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直非常注重经济工作

葛元仁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认为毛主席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但不懂经济，所以中国的经济没有发展好。其实这些同志不懂得政治活动，军事活动必须由经济作为基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政治只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这是常识。

一

毛主席一直非常注重经济工作，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他就写了一系列有关文章。1928年10月15日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就专门有一节讲“经济问题”。1933年他指出：“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现在提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毛主席早就制定的。

1934年毛主席提出：“我们的经济政策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竭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应当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1939年他明确、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在经济方面的基本纲领和政策，“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解释了这三方面问题，1947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把这三方面内容概括为“三大经济纲领”。1945年又专门讲《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在毛主席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巩固了根据地，发展了经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指出，建国后“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国当时生产力很落后，而“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可见，以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存，是毛主席根据当时情况提出来的。但他同时说：“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1956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讲：“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企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就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领导制定了《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他看到一切照搬照抄苏联的模式，所有制简单划一，暴露出很多弊端，立即指出“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理论没用运用到经济建设上。”

看到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他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了。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了。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很显然，毛主席是根据对立统一的法则，要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突破，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上，毛主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方针。要求“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毛主席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的《论十大关系》充分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

二

1958年大跃进时，党内有的同志不顾客观现实，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急于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废除商业，实行调拨，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搞“一平二调”，毛主席及时指出：“这是剥夺农民”。在1958年11月的郑州第一次会议上专门讲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指出“要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情况下，商品生产，流通才能引导到资本主义。

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以更好地认识和纠正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给包括中央在内的省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并提出可以读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随后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又重申了这个要求。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时，毛主席拟定的《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为了使经济能够健康发展，针对发生的问题，1959年2月在郑州会议上批评“一平二调”是“无偿占有”。1959年3、4月又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毛主席从1958年到1961年，苦口婆心地，或讲话，或批示，或发表的文章，希望全党纠正经济建设上的错误认识。仅《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就收集了这方面的文章24篇。这在中央领导人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中就有给生产小队以上的六级干部写的信，要他们实事求是发展农业生产，抵制上级的错误规定，指出了农业发展方向。

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毛主席始终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1959年6月在和秘鲁议员代表团谈话中讲：“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 。“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

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他组织了读书小组，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广州，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他的读书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

“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指出了只有公有制，才能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在农业区，我们也要搞工业。”“因此就必须使农业能够和工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很显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

任何国家的生产都要提高效率，在社会化主义制度下“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这简直就是警世恒言！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

“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对于群众的 “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

“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

这些谈话内容，很值得我们对照和反思。

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中他要求“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并且指出“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其中就有“要看增产，还是减产”。

对于农业，毛主席不仅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而且为了使农业能够加快发展，1966年3月在刘少奇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信上批示“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

1967年毛主席发现工业生产下降的情况后，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1969年夏毛主席视察湖北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毛主席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对于农业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毛主席一直十分重视。湖北沿江地区常年遭受洪灾，损失严重。加上省内缺乏煤炭，开封长江水力资源成立当务之急。曾思玉（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武汉军区司令员）向毛主席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当得知湖北省委领导还没有去过三峡时，毛主席建议曾思玉先去考察一下。在武汉他还过问了焦枝铁路建设、江汉油田会战等情况，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到浙江省详细询问了浙江工业配套情况、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并谈到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

1971年12月毛主席批示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扶贫委员的指示，要求各地认真处理好集体积累与社员分配的关系，在增产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增加农民个人收入；同时反对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1972年2月初，他审阅同意了国家计委总价值达到43亿美元，《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是报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项目之一。当年就批准进口了14套化纤、化肥以及1.7米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

1974年11月6日，毛主席在听取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情况汇报时指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

1975年2月10日毛主席审定，批准了《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包括附件《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3月5日有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到4月底全国12个铁路局除个别地方外，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普遍提高。

大家耳熟能详的是毛主席反复强调的“抓革命，促生产”。

三

毛主席特别注意用科学技术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不久，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他又讲：“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1963年9月，面对苏美霸权主义的打压和国际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敌视，他再一次强调：“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和中央科学小组汇报科技工作十年规划时，更加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964年他又强调：“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正是在毛泽东经济思想指导下，我国从新中国建国时的一个“一穷二白”，只会制作桌椅板凳，进行粮食加工的极其薄弱的工业基础上，建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的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的工业体系，且具有内生力的门类齐全的国家。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的行业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民用工业到国防军工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一批批青年投入到科技战线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具有了科技原创能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科技硕果，锤炼出了一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科研队伍。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69年下水了导弹驱逐舰，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回收，包括洲际导弹在内的导弹及其反导系统，一跃成为主要的核强国。取得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核潜艇，大型喷气式客机，内燃铁路机车，微电子，计算机，直升飞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大规模集成计算机、CPU（还出口日本）、运用70年代的技术的歼十、神5载人宇宙飞船，；建成下水的现代十万吨集装箱的海轮，“向阳红”、“远望号”系列造船的高科技技术，中国的船泊工业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在各个技术领域创造了无数世界第一。

四

在科学技术的带动下， 1978年中国的棉纱跃居世界第一；原煤跃居世界第二位；钢产量跃居世界第四位；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一跃为第八位；粮、肉类、食物油产量居世界第一或第二位；棉花跃居世界第三位。

石油由20万吨增至10595万吨；煤炭由4293万吨增至6.2万万吨；钢铁由97.8万吨增至3803万吨；发电量由45.5亿度增至3006亿度；水泥由141万吨增至7986万吨；化肥由7万吨增至1232万吨；机床由0.16万台增至13.4万台；棉纱由32.7万吨增至293万吨；棉布由25.2亿米增至134.7亿米；自行车有0增至1302万辆；汽车由0增至23.2万辆；拖拉机由0增至9.8万台；手扶拖拉机由0增至21.8万台；铁路机车由0增至512台；化纤从0到45万吨；电视机从0到249.2万台；缝纫机从0到768万台；手表从0到2212万只；粮食由2494亿斤增至6364.4亿斤；棉花由44.45万吨增至270.7万吨；油料由297.2万吨增长到769.1万吨；糖由24.2万吨增长到257万吨；茶叶由4.1万吨增长到30.4万吨；生猪由6002万头增长到9524.6万头；水产品由44.8万吨增长到449.7万吨。

正是这些科技和工农业的成就，才造就了今天我们的大国地位。

到上世纪70年代末，社会总产值从1949年的446亿元，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80年）增加到6619亿元，增长了15.1倍，年均增长9.4%。其中，农业总产值从326亿元增加到1627亿元，增长了12.8倍，年均增长4.4%；工业总产值由140亿元增加到4992亿元，增长45.2倍，年均增长13.2%；国民收入由358亿元增加到3660亿元，增长了7.9倍，年均增长7.3%9（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年均-0.4%在内）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全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0—60年代4.8%，70年代3.4%，80年代2.9%

即便在被人诟病的“文革”期间，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可以看出，1976年的指数626.6%比1952年的指数增长了526.6个百分点。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13年夺得丰收，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在这10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1100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

而国外的统计数据是什么样呢？2007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科学家对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行了统计，发现1966年至1976年，工业生产仍继续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7%，只有67、68年稍有减少，分别递增9.8%和9.9%，到了1969年年均递增16.9%，1970年增19.4%）。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金融时报还评价上个世纪全球最大规模，最成功的工业化是在中国。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说：“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这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对他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而且在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依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便会被视为对毛泽东时代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这个现代工业的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做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其实毛主席去世前的经济总量增长要比统计数据高得多，因为在市场经济下需要纳入的劳动力成本，没有计算在内。因为，当年发动群众义务劳动修建的水库、公路、铁路在劳动力成本的统计中为零。

毛主席去世时，留给我们的家底是“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库里留下了5000亿斤战备粮，500多万吨棉花，23.5亿美元，1280万盎司黄金储备，支援国外300多亿美元，还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飞机和工业设备。这些实物相当于现在的几万亿人民币。”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在“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表述是：“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达到6亿2千万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1亿零500多万吨；钢产量达到3700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3亿亩扩大到现在的6亿7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7.5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1980年与1952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175亿元增加到2263亿元，增长11.9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277亿元增加到2140亿元，增长6.7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1980年比1952年增长7.7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

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经济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