。价值规律决定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三大机制都要服从于价值规律。有一个时期，我们把社会运动、革命运动中的一些成功经验拿到经济建设领域，比如说20世纪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期的“大跃进”。“大跃进”的问题后来看很明显，就是把社会革命运动的一些规律、经验拿到经济建设当中，讲群众热情，讲革命干劲，忽视了经济效率，即投入产出比。“大跃进”是一个重要的伤痛，包括后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病根主要是在“大跃进”时埋下的。违背经济基本规律，就会出现根本性经济风险。

　　今天，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重视市场调节，但是我们实行的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有社会主义的内核。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怎么恰当地和市场对接。中央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比如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方面作用、公有制和私有制两方面积极性，怎么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这是我本人多年从事经济安全研究时的一个重要体会。西方经济学里面讲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看得见的手，即市场和政府之间相互博弈，像幽灵一般。其实，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都是生长在社会机体上，都应当为社会服务。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波兰尼这两个著名思想家，讲市场调节手段的时候，讲得很清晰很透彻：市场不仅是“财富魔法师”，还是“撒旦的磨坊”。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指出了市场作为“财富魔法师”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277页。生产力被惊奇地创造，机器、轮船、铁路、电报，尤其是大量人口，就跟魔法一样，被从地底下呼唤出来。我们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也是这样的。正是通过市场机制，我们在很多领域，就由原来的短缺，变成了过剩，这就是财富的魔法师效应。但是，与此同时，卡尔·波兰尼又强调，市场还是“撒旦的磨坊”，它把优质资源、优美环境、道德良知等一切美好事物，都卷到魔鬼的磨坊里面碾个粉碎。

　　近些年来，我们只看到了市场的魔法师的一面，忽视了市场同时还有撒旦的另一面，我们必须要看到市场同时具有天使与魔鬼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学者们在就市场与政府的职能争论不休时，卡尔·波兰尼在他的《大转型》一书中默默地写道，经济、政治都从属于社会，社会规律最终起决定作用。其实，历史唯物主义讲得很清楚，先有人类社会，才有经济活动，然后才有市场;市场内嵌于经济，经济从属于社会。政治也是这样，社会经济过后，才有政治。因此，最终是社会决定一切。倘若经济走极端，如极端自由，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走极端，弃民主搞独裁，最后都会激起社会的反弹、变革。卡尔·波兰尼把社会、经济、政治三者的关系解释得很清楚。

　　其二，不发展就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彻底告别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而且在多种经济指标上，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拥有数百个世界第一。在世界经济排行中，中国已经是坐二望一。但是，中国有近14亿人口，东南与西北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企业职业之间，发展差距极大，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情形突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标就是发展。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都要积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充分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任务是艰巨的。因此，中国还是要发展的，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发展是解决我们诸多关键问题的总钥匙，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

　　其三，不当发展带来的风险。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引用恩格斯的话后强调，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月18日。这些年来，通过牺牲自然环境来实现经济增长的事例，太多太多，即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比比皆是，实际上，并没有换来金山银山，而是剜肉补疮。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迈向现代化征程的有世俗化、工业化，还有市场化这样的必经阶段。市场化把康德式的朋友，以及霍布森式的敌人，都变成了洛克式的对手，即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斤斤计较，甚至尔虞我诈。步入市场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一个重要的途径，近几十年来中国都在重复着西方的经验。但是，这个市场化过程很残酷，其中包括道德的沦丧、环境的破坏，这个残酷的结果都是一些不当发展带来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环境的矛盾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前不久，中国才终止进口西方国家以及韩国、日本的垃圾。我们这些年进口垃圾，一度占西方垃圾出口的60%到80%。我们为了发展，实质就是为了赚钱，不顾一切。现在，国家安全应当考虑加入人的安全。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影响力，与中华民族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有着紧密的关联。一千多年前，我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5%到40%，此后我们的占比不断降低。之前的习惯性表述是，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而现在只有18%的人口。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候，我们占世界人口的比重10%都不到了。中国的人口占比不断下滑，与此同时，中国的近邻印度，对中国有着重要影响的伊斯兰地区，人口却在不断上升，中国国内少数民族人口相对于汉族的人口也在不断上升，这些变化我们不应无视、忽视。还有，就是男女比例失调，男性比女性多了4 000多万，这不是均匀分布的，在大城市里，剩女比较多，在广大农村和不发达地区，大量男人找不到媳妇。还有就是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以及身体素质下降，成年男性的身体素质下降，在一些沿海经济发达的地方，包括原来的进口垃圾处理集中地，当兵体检很少有合格的;成年女性的身体素质也在下降，很多育龄妇女怀不上孩子，或者需要保胎。所以人的安全是很大的问题，大问题来自不当发展带来的风险。

　　其四，没有意识到的风险，即根本不知道风险存在的风险，包括所谓的“灰犀牛效应”。中国的房地产存在很多很大的风险，不是今天才有的，若干年前就已是很大的风险。一直拖到现在已经成了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负。

　　据称我国原来要修建130多个反应堆，后来相关专家、院士提出比较激烈的反对意见，降到90个，也是个不得了的数字。相关专家认为核电大跃进有极大的风险，在日本3·11大地震引发核泄漏之后，全世界都在纷纷下马核电，而中国逆势而上，而且上了一大批。当今世界，核电站一般都建在沿海，一旦发生事故比较好处理。然而，我们很多核电站建在内地，黄河上游有，四川盆地有，洞庭湖也有。核电反应堆，不出问题则已，一旦出问题，就是灾难性的。

　　现在的核攻击不一定是军事物理性攻击，通过网络就可以发动攻击，而网络世界严重不对称，攻击往往冤无头债无主。与工业化相比，我们的信息化跟西方的差距更大。对地方政府来说，核反应堆就是印钞机，为了赚钱，为了经济增长而不顾一切。

　　其五，重大和系统性风险。在谈及风险和危机时，习总书记特别指出“三大效应”，即滚雪球效应、蝴蝶效应和骨牌效应。美国次贷危机是滚雪球效应，次级贷和次级债在美国整个金融资产中的比重不到1%，这个是很低的比例，但是发生危机之后，像滚雪球一样，很快导致次贷危机，而且引爆2008年国际金融大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骨牌效应”，泰国发生危机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中南半岛国家逐一被卷入危机，而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还有韩国、日本、俄罗斯，一连串都倒掉了。“蝴蝶效应”原本是气象学概念，说的是在亚马逊丛林里，一只小蝴蝶煽动一下翅膀，就有可能在墨西哥湾掀起一场飓风。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危机，就是比较典型的“蝴蝶效应”。印尼的危机是泰国传染的，首先是汇率危机，印尼盾贬值，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而通货膨胀与失业引发社会危机。印尼种族矛盾积蓄已久，社会矛盾激化被引向了种族对立——排华，出现了大规模对华人的仇杀，社会危机不断恶化，反对派乘机发难，政治危机显现，苏哈托政权三十多年的统治土崩瓦解。政治危机并没有“止血”，国家危机随后而至，东帝汶、雅齐省等纷纷要求独立，这是典型的“蝴蝶效应”。我们担心的是，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民族矛盾复杂交织，而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敌对势力从来都没有消停过，中国一旦出现金融经济危机，很可能也会出系统性的“蝴蝶效应”。　　

04、防范重大系统性经济风险

　　首先是基本经济制度不能动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9日。

　　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地位与作用，其实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里面都明摆着，但是一定时期，我们的舆论只是强调非公，而公有实际上是在不断萎缩。一个很高端的智库，曾经炮制了一个“383方案”，该方案就特别强调非公的发展。当时有相专家解释说，要把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当中的占比不断降低，降低到跟英国大体一样的水平。英国是怎样的水平?10%左右。当时国有企业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只有27%左右，三分之一还不到。即便如此，还有很强烈的声音鼓吹“国退民进”，“国退民进”的前提是所谓“国进民退”，导致“民企”没有了发展空间。其实，一段时间鼓噪很起劲的“国进民退”实际是个伪命题。首先，“国”和“民”的矛盾模糊，“国”很清楚，是国企，“民”是什么概念?“民”实际是“私”，用“民”把私企掩盖了，用“民”把外企掩盖了。中国经济多年已经是国企、私企、外企“三分天下，各有其一”的格局，所谓“国进民退”是有意制造二元对立。还有就是“进”和“退”，谁进谁退?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还有私有企业、外资企业吗?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改革开放后，私企、外企都是从零开始，快速成长壮大，而后便“三分天下有其二”还要多，是十足的“国退民进”。所谓“国进民退”，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伪命题。实际上，“国进民退”的舆论主要来自市场化新媒体，中国几大新媒体、门户网站基本上都掌握在外资手里，舆论、话语权在它们手里，它们拼命鼓噪，把白的说成黑的，把丑的说成美的，把私的说成民的。

　　本人曾经撰文，阐述国有企业的六大角色，即国家利益的守护者、社会主义的实践者、民族精神的传承者、社会责任的肩负者、经济调控的执行者、干净财富的创造者。阳光之下，国有企业自然也有阴影，甚至有一系列问题，不是什么都好，像因美国制裁而被击倒的中兴，就有一堆问题。为什么?因为国有企业也是市场主体，市场化给国有企业的重压越来越大，使之也变成了一个利润的创造者，成为国有资本;资本的属性就是要不断增值，离不了贪婪、压榨、剥削这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只不过国家政府有制约，所以表现出来跟私营资本、跨国垄断资本还有所不同。但是它们作为资本，本质上应当没有什么差别，只要是资本，就必然遵循资本积累规律，受市场机制调节，其逻辑必然是利润最大化。今天，我们奉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要不断探寻、找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是很困难的问题，但是必须要回答，现在越来越没有办法回避这个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2016年10月10日)时指出，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有一股强大的声浪，要借所谓深化市场化改革把国有企业干掉，相关部门做了很多舆论反击，但是没有多大成效。后来，习总书记亲自到国资委做了指示，要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召开了关于国有企业的会议，强调国有企业六大力量只能增强不能削弱。

　　不只是就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看，而且还要从政治视角看，国有企业只能增强不能削弱。因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在国有企业，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的必然要求。很久之前，本人就从发展与安全两个视角，看待中国的“企业三军”，即国有企业是主力军、民营企业是生力军、跨国企业或外资企业是雇佣军，正是“企业三军”相互竞合、相互补充，中国经济总体上才会健康向上，才有极大的活力。

　　其中，主力军的作用功不可没。我研究经济金融安全二十几年，依我看来，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在开放，但是看一看有几个国家，取得了中国这样的成效?环顾世界，凤毛麟角。很多国家都在开放，但是开放着开放着就不行了，像阿根廷、泰国等诸多国家都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几个国家，原来称“五小虎”，虎虎有生气，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五小虎”成了五只病猫。因为，一场危机过后，高楼大厦都成了断壁残垣;财富被人家卷走了，所以成了病猫，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无序开放，民族资本很弱小，跨国垄断资本进来，一下子就给吃掉了;民族资本一被吃掉，国家发展就没戏了，经济增长得再快，财富也落不到本国国民手里，这叫有增长而无发展，也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中国之所以有显著的发展成就，是因为在中国，有国有垄断对付跨国垄断，这样民营经济私营企业才有发展空间。跨国企业进行采购的时候把价格压得很低，但是国有企业采购的时候，都会给私企一定的利润空间。就像日本大财阀建立的体系，国内采购保证中小企业有利润空间，使得它们能够活得下去并成长起来。我们也一样，我们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在国内采购，国有企业采购时，被采购企业都有一定的利润空间。跨国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姿态，这样一部分私营企业就生长起来了。那些同样开放的国家，为什么私有企业民族经济就完了?主要一点就是没有强大的国有企业对付跨国垄断企业，所以都完了。其中的更详尽的道理我不讲了，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正是我们有企业三军，国有企业主力军是基本的前提和基础，然后才有私营企业生力军，而中国经济的活力主要来自民企私企。在强政府的指导下，在国有企业主力军与私营企业生力军的牵制下，才保证了跨国垄断企业、外资企业作为雇佣军，为我所用。国有企业在很多关键领域、关键行业起主导作用，这样一些跨国垄断资本在中国就不能横行霸道了，它在很多领域都协商着跟国有企业进行博弈，中国高铁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其次是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很多国家都在向世界开放，不只是中国一家在对外开放，但是，早先的经济明星在开放中都逐一凋谢了。阿根廷就曾被广泛视为经济优等生。以前在美洲最亮的经济明星是阿根廷，不是美国。然而今天的阿根廷是什么样的态势?不用说大家都知道。阿根廷有个第二国歌，叫“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很伤感，因为它深深地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墨西哥人则哀叹，上帝啊离我们那么遥远，而美国离我们这么近!——它也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上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教训表明，民粹主义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政治上搞盲目民主化，意见纷杂，无法集中力量办事;二是过度福利化，用过度承诺讨好民众，结果导致效率低下、增长停滞、通货膨胀，收入分配最终反而恶化。这个解释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还有可以补充的地方。

　　我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存在，那也主要是工业化中断或停滞的陷阱。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精辟阐述，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关键。这是英国的经验、美国的经验;德国当时要繁荣富强，就必须工业化;日本学德国，工业化也成就了日本。现代化强国最关键的就是工业化，因为工业化带来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港湾里所有的船。国家走向现代化，似乎有很多途径或环节，但是，工业化是最关键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决策者一再强调，中国必须迈向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其中工业化是最关键的。我们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一开始就很清晰，即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而不是政治现代化、政治民主化。中南半岛、中东欧、拉美等的诸多国家，受美国鼓噪、西方鼓噪的影响，说走向现代化，有个捷径，就是政治民主化，一步就可以跨入现代化，结果它们纷纷采取民主政治，实质是选举政治，然而没有经过工业化洗礼、格式化的社会，在政治民主化作用下，很快便乱成一锅粥。西方实际走过的道路就是工业化道路，而且是用高关税保护来走工业化道路。韩国裔英国籍著名经济学家张夏准，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论述，他很好地继承了李斯特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积极阐发的也是这套思想。在保护中成长，在保护中实现工业化，这套思想不是主流，但是它揭示的是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真正可行路径，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一个真正可行的路径。

　　今天，我们搞“一带一路”，迈向现代化的历程，世俗化、工业化与市场化的道路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战略决策，中国要实现真正崛起，就要深入亚欧大陆心脏地带，就要进入印度洋。地缘政治实质就是资源政治，世界最主要的资源集中在印度洋周边，世界最重要的航道集中在印度洋上，印度洋是地缘政治的核心，谁进入了印度洋谁就进入了世界舞台。中华崛起必须要进入印度洋。怎么进入印度洋?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足够长的杠杆和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撬起。如果说，“一带一路”是杠杆，那么巴基斯坦就是支点;如果说“中巴经济走廊”是杠杆，那么瓜达尔港就是支点。

　　中国通过巴基斯坦这个捷径进入印度洋，通过中巴经济走廊进入印度洋，这是战略的可能性。中巴传统友谊根深蒂固，使中国进入印度洋的战略具有了现实性。所以，基于中巴双边利益，今天我们很真心实意地帮助巴基斯坦，真心实意地帮助巴基斯坦走向现代化。巴基斯坦对中国期望很高，但是要知道，巴基斯坦迈向现代化之路，要比我们更加艰难。第一是世俗化，对巴基斯坦来说太难了。恩格斯讲，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尺度。去过巴基斯坦的人都清楚，妇女是极其没有地位的，妇女的解放之路漫漫修远，世俗化之路漫漫修远。第二是工业化，巴基斯坦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地选择去伊斯兰学校上学，伊斯兰学校没有数理化课程，与现代化有关的只有英语和计算机。中国在全身心投入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社会上曾经出现一句流行语，“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没有数理化，怎么会有工程师?没有工程师，怎么搞工业化、现代化?中国在巴基斯坦建设了大量的BOT工程项目，即建造-运营-移交，最后交钥匙给巴铁兄弟，可是他们接不了，因为没有足够的工程师。第三是市场化，这个似乎更不可能，市场化在中国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像道德的沦丧、环境的破坏，如今正遭遇越来越强大的抵制。

　　史圣司马迁对于夏商周以及秦汉的兴衰更替作了这样一个小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司马迁所处时期的东南与西北与今天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迁。但是，胡焕庸线因为客观上基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而对中国东西的划分有着科学的依据，关键是经历了历史的检验。东北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力拔头筹，一度近乎成为共和国经济的中流砥柱，但是在市场化过程中，遭遇重创，地位与作用不断滑落。这样，在“东北塌陷”之后，沿榆林-张家口-山海关的长城一线以南，加上胡焕庸线以东的东南地带，成为中国人口、财富的富集地带，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还有武汉-重庆-成都-西安地区增长极，是中国生产力的富集地带，多年来一直是社会舆论、政府政策关注的焦点。东南与西北地区发展差异很大，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差距不断拉大。市场化对西部的冲击，不亚于东北，只是西北原本就没有东北的显赫，而一直处在被忽略的位置。但是，西北地域面积广大、自然资源丰富，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中的少数民族集中聚居于此，因此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即便近代以来，“司马迁谶语”也屡屡应验。看共产党和国民党就能看出端倪，国民党蒋介石依靠东南财阀，偏安南京等东南一隅，终究成不了气候;共产党在东南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长征到延安，立足西北，成就伟业。改革开放起于东南，中国的东南区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衡量改革开放的最终成功，还要看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也从中获取重大实效，实现与东南地区的平衡发展、最终是国家的充分发展。

　　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东南与西北，自改革开放后，逐渐地分属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东南地区的经济体系是个开放的体系、加入国际大循环的体系、从属于美元的体系;西北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体系是基于人民币的体系，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自近代西方势力从海上渗透入侵以来，东南地区便趋于外向，有着更高的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用政策来促进东南地区的对外开放，使其参与国际分工、融入美元体系，强化东南地区在国家发展中的优势，如此东南地区因为政策优势，而在地缘优势上不断积累币缘优势，因为美元利率长期低于人民币利率，美元管制长期松于人民币管制，使得东南地区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套利，于是乎与西北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美元套利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国际生产分工下的套利，由于一开始资本项目牢牢管控，放开的是直接投资，于是出现基于“中国制造”的间接套利。东南地区汇集世界廉价资源，不只是外部世界的廉价美元(利率低)，更有国内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廉价资源，如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形成代工或贴牌的“中国制造”。多年来，起先是西北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不断地供给补充到东南地区，进入“中国制造”，而后在深化改革开放中，西北的销售市场也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东南地区的“中国制造”。二是在贸易项下的间接套利。持续的“几减几免”的优惠政策，使得国际资本蜂拥到中国东南地区，不断加码的“出口退税”将优惠政策推向极致，假外资企业大批涌现，各类外资企业的转移定价以及“出口转内销”层出不穷，实际上消耗的都是国家财政补贴。这类严重扭曲的财政补贴，实际是抽瘦补肥，是经济的逆向调节，逆向转移支付，将西北东北的发展机会堆积给东南地区。三是资本项下的直接套利。资本项目开放是不断引进外资的必然。国际经验显示，没有哪个国家政府能够抵御日益强大的涉外利益集团的游说攻势。由于美元与人民币利差明显，投机者(装扮成无比诚实的投资者)只要将美元资金搬进国内，坐等时间的推移，就可以实现套利。但是，国际投机资本并不满足这种消极的获利途径，他们通过各种代理人，包装、炒作一个个具有增值潜力的概念资产、概念股票，于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相关服务业便大行其道，房地产价格在中国(又是集中于东南地区的一线城市、大城市)一飞冲天。投资泡沫、资产泡沫与债务泡沫，把中国经济推向无比的表面繁荣。

　　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尤其是城市近郊土地价格会有较大幅度上涨，上涨的好处，应当“涨价归公”，级差地租应当主要归集体归国家，然后由国家来转移支付。但是，综观中国的土地房产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好处，大部分都归私了。北京市的那些独生子女，其名下实际都有两三套房子，一套房子就一两千万，几套房子自然能顶上三板上市公司的资产。由级差地租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西北地区基本没有得到。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视角看，这种近乎只是少数地区少数群体大发横财的局面，是非常不公的，是不能维系的。

　　中国东南与西北的发展态势，与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南北地区的发展状况近似。当时，美国南部地区加入国际分工、进入英镑体系，经济效率，尤其是资本积累效率，实际上比北部要高，大量劳动力和资源都被吸引到南部，美国要通过营建美元体系以实现资本主义独立发展，根本不可能。南北矛盾日趋紧张，最后只有通过战争加以解决。美国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国内矛盾激化，值得我们关注、借鉴。

　　然而，今日中国比当初的美国更加复杂。复杂性在什么地方?西北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是宗教力量相对活跃的地区，也是境外势力频繁插手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信教民众在中国总人口中占比不断提高，他们在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小的同时，在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上却越来越大。经济发展的差距通过社会矛盾的激化，最后经由民族不和折射出来、宗教对立体现出来，问题便复杂了。

　　在新疆这个好地方，开放伊始，汉人便一马当先，市场化是支点，勤劳智慧成杠杆，他们开店设厂，只要有钱赚，24小时都在干。我们的少数民族兄弟多数信教，金钱的力量被宗教的力量所稀释，甚至取代。如此，市场化竞争大背景下，少数民族竞争不过汉人，财富差距、贫富差距很快就拉开了。市场机制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机制，一端是财富积累，一端则是贫困积累。积累的结果，但凡是汉人，不管是原来的还是后来的，差不多都过上了好日子，成了富人，而少数民族兄弟多数则与贫穷、穷困为伍。

　　我们的有关执政者、决策者似乎在休眠、在打盹，但是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敌对势力可没有消停，一直在虎视眈眈，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手段来插手、介入，于是乎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就出现了，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

　　有鉴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全国范围内，不能一刀切，不能一视同仁，应当视具体时间、具体地点而具体运用。东南沿海，市场经济可以多一点;内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成分应当多一点。现在从西藏到新疆，局势一直在稳中向好，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多用社会主义手段治理，奉行社会主义大锅饭。

　　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哪里市场主义可以多一点，哪里社会主义应当多一点。人也是这样，年轻力壮市场多一点，老弱妇幼则社会主义多一点;大城市、沿海地区市场多一些，老少边穷、偏远乡村则社会主义就应当多一些。

　　第三，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现在能够查阅到很多对金融的重要论述，不过，一个直觉就是，似乎都没有江泽民总书记总结得那么有理论深度，有战略高度，有历史跨度，还有现实的热度。在《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2002年2月5日)一文中，江泽民同志指出，“金融已成为一个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工具和基础”，“已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较量的工具”，“西方发达国家已把控制国际金融作为控制全球的战略手段”，“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风险往往是金融危机”，“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金融安全，最终就没有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为了确保金融不受制于人，维护国家金融、经济安全，我们要善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周旋，谨慎把握资本市场开放的时机和程度”，等等，可谓字字珠玑，诲语谆谆。

　　经济发展当中最大的风险往往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可不只是一般的剪羊毛，而是很有可能把整只肥羊给套走了。没有金融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我们讲金融与金融安全的时候，一定要区分好货币和资本的关系。我搞金融安全这么多年，做的一个重要研究，就是区分好货币和资本。在西方经济学教材里面，在相关金融学教材里面，有关区分是有问题的，说金融市场，一年以下是货币市场，一年以上是资本市场;银行搞的是货币，资本市场搞的是资本。其实，我们接触的大量是货币，而不是资本。货币和资本的性质是大不一样的，资本往往是跟公司、企业结合在一起的，货币则是跟国家结合在一起的。资本运营，一个企业一年赚个几千万、几个亿都了不起了，几十个亿的盈利，于整个世界都是凤毛麟角的。但是，货币不一样，一个货币政策的配合，或者失误，导致的损失往往就是几百亿、几千亿甚至几万亿。东南亚危机爆发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辛苦几十年积攒的财富，一夜之间就人间蒸发了。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指责华尔街银行家乔治·索罗斯是嗜血的金融大鳄。东南亚国家财富一夜蒸发，遭遇的不是资本战，而是货币战。货币战最惨烈的要数苏联/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时候，1卢布兑换25美元，到叶利钦搞“休克疗法”失败的时候，1美元兑9 000卢布，从1卢布兑25美元到1美元兑9 000卢布，这个国家过去创造的财富近乎被洗劫一空。这就是货币战。成十万亿美元计的财富流失了，流向了西方，如此才有所谓“新经济”的繁荣。

　　这里要把亨利·基辛格的话单独拿出来讲一讲，这个美国前国务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经常来中国忽悠中国人。基辛格那句名言的完整表述是，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能源谁就控制了国家;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美国的政治家政客们在世界上到处兜售自由、民主、人权，但是战略家们强调的是控制粮食、能源、货币，这就是美国的霸权。原来美国对粮食、能源、货币逐一控制;后来搞经济金融化，经由芝加哥期货交易所，通过货币控制粮食、能源;今天美国利用技术手段，把粮食和能源打通了，这就是生物柴油、玉米酒精。这样，美国可以同时在粮食市场、能源市场和货币市场布局，而且相互影响，可以确保华尔街投机获利。此外，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是岌岌可危的美元，得到“石油美元”和“粮食美元”的同时支撑，地位趋于稳固，美元的国际大循环得以持续。

　　美元的国际循环，就是“美元陷阱”。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风头正盛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写了一本书，叫《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提出“美元陷阱”。美元与黄金脱钩，成为纯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没有任何内在价值，所谓美金其实一文不值。美联储发行美元给华尔街，华尔街把货币变成金融资本，然后渗透进一个个主权国家，金融资本在这些国家经过“投资”这一变戏法，变成了股权，控制了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然后为美国带回商品、服务以及利润。美元循环就跟血液循环一样，不同的是，血液循环输进去的是养分，带出去的是废物;美元循环，输进去的是废物，带出去的是养分。

　　怎么确保这一“废物换养分”的循环，抑或“稻草成金条”的成功戏法呢?美国用的是一套体系，即美元-美谍-美军三位一体的保障体系。在一个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的世界里，美国把军队武装到牙齿，穷兵黩武。美谍——情报体系的作用，在于及时发现妨碍或威胁美元流动循环的因素，可以相机行事，包括将其清理掉，过于棘手的，交由军事力量处理。谁妨碍或威胁美元的流动循环，就把谁清理掉，萨达姆、卡扎菲都被清理掉了;朝鲜、伊朗不用美元，美国也要除之而后快。此外，美元还有一套隐形的保障体系，就是美国为世界培养输送大批人才，如“芝加哥男孩”，这些人才往往被精准投放到相关各国的经济金融部门的要害职位，如欧债危机之后，世人发现欧洲很多国家的央行行长都是高盛系的，都是华尔街培养的。美国利用一整套理论、一系列人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强大的军事与情报力量，来确保美元国际大循环、确保美国的核心利益。

　　所以美国企业投资到哪里，即美元到哪里，情报力量就到哪里，军事力量也就到哪里。美元-美谍-美军，三者协同推进，一个都不能少。中国人认定“世界是平的”，可以自由地到世界投资、赚钱，结果呢?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很多投资打水漂了。没有情报力量、没有军事力量跟进，海外利益就得不到切实保障。

　　2008年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这位身价倍增的犹太经济学家撰写文章，特别指出，中国落入了美元陷阱。我们前面讲的中国东南与西北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民族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一部分经济根源，就在这里，即中国落入了“美元陷阱”，货币主权被严重侵蚀。

　　债务泡沫、资产泡沫、虚热实冷等，我们一系列的金融经济风险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源头，那就是人民币主权被严重侵蚀。在克鲁格曼指出中国落入了“美元陷阱”的2009年，中国的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发行高达134%。主权是一个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最坚硬外壳，货币主权(集中于自主发行、流通)是国家主权当中最重要的一类主权，国家货币发行、流通若被外部渗透、私人占有，如果人民币发行长期由引进外资、外汇占款来决定，那是非常危险的，将积累起各种基础性风险。中国共产党过去在革命斗争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尤其是赢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其中的经验很清楚，那就是我们的斗争一方面是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则是隐蔽的货币斗争、经济斗争。比如在边区解放区，发行自主货币，驱逐法币金圆券。国民党政府垮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基础崩塌，财政和金融无比混乱，而混乱的核心和关键在货币，金圆券的出现，直接宣告了其政权的终结。今天，我们的金融管理部门充满了喝过洋墨水的博士，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很看不上陈云、朱理治等老一辈的“土法炼钢”那一套，他们一手拿着西方的教科书，一手拿着自己的统计数字，出台一个个货币政策、监管政策。教科书有问题，统计数字有水分，出台政策的效果不管用是必然的，管用主要看运气。

　　全球化下的国家主权，早就不再局限于领土主权、政治主权，还有重要的经济主权。经济主权中，财政主权与货币主权尤为突出。香港回归，囿于传统观念，我们注重领土主权与政治主权，忽视了财政主权与金融主权，最后英国仍然通过香港财阀这个白手套，控制并拿走关键土地增值收益，实际上掌握着香港的财政，与此同时，英国把货币的权力、金融的权力让渡给美国了。直到今天，美国仍掌控着香港的金融，秤杆子、钱袋子都不在我们自己手里，香港的民生从根本上难以改善，而民生决定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心向背决定政治命运。香港的乱，乱在经济，乱在金融。

　　经济主权被严重侵蚀导致相关国家或地区治理不力、乏力的事例屡屡出现，如南非、阿根廷、直布罗陀等。在南非，当初曼德拉领导的非洲国民大会，与德克勒克领导的国民党，在谈判权力交接时，就遭遇因主权模糊而最终政权、治权乏力的问题。因为南非白人是殖民者，因此黑白权力交接，除了政权还有主权，白人答应可以交出一切权力，但是必须留下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熟悉政治斗争的黑人领导人，哪里清楚金融主权与财政主权的复杂性，就答应了国民党的要求。接管政权以后，由于秤杆子和钱袋子(银行和财政)都在白人手里，黑人政府根本没有宽裕的财力来改善民生，导致非国大会支持者的承诺无法兑现。

　　第四，中美贸易战与全方位博弈。现在，我们看到，中美博弈由贸易战打起而不断升级。

　　2015年夏季发生了一场金融风暴，官媒后来说是“金融风波”，我们都知道，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战，国家队(中方)主场，实力雄厚，布局齐整，信心满满，但是一直左右不了市场态势，暴跌连着暴跌，损失惨重。后经过调查研判发现，在我们的前线指挥所，一家中资证券公司，从高管到中层到操盘手，都有对方的人。

　　习总书记说，只要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内部不出事，任何外部因素都撼动不了我们。问题是，出了“内鬼”咋办?针对2015年夏季的“金融风波”，中央领导告诫，此类事情不能再发生，但是2016年1月又发生了。

　　半年内两次遭遇金融狙击，损失惨重，市值蒸发30多万亿，按照二八杠杆原理，至少也有6万亿人民币即1万亿美元的真实财富损失中国体量巨大，抗击打能力比较强大，但即便如此，金融败战的结构性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玩得起金融杠杆的高端中产阶层被牺牲了，至于中产阶层的中低端，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肯定也是要完的。因为，如果还有经济规律，如果经济规律还能发挥作用，那么就可以这样判断：再色彩斑斓的泡沫，最终也是要破灭的，房地产泡沫岂能例外?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由经济的发展，最后中产阶层都要完，西方社会因中产阶级坍塌而由“橄榄型”蜕化为“M型”，已经很好很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国家安全的严峻性就在这里。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成就，就是在中国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层，有房有车有闲。巩固并不断扩大中产，是我们的努力目标，但是经济自由化——愈加开放尤其是金融深化——则与这个目标背道而驰。

　　随着中美经济摩擦不断激化升温，金融战肯定无法避免，因为美国在金融领域具有近乎绝对的优势。历史经验一再表明，金融战一旦失利，很有可能导致满盘皆输的局面。因此，打好金融保卫战至关重要，但是正如2015年夏季中国股市巨损所反映的，中国金融领域潜藏着一大批内鬼。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任何审查，那些海归回来，直接在政府部门关键岗位担任要职，我在这里突出强调审查，并不是说对于“海龟”回国任职天然地不信任，而是强调，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不能没有审查。我们跟美国方面打交道获知，美国干部审查是很严格的，很多关键岗位是根本不要华人的。

　　中美博弈除了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缠斗外，更有一些战略性制高点，经济全球化及其所反映的经济自由化就是其中之一。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流面前，特朗普政府领导的美国退缩了，中国则勇立潮头，当上了经济全球化的旗手。我们的判断是，全球化是一类趋势性的东西，世界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世界上很多有分量、有见地的经济史学家，他们并不认定，经济全球化就是趋势性的，而是认为很可能是周期性的，最起码认为是周期性的比认定是趋势性的更多，也更有说服力。经济史学家不仅肯定有10年、20年、50年的经济周期，还指出有100年、300年、500年的经济周期，而且都做了详细论证。也就是说，对于经济全球化，是趋势性还是周期性，国际经济学界和史学界没有定论。但是，我们的相关专家学者认定，全球化是趋势性的;因为是趋势性的，所以我们必须向前推进。

　　理论很重要，所以理论如果是错误的或有欠缺的话，后面根据理论而制定的政策就会出大问题。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理论若有一点动摇，一点瑕疵，政治上就可能要出大问题。我们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是趋势性的，还是周期性的，根本就没有搞明白，在没有搞明白的情况下，我们就根据全球化的趋势性，制定对外开放政策，这是大问题。

　　即使全球化是趋势性的，我们也要适当界定，中国引领的全球化和美国，此前还有英国，引领的全球化有什么不同?美国引领的全球化搞不下去了，中国就一定能够搞下去?资本主义全球化搞不下去了，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还没有界定，又怎样搞下去?这需要给世界有分量的解释。美国搞全球化，把自己搞肥了，把别人搞瘦了，别人就不跟美国干，这是过去;今天美国判断，美国搞全球化，把自己搞瘦了，把别人搞肥了，把中国搞肥了，美国不干了。那么，美国的今天是否就是中国的明天，美国引领全球化的今天是否就是中国引领全球化的明天?我们需要有一堆说辞进行解释，但是现在还没有。

　　前文提到，中美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要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所以美国从中可以获得一种特权，来不断敲打讹诈中国。本轮美国对中国敲打讹诈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是美国的战略抉择，而不是技术行为。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任性的特朗普总统的个人作为，其实这是美国知识与政治精英形成的战略共识，然后推动特朗普总统所为，即必须要遏制中国，阻止中国超越美国。

　　第五，有关能源资源粮食等战略物资安全问题。首先看粮食安全。中国古语，君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粮以安为先。有一种思想认为，国际分工客观使然，应当立足全球市场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然而，必须注意到，国际粮食市场是一个高度垄断的市场，世界商品粮的生产、流通、定价主要控制在西方手里，全球80%以上可交易粮食掌握在四大粮商手里，除了路易达夫为法资、美国参股外，其他三大粮商都是美国独资，美国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确定粮食价格。近些年来，中国粮食自给率不断降低，现在是80%左右。人是铁饭是钢，吃饭问题是第一大事，和平时期不觉得，关键时候就会凸显出来。粮食安全问题，不只是供给中断问题，而且在“买得到”以外，还要“买得起”。过去的经验显示，一旦爆发沉默的海啸，即粮食危机，一些弱视群体往往买不起粮食，或者虽然买得起，但是恩格尔系数迅速提高，家庭开支中粮食占比不断提高，压力就会大增，如此很可能就会用社会行为，如抗议、示威、游行等表现出来。

　　粮食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战略物资，甚至还是政治手段。如前面所讲的，美国把海地收拾了，把夏威夷变成了一个州，当时就是用粮食这一重要手段。其实，这样的故事对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在中国历史上，齐国和楚国之间打过粮食战，干得最漂亮的是越国对付吴国，利用煮熟的粮种让吴国耽误了农时，引起内乱。粮食一直就是一种政治手段，只是今天的人们似乎淡忘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有个学者叫莱斯特·布朗，写了一篇文章，后来拓展成书，叫《谁来养活中国》。书里说，中国体量太大、人口太多，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要像德国人那样喝啤酒，那么每年世界增加的粮食，好像是丹麦这个国家的粮食消费量，就被中国喝啤酒给喝掉了;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日本人那样吃海鲜，那么整个四大洋里的海鲜就要被吃光了。这个假设，理论上似乎是成立的，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我到西北去，就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行演讲，说起布朗的话，西北人不以为然，说我们西北人不爱吃海鲜，我们喜欢吃牛羊肉。所以，理论假设推理与实践往往是两回事，但是布朗的假设与推理，非常合乎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因而很有杀伤力。同样的疑问，在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时也提了出来，他说，如果13亿中国人和我们一样生活，那么有限的地球资源是无法支撑的。问题是，如果按照西方所宣扬的人人平等的天赋人权，中国人没有喝啤酒、吃海鲜的权利吗?所以质疑、限制中国发展本身又跟西方的价值观是冲突的，这正是西方的双重价值标准在作怪，是西方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或他们自己宣扬的文明冲突的体现。

　　习总书记曾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14年12月23日)上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粮食安全立足自给，似乎还不够，因为粮食生产或生产出来的粮食的品质，还得有可靠保证。肆意的工业排放，导致土地的化学或重金属污染，此前在湖南出现的“黄金大米”就受到了关注。还有，转基因粮食、食品到底是不是安全的?这些都是不可忽略的问题。习总书记担心的粮食安全问题，更为深刻，他说，我到农村调研，在很多村子里看到的多是老年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多，青壮年男性更是寥寥无几。留在农村的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出去的不愿回乡干农业，留下的不安心搞农业，再过十年二十年，谁来种地?农业后继乏人问题严重。这的确不是杞人忧天。粮食是土地与水资源密集产品，即使我们有耕地、有水源、有科技，未来干农活，还需要农民，而谁来当农民是个大问题。

　　在资源安全中，水的安全非常突出。历史上，包括当今，很多地缘政治动荡源自对水的争夺。近百年来，激烈的国际争夺，无非就是围绕“三金”展开。首先是黄金。金银天生不是货币，但是货币天生是金银，对黄金的争夺就是对货币的争夺，或对世界货币主导权的争夺。基辛格说，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要求所有国家的货币都必须与黄金脱钩，这样美元就彻底摆脱了黄金，这个天然货币，替代或施加束缚的威胁。瑞士法郎多年一直与黄金挂钩，所以瑞士及瑞士法郎便是美国长期压制、敲打的对象，直至瑞士法郎与黄金脱钩。

　　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便转向黑金，即石油。美国与中东最大的石油生产与输出国沙特阿拉伯达成协议，让美元成为石油这个最重要资源的计价与结算货币，谁要想得到石油，谁就必须积攒使用美元，“石油美元”由此诞生并冉冉升起。在页岩气涌现、新能源纷纷量产之后，石油的重要性降低，世界霸权、地区强权、资本寡头开始将争夺的目光聚焦到水，如此，在黄金、黑金之后，出现了所谓“蓝金”，即水。黑金和黄金是可替代的，但是蓝金是没有替代品的。虽然，地球是水的星球，但是可以饮用、灌溉使用、生活使用的水资源却是很有限的，由此国际上有关水的博弈越来越激烈。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克劳斯·特普费尔在1999年这样评述：在不久的将来，最激烈的冲突可能是为水而战。

　　中国的水安全问题，首先是污染。中国水资源总量不多，人均更少，即便如此，因为诸多发展不当失当，水污染严重，七大水系中劣V类水质一度接近30%，约1/2的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现象曾经很普遍。

　　中国水安全中期最大威胁可能在于，城市居民生活用水的质量存在隐患，水价上涨引发争议或不满。2007年之前，中华大地掀起一股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热潮，当时有关方面指示，各类城市要在给排水系统引进民间资本，大城市要有国际资本。当时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都要走国际化道路。一次，我应邀到北京自来水公司讲座，该公司高管跟我讲，他们在美国学习的老总趁机在美国做了一个考察，要看看美国华盛顿、纽约这样的大城市的供水系统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想到，美国的相关人员立即加以拒绝，说在美国城市自来水系统是准军事设施，是军方管的，要看的话，必须得到国防部的批准。问题来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不可一世，但是他们的安全意识、安全防范远远比我们高。这个故事被讲述在一个内部报告中，此后中国城市的给排水市场化、国际化被叫停了，但是很多城市的私有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已经迈出去了，后果呢?近些年来，有关城市供水质量得不到保证、水价上涨等问题而引起老百姓不满的报道，屡屡出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种刺后人遭殃。

　　未来，中国与邻国因水而起争端的可能性增大。亚洲大江大河80%都发源于青藏高原，中国多处在江河的上游，上游居高临下，具有天然优势。有优势自然要去运用利用。西方经济学一直在鼓吹要充分运用比较优势，西方管理学也一直在宣扬要营造竞争优势。前面说了，粮食是土地和水资源密集产品，到过大西北的人，一看就知道，中国的土地有的是，但是缺水，有水就能种出粮食，有水就能孕育出绿洲，就能承载更多的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就能解决西北与边疆的一系列棘手问题。

　　南水北调的东、中线工程的成功实施，使我们对西线调水工程越发有了自信，调集大西南的充沛水资源到大西北，越来越提上议事日程。再重复一遍，水是生命生存之源，也是活力、发展之源。大西南的江河多半跨越边境，一旦大规模实施调水，势必与周边国家产生矛盾。我们在澜沧江上实施梯级开发，2010年湄公河流域出现干旱，国际反华势力利用NGO大肆鼓噪炒作，使得我们与中南半岛的一些小国的关系一度出现相当的紧张。域外大国一介入，往往就不是双边问题，很可能就成国际问题了。当然，不只是域外大国搅和中国与邻国水争端，域内大国如印度，高度敏感地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雅鲁藏布江因为地震、山体滑坡引发江水浑浊，它便大声四处叫嚷中国在截流修坝。所以，中印之间原本就很复杂的双边关系，因为中国国内的进一步发展而极有可能被印度视为更具威胁。

　　世界经济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叫“资源劫难”。看看巴尔干、中东，看看东部非洲、南部非洲等地，那些资源富庶之地，通常都会落入动荡的深渊。道理很简单，有资源就有争夺，不仅地区势力介入，还有国际势力插手，地缘政治的实质是资源政治。中国发展所需国际资源越来越多，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石油就是这样。不仅有依存度问题，而且集中在中东、波斯湾这样的“是非之地”;还有运输通道问题，如美国实际管控的马六甲海峡，已成为中国的所谓“阿喀琉斯之踵”。

　　我们当然要寻求突破，如将巴基斯坦和缅甸视为我们的战略支点国家。前不久我们在联合国主持了正义，为缅甸投了反对票，就是要解决“周边安全陷阱”问题，即中国周边国家，多年来，发展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发财靠中国、保命靠美国。发展赚钱的时候跟中国搞得很好，但是一旦出现危机的时候就往回缩，甚至倒向美国一边。因为，长期以来，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外交上一再韬光养晦，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弃权票早成习惯。这便让诸多小国邻国不敢信赖中国、依靠中国、绑定中国。今天，我们直起了腰杆，在相关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坚定地站了出来，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如此中国才能被视为可以信赖的可靠力量。缅甸和巴基斯坦这样的战略支点落实了，那么进入印度洋以及相关战略通道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铁矿石和稀土。铁矿在地球中的蕴藏十分丰富，铁矿石原本就是一类大宗商品，但是在我们一些信奉自由经济、自由贸易的人士影响下，“豆腐盘成肉价钱”的童话，竟然让我们在铁矿石上实现了。三大国际矿业巨头，力拓、必和必拓与淡水河谷，日本在这三家企业都有投资，协调一致对外，一家谈判形成的价格，另外两家自觉接受。我们长时间是世界铁矿石的最大买家，按理说，具有买方优势。但是，参与铁矿石价格谈判的，三大国际矿业巨头选出一家作代表，中方这边一度有十二家，而且各怀心思，名副其实的自由竞争，恶性竞争，1对12，被各个击破，表面上的协调联合，很快很容易被对手瓦解。而且，对手还是用商业间谍，把我们的谈判筹码、底线都给窃取了。据相关部门统计，中国采购铁矿石的溢价损失，至少在8 000亿元人民币。

　　稀土，无论从哪一个视角来说，都是一类战略资源。世界交易的稀土，出自中国的比重一度高达80%以上，具有明显的卖方优势。邓小平同志曾经骄傲地说过，中东有石油，我们有稀土。然而，我们垄断的战略资源，稀土，在自由经济思维下，在有水快流思想指导下，居然长期卖成了粪土价。日本就是趁中国稀土大甩卖的时候，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国大量购买、储藏稀土。后来，这种长期“崽卖爷田不心疼”，“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发展模式，在愈发强烈的呼吁下，被调整整治，稀土生产销售得到了有效管理。这时的日本却得意地说，我们不怕，我们从中国进口的稀土可以用30年到50年。　　

05、有关经济安全的几点思考

　　接下来针对我们出现的系列经济安全问题，谈几点思考。

　　(1)坚持党对经济的领导。十九大报告说，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论断是清晰明确的，是非常必要而且重要的。我们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提出了“党领导一切”的要求。进入新时代，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要有主心骨，有核心，有灵魂，党应当也必须领导一切。问题是，“党领导一切”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党要掌握国家的一切资源，最起码是国家的主要资源，或优质资源，如此才能领导一切。这就是唯物主义的态度。现在搞市场经济、市场机制，交换法则渗透到各行各业各领域，领导应当具有切实的经济基础愈发明显。

　　(2)必须牢牢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热力学第二定律说明，一个系统只有不断与外界交换信息与能量，才能稳定乃至降低系统的熵值，所以开放的系统才是一个有生命力与竞争力的系统。但是，开放要讲时机、重程序、有步骤，国民经济社会这个大系统要对外开放，更要有战略与策略。前面说过，很多国家因为不当开放而中止了前进的步伐，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当今，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世界经济低迷长期化，大国博弈白热化，不但开放的风险与日俱增，开放作为大国博弈的筹码也与日俱增。所以，我们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战略与策略，实行对等开放，均衡开放，有序开放，更加注意金融与经济安全的开放。

　　(3)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坚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逐步形成的一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邓小平同志说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6月9日)。中美经贸战，中兴被打残，教训很惨痛。多年来“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国际分工思维、国际主义思维、自由主义思维，要适当调整了。核心的关键的技术与设备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4)要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发展与安全，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并行不悖，缺一不可。新时期新时代，一定要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既要重视主权，又要重视安全，特别是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经济安全是基础，政治安全是根本，不能因为我在讲经济安全，就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经济安全的重要性，认为它可以覆盖、取代一切其他安全。

　　(5)强化底线思维，坚决守住底线。发展积极向上，理论上永无止境。但是，安全要有底线、边线、红线，要确立、强化底线思维，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当下尤其是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6)更新发展理念。努力做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安全还是为了发展，发展是第一要素，发展是解决中国诸多关键问题的总钥匙。这里再强调一次。趴在那里不动最安全，但是这个不行，哪个地方跌倒还要在哪个地方爬起来，爬起来要走，还要稳步走快步走，甚至在一定时期还要实现跃进。注意，“大跃进”这个概念不是共产党领导人的发明专利，最先提出来的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面提出来的，强调落后的中国需要要超英赶美，需要有大跃进，否则中国就得落后挨打。没有跃进，实际就是没有通过量变引起质变，是不行的。我们现在科技就要有跃进，尽快掌握核心关键科技，没有跃进我们就挨打，就有一个个中兴那样的公司休克、倒下去。

　　(7)创新驱动发展。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1日。进入新时代，中国要赢得发展新气象，需要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惟有不断创新，中国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制高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8)塑造国际经济新秩序。国家安全原来重在维护安全，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的国家利益点多、面广、量大，遍及世界，延伸未来，因此过去的维护理念，越来越捉襟见肘。有鉴于此，中国应当不失时机、积极引领塑造于我有利的国际经济乃至政治新秩序，把公正合理的理念广泛而牢固地确立起来，实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平等待我的所有国家共享发展、共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