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隐匿财富的蜘蛛网与蜘蛛侠的四步棋

(2)“经济学是方法，目标则是要改变灵魂”！

(3)“新自由主义”：权贵者的盛宴，西方经济学的迷魂汤

(4)“新自由主义”不可告人的蓝图

最近，恒大爆雷、到美国申请破产一事引发公愤：一个恒大，此等操作，足以勾销全国人民辛苦血汗换来的GDP的2%。更值得担忧的是，这仅是冰山一角。全国是否还有一大批随时可被引爆的各种“恒大”?实际上，这些定时炸弹早已在数十年前就开始被埋藏，引线却在国境之外，若不及时而全面清除，后果将不堪设想，而比这更危险的是，就在此时此刻，各种定时炸弹依然在中国大地被紧锣密鼓地埋藏。

这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任何幻想，任何仅从经济角度、仅靠经济手段、仅依赖“经济专家”们的纸上谈兵，都只能是缝缝补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换来的将是不可避免的狼烟四起、遍地爆雷。战争，就必须要有战争的危机意识、必须基于知己知彼而采取战时特殊手段与换位思考、战时的整体战略与一体化协调作战的组织结构。要亡羊补牢，防患于未然，防止杀手根据自己的战争需要而选择时机引发此起彼伏的各种爆雷，就必须洞悉它们的源头、识别出埋雷手、顺藤摸瓜找到引线，并以工兵排雷的胆略与果断将它们全方位拆除。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与长远战略上保障国家安全与民族存续。

首先我们必须直面一个问题：埋雷者究竟如何在我们的和平发展的幻觉中把我们一路领到了今天?

(1)隐匿财富的蜘蛛网与蜘蛛侠的四步棋

恒大事件把处于全球跨国财富隐匿与财富洗劫机制枢纽地位的“离岸中心”/“避税天堂”置入公众的眼帘。

普通公众鲜有知道隐秘的“离岸”金融中心与“避税港”：这些究竟是些什么地方?英国某知名报纸主编曾称这个话题就如同量子物理学一般让普通人不知所云。经济学、国际金融、投资与贸易课堂上罕有涉及这个领域，西方牢牢主宰话语权的媒体对该话题也鲜有深刻而全面报道。鲜有人问一句：这一切究竟为什么?“离岸”中心、“避税港”究竟为何如此深不可测?究竟谁在控制着这些隐匿的“天堂”?什么人在阴影处挥舞着魔棒，操纵着全球财富转移、毒品洗钱、犯罪销赃、贿赂、欺诈、政权颠覆、社会动荡制造的无形大战?

如开曼岛，在此之前，大多数中国公众很少听说这些名字，但这个总共约260多平方公里左右、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仅有五万多人口的小岛，却是世界“第五大国”——确切地说，是世界第五大金融中心，并被戴上“世界对冲基金首都”的桂冠。

在《隐秘的财富帝国：“离岸”公司与“避税港”的保密机制》、《三大组保密“离岸”地与避税港》、《蜘蛛侠的控制黑网》等主题，我们已经审视过全球财富隐匿与洗劫机制及与之相关的新一代无形战，这里不再赘言，只借眼下的话题就“离岸”中心、“避税港”在全球隐匿经济体系中的角色重温几个可说明问题的数字：当二十一世纪已进入第二个十年时，超过全球一半的纸上贸易量、超过一半的银行资产、国际跨国公司1/3的直接投资等都要经过这些幽灵般区域，全球85%左右的国际银行业务及债券借贷都发生在所谓的“国际货币与国际资本市场”上，表面上，这些都是难以被任何主权国家的法律有效约制的“离岸”区，然而一切却笼罩在神秘莫测中。

诸多富可敌国的“企业家”、“投资机构”、“私募基金”在中国市场上呼风唤雨，在国境之外就游走于这样一个隐匿的世界。而正是这些遍布世界各个时间带、神秘莫测、迷宫般的“离岸中心”、“避税港”、“国际货币与国际资本市场”在全球的财富洗劫与再分配、诸多主权国家及民族的命运起伏中扮演着重大角色。

恒大爆雷并到美国申请破产、今天中国大地上的诸多等待引爆的定时炸弹，源头基本上都可追溯到一个轴心时间点。自七十年代开始，英美大力推动的“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如同一股洪流冲向世界，也恰好在这个时间段，横跨全球各个时间带，以英美为轴心构建的“离岸中心”、“避税港”蜘蛛网也得以飞跃发展。这二者在时间上的吻合并非偶然巧合，这一切之间的联系同样不是孤立偶然的。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英国的撒切尔与美国的里根这两位具有强烈基督教圣战情结的领袖先后上台，在大西洋两岸相继被置于各自政府的权力顶峰，并迅速形成蜜月般的完美伙伴关系，二人对内、对外政策前呼后应、“心有灵犀”，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们携手启动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英美同步式的内外政策标志着全球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以放松金融管制、“自由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为核心的无形博弈洪流在全球公众毫无觉察中正式开闸，从英美冲向世界，这股泄洪般的大潮流导致全球一系列国家发生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思维意识与生活方式的剧变，随之在全球扩散的，是英美领衔的一大批学者传播的一个“定位”论：“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是历史发展的“自然”与“必然”进程，这个进程“不可逆转”。

在西方主宰全球信息流通、垄断话语权的时代，深受其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大批智囊、学者、舆论导向者也有意无意误导决策者及公众，让社会上下形成了一个虚假印象，仿佛“自由”经济理论是西方自古至今的传统理论与贸易实践，但布道者们却对一个简单的事实三缄其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新自由主义”式经济理论不仅算不上主流，而且一直被西方主流学术界忽视，即使被许多人视为“自由贸易”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先驱倡导者亚当·斯密也反对没有政府调节、毫无节制的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贸易，在《国富论》，他对“看不见的手”、对自由市场机制正常运转提出了一系列先决条件，并深信，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在国民生活的某些领域实施有效立法与国家干预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却摇身一变，被树立成“唯一的正统主流理论”，并被疯狂推销。玄机何在?

这实际上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非常规战争，这场无形战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国际金融力量被推上主战场的中心地位。与此同时，一个又一个社会的传统凝聚力被撕裂、主权国家的防护屏障被拆除，以允许海量资金自由进出，通过条条“全球化”大道，堂而皇之地把“投资”输送到世界各个目标国的战略要地，广撒蜘蛛网控制链，为全面掌控世界各国命脉而布局。在“经济”的表象下，这一切却是决定二十一世纪谁主沉浮的民族与文明博弈战。

这场全球博弈战是在一系列“铺路”工程顺利完成后才正式启动的。

如在美国，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就为此开始了战略的全方位一体化：以农业与金融为轴心的经济战、以生物工程为基点的生物基因战、以电磁技术为先导的地球物理战、以媒体、娱乐、学术教育界领衔的信息舆论战与文化战。这一切都被置于国家安全机构与情报网络的统一协调下。

在经济领域，伴随着这一新战略，一些新生力量从英美的金融系统崛起，如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交易等等。为让它们更好地备战，英美政府对这些金融新生力量采取了有意不作为的“金融松绑”政策，旨在让它们避开传统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管理体制。

英美政府“不作为”的一个直接效应就是打开了金融吞并的洪闸，让英美及其遥控的国际金融网络与各目标国的金融系统“挂钩、接轨”，继而让这些“国际”金融力量在各个目标国家的财富重新分配活动中占据中心地位，最终通过“市场化”、“股份化”、“私有化”、“全球化”控制并主宰这些国家的战略命脉，并在各目标国内部“制造”出主宰财富分配的少数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成为一个个完美的隐蔽渠道被用来控制目标国的各个战略命脉领域。

这个精心而周密的计划通过四个决定性步骤启动：

第一步棋：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作出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决定。这实际上是把美元从一切国际规范中解放出来，美元从此成为一个可根据战略需要、被随心所欲操纵、杀伤力巨大的金融杀手锏。

第二步棋：1973年秋天，美国与沙特王室同谋，制造石油价格暴涨，即俗称的“石油冲击”。这步棋不仅沉重打击了在制造业领域对美国开始形成挑战的日本及其它亚洲新兴工业国，而且也为下一步棋中的“石油美元”角色铺路。在此“冲击”下，美国银行业一举获取了一个特权：将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源源不断地“回收利用”再循环，注入世界经济系统后，又把它们带回美国或输送到美国战略所需的任何地方。华尔街如此崛起为与伦敦金融城并肩的世界金融枢纽，并为九十年代克林顿政府的使命铺路。1993年克林顿政府组阁成员名单就已显示出，这届美国政府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正式开启对亚洲的金融大战。

第三步棋：在基辛格等权术师的主导下，尼克松政府利用对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游戏规则的控制，构建了一个隐形的国际金融体制，在无形无声中有效调控境外美元的流动，并为下一步的全球战略实施铺路：以英国伦敦金融城及美国华尔街为核心、由横跨全球的多层次战略性“离岸中心”构成外围，编织了一张覆盖全球的无形蜘蛛网，伺机待命。

第四步棋：1974年，废除进出美国的资本流动管制。至此，“私有”国际金融力量的开闸泄洪准备工作完备就绪。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和全球化的正式开闸，整个世界被置于吞噬大宴的餐桌上。1981年，里根上台后又通过了一条法律，允许“国际银行业务设施”(IBF)在美国运营，从而赋予了华尔街享有与伦敦金融城同样的隐形“离岸”地位，并为控制各国的命脉而铺设陈仓栈道。

要成功实施这个连环棋局需要两大武器。(一)在军事与政治强权的支撑下，维持对一个隐形的国际强权体制运行的全方位主导力；(二)牢牢主宰这个国际体制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

二战后，这个隐形的国际体制触角已遍及全球各个角落，如同一张蜘蛛网，并由蜘蛛侠控制着轴心，围绕着这个轴心，各方密切配合、共同协调：美国政府与美联储、号称世界“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的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私有”国际金融力量、教会大保护伞下的诸多军事宗教组织、欧美在全球的卫星国同盟、密教政治组织、军情网络、非盈利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国际审计信用评级机构、跨国公司、学术与科研机构，等等。可谓八方神仙各显神通，共享财富再分配、主宰世界利益大宴。

但这是极少数人的盛宴，绝大多数人的灾难。

(2)“经济学是方法，目标则是要改变灵魂”！

1979年5月4日，撒切尔夫人来到白金汉宫，接受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任命，入主唐宁街十号正式就任女王陛下的英国首相。

这堪称二十世纪的一个转折性重大时刻。撒切尔夫人也注定成为这个特殊时期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这个不同寻常并不在于她是英国历史上首位女首相，也不在于她是第一位同时拥有律师资格和科学学位的英国首相，而在于她作为一名基督教圣战者，不久将携手战友里根，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推动基督教圣战，从此深刻而无形地改变了整个世界。

美国有一个重要“智库”，叫“传统基金会”(HeritageFoundation)。

该基金会极具影响力的期刊《政策评论》(PolicyReview)对撒切尔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曾有一个著名评论，一语道破英美联手推动、横扫全球的“自由市场化”、“全球化”、“私有化”的目的远超经济领域的真正属性：

“如果玛格丽特·撒切尔失败了，英国的大门将大开，一头栽入不可逆转的社会主义化的灾难中；如果她胜利了，而且她会胜利的，那么，她将为英国国运的复兴做出重大贡献，并因这样一个伟业而载入史册，即不仅引领了她自己的国家，也引领了整个西方世界。”

这个评论强调了撒切尔经济改革政策对“整个西方世界”的重大意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成败关乎整个基督教西方世界的沉浮兴衰，是西方命运共同体的一个转折点。捅破这层天窗：“新自由主义”是新一代文明博弈的一大核心要素，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则是这场战争的一次重大战役。为顺利取胜，1979年夏天，为撒切尔夫人鼎力相助的传统基金会的兄弟组织、另一个“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派遣了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教授抵达英国。斯坦教授曾在尼克松/福特总统下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身负重任的斯坦教授不仅在英国花费了他宝贵的三个星期，也在《财富》杂志上执笔，力主英国进行经济改革，转向“经济真理与理性”。

在撒切尔的增援大军中，还有许多其他在世界上享有非凡声望、影响力巨大的重量级经济学家，如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奥地利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人。弗里德曼是精英势力网络的学术堡垒之一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是自由市场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偶像级人物，哈耶克同样影响力非凡，在二战接近尾声之际，他写的《通往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成为影响力巨大的反国家经济干预的代表作。

为积极投入这场大战，弗里德曼利用自己的强大影响力，向大西洋两岸的战友们吹响了战争号角。在精英势力网络又一喉舌《新闻周刊》杂志上，弗里德曼以《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欢呼喝彩》为题，撰写了一篇评论，督促美国精英们要以撒切尔夫人及其代表的大英帝国精英们为榜样。

在美国精英群体内，自建国至今，一个难以释怀的情结就是“恋根”——明里暗中，把自己视为更有历史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一部分，大英帝国就是美国的母体，英国与美国就是同一个大家族内的两大兄长。弗里德曼也毫不掩饰这种同宗同族感：“自从在新世界创建了诸殖民地以来，英国就一直是我们经济与政治思想的一个主要来源......如果英国方向的改变[注：即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得以成功，它必将强化美国国内的压力，让我们的政府相形见拙。”

这篇由弗里德曼执笔的文章出现在《新闻周刊》三个月后，哈耶克的文章也默契地出现在另一影响力非凡的杂志《财富》上：“我非常敬仰她。她的政策都是正确的，不过她是否能把自己的知识付诸实践，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为确保这不成“问题”，经济学泰斗们启动了一场经济学意识形态的舆论造势战，大力倡导“剔除政府对自由企业的所有一切干预，从最低工资到社会福利项目”，在他们眼中，这种经济改革的试验至关重要，因为“诸多赌注都押在这个试验上”。弗里德曼还宣告：世界“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并预言：撒切尔夫人的选举胜利将标志着“回归十九世纪的自由市场经济”。

弗里德曼顶礼膜拜的十九世纪“自由市场经济”是实打实的“自由剥夺”经济、货真价实的单行道“全球化”，它伴随着西方军事强权的残酷殖民向全球推进，借助野蛮强权强加在其他国家与民族头上。不奇怪，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全球蔓延的新一轮殖民掠夺也基于同一个模式，名为“新自由主义”，更恰当的名字应是“新殖民主义”，不同的只是二十世纪的殖民扩张、军事强权与战争更加无形，各种战争手段也日趋一体化，因而远比十九世纪更具有深远的摧毁性。

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等人如此繁忙地穿梭于大西洋两岸，为撒切尔夫人倾注一切心血、鼎力相助并非偶然，更不是七十年代才出现的历史巧合。要看清发生在七十年代的这个历史大转折，还需回到四十年代乃至那之前的年月，审视一下“新自由主义”的真正起源、它背后的推手与真实蓝图目标。

1947年，发生了一系列将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事件：这一年，美国通过了影响世界各国命运的《国家安全法》。该法案不仅为构建美国独特的“全民皆兵”国家安全体制铺设了法律根基，也正式授权成立了一系列国家安全机构，其中一个是中情局，该组织以“情报收集”的机构为名，实际上被作为新一代非常规大战的中坚力量之一，在数任局长的运营下，中情局迅速成长为一个超越法律和道德规范之上的庞然怪物。从此，由美国的军情网络统一协调、覆盖全美、步步推进的“全民皆兵”隐蔽战网络也开始覆盖全球。

同一年，杜鲁门总统掷下了他那个“杜鲁门主义”重磅炸弹，将世界划分为“敌我”两大阵营，强迫世界各国“选边站队”：谁不追随美国，就必然是美国及其领导的“自由世界”的敌人。这不过是遵循基督教的一个传统教义：谁不信耶稣基督，就只有下地狱一条路。

不久，在所谓的“经济援助计划”大旗下，美国启动了一个重要行动计划——“马歇尔计划”。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媒体及学术界把这个计划打包推销成“欧洲经济复苏计划”，实际上，“马歇尔计划”更是一个反共秘密战项目，旨在把西方诸国及其卫星国拉入一个不可逾越的“自由”联盟框架内、遏制发展中国家走独立于西方的社会发展道路、绞杀其民族独立自决运动，并在全球构建秘密作战网络与反共联盟。

同在1947年，一个由极少数欧美精英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团队汇聚在一名著名的奥地利政治哲学家身边，这群知识分子包括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他们共同出面，创立了一个神秘低调的组织“朝圣山学社”(MontPelerinSociety)。那位著名的奥地利政治哲学家就是三十多年后为撒切尔夫人奔上跑下、推销“新自由主义”的哈耶克。无独有偶，三十年前参加这个小团队聚会、同属于“朝圣山学社”的，也包括三十年后同样穿梭于大西洋两岸、为“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摇旗呐喊的经济学泰斗：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个世界确实很小。

这一小团队把自己描述成“自由主义者”(liberals)。那时哈耶克就有“先知先觉”的本能，针对二战后启动的新一代无形世界大战，他如此宣告：关键是争夺理念的胜利，并预计到，西方要至少一代人的努力，才会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哈耶克也明确列出这场战争的敌人，包括“马克思主义”、“国家计划”。三十年，正是与他“预计”的“至少一代人”的时间相吻合。新、旧“自由主义”之间的宗亲渊源关系到底有多深?

审视“朝圣山学社”这个神秘低调组织及其深层背景，也就不难明白哈耶克的“先知先觉”来自何方、他的“预计”又何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准确了。就如同二十一世纪初某个神秘低调的“智库”受美国国防部之托，对全球所谓的“气候突变”做出“先知先觉”的“预测”一样，其“先知”更来自同一张蜘蛛网络上既存的设计蓝图。同一个网络不仅在“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并主导全球经济学的大潮中翻云覆雨，也在苏联、东欧共产党力量的瓦解和世界的种种动荡中扮演了重大角色。

“朝圣山学社”的成员包括西方诸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诺贝尔奖得主、对舆论拥有影响力的媒体人、经济与金融专家、法律学者等等。这些成员时常会面，为“自由主义经济学”能在全球占据主导正统地位而制定战略。弗里德曼曾于1970年-1972年担任“朝圣山学社”的掌门人。先后在该组织担任一系列要职的另一个显赫人物，是传统基金会的创建人之一埃德温-弗纳(EdwinFeulner)。埃德温-弗纳不仅在1996年-1998年、2017-2018年间先后两次担任掌门人，而且也在其余的时间段内担任该组织的财务总管等其它要职。

在这一小圈子内的其他核心人物中，包括多名具有“白人至上”极端种族主义倾向的“优生主义”组织主导人物，这些组织的目标是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战争与种族灭绝，达到他们的目标：减少地球上的人口、达到白人种族的“纯洁”。

“朝圣山学社”的另一重量级核心人物安东尼·费雪(AntonyGeorgeAnsonFisher)，也是英国社会改良团体费边社(FabianSociety)的一名成员，这个费边社虽然通常以“左翼社会主义组织”被公众熟知，但我们不要被所谓“左翼社会主义组织”的名称蒙蔽，或被“西方中心主义”催眠曲带节奏。在其西方社会源头，所谓的“左、右”翼之分不过是西方秘密精英势力“分而治之”术的一个手段，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标签也被频繁用于幕后操纵发展中国家，在“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这一点上，西方的一切“左”、“右”，尤其在精英阶层，其实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另一位“朝圣山学社”的奠基人是“拉尔夫·哈里斯(RalphHarris，1924-2006)，哈里斯曾是具有强烈“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倾向的英国优生学会的一个主掌人，自1988年至2001年，也担任默多克旗下极有影响力的报刊《泰晤士报》的理事。

1955年，安东尼·费雪与拉尔夫·哈里斯出面在伦敦成立了“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ofEconomicAffairs，IEA)。这个研究所也是费雪等人出面为“朝圣山学社”等组织在横跨全球的一系列国家建立的不下一百五十多个“智囊组织”之一，除了传统基金会、曼哈顿政策研究所等智库外，太平洋研究所(PacificResearchInstitute)、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SmithInstitute)、菲沙研究所(FraserInstitute)等等也都是如此诞生的“智库”。

这些智库聚集了一大批“经济自由主义”学者，自七十年代开始在西方学术界获取了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它们虽然名目繁多，表面上看仿佛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研究方向，但这些横跨全球的智囊机构之间却存在一条无形的纽带，他们的学者与研究也都有一个秘而不宣的使命：把“自由市场经济学”树立成一个主流正统经济学理论，并把这个理论在全球的主流学术界、媒体、政府、甚至宗教组织中深深扎根。

在卡特总统执政期间，对经济的放松管制政策已开始成为美国政府的核心经济政策之一。在里根-撒切尔的完美搭档关系下，“新自由主义”成为英美两国手握的利器与宝物。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这些所谓的“国际组织”，也为这新一阶段的征服战相应配套了一系列战略转向政策，及时调整了各自的政策导向与体制框架。在短短时间内，“新自由主义”大阔步地闯入全球的国际组织、地区机构、主导其决策、并通过这些国际与地区组织的堂皇大门，从英美为轴心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向世界各个角落挺进。

撒切尔在实施她那著名的“自由企业”政策中，有一位重要的精神导师，叫基思·约瑟夫爵士(Sir.KeithJoseph)。基思·约瑟夫爵士与安东尼·费雪、拉尔夫·哈里斯出面，在伦敦成立了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ofEconomicAffairs，IEA)。1974年10月，基思·约瑟夫爵士发表了一次著名演说，让他名声大振。在该次演说中，他公开提出应让低收入的妇女打消生育的念头。他被指责是变相对底层人民进行人口灭绝。基思·约瑟夫爵士的这些理念也对未来的英国首相、撒切尔这位“新自由主义”先锋施加了深刻影响。

为了表彰“朝圣山学社”及其成员的杰出功劳、增强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光彩与影响力，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对他们封爵嘉奖。拉尔夫·哈里斯就是如此被封爵，成为“哈里斯勋爵”(LordHarrisofHighCross)，安东尼·费雪等人则成为“爵士”。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阳谋，却又因幕后大师隐而不显的精湛权术与协调力而无声无息。如此声势浩大却又让普通大众毫无觉察，精心协调组织却又在表面上看仿佛彼此独立、自发而成，这场大师级理念圣战的诸多武士们，伴随着一浪推一浪的大潮，也一步步将自己推入世界舞台中心，并被“诺贝尔奖”的光环赋予了又一个强化权威的地位。1974年，哈耶克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1976年，这个“诺贝尔”光环又降临到他的战友弗里德曼头上。

长期以来，“诺贝尔奖”一直是西方对其他民族进行文化与精神殖民的有效工具，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毫不例外。这个以“诺贝尔”的名义额外塞入的奖项一直由瑞典银行界精英们掌控着，在《借尸还魂：纳粹帝国的战后复生与全球化》主题上，我们会审视，瑞典银行业如何在为纳粹德国作资产转移、为二战后纳粹帝国在悄无声息中改头换面与“全球化”扮演了重大角色。长期以来，瑞典一直以“中立国”的白面小生洁净面孔，被包装成“诚实的中间调解人”，实际上，它长期都是英美德一体化精英势力网络的代理门面，为这些强权向世界各个角落渗透承担无形臂膀的角色，瑞典银行界、工商界、乃至整个国家的财富也与这一切无不相关。

如此也不奇怪，1974、1976年先后落到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头上的“诺贝尔奖”也以完美的“天时地利人和”推动着幕后大师们的宏图战略规划：全速推进“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大业，它们的“投资”将主宰一个又一个主权国家的战略命脉。

这是一个肆无忌惮地放松金融管制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之一，就是通过金融吞噬大宴，通过把千百万本来就处于社会最底层、最脆弱、也最需要政府扶持的弱势群体进一步推向贫困旋涡与绝望的同时，创造为西方精英利益服务的超级富豪群体。在这个进程中，“撒切尔主义”与“里根主义”也永久地撕裂了世界诸多国家的传统社会凝聚力，并为以经济与金融战作先导的全球一体化战争铺设了宽广大路。

向底层弱势群体开战，这是撒切尔-里根启动的“新自由主义”打出的一记重拳。它的一大战线，是对罢工工人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在加强扶持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势力的同时，大西洋两岸都发起了对蓝领工人阶层的打击。这种政策上的同步与时间上的吻合，绝非偶然巧合。

里根总统的第一步棋，是摧毁飞航管制员工会(PATCO)的强大集体力量；在大西洋彼岸，撒切尔夫人则首先拿英国强大的煤矿工会开刀。这些对工会及其代表的蓝领工人群体的无情打击，实际上是在发出一个警告：任何其它工人组织，若想通过罢工等方式要求提高自己的工作条件、由此引发与国家政权及其新一代战略中的主角金融资本的利益冲突都必将遭遇相同的命运。

不仅对社会底层弱势人口，“新自由主义”要打击的还有更大的目标。撒切尔有一句时常被重复的名言：“不存在社会这么一个东西，存在的只是一个个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的家庭。”

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如此发动了一场大战，它的大敌包括一切被视为阻碍“竞争灵活性”的社会凝聚力。几乎一切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责皆被“大转向”，她的政府开始忙于拆除、大规模削减政府对国民福利应承担的各种义务，将国有企业一个接一个地私有化、市场股份化，同时大力支持私有资本。对这一切经济政策的真正目的，撒切尔也毫不含糊，以她特有的直截了当宣告到：“经济学是方法，目标则是要改变灵魂”。

你没有听错！经济学不过是方法、是工具，真正的目标是要改变人的灵魂！

至七十年代，英美为轴心的盎格鲁-撒克逊秘密精英势力对媒体与学术教育领域的大规模渗透和掌控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借助这个已经覆盖全社会的隐形控制网络，“改变人的灵魂”的洪流也滚滚向前，至九十年代，英美的主要大学、学术研究机构的绝大部分经济学院系、商业学校、经济管理学院等，都被“新自由主义”主导、掌控。不仅如此，这些学术机构已成为这个新“正统”经济理论的重要培训基地，为全球各国培养决策“智囊”、经济学“专家权威”，通过他们把这些理念输送到各个目标国家。大批在英美大学镀过金、上过光的精英们回到各自国家后，忠实地实施被灌输的经济理论。可悲的是，其中的一部分人，抱着真心“报效国家”的良好愿望，却不知不觉地成为幕后权术师在自己国家安置的棋子。他们的灵魂的确被改变了，更可怕的是，一切都在他们自己毫无察觉中。

(3)“新自由主义”：权贵者的盛宴，西方经济学的迷魂汤

“新自由主义”的最大玄机就在于：以隐形的、不易被怀疑、不易引起抵抗的“商业利益”方式，将自己的真正目标包裹在经济学、金融学术语的外衣下。“经济改革”的光环会防止目标国家起疑心而产生抵触，如此可以光明正大地对目标国家的整个社会、文化、民众的思维意识进行全方位的重新塑造，目的不仅是要控制全球的人口与资源，更是要主宰各个民族的未来乃至生死存亡。其效应如何，只需扫视一下当今世界。

尽管“新自由主义”在各个不同文化、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的国家都被推动实施，但在所有国家都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

(1)对目标国家公共财产的资产剥离与洗劫、对这些国家各个目标领域的恶性渗透、触目惊心的政商勾结腐败、社会凝聚力的撕裂；

(2)在这些国家，带着宗教般热情大力推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曾被英美培训或深受其影响的经济学家、智库，也正是这些被精心培养的智囊精英，在各自的国家忠实地执行着导师的指示，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弄潮儿。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目标国家的政治、外交、文化、教育、司法、地方政府、乃至中央决策层的思维意识也在潜移默化中被改变，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国防与国家安全等战略命脉也在悄无声息中被渗透并逐渐主宰。

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肆虐，在一个又一个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私有化”、“市场化”狂潮中，各目标国家被瞄准掌控的命脉领域大体上分为两类：

1)任何社会赖以生存和有效运行的战略领域，如农业、供水、电讯、交通、能源、金融与保险等；

2)对任何一个民族的健康存续至关重要并本应由政府义不容辞履行义务的公共领域，如教育、公共卫生与健康医疗、社会保障性住房、养老、公共机构与设施、科学实验室等等。

在“私有化”、“市场化”下，这些领域的公共设施与资产逐渐落入“私人”手中，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义务与职责也逐渐被放弃——更确切地说，是落入西方精英势力网络及其在各个目标国物色的门面代理手中。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对这些领域进行所谓的“改制”、“改革”，其真正用意并不在商业经济，而是隐匿在这个僵尸背后的诡异面孔：一体化战争的战略打击。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与决策智囊对基督教西方的一个社会传统及其本质不甚了解，即政-军-情-商-宗教-金融-学术-媒体-司法等精英势力网络一体化的社会权力结构，这也不可避免形成西方社会一个独特却隐而不显的社会与经济现象：国有及私有经济的隐形融合，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个私有企业、民间组织，实质上则是一种隐形的“超级国有”网络，十九世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这样一个摹本。不了解这个传统，就导致一些学者大肆宣传西方国家推行“民营化”的经验，仿佛国有经济在世界各国“与历史潮流逆行”，仿佛国有经济在任何国家都是“没有希望的”，仿佛民营化是唯一可行的经营模式。这样的宣传带有很大的片面误导性，并导致自己国家的政府被误导、诱导，作出重大的战略失误决策。

在英美设计并推动的“私有化”、“市场化”下，各国本来由国家拥有的公共财产统统被逐步置于“市场”的屠刀下，站在菜板边等候的，是西方精英势力网络成员及其代理们，这些组织与个人手握无底洞般的海量资金，伺机寻求猎杀对象。而目标国一旦四门大敞，“捕猎者”就会借助“离岸”等国际金融体制赋予的金钱流向保密机制，让来源不明的海量“投资”源源不断涌入。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一边是西方军情机构与政府幕后协调的一体化势力网络拥有的隐形的“超级国有”跨国公司、投资机构、“私募”基金，配备着无底洞般的雄厚资金，另一边则是目标国内势单力薄的企业家——他们大多是专注于利润的商人，不仅没有可以匹敌的资金与所需的一体化后援支持，也没有足够的准备与防备，对国际投资这个污水深潭更是没有什么真正了解，根本不可能与来自海外的吞噬性隐匿力量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抗衡。这种不对称战争在本质上就如同一个菜市场上(唯一目的就是要赚点钱)的小商贩面对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决意铲除并通吃一切的一体化作战大军。中国市场上多少家优秀的民族企业被割草一般地收购，有目共睹，原因种种，但源头在何处，无需这里浪费笔墨。

这才是为什么在一个又一个施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国家，国有企业皆被作为必须被拔除的眼中钉的真正原因。为达到这个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与西方国家默契配合，通过各种途径，强行要求成员国必须对国企进行“改制”、“重组”、“股份化”。

国企究竟何罪之有?抛除种种被西方喂养的迷魂汤说辞与忽悠人的纸上谈兵“经济”神学术语，没有必要旁敲侧击：国企的最大罪行就是，(除了华为这样的少数例外)它们是唯一有实力与西方隐形的“超级国有”势力抗衡、确保国家经济主权与民族博弈战胜利的力量。作为民间企业的华为被西方围剿堵截与国企被强行“改制”、“股份化”，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强权们要摧毁的，是目标主权国家的本土民族经济实力与自我防御能力。

这也恰恰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狂卷兼并、垄断风暴的同时，却忽悠发展中国家进行所谓的“自由市场竞争”。在这个催眠曲的误导下，这些国家的民族企业常常会被鼓动，在彼此之间大打出手、两败俱伤，而来自国境之外的“猎食”者则在幕后相互结成秘密垄断同盟，伺机吞吃已打得精疲力竭的猎物。八十年代以来，一波又一波的兼并、收购、私有化、公司股份化等大宴狂潮一直被这种形式的“捕食”主导着。数十多年以来，整个世界都在经受着一场猎物大捕杀。

不仅如此，西方社会权力结构中根深蒂固的军-情-商-政-学-媒-司法一体化网络的运作，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现实：通过对市场的种种暗箱操纵，巨额财富以牺牲多数普通民众利益的代价，被“重新分配”到社会极少数精英权贵手中。这是变相的财富洗劫，却在冠冕堂皇的经济学术语包裹下，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与道德上的合理辩护。

“新自由主义”的首批试验场包括智利，并在1973年的一场血腥军事政变后启动。发生在智利的军事政变由尼克松政府下的美国军情网络与梵蒂冈教会下的“主业会”、“马耳他骑士团”等方共同幕后指挥，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主导协调，并最终由皮诺切特将军出面牵头智利军方发动。这场政变是在“主业会”及中情局在智利的势力堡垒之一、“民间学术智囊”(综合研究所)内秘密计划的。“综合研究所”的一名负责人库维略斯(HermanCubillos)成为皮诺切特的外交部长；被美国培植的“经济专家”、也是出面共同组建该“民间智囊机构”的巴拉奥纳(PabloBaraona)，被任命为智利的经济部长；第三名最初出面共同组建这个“民间学术智囊机构”的成员——“耶稣会”/“主业会”的古斯曼(JaimeGuzmán)，则负责起草了智利的新宪法。

政变后的智利，在实施恐怖统治的军事独裁暴君中，不仅有皮诺切特这样的“马耳他骑士”，其中数名也是教会的“主业会”成员，如何塞·梅里诺海军上将(AdmiralJoséMerino)及杰米·埃斯特拉达·利将军(JaimeEstradaLeigh)等人。

政变后随之而来的，是智利的工会、最贫困的土著人口等社会底层民众遭受的血腥屠杀与恐怖统治，“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就如此在新上台的军事独裁统治下开始实施，并由美国精英大学培训的经济学家与教会组织内“虔诚的”精英教徒协助。智利由此被推向一个极度分化的社会。

长期中皮诺切特一直被指控手上沾满了鲜血，但他绝对是西方精英世界的“英雄”，也被教会的“马耳他骑士团”(SMOM)授予地位显赫的骑士荣誉勋章。在智利军事政变几十年后，已卸任的皮诺切特将军访问英国时，西班牙一位法官要求将其引渡，以对其独裁“民主”政权下践踏人权的罪行进行审判。

当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不仅竭尽全力协助皮诺切特逃脱法律审判，还公开呼吁英国同伴们必须保护皮诺切特，因为他是“我们的好朋友”(ourgoodfriend)。撒切尔夫人的“仗义”之言不仅仅因为在英国-阿根廷战争中，皮诺切特将军积极搜集智利的兄弟邻邦阿根廷的情报、为英军导航等一系列“友好”活动，还有更深一层意义——如同他们的美国战友里根，他们同是“新自由主义”的第一代圣战者，也都深知这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真正核心所在：这是在继续一场千年未完结的基督教全球东征圣战，而他们则是在致力于基督教西方大一统联邦的全球主宰大业。如此也不奇怪，他们的“经济改革”都基于强烈的宗教军国主义根基，都是为了在全球推动一个基督教化进程，所以才有撒切尔的直言“经济学是方法，目标则是要改变灵魂”。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所以被作为一个样板向各个目标国家的决策者与精英利益群体大力推销，正是因为它是这个蓝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蓝图却被主流媒体和学术界大力粉饰并套上一个耀眼致盲的“科学”光环，仿佛它是各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可行模式。更不可思议的是，诸多被成功诱导“入轨”的发展中国家都试图把自己的经济甚至社会发展政策捆绑在一个由圣战者们主导设计的轨道上，却对一个事实视而不见：自古及今，英美版式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所谓的“经济合理性”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任何一个国家实施并被证明成功过。

在一个由西方强权垄断信息流通与话语权的世界舞台上，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实属罕见，偶尔也有少数例外。但这些例外的声音之所以被允许流通，恰恰是因为它们符合了幕后权术师们的意图，因此也被高调播放。被西方盛赞的发展中国家精英都有一些共同点，大体上都是“全球化无国籍、无国界”这个理论的热情传播者与公众舆论导向者。通过这些被“国际”力量树立起来的“权威”、“专家”，通过他们对决策者及媒体的舆论误导，一个海市蜃楼被深信不疑：“全球化”意味着“国际合作[潜台词：扮演西方利益的服务生角色]是唯一可行之路”，“民族品牌”、“民族工业”这类概念都已成为历史、不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了。在西方对世界步步推进的战争硝烟中，国家、民族这些概念已从某些人呼吸的空气中蒸发了。

那些在世界舞台幕后翻云覆雨的“玩家们”非常精于忽悠发展中国家，但他们自己却一刻也不会忽视金融、经济贸易与政治、军事之间不可分割的、与生俱来的内在联系。忽视者无异于自杀。当诸多善良者还在英美权术师们设计主导的“全球化”、“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经济”的催眠曲中歌舞升平时，“全球化”的一名著名“传教士”却不小心道出其中玄机。

《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评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是“全球化”的著名推销员，也数次获得普利茅斯奖，他写了《世界是平的》等一系列推销“全球化”的畅销书，其中一本题为《凌志汽车与橄榄树》，径直冲上克林顿总统的“必读书目”之首。在这本书中，托马斯·弗里德曼如此一言道破全球化的秘密：“全球化正遍布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

这就是在一个全球的规模上，对美国化的一致统一与传播—从麦当劳到苹果电脑及米老鼠。”(《TheLexusandtheOliveTree》，1999)

捅破这层天窗，“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而这个美国版式的全球化，就如同大英帝国版式的“自由贸易”一样，都必须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做支撑：强大的军事铁拳。

一个多世纪前，著名的华尔街金融大鳄库恩—勒布在考虑以海关收据作抵押、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提供贷款时，曾如此询问其伦敦的伙伴——英国金融家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SirErnestCassel)：“如果他们不偿付[贷款]的话，谁会去讨取这些海关税收呢?”卡塞尔著名的回答是：“你们的和我们的海军陆战队。”

一个多世纪的今天，这个前提条件更是至关重要。在《绞杀华为与不可复制的硅谷：无人愿说出的公开秘密》这个主题上，我们曾看到，1999年，《外交事务》杂志举办了一场辩论。辩论双方是《外交世界》(LeMondeDiplomatique)主编伊格纳西奥·拉莫奈(IgnacioRamonet)与托马斯·弗里德曼本人。这场辩论进入白热化时，托马斯·弗里德曼急切地否认自己曾提出过、或甚至想过这样一个伪命题：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会被“市场看不见的手”解决。在捍卫《凌志汽车与橄榄树》的主旨时，托马斯·弗里德曼如此声辩到：“我这本书最后一章的整个章节概述了我所相信的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必须做什么，以便从经济上及政治上将全球化‘民主化’。”

在其书的最后一章，托马斯·弗里德曼为此提供了一个秘密药方，美国政府必须准备使用军事强权去拆除、摧毁各个主权国中抵抗全球化“不可阻挡”大潮行进的那些顽固不化分子：“市场的隐蔽的手若没有一个隐蔽的拳头将永远不会发挥作用。若没有设计美国空军F-15战机的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麦当劳也不可能繁荣。而为硅谷技术的繁荣提供持续安全环境的那个隐蔽的拳头，就叫做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无意冒犯硅谷，恕我直言，观念和技术本身并不会自行胜利并传播的。”

换句话说，经济也好，科技也好，都必须有强大的军事作后盾。谁若试图抵挡美国式的“全球化”大潮，那么美国政府必须准备动用军事强权去摧毁这些顽固的抵抗者。

不奇怪，这同一个托马斯·弗里德曼尽管与特朗普的前顾问班农被视为美国意识形态领域两大派别的代表式人物，但在如何对付中国这个问题上，则绝对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必须狠狠打击中国，不能等中国长得更大了。就在华为遭受全方位围攻绞杀约两年前，托马斯·弗里德曼就在白宫与班农等政府要人讨论“中国问题”。当时，弗里德曼本人刚从中国回到美国。在中国，他受到盛情款待、推崇追随与信赖，但这一切似乎丝毫没有影响他打击中国的坚定意志与对美国的爱国之心。

在中国，《凌志汽车与橄榄树》一书中道破的这个“全球化”的最核心本质却几乎无人提及，仿佛它并不存在一般。似乎也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提到的这个公开秘密感兴趣：美国究竟何以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强权?这个公开的秘密就是：绝对的军事强权和绝对的垄断地位。

托马斯·弗里德曼不过是在陈述西方崛起并主宰当代世界的一个普遍黄金法则，就连他提及的“硅谷”本身也与军方及情报业界的支撑不无相关。硅谷的诞生和发展受益于二战后美国构建的隐形“全民皆兵”式“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SecurityState)。与美国的大多数产业一样，硅谷同样深度依赖国家政权-军方-情报界及海外隐蔽战网络的大力扶持与参与，才被视为信息技术、高科技、“创新”的同义词。硅谷的“奇迹”难以被其他国家复制的秘密也正在于此。

国际经济一向携带着浓烈的政治与军事导向，然而，在当今的国际金融、国际经济、国际贸易与投资等教科书里、课堂上、各种学术讨论中，这个核心要素却往往严重缺失，这个现象绝非偶然，而是一场持续不断公关大战辉煌成功的显示。长期以来，尤其是二战后，“经济学”被逐渐从政治、哲学、历史、社会学、公共管理学中肢解出来并被逐渐数学化与神化，在“专业分工”的手术刀下，成为一具冷冰的僵尸。这堆行尸走肉被重新包装、被推销成一门不具有任何意识形态性质的“中立”科学，俨然一门新宗教，被顶礼膜拜。

头顶“学术权威”光环、具有催眠效应的“专家理论”有意诱使决策者与公众忽视一个事实：自古及今，国家、政治、民族、社会的公共利益从来都是主导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运行的关键要素。既然如此，就出来一个十分值得深思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中那些热心为他人做推销员损害自己国家利益的精英们究竟为什么要那么做。

要明白我们究竟如何走到这一步，就必须从一幅全景图去审视肆虐全球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这样才会看到它的另一副面孔。而有时，人必须勇敢地后退一步，才能看清横在面前的整幅画面。不错，由强权们设计、诱导的“自由市场”模式确实是一条路，但它从来不是一条通向真正的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公正与和谐进步之路，而是一条灾难之路，这条路旨在增加目标国家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必将日益难以抵抗外界压力，如此也更加便利于隐蔽战网络渗透、便于目标国家的命脉被无形无声地掌控。

政府对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承担开支，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理应承担的不可推卸的神圣天职，也是任何一个政府存在的重要理由对这个天职的放弃，是对国家发展、民族存续的无形阻断。大力削减对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公共开支，国民被迫为教育及医疗承担沉重的支出，许多孩子被迫停学，许多家庭因无钱治疗而家破人亡。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让百姓尤其是那些最需要政府扶持的低收入家庭挣扎在死亡与绝望的贫困线上。这不仅仅是政策导向失误的技术性问题它更是政府的渎职性犯罪。

(4)“新自由主义”不可告人的蓝图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洪流蔓延全球的进程中，有那么一批特殊人物、组织及一系列重大事件，它们表面上看彼此孤立，实际上却是同一张覆盖全球的巨型蜘蛛网上的节点。只有看清这些节点之间的无形纽带，才会看明这幅全景图的真实画面：英美联手推动的“新自由主义”，表面上看似“纯属经济领域的政策实施”，却隐匿着两个不可言传的战略目标：一个是同化并主宰全球各民族的命运，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基督教大一统王国；另一个是在全球大规模实施可控的人口消减计划。

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推向全球，撒切尔与里根之间完美的搭档关系十分关键，但绝非偶然。二者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纽带。在里根1980年总统竞选中，某些幕后组织与人物扮演了重大角色；在撒切尔夫人的“自由企业”经济政策及其“社会改造”工程中，同样的组织与人物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幕后推动力量表面上的名字虽各不相同，但大体上有三个共同点：

(1)都具有强烈的基督教军国主义倾向；(2)都携带着浓烈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心态；(3)反共是这些组织的“圣战”使命之一。

在苏联及东欧共产党力量解体的历史一幕中，这些组织与人物大都在幕后扮演了重要角色。

比如“道德多数派”(TheMoralMajority)。1979年这个组织由美国著名的基督教组织领袖杰里·福尔韦尔(JerryFalwell)等人创立。此后，该组织立即投入198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活动。因在里根当选总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组织享受与白宫直线连线的特权。

像“道德多数派”这样的美国精英，他们的共同“使命”(痴迷)，就是要把《圣经》”预言”的“世界末日大决战”(Armageddon)付诸现实，为此他们积极备战布局、处心积虑“创造条件”即制造圣经中描述的各种灾难让这个“世界末日预言”早日实现，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他们帮助上帝实现计划的一个圣战义务。而对这场“世界末日大决战”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场所就是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视为必争之地的圣殿山(TempleMount，又称锡安山)，此处的阿克萨清真寺(al-AqsaMosque)就是引发今天在加沙地区发生的以色利与巴勒斯坦之间灾难性冲突的一个诱因。这种灾难性冲突正是大批基督教圣战者们长期以来摩拳擦掌期待的，它意味着世界末日可以尽早来临，这样耶稣基督就可以如期“再次降临”(theSecondComingofJesusChrist)并带领他们一同回归天国了。

对以色列的无条件甚至近乎狂热的支持还有另一宗源：盎格鲁撒克逊精英们近乎病态的“寻神根、攀神亲”痴迷。为了证明自己“独特而优越”，拥有“上帝赋予的统治全球的权力”，数个世纪以来，他们绞尽脑汁“寻根攀亲”，为了给自己攀个凡人不可挑战的“神”祖宗，“耶稣的嫡系后代”、外星“神族”、远古时期的“龙王朝”神族等统统成为盎格鲁撒克逊要寻的“祖宗”候选。伴随着大英帝国的全球殖民进入高潮，这个痴迷又导致十九世纪崛起了一个“不列颠以色列论”(BritishIsraeltheory)。

自1840年，即英国为避免国家破产的灾难而发动对华鸦片战争的同一年，从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威尔逊开始，通过荒诞不羁的逻辑与捕风捉影，“撒克逊民族源于以色列民族、是上帝之子的嫡系后代”之类的理论开始风靡英国精英圈子，把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打造成“上帝之子”耶稣所属的以色列古代一支失踪的部落，据此，十九世纪的英国作者爱德华·海因(EdwardHine)甚至得出一个著名“结论”：“英格兰永远不可能被打败——这完全因为我们是以色列这个事实。”爱德华·海因成为推动“英国人是以色列人”身份认证运动的先锋之一。这些理念后来开始影响美国的相似运动，这类运动设计了一个身份认同方程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犹太人=“上帝之子的嫡系子孙”，因而有统治世界的天赋权利，其他民族不可与之平起平坐，更不可挑战之。

不奇怪，1979年“道德多数派”刚成立不久，杰里·福尔韦尔就宣告：“谁与以色列作对谁就是与上帝作对”(WhoeverstandsagainstIsraelstandsagainstGod。)

让人困惑的是，这样一个具有浓烈的基督教军国主义与种族主义情结的组织为什么要如此大力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在以“全球化”、“自由市场化”、“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洪流冲向全球的进程中，许多基督教组织都扮演了重大角色。如智库“国家政策委员会”(TheCouncilforNationalPolicy)，这个听起来仿佛只是为“国家政策”建言的智库其实是一个极为隐秘的精英网络，由五百多名成员构成，塞满了基督教组织的领袖、政界、工商金融界、媒体等领域地位显赫的人物。

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基督教军国主义圣战相连，这对中国这样的非宗教传统国家的许多同胞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不考虑西方社会的宗教军国主义文化基因，就难以了解这个文化基因影响下的一切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和全球主宰战略。在西方社会，宗教情结根深蒂固，并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政策也毫不例外。自古及今，西方诸国的宗教-军事-政治不可分割，也一直是一切政策的基石，而经济则一向位于从属地位，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不会改变。在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里，她直截了当地解释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与执政哲学：“我信仰犹太-基督教价值观，我的整个政治哲学就是基于这些价值观。”

早在1951年，当年轻的撒切尔还没有正式成为议会议员时，她就声明：“世界的未来取决于少数一些男女，他们是基督教徒，而且甘愿在海外实践并传播这个信仰。”

大西洋彼岸，撒切尔夫人的美国战友们更是把征服整个世界作为一项基督教使命。在美国短暂而血腥的历史上，一系列持续不断的战争设计与制造，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巧妙利用西方这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宗教情结，有效煽动并获取大众对战争的支持。自建国至今，美国历代总统候选人也都需要表白自己“对上帝的虔诚”、对基督教的“坚定信仰”。

二战后，这种宗教军国主义与文化情结也被圣战者们巧妙利用，将整个西方世界及其卫星国统一在“上帝”的大旗下，向“非基督教信仰”——共产主义这个“邪恶帝国”开战。杜鲁门总统就曾宣告说，世界面临的问题是一场反对“无神论主义”的东征圣战，因为“共产主义否认上帝的存在”。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也曾解释宗教在这场无形的世界大战中的至关重要性：“我们不能寄望于仅仅通过在物质领域打击共产主义就可成功将其击败”，他强调，要打败共产主义还必须“牢记基督教情结在欧洲的力量，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可与共产主义对决的意识形态。”(TopSecretCabinetPaperonFutureForeignPublicityPolicy—04-01-1948，IRD/FO1110/PRO)

诉诸于西方社会的宗教情结，这个谋略是一个自然、简单而又绝妙的大师级手笔。把共产主义与“邪恶”划等号，必然会在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基督教徒的西方公众心中唤起强大的基督教圣战情结；不仅如此，在人类社会的大多数人口都是某种宗教信徒的时代，这个谋略也为西方的战略大师们提供了一个“分而治之”的成功选项，首先把各个不同宗教都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提供一个强大的感召聚集点,共同对付“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威胁。

当有人建议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容纳苏联”、与之和平共处时，里根总统以不容妥协的语调断然否决这种可能，为那些幻想“合作共赢”、靠不断忍让换取“和平共处”的善良者敲响了警钟。

苏联之所以被贴上“邪恶帝国”(evilempire)这一标签，也受益于里根时代的宗教宣传战。在基督教西方，“邪恶帝国”这个名词携带着强烈的宗教色彩，这一用词无疑会唤起基督教世界的公众对共产主义的仇视。1983年，在对全国福音协会的讲话中，里根首次宣告苏联是“现代世界的邪恶中心。”

里根的宣告不过是明确了基督教西方的原则：谁不相信基督教，谁就是邪恶的中心，谁就必须被同化或根除。这不仅是针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也不仅是针对伊斯兰教这个历史上曾与基督教持续争战过的宗教对手，即使从不曾与基督教有过争斗的佛教也不可免除这样的命运许多牧师/神父对他们的信徒宣称，佛教也是“邪恶”，佛菩萨们都是“邪灵恶魔”。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人类社会究竟面临着什么，就难以放弃“忍让换取和平共处”的幻想。

如果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人口被大规模屠杀、几近灭绝的命运还不足以唤醒善良者的求生本能，如果曾强大繁荣的亚洲被各个击破、整个世界被持续不断的战争制造步步推向毁灭性灾难的现实还不足以唤醒幻想者的话，里根的宣告该是一记警钟。它意味着世界一直被陷入一场战争，而战争从来就没有“双赢”。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就必须把上帝打造成美国及其同盟进行全球征服战的一个工具，将上帝和耶稣基督随时随地召集到自己身边也成了一门精湛的技能，以坚定反共、致力于基督教圣战使命的里根总统更是如此。正是里根总统时期，在美国执政及在野两党携手大力推动下，1983年被法定为“圣经年”(YearoftheBible)。在里根的宣告中，他称：“在许多将美国塑造成一个独特的国家与民族的影响中，没有哪一个比《圣经》更根本和持久......比起技术、教育以及军备，我们更需要精神资源”。

里根是从演员到总统的一个人物，他的这些“虔诚”之语中有多少是发自真心，只能留给上帝去评判了。这里至少可以说的是，二战后的数十年间，包括里根本人执政期间，在反共的圣战大旗下，以上帝、基督教使命的名义，横跨全球，西方诸国联手教会组织支持、赞助的一个个军事政变推翻那些希望为百姓争取公平利益的政府，伴随而来的恐怖统治肆虐了一个又一个发展中国家。拉美、东南亚、非洲等国家中的社会底层弱势群体被一次次抛入灾难性漩涡，陷入频繁的社会动荡、血腥屠杀、独裁恐怖统治，挣扎在生死贫困线上。而这期间正是基督教西方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期。这个时间段的吻合绝非偶然的历史巧合，因为对底层弱势群体、非白人人种的大规模削减甚至灭绝，正是“新自由主义”与基督教圣战者们的共同理想，也是他们的游戏终点。

若要给里根-撒切尔的伙伴同盟一个概括性定义，那该说，这个伙伴同盟开启了一个基督教西方全球征服的新时代。这场征服战要进行的，是以“全球化”、自由市场化、“私有化”的名义，步步推进全方位主宰世界的基督教圣战，一场新十字军东征。

如此也就很自然，与幕后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大潮的基督教组织关系密切、为一系列“智库”提供资助的金主，包括一些具有强烈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倾向的优生运动组织。从英国诞生并继而蔓延到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现代“白人至上”优生主义运动的一个明确目标，就是要大规模减少地球“垃圾”人口，这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设计者不谋而合。他们用的“垃圾”这个词，不仅指有色人种，也包括白人社会中的底层贫穷人口等弱势群体。这并不奇怪，“美国”这个系列神话中，有堆积如山的不捅自破的肥皂泡，其中一个就是有关“人”的定义。

在美国建国后的漫长岁月里，没有财产的贫穷白人与有色人种一样，都不被赋予公民权，都不被包括在《人权宣言》中宣称的“人生来平等”的“人”这个定义里。对这样的“垃圾”人口进行削减，也恰是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设计的游戏终点。他们崇尚的“人口削减法”鼻祖之一，就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前期英国教会的一名助理牧师与学者：马尔萨斯。

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不仅对从此至今的种种“人口削减”理念与实践都施加了深远影响，也通过他对达尔文的深刻影响而把人类对生存机制的认知与生命奥秘的探索引入了歧途。长期以来，“达尔文”几乎变成“为了生存而进行激烈竞争、你死我活”的同义词。许多人误以为达尔文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这些理论来自他的“科学考察”，并在后来引发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误解，前后关系恰恰颠倒。

达尔文最被频繁引用的两个概念(“适者生存”、“生存竞争”)都不是他的首创或“科学发现”，而是他从后来被反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倡导者那里借用来的。这两个概念，“适者生存”(survivalofthefittest)源自英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斯宾塞；“生存竞争”(sruggleforexistence)来自马尔萨斯。

早在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物种的起源》前，马尔萨斯的“生存竞争”论就已在英国社会流行。换句话说，是先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后产生了漏洞百出的所谓的达尔文“进化论”。二者出现的因果被巧妙倒置，让“社会达尔文主义”套上一层“科学”的光环，为其树立一个“道德中立”的牌坊。但这种“科学”理念完全背离宇宙运行的生命机制。

现代分子生物学与人类对基因密码的破译在逐渐向人类证实华夏文明之源《易》传输的宇宙运行法则才是生命得以存续和升华的奥秘所在：

生命存续和发展的最优机制在于协同合作，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基因、细胞及其构建的各种组织器官都高度复杂精细，只有协同合作才能达到生命的最优状态，一切皆由基因密码程序控制。达尔文的“进化论”携带着浓厚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背景，与宇宙万物的生命运行法则背道而驰。

在达尔文时代，提倡“弱肉强食”的生存论在英美的精英与文化知识群体内十分流行，并为二十世纪的“新自由主义”提供了精神食粮与理论基石。对于斯宾塞来说，“适者生存”意味着医疗、教育、养老等这些国民的基本需求都是民众自己必须承担的义务。“生存竞争”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主要理论基石，马尔萨斯认为对“低等的种族”(lowerraces)必须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比如让贫穷家庭的婴儿死亡，因为这些婴儿“对社会没有价值”，他把这视为“正义”(justice)和“荣誉”(honour)的义务。而为了履行这些义务，他对贫穷人口进行削减的手段包括通过传染病减少这部分人口，让穷人居住在拥挤的环境中、街道要修建得狭窄、村庄应修建在污浊的死水塘边，如此可以方便瘟疫的传播。

马尔萨斯堪称现代种族生物、基因武器的精神导师与理论先驱，为此他被许多研究者批评为对底层人口与弱势群体进行“族群灭绝”。马尔萨斯“人口论”无异于强者对弱者生存权的剥夺、权贵对弱势群体利益的践踏。达尔文深受马尔萨斯影响，设想马尔萨斯的理论也适用于自然界，由此才诞生了达尔文“进化论”中这些著名的概念。

2020年，当新冠肺炎肆虐世界各国时，西方国家的一系列政策让许多国人感到难以置信，这些政策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社会内部弱势群体的无视与抛弃，就是“适者生存”这个野蛮丛林法则的现实写照。在西方诸国，新冠疫情中，远远高于平均死亡率的恰是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在许多国家，贫穷人口死亡人数至少是富人的两倍。新冠疫情对各国的影响虽然大小不同，但在一点上却惊人相似：贫富分化急剧加大。受疫情冲击的，是各国的底层人口，而在疫情中反而变得更富有的，则是超富阶层。如瑞士银行的一份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诸国，2020年这些国家的成年人平均财富在增长，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则相反。

2020年，当新冠肆虐世界时，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平均增加了27%，其中一些更是成倍增加。这一切还要考虑到另一个事实：他们在避税港遮蔽的秘密财富还无法计入任何评估与“财富榜”。其中榜上前十名可公开的总财富在2020年就增加了五千四百亿美元。三十余个国际跨国公司在2020年的利润增长如此强势，有人甚至呼吁对它们收入增加的部分进行临时征税，按照这个不可能实现的建议，即使这部分的临时税收收入也至少可达一千多亿美元。

今天，盎格鲁撒克逊版式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极端宗教军国主义与残酷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三大致命毒素的叠加不仅让昔日纳粹汗颜，也日益严重威胁着整个人类的健康发展乃至持续生存。

当掌控全球信息流通及话语权的精英们侃侃而谈“自由”、“民主”、“人权”的“体制优越”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他们的目的恰是要遮掩自由的暴政、民主的独裁、人权的奴役给世界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他们要屏蔽的正是闪光的财富背后难以计数的无辜者的尸体、善良民族与弱势群体的血泪。

面对这样的世界，难道我们只能忍气吞声、任其宰割、坐以待毙吗?

历史赋予我们华夏子孙的使命是要引领人类向一个更高层次的和谐宇宙文明进化，进入一个真正自由、觉醒的文明复兴时代。但我们自己首先必须从西方的精神殖民中解脱出来，从金钱、权力、名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社会需要以切实的实际行动真正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人人皆有尊严、“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让自然回归平衡，让公正与仁义大行天下。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时代，但我们也有幸生为华夏人，无论在世界的那一方，每一个人都有承担一份使命的责任。愿华夏吾辈戮力同心，不辱使命！

(本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