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发展带来的问题与风险

——统筹发展与安全系列研究

江  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唯物辩证法启示我们，不平衡是绝对的，是常态；平衡是相对的，是非常态。世界发展史告诉我们，不平衡是政治经济发展、市场调节的基本规律，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规律抑或重要规律。因此，社会主义中国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当注重平衡发展，而不是偏执于不平衡发展。

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矛盾双方在又统一又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此消彼长的变化，决定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时表现为平衡状态，有时表现为不平衡状态。平衡，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双方有条件的、相对的统一，体现着事物发展的稳定性和有序性；不平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双方失去相对统一状态，体现着事物发展的不稳定性和非有序性。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经济社会发展，从某种视角看，是国民经济中技术（部门）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所推动的，在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斗争中，社会主义经济不断波浪式发展前进。195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评论说：“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发展。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①

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因为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从而相对地减少经济社会矛盾，使得经济平稳增长、社会和谐发展、政治持续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毛泽东同志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②

改革开放后，中国更加注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强调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比重不断变化，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③由于各地区要素资源禀赋不同，在国家发展战略安排上秩序有先后，党和政府赋予的优惠政策有差别，如此造成范围更大、层次更为明显的不平衡性、不协调性。“发展不协调是我国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④统筹发展与安全，在发展与安全之间，有一定的界限或度的问题，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协调性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条件下，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但是超过一定界限和度，事物很可能向相反方向转化，促进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断减少，累积风险的消极因素不断增多，发展议题就会蜕变为安全问题，小的安全问题若不及时加以解决，很可能成为大的乃至严重的安全问题。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发现并论述了资本主义的个别企业、个别部门、个别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初步构成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思想。列宁在深刻分析他所处时代资本主义特征时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市场的统治，各个企业、各个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在1915年撰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平衡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工业中的危机和政治中的战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恢复经常遭到破坏的均势。”“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⑤

不平衡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及大战期间，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不平衡。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它的高级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不平衡态势：新兴的美国和德国发展最快，老牌的英国和法国则相对落后了。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因为资本积累而抢夺资源与市场、瓜分殖民地的矛盾也日益尖锐。矛盾斗争的结果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战争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在战争中，美国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日本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加，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实力则受到严重削弱。战争直接导致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环节—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经济从此出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存的局面。

随着社会主义苏联的诞生，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了新的内容，既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又有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尽管苏联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经济恢复的速度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原有的主要存在于英美之间的矛盾，逐渐为英、法、美和德、日、意两大集团的矛盾所取代，矛盾的焦点在于围绕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及投资场所的激烈争夺，矛盾的激化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均衡被再次打破，美国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一度在资本主义世界居于绝对优势，对国际事务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德国、日本、意大利因受战争的严重摧残，暂时退出了国际竞争舞台，法国丧失了原先的重要地位，英国元气大伤。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得到进一步壮大，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相对垒的社会主义阵营。与此同时，“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之潮流浩浩荡荡，众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取得独立，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逐渐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即第三世界。但是，发展中国家内部情况千差万别，其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不平衡的趋势。这样，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呈现多样化趋势，集中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⑥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不会像涅瓦大街那样平坦和笔直”，世界经济在不平衡之中曲折前行。

发展不平衡加剧矛盾甚或引发战争。21世纪伊始，新兴市场崛起，西方国家衰落，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1世纪前20年间，G8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的比重由47%降低到35%，发展中国家的份额空前提高，其中中国由6%跃升到16%。经济是基础，基础结构变迁了，国际政治秩序会随之改变。

多年来，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努力地韬光养晦。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依照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而且按照西方多家权威机构的预测，中国在名义GDP上很快就会超过美国。作为规模最大、实力不断增强、影响力不断上升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于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浓重、霸权主义思想严重的美国，将国家安全战略重点、国际矛盾斗争焦点逐渐鲜明地指向中国，对中国的敌视越来越严重，对中国的遏制越来越严厉。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大搞“亚太再平衡”，积极谋划“印太战略”，极力策动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搞亚洲版北约，剑指中国，不仅发动一个个“要钱”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更有“要命”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在一系列“无硝烟战争”之外，美国在东海、南海、台海不断制造并扩大事端，向中国直接施加军事战争威胁。

1916年，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就会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⑦资产阶级视无产阶级、资本主义视社会主义为天敌，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曾经联合围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今天则正在加紧围剿作为社会主义中流砥柱的中国。

核心—中心—外围—边缘—不平衡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今是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世界经济格局决定国际政治秩序，美国（以华尔街为代表）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的核心，属于资本富集的地带，是资本运行最有效率的地带，也是资本得到全方位呵护的地带。核心地带制定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决定世界运行的秩序，处在资本主义丛林之食物链的顶端。西方一众经济发达国家，即美国的盟友，经济上受美国核心的剥削，政治上受美国核心的压迫，与此同时，又与核心一道剥削压迫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处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处于经济受剥削、政治受压迫，既穷且困的状态。在体系外围之外，即边缘地带，基本上是被资本遗忘的地带，资本主义力量不愿触及或鞭长莫及的地带，不过往往也是地缘政治力量的边缘地带，即易于崛起的地带。

实际上，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商品经济的重要规律，是市场调节的必然结果。而且，初始的不平衡，经由市场调节（马太效应）会更加不平衡。当资本实现跨越时空的“超限积累”后，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如此更加形象生动地诠释了“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资本超限积累在时间上表现为经济金融化，虚热实冷，金融业超常发展，将未来利润纷纷贴现到当下。资本超限积累在空间上表现为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就是以美元为标识的国际资本环流，美元从美国华尔街流出，最终带着增加的利润回到华尔街。美元向利润率高的地区流动，赚取收益（达到经营目标）后会向安全高地汇集，最终流向资本主义大本营—美国华尔街（或许还有英国伦敦城）—被改造，凝聚，重新出发，再形成新一轮环流。广大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讨好资本，至多只能实现一时的繁荣，之后便是动荡和危机，是被收割之后的停滞和衰退，掉进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抑或“低收入陷阱”。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人认定中国是通过市场经济、参与国际分工而实现繁荣富强的，而且就在这近几十年实现富强的，忽视前三十年的雄厚基础，忽视政府的积极作用，忽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⑧

统筹协调我国区域平衡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

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客观上的“不平衡”，主观上应以“平衡”来对冲，使之保持相对平衡，这应当是国家治理的合理政策选择。1956年，毛泽东同志用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后汇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一文，该文揭示了国家治理中十个方面的不平衡关系，而后实施的一系列以相对平衡发展为方针的政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和启示意义。在此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全国的平衡还是要的。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

中国西北地区关联国家诸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屏障。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西北地区各项发展指标，如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水平、教育文化卫生水平等一系列现代化指标，都落后于东南沿海。根据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国西北地区在地理上既是“边缘地带”东亚的一部分，也是至关重要的“心脏地带”中亚的一部分，是世界地缘政治结构体系中的多元结合部，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屏障。

中国西北地区资源丰富且品种齐全，不仅储量巨大，而且相对集中，全国已经探明的160多种矿产资源中，绝大多数在西北都有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北地区的资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现代化建设蒸蒸日上，资源需求缺口不断增大，必须充分利用国际资源，而地处“心脏地带”的中亚，富集油气等矿产资源，通过经由新疆的油气管线以及铁路运输，直接可以将这些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中国由此获得便捷、可靠的能源资源保障。有鉴于此，中国只要经营好“上合组织”，与中亚国家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就会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大后方，就能拥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脏”，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把西北这一昔日的社会发展的“后卫”，调换到经济建设的“前锋”。以新疆为代表的西北地区是名副其实的国家战略纵深，也是强而有力的战略实施臂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机械化生产力在工业总产值中只有17%，工业总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12.6%，少得可怜的近代新式工业分布极不平衡，70%左右集中在沿海⑨，内地的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过去，大西北近乎与近代新式工业绝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努力缩小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一五”期间（1953～1957年）苏联援建了156个项目，涵盖所有工业门类，实际建成150个，包括106个民用工业项目和44个军工项目，覆盖17个省区，大部分在东北和中西部。1964～1980年的“三线建设”覆盖13个中西部省区，总投资2052.68亿元，超过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400多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下，建起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进一步优化了中国的工业与生产力布局，提高了中国工业化水平，有效地平衡了地区间发展差距，增进了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

改革开放后，为加快经济建设步伐，政府采取一系列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政策，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但是，这也使得一度缩小的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的差距又被拉大。沿海地区集中了大量的稀缺资源，如相对充裕的资本、较好的基础设施、优惠的外国投资、熟练廉价的劳动力，内陆地区的有限优势，如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只能是相形见绌。沿海和内陆省份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这在教育、预期寿命、住房条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收入上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种鸿沟使富裕省份和工业化城市持久从内陆获得廉价劳动力，使差距更大。要扭转这种趋势，不能单纯依赖市场机制，必须实施一项较大的、更注重平等的发展政策。

平衡发展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必然要求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不平衡发展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必须首先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发展那些有优势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建立若干个增长极或增长中心，在增长极中创建一个或多个推进型企业，以促进这些地区的飞速发展。等到这些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再逐渐向外围地区和其他不发达地区扩散，最后达到所有地区较为平衡的发展。⑩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实现平衡发展，更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真实的资本主义逻辑，亦即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积累的逻辑是，一端是财富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⑪而且，在缺乏有效机制约束和保障的前提下，不平衡发展只会导致更加的不平衡。法国著名学者《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数据揭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⑫。贯穿《21世纪资本论》这本名著的基本逻辑是，资本积累（富人收入）达到一定规模后会自动增长，而且资本积累的增长速度会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马克思和皮凯蒂先后从微观和宏观、历史和现实、理论分析和数据归纳得出清晰结论，资本主义或市场调节必然走向两极分化，具有近乎不可辩白的真理意义。

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生产力快速提高，财富被极大地创造出来，但是世界上的发达而富裕国家还是那么几个，集中在八国集团（G8）。主要原因是，即便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或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富人们必然会转移财富，出现资本大挪移，汇聚到资本主义大本营。德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告诫，商人没有祖国，“假使由于他的活动，有些人无法在祖国生存，不得不向国外逃亡，这个时候他还可以为这批移居者作出安排，从中博取利润。在战争时期，他可以向敌人供应军火。假使可能的话，他未尝不可以把祖国的田地出卖给外国，当他卖到最后一块地时，他还可以溜到船上，把他自己输出国外”⑬。

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会不断地、严重地侵蚀共同体的基础。今天，中国的高端产业、增长动能、生产力、财富集中在东南沿海，但是，百年变局所体现的地缘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如若美西方主导“三海”联动，那么来自海上的战争威胁就越来越大，而中国海权劣势长期存在，短时期难以消除。安全态势倒逼中国必须转变发展策略，应当更加注重西北地区的发展，加大力度从不平衡发展转向平衡发展。

结语

适度的可控的不平衡，可以促进资源跨越时空流动，可以活跃经济社会文化，但是不平衡的加剧（超过一定的界限）会影响经济增长、社会和谐、政治稳定乃至国家安全，所以相应的政策取向应当以平衡政策进行对冲，缩小地区、城乡、体脑三大差别之鸿沟，以及诸如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诸多不平衡，避免形成日趋严重的叠加风险。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页。

2(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2页。

3(2)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3年11月15日）。

4(3)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30日）。

5(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553、554页。

6(1)江涌：《不平衡：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经济评论》，2001年第4期。

7(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772页。

8(1)《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9(1)这里的“沿海”，指的是长春以南，京汉、粤汉线以东，包括广东全省和北京至郑州一段铁路沿线的各城市。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5页。

10(2)郭熙保、陈澍：《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地区不平衡发展理论》，《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5期。

11(1)〔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7页。

12(2)选自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

13(3)〔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1页。

（本文原载《国有资产管理》2023年第11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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