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特别强调要坚持“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二为”方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相统一，二者都是我国理论与科学文化建设中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准则。丁堡骏同志的这篇批注，就是本公众号为着贯彻以上的基本准则而发表的。我们还认为，发表这篇批注，不是针对哪个个人，而是关涉对重大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与争鸣，也是关涉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的重大问题。欢迎大家特别是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来稿商榷。

1.于光远说：“把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方面的问题概括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做出一种选择，我认为也未必恰当。主张兼容并蓄也大有人在。本人就是这样的看法。”（于光远、董辅礽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丁堡骏评论：这里只是表达了作者的一种观点而已，并没有什么论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作出谁主谁辅指导思想上的选择。作者只主张兼容并蓄。

2.于光远说：“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领域中既然有不同的意见，就有一个对这些不同意见之间的关系如何分析判断的问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是以互相补充为主的，有一些不同意见是以互相排斥为主的。解决这些不同意见只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八个字的经典方针。不同意见即便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争论的结果是真理越辩越明。还有一条是双方要把自己的看法说得清楚明白，便于在科学上进行一种竞赛，看谁讲的道理更合乎实际，更合乎逻辑，谁讲的道理能够说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情况，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看谁讲的道理能够掌握更多的群众。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要接受实践的验证，而这种验证既要经得起现实生活的考验，又要经得起较长时期的历史验证。” （于光远、董辅礽《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第2页）

丁堡骏评论：这段论证很好，充满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追求真理科学态度、以及对学术问题讨论所应遵循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只可惜后面的讨论似乎有了曲折变化。

3.于光远说：“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上，我说过八个字：‘偏爱可以，偏见不可’。我的小外孙女菲菲，我很爱她，但绝不意味着别人的孩子不可爱，只是我的外孙女同我生活在一起，了解的很多，而别的孩子我不那么熟悉，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小孩甚至都不知道。因此我必然对菲菲有一种偏爱，但我决不能对我自己不了解的小孩有任何偏见。这只是一个比喻。” （于光远、董辅礽《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第2页）

丁堡骏评论：这实在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实在不是一个此外孙女和彼外孙女之间的关系。因此，用对此外孙女的厚爱，和对彼外孙女不爱、甚至偏见，来类比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是十分不恰当的。这里要害在于，作者闭口不谈政治经济学所研究材料的特殊性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特点。用一个抽去了社会关系背景的我外孙女和别人外孙女之间关系的抽象议论，掩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及其所服务的阶级利益方面的根本对立。

4.于光远说：“我当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一种执着，非常喜爱。对西方经济学我过去并没有研究。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有了一种觉悟：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经济学说时，对当时的资产阶级学者所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吸收了其中许多优秀的成果，承认他们是自己所创立的学说的来源。在今天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也没有理由不把西方经济学中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吸收过来作为今天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来源。因此在20年前我利用当时还有的那点权力支持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工作，我自己也学了一点，可是我没有能够钻进去，学到的东西不多。因此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确偏爱，而对西方经济学就不能同样地去爱，但是对我没有研究过的东西、还不大懂得东西，我就不想随便发表意见。自己下决心不去对他抱有什么偏见。” （于光远、董辅礽《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第3页）

丁堡骏评论：尽管这位于光远先生似乎不偏不倚地下定决心不发表意见、不抱任何偏见，然而，这里还是已经抱有偏见了。实际上，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性，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作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去揭穿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这本身就已经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性了。这也可以说是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乱爱。这也是一种偏爱。

事实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转化为露骨地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庸俗经济学。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在1830年前后由于资产阶级已经由一个反对封建主义推动人类进步的革命的阶级，转变为一个维护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反动阶级。因此，代表着各阶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就必然会走向全面的反动。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虽然从外表来看还有科学的外衣，但是早已经变成了伪科学。

5.于光远说：“我本人还有一种状况，现在我在研究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历史发展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概念范畴，离开了这些，我的思想就不能运动，而在考虑有关市场经济的操作和对一国的具体经济情况进行分析时，我已离不开西方经济学中的那些概念和某些理论框架。我认为我的这种状况是一种合理的状况。” （于光远、董辅礽《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第3页）

丁堡骏评论：首先，在这里我们发现于光远先生前后自相矛盾之处：前面讲对西方经济学“没钻进去”、“学到的东西不多”，这里又讲“已离不开西方经济学中的那些概念和某些理论框架”。对于一个有科学良心的人来说，“没钻进去”、“学到的东西不多”，自然不会有“离不开西方经济学中的那些概念和某些理论框架”的情况。也就是说，“离不开西方经济学中的那些概念和某些理论框架”的状态是虚假的。

反过来，一个人对西方经济学已经达到了“离不开西方经济学中的那些概念和某些理论框架”的状态，那么这个人讲，对西方经济学“没钻进去”、“学到的东西不多”，这一定是一种过度谦虚状态。我们不能断定于光远同志究竟是属于哪种状态？其实这里所谓的“合理状态”，也是和前面所说的不能对西方经济学“偏爱”相矛盾的。

其次，对于这两者，不管于光远同志自己如何做选择。我们还是要对于光远所说的这种合理状态做些具体分析。“在考虑有关市场经济的操作和对一国的具体经济情况进行分析时，我已离不开西方经济学中的那些概念和某些理论框架。”似乎说出了一些人的心声。其实，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不仅有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理论，而且，不同学派也有其产生的具体不同的时代背景。其理论观点的差异也甚大，不存在统一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于光远先生对于马列主义的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概念范畴“离不开”是假的，因为他在考虑有关市场经济的操作和对一国的具体经济情况进行分析时，他“已离不开西方经济学中的那些概念和某些理论框架”。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石榴裙下才是真的。因为是偏爱，情人眼里出西施，本来是诸侯割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西方经济学，在于光远先生的眼里也是虽然“没钻进去”、“学到的东西不多”，还是坚信他有“某些理论框架”。

（丁堡骏，系浙江大学文科领军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当代经济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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