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国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学必须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中国经济学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意识形态的回避，有些人误以为西方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盲目地将科学性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的影响不限于经济学领域，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带来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建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完成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并以不断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己任。新时代建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首先应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学术精神，加强对西方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研究和批判。

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成为重大热点问题，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的讨论也随之增多。中国经济学可以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并非意味着与西方经济学完全接轨。但是，“西化”倾向在国内经济研究领域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形成了严重误导。国内学界已针对这种错误倾向开展了深刻的批判。不难发现，持有“西化”倾向观点的学者往往回避意识形态问题，似乎非常坚定地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他们不自觉地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因而难以认同具有鲜明阶级立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标榜科学和价值中立的西方经济学，一直在小心翼翼地掩盖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从来不掩饰意识形态问题，始终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的集体学习时指出：“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这种鲜明的人民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西方经济学隐晦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以资本积累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形成强烈对比。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强调意识形态问题。

一、对西方经济学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视和淡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丰富和发展，西方经济学很快被引介到中国。为此，国内经济学界发起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团体，即“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后来更名为“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这一学术团体把很多杰出经济学家都汇集到了一起，形成一股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力量。

这一学术团体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外国经济学说，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例如，为引介西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老一辈经济学家高鸿业、陈岱孙等，在意识形态方面都表达了非常鲜明的立场。高鸿业在1981年举办的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明确指出，西方发展经济学具有诱导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识形态本质。陈岱孙在1983年举办的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明确指出了经济学的阶级性，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揭示了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本质。

正是基于对西方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深刻认识，上述两位经济学前辈都强调对待西方经济学首先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其科学成分。到20世纪90年代，两位前辈看到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的影响太大，开始担忧中国经济学的全盘西化，发文呼吁学界纠正错误的发展趋向。高鸿业批评一些学者“忽视西方经济学在意识形态上的不良影响”。陈岱孙则为中国经济学西化造成的不良社会风气深表担忧。他非常尖锐地指出，我们面临的一个危险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然而，这种担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大部分经济学研究论文仍以价值中立和科学为标榜，回避和掩盖意识形态问题，进而误导很多学者不自觉将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在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争论中，以科学为标榜的西方经济学显然占据了上风。在强调科学性的声音中，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问题被忽视了，甚至被遗忘了。至20世纪初，一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已经被边缘化或被架空，大声疾呼恢复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他们强调意识形态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正如刘国光教授所指出的，“经济学的教育既是意识形态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

随着西方经济学在国内的影响力不断上升，老一辈经济学家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近几年，已经有学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危害性。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已经对社会的价值观和精神风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已经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地位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威胁。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显然与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有关。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有必要讲清楚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本质。

二、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本质

西方经济学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隐蔽性。“理性经济人”仅仅被视为一种假设，而实际上却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缩影。从这一假设前提出发构建的理论体系根本上服务于资本积累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的经济改革，必然导致资本家的富有和劳动者的贫困，进而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积累，直至引发灾难性后果。

（一）理性经济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缩影

一般认为，提出理性经济人或逐利性的人性假设只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在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大部分理论推理，尤其在使用数学工具的时候，都是以消费者个体效用最大化和企业个体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前提假设。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理性经济人假设也许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在于，整个理论体系中都是以这种假设为基本出发点，便具有了价值观塑造和培养功能。国内外学界已经有部分学者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反思。

实际上，理性经济人本来就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对利害的“拣择算计”甚至被视为西方文化的根本，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相关学术研究都以此为基础。因此，理性经济人并非简单的人性假设，而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意识形态（ideology）起初被称为“观念学”，即从观念（idea）出发构建的思想体系。从理性经济人这种观念出发或以这种观念为基础，经过一系列逻辑推理所构建的思想体系或理论体系，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正统经济学家们显然不会接受这一观点，坚持认为这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然而，这个理论体系只是设计了一个脱离事实的虚幻世界，即一个原子化自由竞争的世界，进而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描绘为一个“前定和谐”的理想图景。这一理想图景不仅掩盖了资本积累的真实面目，而且为满足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无限欲望提供了话语支持。对此，马克思早已作出了深刻的批判。因此，西方经济学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违背科学和道德的意识形态。

西方经济学发展至今，更多运用数学的科学外衣来掩饰其意识形态本质。数学作为一种工具既可以用于科学研究，也可以被用来包装伪科学，甚至被用来证明宗教神学的合理性。无论西方经济学采用多么复杂的数理模型来掩饰自己，我们只需观察它的一般生产函数：Q=f（L，K）。这一函数将劳动（L）和资本（K）视为两种基本的生产要素，这很容易产生一种普遍的错觉，认为资本也能创造价值。正是因为这种错觉，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事实被深深隐藏起来。数学模型越复杂，这一事实就被隐藏得越深，致使经济学家忘记思考资本的本质。西方经济学从来都没有对资本的价值创造功能给予过科学的论证。数学对于开展科学研究而言是一种重要的工具，但对西方经济学而言却是一种伪装，其中包裹着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总之，理性经济人可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缩影。从理性经济人出发构建的经济理论体系，实质上服务于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二）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质上是由理性经济人这一前提演绎而来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如加拿大著名学者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所言：“和所有基本教义派信仰一样，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对于其忠贞信仰者来说，是一个封闭的循环。一开始的前提是，自由市场是一个完美的科学体系，在其中的个人根据自利的欲望行事，创造出对所有人的最大利益。”事实证明，所谓“完美的科学体系”只是宗教神学的臆想，而“创造出对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只是创造出对资本家的最大利益。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其结果是贫富分化不断加剧，0.1%的富人拥有相当于90%的普通民众的财富总和。美国著名的民主党政治家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深刻揭露了这一问题，并尖锐地指出：“贫富差距之大已经超出了道德承受的边界”。

芝加哥学派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已近乎宗教般的狂热，试图将其推向其他国家，并培养了大批精英经济学家，即“芝加哥弟子”。正是芝加哥弟子们把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带到很多发展中国家。娜奥米·克莱恩在《休克主义》一书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灾难”性质。换言之，新自由主义为推进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往往需要人为制造金融灾难和经济动荡，因而也被称为“灾难资本主义”。总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丧失了科学性，而且突破了道德底线，不仅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而且也导致了全球发展的不平等，为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人们不禁要问，西方经济学缺乏科学性，在实践上酿成了灾难性后果，为何依然大行其道？从唯物史观来看，这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适应资本积累的需要，也符合资本家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从全球范围看，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三、从意识形态看西方经济学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

宣称价值中立的西方经济学绝非科学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隐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它已经对整个世界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对很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虽然也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影响，甚至不乏芝加哥弟子参与中国经济改革，所幸在中国共产党的掌舵下，中国道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然而，西方经济学毕竟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必须时刻警惕。

（一）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腐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但国内经济学界往往对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避而不谈。究其原因，很多学者认同西方经济学所谓的价值中立，并不自觉地将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一些熟悉西方经济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实际上成了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价值观改造的对象。因此，出现了一种社会现象，一些知名经济学者呼吁与西方标准接轨，甚至宣传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进而背离了社会主义价值观。正如习近平所言：“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

更有必要警惕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影响经由学术界波及高校和大学生，进而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西方有学者早已注意到，由于长期被灌输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学类专业的学生和学者变得更加自私。近几年，国内学界也出现了类似的观点，认为经济类专业培养的大学生更倾向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一些研究表明，经济类专业学习对人际信任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机制是，学习西方经济学会使个体逐渐接受理性经济人假设，并将其内化为自身对世界和他人的看法。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长期受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浸润和影响，可能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一种价值观。

在社会实践领域，西方经济学的直接影响可能是有限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对一些劳动工人做了长期的跟踪和调查发现，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念已经深植在劳动工人的认知中。他们并不熟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劳资关系本质的分析，而是将其视为市场交易关系，从而不自觉地将自己视为商品。这让人联想起170多年前恩格斯在痛斥古典政治经济学时，非常痛心地指出：“工人从这门科学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对他来说，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驯服地饿死。”这种精神上的麻痹也正是马克思所痛斥的“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故事”，工人似乎天生是受苦受累的命。不仅如此，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具有明显的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倾向。

总体而言，西方经济学在培养一种“利益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价值追求。至于道德问题，西方经济学似乎交给了上帝和“看不见的手”。这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德本财末”。如果从大学教育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与我国大学“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背道而驰。因此，应当高度重视西方经济学对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精神风貌产生的不良影响，尤其要警惕它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二）致使中国经济学丧失本该具有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马克思通过强有力的科学论证揭示了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尤其是1867年《资本论》第1卷的正式发表，则对庸俗经济学构成了致命一击。庸俗经济学无力在科学层面进行回击，而是通过所谓的边际分析和效用价值等主观臆测的方法和概念游戏来掩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以，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中尖锐地指出：“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索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自此，西方经济学在庸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一种现象，即专门为统治阶级编造幻想成为一些学者的谋生之道。如果说古代一些神学家为封建统治阶级编造各种幻想以证明上帝的存在，那么今天一些经济学家则为资产阶级设计各种逻辑来证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合理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指出：“经济学最大的功能，就是创造与维持经济学家的就业。”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一种被资产阶级豢养的职业。随着历史车轮不断前进，这种职业所维护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因而不可能是科学的，甚至沦落为“无谓的理论游戏”。

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是，西方经济学严重脱离了实际，严重缺乏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因此，西方经济学不断遭遇世界范围的质疑和批判，绝非偶然。作为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西方经济学更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步伐。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指出：“我亲眼目睹了一个运行了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形态的转变，而大部分的改变并没有被包括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尽管如此，与西方经济学接轨甚至唯美国经济学马首是瞻，却成为国内经济学界最为流行的看法。这无异于断送中国经济学本该具有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当前，国内越发反思一个重大问题，为何中国经济理论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对西方经济学的顶礼膜拜。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徒不可能具备认识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能力。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西方经济学可以为“美国优先”“上帝选民”等提供说辞，但无法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历程。基于理性经济人或以利益为中心的理论模型无法解释中国“以义为利”的外交理念，更无法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和”文化。中国方案绝非基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假设，而是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考虑，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然而，西方经济学可能将中国方案错误解读为“中国至上”。例如，不乏学者把“一带一路”倡议理解为中国实现自身资本积累和建立新的国际霸权的手段。同样，基于中国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一些理论成果，也容易受到西方经济学的扭曲和误解。例如，有学者用与中国实践毫无关联的西方供给学派来解读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总之，在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阴影中，中国经济学缺乏应有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更没有理论自信可言。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界急需跟上中国经济建设和伟大实践的步伐，创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为此，必须充分认识并彻底打破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壁垒。

（三）给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意识形态问题格外重视，先后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全国高校工作会议、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全国教育大会等，都将思想政治工作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又专门主持召开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党中央专门召开以办好思政课为主题的会议，在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意识形态工作之所以被摆在如此突出的位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在有的领域和学科中受到了很大冲击。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状况，经济学领域首当其冲。经济学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占据特殊重要的位置，甚至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是政治、文化、道德和法律等其他领域意识形态的基础。换言之，经济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影响范围并非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而是事关意识形态工作的全局。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中受到冲击，势必危及马克思主义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中被边缘化。当前，西方经济学作为国际主流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领域也占据重要地位。很多高校，尤其知名高校的经济学专业几乎严格按照所谓的国际标准进行改造和设计，甚至实现了与西方经济学的全面接轨。必须强调的是，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根本上都是对立的。因此，当西方经济学在国内占据主流地位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会被边缘化，进而出现“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被动局面。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对此有深切体会。

四、回归马克思恩格斯对庸俗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批判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今日西方的正统经济学都属于庸俗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在形式上无论如何变换，都不会改变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庸俗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批判依然适用于今日之西方经济学。因此，为了更好认识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中。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第一次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发起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道德批判和科学批判，并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去追究各个前提”。其中，他特别强调“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私有制的合理性”以加粗字体的方式标识出来。，正是因为这个前提的存在，自由竞争的结果不可能是所谓的均衡这一理想状态，而是资本主义垄断。但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为掩盖自身的逻辑矛盾对这个前提避而不谈，并求助于诡辩和伪善，得出了看似“人道主义精神得出来的结论”。这种做法显然不是为了开展科学论证，而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的要求。恩格斯对前提问题的重视与马克思产生了强烈共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更为直截了当地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做前提”。这些前提实质上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但由于被隐藏或伪装起来，不能被直接发现。因此，揭示并批判这些前提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一项重要工作。

他们共同完成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开创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必须建立在对唯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而这其中就包含着对庸俗经济学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前提的批判。

《神圣家族》第四章的“批判性的评注1”是主要针对庸俗经济学的评注。评注一开始就指出：“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都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如前所述，这“种种前提”中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但这部著作更多聚焦于对“抽象人”这个前提的批判。它在开篇就指出，“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由于抛弃了“现实的个体的人”，唯心主义哲学家在谈到人的时候，“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理念、精神等等”。

这在根本上涉及思维与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无须赘述。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把人视为抽象的观念，是一个“头足倒置”的错误。“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到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由此，人变成了意识的产物，“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苹果、梨等具体水果和抽象概念“果品”之间的联系非常形象地揭露了这种唯心主义的诡辩逻辑。显而易见，果品作为一般意义的概念是从各种具体的水果中抽象出来的，也就是说，各种具体水果的存在决定了“果品”这个概念的产生。然而，按照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理解，“必须说‘果品’把自己设定为梨，‘果品’把自己设定为苹果”。

正如从抽象的果品概念到具体的果实，庸俗经济学思维逻辑是从关于人的抽象概念到现实的人。其要害就在于以某种观念而非现实作为思考和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从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出发来构架理论体系。这种观念并非假设，而是对“存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唯心主义观念。同样，今日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实质上也是抽象的概念，它并非仅仅是假设，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

《德意志意识形态》进一步对“抽象人”前提进行了考察和批判。它在开篇就指出：“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作为一种观念的标准人或抽象人，主要源于宗教神学，“它把宗教的人假设为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因此，当以抽象人作为前提时，学术研究一开始就丧失了科学性。在批判抽象人前提的基础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前提：“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个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不仅是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前提，也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前提。

综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唯心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中完成了对庸俗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才能专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直至完成《资本论》第一卷，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种理论体系大分流的格局。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彻底揭示了庸俗经济学伪科学的一面，但这似乎并不妨碍庸俗经济学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主流。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门伪科学能够成为西方国家的学术主流，是因为它代表了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然而，正如对前提问题的忽视或回避，庸俗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是带有隐秘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开展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资本论》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和严密的科学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也彻底揭露了庸俗经济学的虚假人性和伪善面目。这使资产阶级产生了严重恐慌，因而庸俗经济学不得不拼尽全力维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边际学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这个学派在推翻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方面是徒劳的，因而不得不躲避价值的本质问题，用“效用”取代价值，最终只能在价格现象的表面联系内兜圈子。

今天，庸俗经济学依然在全球占主流地位，并不断加固自身的意识形态堡垒。数学原本是一种重要的科学工具，如今却变成庸俗经济学的科学伪装，使之沦为数字和模型的智力游戏。这种智力游戏也是一个陷阱，导致很多学者陷入它制定的游戏规则中不能自拔。因此，必须跳出这种智力游戏的陷阱，从意识形态高度对庸俗经济学开展批判。

五、新时代中国经济学有必要加强意识形态研究

经济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特殊重要性。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之初，国内学界在学习和吸收其有益成分的同时，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然而，随着以价值中立和科学为标榜的西方经济学在国内盛行，意识形态问题几乎被排斥在经济学之外。很多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成为国际学术主流是因为其“科学性”和“普世性”。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国内学界失去了对西方经济学的辨别力，误把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模型当作科学标准，进而深陷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桎梏之中，丧失了对实际问题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唯物史观明确提示我们，西方经济学能够成为国际主流，绝非因为它是科学的，而是因为它符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统治阶级的意志。西方经济学实质上是被伪装起来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缩影。

因此，中国经济学若遵循西方经济学的标准，不可能适应中国经济建设和实践的需要。新时代中国经济步入新发展阶段和世界经济格局面临的重大变化，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出更加迫切的要求。马克思创建新的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完成对庸俗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启示我们，仅仅从科学层面认识当前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是不够的，必须识破其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本质。进一步而言，中国经济学若要实现理论的重大突破，有必要重视和加强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

第一，必须从意识形态高度认识和把握西方经济学。正如马克思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批判抽象人假设，我们也有必要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批判理性经济人假设。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对理性经济人的认识主要局限于科学假设，还没有真正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理性经济人不仅仅是一种假设，而且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缩影。将人假设为逐利性的理性经济人实质上是一种异化观念，从这种异化的观念出发构建的经济理论体系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理论体系在支持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支持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即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也不是为了占有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以理性经济人为前提或逻辑起点的西方经济学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

第二，要明确意识形态与科学并非对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旗帜鲜明地讲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自觉将科学性与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然而，不少学者不自觉地将二者对立起来，并由此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认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倡导运用西方经济学范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者，普遍忽视了意识形态问题。这是一个方向性错误，应引起高度重视。习近平指出：“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能脱离社会政治，纯而又纯。”因此，经济学必须明确立场，把意识形态讲清楚。西方经济学掩盖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丧失了自身的科学性。它在小心翼翼维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却无法为之提供真正的科学支撑，因而不断走向自我封闭和僵化，甚至沦为智力游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坚定站在人民立场上并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支撑，实现了意识形态与科学的统一。

第三，应充分意识到经济学关乎意识形态工作的全局。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乃关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战略考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核武器降低了大国间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则加速了战争方式的转变，使意识形态领域成为一个主战场。习近平指出，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输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打垮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疑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在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具有特殊重要性，经济学意识形态对其他领域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中国经济学必须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指导地位。从高校教育的角度看，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能否真正得到贯彻和落实，经济学教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类课程要与思政课同向同行。我们认为，确保经济学有关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实现人文社科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的关键一环。当前，很多高校的经济学课程体系是对标西方经济学设计的，这种现状迫切需要改革。这里所说的改革，不仅仅是在经济学原有课程的基础上增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课程，而是必须对课程体系和有关教材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

第四，必须保证经济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与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保持一致。教育事业绝非仅仅传授知识，首先要回答“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中国教育事业必须坚守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经济学教育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办学方向。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是大公无私、一心为公的人。西方经济学注重利益最大化的人性假设和理论推理很可能助长了私心，至少无助于培养公心。“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晚清政府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官员们私心太重。“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利字”戴旭：《甲午战争：从晚清解体透视历代王朝的政治败因》，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44页。，这是光绪皇帝面对国家沦亡时的深刻反思。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是因为能够守得住民心，而守民心就是靠着一颗一心为民的公心。因此，中国经济学要真正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就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培养“经世济民”的公心上。

总之，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打破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桎梏，坚持意识形态与科学性的统一。中国经济学“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因此，必须坚决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归根到底，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唯有此，才能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科学，也唯有此，才能建立起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

作者：丁涛，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5期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18BKS005）的阶段性成果。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