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理性化管理是专职管理者唱主角、制度约束起主导作用，大庆经验恰恰相反，工作的超常绩效“不是靠惩办主义‘惩办’出来的，不是靠命令主义‘命令’出来的”，而是来自一线工人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在物质资本匮乏、管理和技术缺乏储备面前，靠“政治思想工作”的自我管理成为毛时代人类解放和工人主人翁化的积极尝试。世纪之交，工人境况剧变，自由人联合劳动一时还见不到，大庆经验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好世界的标本。

再说“铁人”王进喜

在大庆经验中间，最耀眼的明星无疑是有“铁人”之称的王进喜。王铁人的超常努力给石油部老部长余秋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吊车少，不够用，卸车有困难。王进喜组织全队职工用人力卸车。他们以撬杠、大绳、木板、钢管为工具，采用‘人拉肩扛’加汽车的办法，经过7天7夜的苦干，把钻机和其他设备化整为零，搬运到井场，并安装起来。开钻时调配泥浆缺水，王进喜领着工人找老乡学习打水井的方法，从附近水泡子用脸盆等容器端水，终于使萨55井开钻了。他和大家吃在井场，睡在井场，日夜不离井场，连续苦干。只用5天零4个小时，就打完了一口井，创造了当时的最高纪录。”^〔1〕王带领队员，以极其艰难的体力劳动搬运设备，这实质是以劳动的过度投入，去替代物质资本匮乏的限制。

在钻井队打完第一口井后搬家时，还是没有吊车、拖拉机，再次得靠人拉肩扛地搬运钻机。在钻井队打第二口井时，出现了井喷事故的苗头，若不赶紧把井压住，钻机就有陷到地球里去的危险，井也要报废。由于当时的钻井作业缺乏重晶石粉，钻井工人就再一次“土法上马”地进行紧急处置——王进喜要求把准备固井用的水泥往泥浆里加。同事在旁边提醒说，泥浆里加水泥有风险，万一凝固在井筒里井会报废，还是先请领导同志来看一看再说——其实这样不过是将风险改由管理者来承担。王进喜完全没有怕承担风险的想法，他说：“领导同志又不能带重泥浆来，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抢时间，干革命就是要敢于担风险，宁可个人担最大的风险，也决不能让社会主义事业受一星半点的损失。”即便这样，做起来还是很困难，一没有泥浆枪，二没有搅拌器，泥浆搅不均匀，就压不住井。王进喜再次发挥“身体万能”的工具作用，率先跳到泥浆池里用身子去搅拌。结果，其他人也一个个跟着跳下去，在连续搞了几十个小时之后竟然把井喷治住了，保住了油井和钻机。后来王进喜反思说：“要是前怕狼后怕虎，损失就大啦。”^〔2〕如果把王进喜主动承担责任并及时采取得力措施处置井喷事故的表现，对比2003年川东“12·23”特大事故的处置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深刻差别：在后一次事故中，有处置能力、应当担负责任的每一个人都放弃了他们的职责，结果导致243名无辜百姓丧失了生命。这种深刻差别背后的责任理念、管理理念有什么不同？

西方理性化管理理论的失效

通常情况下劳动者按照分工只负责实现生产目标，而且生产要在“上级命令”之下有序进行，不得僭越，工作进度和作业方法要按照既定的规程办。然而，反观王进喜的每一件事迹都是超越常规的。在上下级之间起联结作用的“命令”，其内在逻辑是专职管理者垄断指挥权力，专门用来沟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这符合管理的专业化、理性化要求。有长期管理实践经验的美国管理学大师巴纳德对理性化权力的理解是这样的：“要使权力对个人发生作用，就一定要征得个人同意。”他还列出权力能够起作用的几项“理性”前提条件，其中命令与组织目标不能有矛盾，命令与执行者个人利益也要一致，而且执行者还要有能力、有条件去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

然而，我们看到王进喜在执行钻井任务时，实际上恰恰是“缺乏能力、缺乏条件”执行的典型例子，但那个时代他们这样的人都自觉地去寻找如何突破尚不具备的那些执行条件，创造性地推进打井任务。在缺乏起重和运输设备时，王进喜带领钻井队员奋战七天七夜硬是把大设备化整为零，用人拉肩扛的方式拖到井位；在缺乏作业必需的水源时，用脸盆装运了50多吨水去支持钻井。而任何常规的作业规程，都不可能要求王进喜们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工业化时代的理性化要求，讲究条件，实际上是以机械化手段为主、劳动者为辅去设计合理化的生产进程，而生产进程的指挥权又严格集中于管理层，像王进喜这种一线操作工自觉地超越机械装备条件的“先进事迹”，远远超越了理性化所能要求的范围。对于这一点王进喜本人十分清楚，自称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显然，王进喜等人的执行力水平远远超过了巴纳德设定的范围，这当然不是常规管理规程能够指望的绩效水平。

以工人为主体：一种自下而上的新管理理论

王进喜的自觉性可以部分从“翻身感受”中间得到理解。解放前他6岁为地主当放牛娃，15岁去玉门油矿当童工，建国后到钻井队当钻工和司钻，1956年当上钻井队队长。王进喜牢记解放前后的工人地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感到了在新中国利益和地位的提高，并由此消除了雇佣思想，把国家的发展目标作为一种自觉的压力：“要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这副重担子不能都压在领导同志身上，我们大家都要主动来承担。肩上有担子，有压力是好事情，有压力就有干劲，有压力就有办法。这压力是我们自觉自愿加上的，这就是我们石油工人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政治责任心。”

王进喜作为第一线的老工人，当过司钻、钻井队队长，文革期间参加过“三结合”，当过油田革委会的副主任，他对于管理的体会是：“井没有压力喷不出油来，人要没有压力就干不出好的工作来。”^〔3〕这里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压力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共产党人的老传统“批评和自我批评”，压力来自工作现场，是以自下而上的“压力”代替自上而下的压力。从王进喜的事迹看出，自上而下的管理压力，其强度永远到不了驱使工人达到忘记小我的那种境界，“铁人王进喜”只能在自觉自愿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并且自觉的效果要远远超过严格管理、命令的成效：“多数人是自觉地为革命而生产、工作，是靠群众的革命自觉，不是靠惩办主义‘惩办’出来的，不是靠命令主义‘命令’出来的。革命自觉是革命作风的基础，这是大庆人的结论。”“执行制度，主要靠自觉。单靠检查，是不够的。”

一位工人在回顾大庆经验时，格外强调大庆能够成功就在于它摆脱了技术垄断和管理垄断，并强调第一线劳动者的工人主体地位：“大庆油田在持续稳产、高产十年之后，还能不断提高采油速度，使原油产量成倍地增长，在油田开采史上写出了新的篇章。这个新篇章是谁写的？是广大的劳动群众！”他还把正规化管理中间唱主角的专业人员降低到一个平等的参与者地位来看待：“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大搞群众运动，勇于实践，反复认识，不断总结。一部崭新的大庆油田的发展史，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生动体现。”“我们大庆油田的开发，始终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实践论》、《矛盾论》的指导下，坚决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坚持以工人为主体，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实行生产、科研、使用三结合，彻底打破了资产阶级科学研究工作的传统习惯和老爷作风，坚决走无产阶级科学研究的道路，因而不断地有所进步。”——这很像是体力劳动者要求在管理、技术过程中间拥有更高、更有利的地位，而作出的政治发言。

“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一线体力劳动者的智慧

管理绩效只能依赖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强制和监督，这是一般组织和管理理论未曾言明的共同预设。而大庆经验恰恰把专职管理者的作用最小化了，转而强调一线工人的自觉。在监督和控制相对困难的条件下，过分依赖自上而下的监督，肯定会降低员工的努力水平。三矿四队的党支部书记李忠和（该支部只有三个党员）清晰地看到：“采油工人的工作特点是单兵作战，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严格的要求，是管不好油井的”。为此他不是赶着立规矩，强化制度，而是格外强调干部带头的作用：“队伍作风过硬首先要解决干部以身作则这一问题。第二天，党支部订出了‘干部上岗，工人监督，要求工人做到，干部首先要做到’的制度，得到了全队职工的拥护。”1962年在三矿四队党支部的带领下，全队开展了一个“当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严格要求、严明纪律”的活动，结果改变了全队职工的精神风貌，干部带头，工人自觉，逐渐形成了风气。1964年5月石油部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把这些经验概括为“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活、办老实事；干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4〕。

另外一个重要的管理经验“四个一样”则来自5-65井组。当时会战工委要求全油田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该组井长李天照认识到岗位责任制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怎样做到让每个人认真执行制度才是关键：“执行岗位责任制的灵魂是责任心，只有树立起主人翁责任感，才能自觉地、始终如一地执行岗位责任制，才能管好生产。”“四个一样”（黑天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靠制度还是靠作风？

管理是一个持续不间断的过程，压力也需要源源不断持续下去，改进和提高总是以改掉毛病和差距来实现的，这在大庆不是靠上级的命令和专家意见来实现，而是靠发动被管理者开展自我批评和自己找差距来进行：“毛主席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传到了油田。党委首先组织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提高认识，联系实际，用‘两分法’检查工作、检查自己。……会战党委并带头对照解放军和先进部门，找出18条差距，印发油田职工讨论。党委以身作则，带动油田上下‘从高标准着眼，从大量的、常见的低标准、老毛病入手’开展了一个大找差距的活动。两个月时间，全油田从人到物，从工作到思想作风，从施工质量到执行规章制度，找出了120万个问题。”^〔5〕

以自觉纪律替代了自上而下的管理，则对监督和控制的要求就最小化了。在专职管理人员作用最小化的现实中间，制度自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自下而上的管理绩效往往与员工的行为模式联系在一起，这就不是“制度”在起作用而是“作风”在起作用：“有了好作风，就有了战斗力，人们就能雷厉风行，闻风而动。不管打什么硬仗、恶仗，都拖不垮、打不烂；不管到什么地方，都眉不皱、腿不软；不管是一个队、一个组还是一个人，不管是单独执行任务还是集体行动，都是靠得住，信得过。好作风，可以起领导上和生产管理制度上不能完全起的作用。有了好作风，即使队伍中有些落后的人，也能够带好。”

作风的效果是不能转化为制度效果的，这种以自觉纪律为基础的大庆经验，不能在自上而下的管理环境中间进行简单复制。有些外地人参观学习之后，把大庆经验简单地归纳成“从严”二字，然后回去本单位自上而下地推行，“结果，形式上‘严’，实际上严不了；少数人‘严’，多数人‘严’不了，反而出了不少麻烦，也出了形式主义。现在我们才懂得：大庆的作风不是形式，而是牢固地建立在革命自觉的基础上的。没有自觉，就没有‘从严’，没有过硬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没有自觉。”

大庆精神是对延安经验的继承

如果说西方理性化管理的特色是专职管理者唱主角，制度约束起主导作用的话，显然，大庆经验恰恰是反过来强调第一线体力劳动者的自觉和自主管理，甚至大庆的一些著名的规章制度，诸如“三老四严”、“四个一样”都是来自第一线的经验创造，无论制度设计还是监督执行都脱离了管理层的掌握。大庆经验既与西方学者设想的理性化要求不同，又有别于管理大师的经验，这显然别有渊源。对那些熟悉中国革命的老记者只要看一眼就觉得熟悉：“看到了‘干打垒’，就好像是看到了抗战期间延安的窑洞；来到大庆，就好像回到了延安。”^〔6〕究其精神实质和管理风尚，他们看到的是抗大“三八作风”这一“老经验”：“培养革命作风，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句话八个字的‘三八作风’。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三八作风’同大庆的实际相结合，就成为以严、细、准、狠为中心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作风。”

一位解放后进天津参加接管工厂的老李告诉我：“我们原来根据地的一套经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加上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就把这个搬到工厂里头来。我们这些人革命几十年，除了政治思想工作还有嘛呀，不就是靠这个。”如果说管理方面共产党人还有些老经验的话，那么油田技术方面就几乎是一片空白，余秋里回忆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经过几十年乃至一二百年的实践，发展了现代石油工业，发现和开发了一批大型油田，形成了一套石油理论和工艺技术。我国现代石油工业发展的历史很短，由于长期受‘贫油论’的思想束缚，只能照抄别人，靠洋拐棍走路，没有形成自己的石油理论。”^〔7〕

既然精英们在管理和技术方面都还缺乏起码的储备，再加上毛泽东这个人不停地以群众运动、群众路线相敦促，大庆经验就这样在缺乏专业人员对技术和管理垄断的前提下产生出来了。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12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庆经验产生过程作了高度概括。他还认为，大庆经验是解放后经过了认识上两个“螺旋上升过程”之后才实现的：50年代初期是照搬苏联，1956年、1957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之后开始了制度创新，“大跃进”期间很多官员把群众运动引入“冒险蛮干”的轨道，结果遭遇到严重挫折，经过这样一次大反复之后取得了经验教训并提高了认识。而大庆和大寨这样的先进典型则很好地实现了认识和制度建设上的突破，周总理也认为是沿袭了战争年代的宝贵经验。周总理说：“这个油田的建设，也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坚持‘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和‘三八作风’的典范。”“这个油田建设，自始至终地坚持了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技术革新和勤俭建国的原则，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8〕

如果考虑到战争期间对于“管理方式革命”的经验（在根据地时代，红军与敌方相比处于弱势地位，既搞不了物质刺激，又缺乏采取强制性手段的力量凭借，既不能依赖管理层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压力，也不能依赖管理手段的制度化运用，这使得管理这个概念自然而然地与“政治思想工作”或“思想政治工作”划上了等号），加上考虑到工厂管理和技术垄断条件尚不具备，则老经验在最大限度上发挥作用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大庆所因袭的老经验既有时间意义（来自革命年代）又有质变意义（与常规统治阶级的管理方式截然有别），因此，当时的人们在回顾这一经验时，经常会出现“革命化”这个词语。

曾任会战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陈烈民回顾说：“通过大庆会战的实践，我们深切体会到，要办好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必须首先讲革命化。革命化，就是讲阶级，讲人的觉悟，讲人的作用，讲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因此，对一个企业的领导来讲，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职工的头脑，不断提高人们的阶级觉悟，引导人们走革命化的道路，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大庆石油会战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把努力加强队伍建设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政治工作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生产建设任务的完成，不是要政治工作去直接组织生产，而是通过建设革命化的队伍去实现。”

陈烈民的回顾中间，很少强调管理层加强对被管理者的控制和监督，很少强调制度，而是把“队伍建设”和人的“革命化”转变作为追求管理绩效的着眼点。这种管理经验很难与西方管理学知识对照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老共产党人管理经验与西方管理学的“范式冲突”——大庆经验在西方管理学的视野里是不可理解的，反过来当然也一样——毛时代长期“反帝反修”从认识层面而言是无法理解美帝苏修的治国经验的。

现代化困境与毛泽东的探索

如果把共产党内部发生的争执局限于“路线斗争”的视野，看作是共产党高层内部独特的分歧和争论，甚至像后来歪曲的那样说成是“是否要取消管理”……都是极大地低估了相关分歧的深刻性。

人类社会自进入工业化以来，少数人权力和地位的上升趋势与多数劳动者逐步沦为工具化地位，成为加深现代社会分裂和对抗的强有力杠杆。布罗代尔在认真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之后说：“又有哪个文明真能做到把机器完全驯服？”卡尔·曼海姆于1943年提出了一个明智而悲观的预言：“人民群众的自治势必导致‘社会技术’的出现，而社会技术又有扩大人主宰人的危险。机器和技术将为少数技术专家服务，或者将促进所有人的自由？”随着生产的集中，管理确实需要专门的知识，而且获得管理信息还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知识和信息两方面共同构成了工人参加管理的门槛。在这种现实中，如果不付出足够多的努力，工人参与就是一句空话。显然这种情况有利于掌握文化资本的知识阶级，而不利于工人的实质性参与，并且这种现实差距无法通过授予工人一张选票来纠正，南斯拉夫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

毛时代是中国的初级工业化阶段，以鞍钢宪法和大庆经验为标志，在很大程度又与苏联经验形成鲜明的区别。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工业化早期的制度特色，而且延续了战争年代的管理经验。在这样一种制度实践中间，一方面这种探索向体力劳动者全面开放了参与技术和管理制度化过程的机会，同时还通过群众运动、整风运动，要求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回到体力劳动中间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私有制条件下的“手脑分离”现象，从根本上颠覆了西方工业化中间的“理性化”逻辑，有力地批判了理性化背后的社会分化机制和阶级对立。

大庆经验较少联系到管理制度，更多地与劳动者的自觉表现相联系——体现为一种良好作风，而外在的作风总是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紧密相关的。就这样，大庆经验一步一步脱离了韦伯那个经典的“理性化”逻辑——特别是脱离了专职官员和规章制度迷信，上升到哲学和世界观层面——变成了一种政治思想工作和主观世界的改造问题。

大庆经验与人类解放

从今天的眼光回顾大庆这个40多年前的先进典型，有两点显得特别突出：第一，自上而下的管理在大庆经验中间被最小化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等著名制度章程都是建立在工人自觉、班组自我管理的基础上；第二，生产技术、设备改进的过程也“过度”地向第一线的体力劳动者开放——从创造钻井进尺记录到改进钻头、从采油上的先期注水到后来的油井压裂，都是第一线的体力劳动者唱主角。很显然，把管理和技术过程“过度”向体力劳动者开放的大庆经验，与西方的理性化要求——管理和技术由专业人士承担的逻辑——截然相反。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重提大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庆经验的继往开来性：它不仅继承着中国革命时代的遗产，还承载着毛泽东关于公有制社会的政治理念。大庆经验部分地让人看到了公有制企业有着不同于私有制企业的“理性化”路径——追求管理绩效不是靠自上而下的控制和监督，不是靠工资和奖金的激励，而是靠“政治思想工作”去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把一个消极被动的人变成一个积极主动的人。所以，那些亲历石油会战的老人，在总结大庆经验时，总是反复提及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要改造主观世界。

世纪之交，工人地位发生了巨大逆转，这不仅仅事关生产效率的下降幅度，而且事关人类展望未来时的想象空间。正是因为自由人的联合劳动一时还见不到，那么自我管理的尝试就比雇佣化、少数人垄断权力的管理要可取得多。大庆经验初步展示了一个好世界的标本，尽管它还只是初具模样，仍然有很多未知领域需要继续探索。

注释：

〔1〕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48页。

〔2〕王进喜：《为革命艰苦奋斗一辈子》，《大庆人学哲学（第一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5页。

〔3〕大庆革委会报道组、新华社记者编：《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四川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4〕辛玉和：《忆“三老四严”作风的形成》，载田润普主编“大庆文史资料·第2辑”《大庆油田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230页。

〔5〕陈烈民：《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会战队伍——会战初期思想政治工作回忆片断》，载田润普主编“大庆文史资料·第2辑”《大庆油田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

〔6〕新华社通稿：《勤俭创业的“干打垒”精神》，工人日报编辑部编：《大庆——中国工业化的正确道路》，工人出版社1966年版，第38页。

〔7〕《余秋里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40页。

〔8〕转引自《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477、第469-470页。

（本文发表于2009年《绿叶》第9期，作者田力为，笔名老田，著名民间学者，研治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章以大庆油田为事例分析了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初级工业化过程中，一线工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累、敢于承担风险、勇动承担责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风貌，使得那个时代创造了无数的奇迹，为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种精神风貌，不是靠工资和奖金的激励而来，而是靠“政治思想工作”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把一个消极被动的人变成一个积极主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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