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从经济数据安全的角度重视本土会计师行的发展

施  宏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正确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始终把保证国家安全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他还说，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应该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应该说，这些年来各行各业围绕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和隐患，比如信息安全至少包括信息的采集、存储、利用和共享等多个环节，而且不仅只在网络空间存在失密的可能。本文仅就外资会计师行采集我国企业经济数据可能存在的隐患提出我们的观察和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通常来说，微观经济生活的总和构成一个国家宏观的经济数据，在这方面，我们有专门的统计部门定期进行汇总和分析，由此形成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决策的基础信息之一。一般认为，上述经济数据的安全与否仅仅限于有关政府部门在信息采集、存储、利用和共享过程中保密工作质量的高低。其实在现实中还有另一个渠道合法地接触微观经济活动的经济数据，那就是定期或不定期为企业法人出具类似于自然人体检报告的会计审计。

按照我国有关规定，需要年检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指定类型的企业、按照上级要求应该进行年度经济活动报告的国企以及存在上市、借贷、增资、转制等情形的企业，一般都需要由独立的会计审计部门出具审计报告。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会计审计业务是最先打开的市场之一，因而外资会计师行凭借其特有的优势从整体上处于长期垄断的地位。比如2018年，“四大”国际会计师行（普华永道、德勤、安永、毕马威）业务收入位居会计审计市场的前四，年度平均业务收入为42.24亿元，而前100名会计师行年度平均业务收入才5.06亿元。“四大”的业务总和占我国前100名业务收入总和的33.42%，占我国前20名业务收入总和的41.88%。

如果说会计审计报告是全身体检，在此之外他们在税务筹划和业务咨询上还开辟了专项体检，这样算下来他们实际占据的市场份额还要高很多。“四大”的客户长期定位在能源、金融、通信等重要行业的大型企业，当前我国走出去的国企在国外的会计审计业务基本也被他们垄断，因此我国某些经济领域第一手的经济数据并不单纯掌握在政府部门的手中。

一般来说，通过特殊行业、地区或者类型微观经济活动对地区或国家宏观经济影响的占比，是可以从掌握的局部数据推断出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的，在根据宏观经济数据进行重大经济决策的情况下，经济数据的失控很可能造成经济决策的提前泄露。

二、可能的风险

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人提出过外资会计师行垄断会计市场可能造成我国经济数据存在风险，但是这些人受限于所掌握的资讯不足，难以对自己的观察提供足够的证据。比如，“四大”的实际控制人到底是谁？他们的管理架构如何设置的？他们采集的信息是怎么存储的，有没有类似后门之类的东西向境外什么部门提供？在这些疑问得不到及时澄清的同时，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肯德基和必胜客同属于美国百胜餐饮集团，那么，同业的“四大”直接或者间接地隶属于一个或者有限几个实际控制人也不是没有可能。顺着这个思路，可以把表面上存在竞争的“四大”看成是一个整体，由此铺设了一张获取经济数据的大网。

即使不是上述情况，如果“四大”分别把所掌握的经济数据提供给指定的对象也不是没有可能。根据近来的披露，微软公司、苹果公司、汇丰银行均与国外情报部门有所合作，而“四大”的体量根本比不上上述公司，如果有人要求它们提供相关数据它们能不配合吗？今年6月30日，微软公司副总裁波特在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听证会上提到，美国执法部门在过去5年里，每年向微软签发2400-3500份保密令，用来获取微软的用户数据。谁能说“四大”不存在这种情况呢？

还有一种可能，“四大”本身就有国外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以合法的身份存在。这次滴滴事件中，从2016年6月30日起担任滴滴出行独立董事的Adrian Perica引起人们的注意。此人毕业于西点军校，在供职美国陆军之后曾服务于“四大”之一的德勤。那么，管理“四大”中国区业务的高层有没有与Adrian Perica类似的人员？

三、我们的建议

要从重视经济数据安全的角度加快本土会计师行的做大做强。

1.加强政策导向和风险防范。强化国企经济数据失密责任追究机制，通过提高决策者的风险意识引导其优先选择本土会计师行的决策行为。要在会计服务招投标条件的设定上鼓励核心行业和骨干企业优先选择本土会计师行，或明确禁止使用外资会计师行的适用情形。对长期连续使用外资会计师行的企业要建立说明制度或者纳入巡视监管的范围，加强对本土企业与外资会计师行关联交易的审计监督。

2. 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本土会计师行的队伍建设。外资会计师行实行高薪政策往往让本土同行望尘莫及。要制定政策鼓励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源整合，在做大做强的同时夯实党建基础。为了增强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核心竞争力，有关部门可以将一部分机构改革中冗余的人才引入到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部门，或者通过成立政府间接控制的综合咨询机构分流外资会计师行的咨询业务。在加强行业治理水平的同时，引导会计审计行业增加对政策落地和政策完善的意见反馈。

3. 扶持本土事务所“走出去”。将设置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境外分支机构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配套措施，明确境外项目优先使用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服务的适用情形。组织有实力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境外项目专项审计，或者在境外项目上鼓励会计、税收和法律等领域本土服务机构的业务融合，为我国企业境外发展提供服务支持和保障。

（作者是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委员）

2021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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